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談“國民黨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

　　長期以來，關于“國民黨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的問題一直是人們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除了民間說法、學者觀點之外，歷史當事人如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都對這一問題有過回憶、分析和檢討。張學良參加過國共內戰(zhàn)，由于特殊的經歷，出于對國共兩黨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歷史時，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異于一般學者和其他當事人的總結。這里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存藏的張學良口述文本為主要材料來梳理張學良的相關認識。這一文本所述內容廣泛，涉及領域頗多，將歲月抽打過的個人記憶敘述得聲情并茂，將長期反復推敲過的思考結論講得既清楚又深刻。細細研磨，雖然也可以發(fā)現(xiàn)有被所處政治生態(tài)和群體記憶扭曲的痕跡，但總體上不掩其率性純真和一語破的的特色。

　　■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

　　人們盡管對戰(zhàn)略一詞內涵和外延的解釋古今中外多種多樣，但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詞無人忽略，那就是判斷、手段和目的。簡言之，戰(zhàn)略要解決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過何種手段達到什么目的的重大問題。

　　國共內戰(zhàn)時期，國民黨采取了依靠強大的軍事優(yōu)勢，對共產黨采取軍事“圍剿”，以此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的戰(zhàn)略目的。張學良在1936年就明確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國民黨戰(zhàn)略的制定者蔣介石：“共產黨您‘剿’不完!”

　　張學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確并在此后被歷史證明了的判斷?因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戰(zhàn)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見的手，這只手在暗中操縱著戰(zhàn)略的制定和實施過程，這就是“中心思想”。國民黨雖然一度是執(zhí)政黨，也控制過國家政權，但一直沒有形成中心思想。張學良直言：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說，國民黨雖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采取各種方法灌輸，但“信仰是從內心發(fā)出來的，屬于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張學良說：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黨首蔣介石也一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共產黨與國民黨正好相反，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國民黨軍隊 “根本沒有什么國家的思想。”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雜牌軍不滿；共產黨看得明白，和雜牌軍也不真打

　　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除了缺乏信仰，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癱瘓了前線指揮系統(tǒng)，也是重要原因。張學良以自己為例分析說：“當年我開始時，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么說，我就怎么做。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么回事啊!”他從三個方面進行總結：

　　第一，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不一視同仁。1935年末，東北軍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么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那么，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東北淪亡，還給東北軍陣亡將士開空頭支票?張學良說：“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干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們發(fā)現(xiàn)，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里讓胡宗南招兵……親兒子怎么都行，干兒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么?”“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于是讓共軍消滅我們。”

　　第三，幾乎所有“非中央軍”都發(fā)現(xiàn)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所以，前線軍隊有令不從。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是“剿共”前線總指揮、副總司令，指揮東北軍、西北軍。他說：“比如說楊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揮的。楊說，讓我們去打，錢呢?”“那馬家軍問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給我補充不補充?槍支彈藥我打完了我上哪兒領去?我花的錢，誰給我?兵打沒了，不許我再招，那我怎么辦?”一個前線總指揮，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兒媳婦一樣，我怎么做?沒法做了。你沒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說你看著辦吧。” “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賴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 “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

　　1935年，張學良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在那兒做打油詩。”什么“大委員委小委員，中委，執(zhí)委，監(jiān)委，委實無聊”，一個執(zhí)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張學良失望的是，汪精衛(wèi)遇刺時，“槍一響，大家都嚇跑了，連警察、警衛(wèi)，都跑了……那真是丑態(tài)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警察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xiàn)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干嘛?”“事兒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現(xiàn)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警察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就問他：‘你在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問：‘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問：‘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一個黨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于國難當頭的年代，豈有不敗之理?!

　　張學良說：“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么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么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國民黨內戰(zhàn)前途的預判基于對這一鐵律的認知，后來國民黨失敗的事實又一次驗證了這一鐵律的千真萬確。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熱衷于玩權術，導致軍心動搖，這也是國民黨軍事失敗的重要原因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一國之王，一軍之帥，如果帶頭走正道，誰敢不走正道!如果國王和軍隊統(tǒng)帥走邪道、玩權術，那自然是“國將不國”、軍不成軍。

　　張學良晚年口述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么，他就聽什么。奴才最大特點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是他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張學良說：“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么事，陳誠他不咋發(fā)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于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后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后，我就去關內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愿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么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內……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就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戰(zhàn)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里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后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后來陳誠不知在里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熱衷于玩權術，導致軍心動搖，這也是國民黨軍事失敗的重要原因。

　　■把張學良在口述中圍繞的戰(zhàn)略基本要素拼接起來，可以看出國民黨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

　　張學良在口述中沒有提到“戰(zhàn)略”一詞，有的人認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亂七八糟”，所述內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說他純是在“東拉西扯”，“胡說八道”。筆者認為，張學良口述方式雖然有失科學，但不失藝術;表述雖然有失語言規(guī)范，但不失具體生動;觀點雖然有失系統(tǒng)，甚至像火花一樣，一閃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認真研讀，就能發(fā)現(xiàn)有條邏輯鏈條貫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談“國民黨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這一問題為例，就會發(fā)現(xiàn)他的回憶和分析基本上是圍繞戰(zhàn)略基本要素而展開的，把這些“崩豆”式的敘述拼接起來，就會發(fā)現(xiàn)一位軍事家的系統(tǒng)思想在零亂中躍然紙上。

　　戰(zhàn)略首先著眼于長遠問題。那什么是長遠問題呢?當然是國家的生存和發(fā)展。國家戰(zhàn)略首先要考慮的應該是國家利益。而張學良對國民黨軍事失敗原因的分析明確指出了這一點：“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國家戰(zhàn)略是由政府官員參與制定的，由不是為了國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戰(zhàn)略還能是國家至上的戰(zhàn)略嗎?更不用指望它能解決國家長遠問題。長遠的問題要靠深思熟慮來解決，戰(zhàn)爭年代難得聚到一起的國民黨將軍們競相以低級打油詩來消磨會議時間，這樣的會議怎能有深思熟慮的戰(zhàn)略計劃出籠呢。

　　戰(zhàn)略的第二個特點是全局性。解決全局性問題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簡單界定的準則，它是一種思想方法，要排列優(yōu)先，然后選擇最有效的行動路線。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機問題上升為中國第一位全局性問題，而不是以前的“因為共產黨的存在對國民黨政權構成的威脅”。這是當時的形勢，如果“排列優(yōu)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內”戰(zhàn)略顯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動路線”。所以張學良說：“我不干了，說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寧可叛變。”國民黨放棄全局性問題，將可以動員的所有戰(zhàn)爭資源都用在內戰(zhàn)戰(zhàn)場，使本來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內戰(zhàn)中被不斷地消耗。這樣的戰(zhàn)略無疑是錯誤的。

　　戰(zhàn)略的第三個特點是高層次重大問題。什么是高層次重大問題?張學良首先強調的是產生戰(zhàn)略的基礎——思想信仰，指出國民黨因為“沒有中心思想”導致正確戰(zhàn)略不能產生。接著他指出官員的腐敗，因為任何戰(zhàn)略計劃都是要由人來把它變成現(xiàn)實，軍政官員的腐敗、具體政策的錯誤，不僅癱瘓了政府，也癱瘓了前線指揮機關。

　　張學良特別強調人心在戰(zhàn)略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特別強調國民黨軍隊不擇手段尋求勝利的愚蠢。這兩個問題張學良闡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動具體，國民黨軍隊因為不擇手段地欺壓百姓導致戰(zhàn)場上的四面楚歌，又因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對百姓的殘害更加肆無忌憚，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對百姓肆無忌憚，結果百姓“都被逼得當共產黨了”，因此紅軍“越‘剿’越多”，紅軍越多，國民黨求勝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勝利之上，而不考慮其他任何后果，則你可能將國力耗盡，而再也不能獲致和平。”

　　按照張學良的分析，戰(zhàn)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民心，而政府和軍隊統(tǒng)帥位于金字塔頂端，黨和軍隊是支撐戰(zhàn)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間部分，維系金字塔結構不散的則是思想信仰。國民黨因為“沒有中心思想”使戰(zhàn)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軍隊統(tǒng)帥的昏庸使黨心渙散、軍心動搖，最終，民心的喪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這才是國民黨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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