當今中國，反腐與反顏色革命哪個重要?這個話題最近有很多爭論。它似乎是個新話題，其實是個舊話題，或者說是舊話題在當今中國的新的表現方式。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需要變革漸漸成為共識。但中國應該如何變?這個問題的共識并不那么輕易能夠獲得。這里我要再次強調我的一個主張，對于中國的改革，改不改不是問題，如何改才是問題。
西方社會構建了一種理論結構，即在歷史進步論前提下的現代與傳統，因此，中西方之間呈現出西方主動沖擊、中國被動回應的關系。按照這種理論，西方是積極的、開放的、活躍的、進步的、文明的，中國是僵化的、封閉的、麻木的、落后的、野蠻的，所謂變革當然明確地指向中國。或者說在內外兩個方面，“外”是好的，需要變革的只是中國內部、中國自己。一百多年前在中國爆發的義和團運動，至今讓西方念念不忘，因為，義和團也希望變革，但在“扶清滅洋”的旗幟下，義和團將變革的對象明確指向西方，也就是說，中國最需要的變革是反抗西方。在內與外兩個方面，在內與外兩個立場，我們地看到截然不同的主張。簡單說，西方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中國內部，中國人認為中國的問題來自外部。
實事求是地說，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都有過激和偏頗。到了五四運動時，一群有抱負的中國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這個口號的背后其實就是說“內憂與外患”都需要重視，內部與外部都需要變革。這是一個正確的主張，由此也導致中國共產黨逐步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和正確力量，導致中國革命的成功。但在這個過程中，“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并沒有順利地成為共識，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無非是重復了西方人把中國問題的核心放在中國內部的觀點。蔣介石作為基督徒，在這個問題上的偏廢和明顯的傾向性，是他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只承認內憂、不承認外患，或者只承認外患、不承認內憂，都是片面的。在明確內憂外患兩者皆存的前提下，我們看到一條清晰的線索，反帝反封建，攘外必先安內、反腐反顏色革命，只是一個舊問題在不同時代的表述。雖然說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外部環境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處于相對最安全的階段，但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當今中國不存在外患。尤其是，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頻繁發生的顏色革命充分證明了一個事實：外患的表現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對于西方來說，殖民地時代武力占有方式，在后殖民地時代終于被顏色革命取代。兩者的區別只在于，前者是西方人拿著刀槍、開著炮艦沖在前面;后者是西方人拿著金錢、提著喇叭躲在后面。因此，如果說當年的外患是崇尚武力的西方，那么現在的外患就是崇尚洗腦的西方以及他們培養的代理人。
由此，我們再回顧中國共產黨當年提出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主張，就會看到它依然具有現實意義。三座大山是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事實上，它依然是指內憂外患兩個方面，只不過把官僚資本主義當成是西方代理人特別地指明出來。所以，對于當今中國，反腐與反顏色革命，不是二者取其一，或者孰輕孰重的問題，而是同樣重要的問題，套一句老話：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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