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從“改變世界”的角度看“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
1.確保把“改變世界”的人都踢出局
所謂“民主”、“自由”、“一人一票”等等“普世價值”的游戲規則是“解釋世界”。只要鬧“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一切就自動納入了“解釋世界”的軌道，納入了文人“公知”獨霸的“虛—實二元加權極端化處理體系”，納入了比賣嘴的競賽。要論賣嘴，誰比得過專業賣嘴“解釋世界”的文人“公知”?而對“改變世界”的人如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等來說，從“專業訓練”上已經矮了文人“公知”一頭——“改變世界”的人整天忙的正經事是打工、務農、訓練、科研等等，打交道的對象是自然界，習慣的是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等“改變世界”的那一套。讓他們跟整天專門跟人打交道、斗心眼、夸夸其談、舞文弄墨的文人“公知”比賣嘴、比“言論自由”、比“競選辯論”，誰占便宜?他們有本事、有功夫、有幫手、有條件跟游手好閑的文人“公知”比賽整天正經事不干專門上串下跳打聽消息、串通一氣、縱橫擺閡、幕后交易、煽風點火、制造輿論、控制選情嗎?如此“自由競選”保證只有能說會道夸夸其談的人才有機會勝出——文人“公知”自己都承認“美國四十多任總統一半是律師出身”、“大多數國家的以議會政治方式上臺的政治家，多是法學背景的人”，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
只要涉及公共事物，一切媒體資源——版面、篇幅、頻道、時間等等就屬于公共資源。只要是公共資源，那使用權利就應該人人平等。如果所有人的使用權利平等，那機會也應該均等。也就是說，同一件公共議題人人都應有同等機會發表意見。現實世界里95%以上的人口是“改變世界”的勞動群眾，文人“公知”最多不到人口的1%。如果公共媒體使用權利平等、機會均等，即便“一人一言”，那媒體世界中關于公共事物的發言比例也應該工農兵群眾占95%，文人“公知”占不到1%。然而如今中國輿論世界100%是文人“公知”的天下。只要涉及公共事物，時時、處處、事事唯見清一色的文人“公知”在手舞足蹈滔滔不絕，仿佛整個天下只有他們，不管到哪里都被他們包圍得水泄不通，滿眼滿耳滿腦子只有他們的說教——占人口絕大多數人的人創造了世界，卻似乎在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使用公共媒體資源的權利和機會被徹底剝奪，根本見不到哪件事能讓工農兵群眾發表意見。一個農民花自芳剛剛出來說了幾句話，馬上遭到文人“公知”劈頭蓋臉狂風暴雨般瘋狂圍剿，大有恨不得把他撕碎吞掉的氣勢。文人“公知”的聲音影響跟他們的人口比例完全不相稱，獲得的待遇與他們創造的財富根本不相稱——不創造任何財富、占人口比例微不足道的文人“公知”霸占了100%的媒體資源，不創造財富的人把創造財富的人完全排擠出一切政治舞臺，大言不慚“代表”所有中國老百姓說話——這公平嗎?如此不公平條件下的“一人一票”純粹造假——連“一人一言”都不允許，還談什么“一人一票”?沒有“一人一言”的“一人一票”豈能不假?文人“公知”根本不準絕大多數人講話，根本不準絕大多數人的意見被聽到，你那個“一人一票”不是以勢造假、以軟權力劫持綁架老百姓的思維、搶票、騙票又是什么?什么“一人一票”，實際是文人“公知”“一人多票”，普通老百姓“眾人無票”——連一個農民發言都不允許，還談什么“人人平等”、“公平競爭”、“言論自由”、“一人一票”，實在恬不知恥，不要臉到了家。
不是整天說“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嗎?只要鬧“民主”、“自由”、“一人一票”等等“普世價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改變世界”的人如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等別說“輸在起跑線上”，根本連起跑線的邊都沾不著就被踢出去了。
2.確保把文人“公知”從腐朽化為神奇，把“改變世界”的人從神奇化為腐朽。
鬧“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是為了“憲政”，“憲政”是為了“政黨輪換”，“政黨輪換”的根據是“政黨平等”。只要一“政黨平等”，共產黨跟文人“公知”的阿貓阿狗烏合之眾就平起平坐了，文人“公知”不能扎根人民、不能組織人民、不能凝聚社會的致命傷就一筆勾銷了，順便可以一舉毀掉毛澤東培育的共產黨扎根人民群眾、組織人民、凝聚社會等獨一無二的必勝絕技，自己立刻可以從只會“解釋世界”、只會賣嘴混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下三爛一步登天，跟原來獨有“改變世界”能力的共產黨平起平坐。不僅如此，只要實現“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一切就納入“解釋世界”的軌道，判斷是非不以“改變世界”的結果為準，而以“解釋世界”的能力為準，誰能賣嘴誰說了算。文人“公知”的“虛—實二元加權極端化處理體系”立刻大顯神通，“什么事情也不干，什么錯誤也不犯”的文人“公知”必無懈可擊，“改變世界”的“犯錯不犯罪”則必被歪曲為“有錯有罪無功勞”。里外里一算帳，文人“公知”的短處變長處，致命弱點變必勝王牌;“改變世界”者的長處變短處，必勝王牌變致命弱點。“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一下子就把文人“公知”從腐朽化為神奇，把“改變世界”的人從神奇化為腐朽。
(文人“公知”鬧“政黨輪換”的邏輯說白了就如同某地洪水泛濫，人人面臨滅頂之災。所有人都束手無策，唯獨一群人齊心協力成功地造了條大船把所有的人都救了出來。等脫離了危險，一伙潑皮跑了出來說，你們造船沒經過登記批準，不合法。這條船應屬于全體乘客所有，誰掌舵應通過比賣嘴來決定，由我們這些既不造船又不劃船的人來當裁判，否則就破壞了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文人“公知”不能扎根人民、不能組織人民、不能凝聚社會，沒有任何建立政權、執掌政權的能力——歷史給過他們機會，他們沒有能力抓住。他們不甘心承認歷史不會再給他們機會，不甘心承認中國古往今來一切政治力量中，只有毛澤東締造的共產黨能扎根于人民群眾、能組織人民、能凝聚全社會;不甘心承認要建立能“改變世界”救國強國的政權非毛澤東締造的共產黨莫屬，絞盡腦汁“空手套白狼”，想靠文字游戲概念詭計扭轉歷史再造乾坤，用“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實現“戰場上做不到的事，用三寸不爛之舌做到”。
3.確保權力私有
西方國家的媒體私有。據2000年統計，美國的傳媒娛樂業幾乎被五大財團壟斷。美國雖然號稱“言論自由”，媒體無數，但所有的媒體言論都不可能違背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美國職場規則第一條：知道誰是老板(Who’s the boss.)據美國最新發布的2014年度最佳職業報告，美國職業排行第一是數學家，倒數第一是記者。可見文人“公知”在西方國家并不怎么值錢。吃媒體飯的人早被資本馴得服服貼貼，決不敢越軌過線。
既然媒體私有，那“自由選舉”出來的權力就不可能公有——媒體私有，媒體控制的軟權力就私有，軟權力私有，軟權力控制的“自由選舉”出來的硬權力就必然私有：“權力跟著政客走，政客跟著選票走，選票跟著輿論走，輿論跟著媒體走，媒體跟著資本走”，歸根到底是誰是老板誰說了算，誰是大財團大資本家誰說了算。既然“自由選舉”的結果取決于輿論，輿論取決于媒體，而媒體不能違抗大老板，這就決定“自由選舉”的結果永遠不能違抗大老板，決定媒體私有下的所謂“權力不能私有”完全是一句空話——少數有錢人通過操縱媒體控制多數人的思想，以“民主”的形式獨裁。
4.確保文人“公知”通過“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實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不必負任何責任。
中國媒體尚未被中國富可敵國的超級財團全部徹底壟斷，因此中國文人“公知”得以神氣活現，得以“山中無老虎，猴子充大王”，得以利用“絕對言論自由”一手遮天——只要他們能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就能憑不到1%的人口獨霸100%的輿論世界。獨霸了輿論世界，文人“公知”就能操縱“民主選舉”，把一切“改變世界”的人全部踢出局，確保不管誰當選都不脫離文人“公知”的“頂層設計”，使文人“公知”的意志通過政權付諸實施，實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出現什么災難性后果，責任都是“全體選民”的，后果都由老百姓承擔，文人“公知”半點責任不負——前蘇聯瓦解崩潰、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改革代價”、“下崗三千萬”、借“7.23動車事故”妖魔高鐵導致巨大損失……“頂層設計”了這一切的文人“公知”們承擔了半分責任沒有?
所謂“民主”、“自由”、“一人一票”等等“普世價值”說白了就是“詐騙比賽”，強迫人們從一群詐騙犯里選擇一個最能扯蛋的，從一群文人“公知”里挑選一個最能裝蒜的;看誰能用一堆空話白撈一個國家，用一堆空話毀滅一個國家。
5.確保中國分裂瓦解崩潰
所謂“言論自由”、“自由競選”、“一人一票”等等全是比“解釋世界”，等于專為文人“公知”量體定造——把“改變世界”的人全踢出局，只有會賣嘴的留得住。
政府是用來干什么的?是用來“解釋世界”的，還是用來“改變世界”的?是用來說空話的，還是用來干實事的?如果是用來說空話的，那何必有政府?如果是用來干實事的，那在“普世價值”的體系中卻只能從只會說空話的人里選干實事的，不折不扣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這就決定“公知民主”只能是為了賣嘴用的，不是為了干事用的。它核心的一條就是干不成事——只有“什么事情都不干”才能“什么錯誤都不犯”，才能在這樣的體制中有機會勝出。這樣的機制只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臃腫遲鈍、顢頇無能的機制。
“什么事情都不干才能什么錯誤都不犯”的游戲規則決定“自由競選”只能走向“逆向競爭”——靠造謠誹謗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既然“什么事情都不干”，那就不可能靠“改變世界”的成就取勝。要競選勝過別人就只能挑別人的毛病——根據相對論，貶低了別人，就等效于抬高了自己。美國暢銷書《出類拔萃之輩》承認，如此競選“結果是不去尋找最有才能、最有智慧的人物，而是去尋找污點最少、受到的反對最少的人物。”“對他們的選擇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才能和智慧，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庸庸碌碌”“這個社會所謂最優秀的、最卓越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最不誠實、最會欺騙人的人。”
已經取得絕對支配地位的西方國家壟斷財團的利益不需要國家分裂，因此媒體輿論的“言論自由”有底線——不得導致國家瓦解分裂。這就使其“逆向競爭”受控制。其他國家地區的“言論自由”無此底線，“逆向競爭”無任何制約，結果就是惡性發展，不擇手段挑撥離間煽動敵對——前南斯拉夫1990年7月通過《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結果：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于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于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于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
為什么“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逆向競爭”——沒有成就和魅力把選票吸引到自己這兒來，就只有靠恐懼和仇恨把選票從別人那里驅趕走。這種招術你會干別人也會干，人人爭先恐后變本加厲，結果必然是制造仇恨和對立。
歷史上凡野心家陰謀家無不靠煽動盲目仇恨的“逆向競爭”來贏得“民主選舉”——希特勒靠煽動對共產黨和猶太人的盲目仇恨上臺;美國政客靠煽動對中國人的盲目仇恨、制造“排華法案”爭取選票，麥卡錫靠煽動對共產黨的盲目仇恨和恐懼紅極一時;陳水扁靠煽動對“外省人”的盲目仇恨執政;前南斯拉夫的2百多個政黨靠煽動盲目民族仇恨生存……
前南斯拉夫如此，中國如果按“普世公知”的“民主競選”也必然如此——毛澤東說，“差異就是矛盾”。正常情況下族群、宗教、習俗、文化、籍貫等等差異性矛盾并非對抗性矛盾，但一旦蓄意煽風點火無限擴大，任何差異性矛盾都會迅速激化對抗。“逆向淘汰”的“自由選舉”一旦沒有底線，就必然走向利用上述差異激化矛盾，煽動盲目仇恨——既然中國的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分裂瓦解中國，那他們自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煽動盲目仇恨制造分裂：煽動對毛澤東的仇恨、煽動對共產黨的仇恨、煽動對文革的仇恨、煽動對中國革命的仇恨、煽動對老百姓的仇恨——“上海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廣東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東北人如何如何”、“北方人如何如何”、“南方人如何如何”……還沒搞“多黨制”，種種仇恨煽動就已經泛濫成災了，一旦搞“民主競選”豈能不變本加厲肆無忌憚?豈能不使中國四分五裂?如今“分裂中國有理”的論調不是已經肆無忌憚了嗎——“這個世界上彈丸之國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這個有戰略縱深的大國國民差。大一統腐敗落伍，分裂很好，歐洲那么多小國家，德國法國都試圖統一歐洲，結果呢?”“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統有什么好處?其實，中國人，最適合的就是小國寡民的形態!!”“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權都面臨競爭的壓力，需要不斷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結果，經濟反而得到巨大發展，創造了歷史上的最好記錄，文化也得到繁榮，人權狀況也是歷史上的較好時期”……(凱迪網絡)
既然“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用途如此之大，因此文人“公知”必鬧“普世價值”，鬧鬧“普世價值”者必文人“公知”。
6.新形式的突然襲擊不宣而戰
烏克蘭危機是怎么鬧起來的?一幫“民主人士”找了個借口鬧“街頭革命”，上了街就不走了，馬上有人管吃管喝管發錢，曠日持久越鬧越兇，從“和平示威”演變成“公民抗命”，最后變成內戰，然后是西方國家的干涉——經濟制裁俄羅斯。科索沃、利比亞、敘利亞內戰的發展演變方式也差不多，也是從“街頭革命”、“顏色革命”開始，也是上了街就不走了，也是馬上有人管吃管喝管發錢，曠日持久越鬧越兇，從“和平示威”演變成“公民抗命”，最后變成內戰，然后是西方國家的干涉——武力干涉。如今的香港“占中”還是這個路數：找了個借口鬧“街頭革命”，上了街就不走了，馬上有人管吃管喝管發錢，曠日持久越鬧越兇，從“和平示威”演變成“公民抗命”——可以料定，如果香港“占中”導致中國發展成烏克蘭那樣的動亂，西方國家會按照烏克蘭方式搞經濟制裁;如果更進一步變成中國內戰，那西方國家科索沃、利比亞方式的武力干涉就不是不可能了。
稍微有點常識就可以明白，自發性的上街示威不可能持久，能霸住街頭賴著不走的必有組織有外援——正經人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光泡馬路吃什么?所有長期賴在街頭的“馬路專業戶”必定有人出錢，而且錢必定最終來自國外。“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外國出錢決不白出，必定有回報。什么回報?制造動亂，為外來經濟制裁、制造危機、引發內戰、最終武力干涉打前站制造借口和條件——沒有持續的“和平街頭示威”，只要持續上街就是暴力：持續上街即不可理喻——香港“占中”與反“占中”街頭辯論，誰能說服誰?不可理喻即暴力。街頭暴力即動亂。這是必然的因果關系。
此次香港“占中”實際是一次隱形的不宣而戰：精心策劃把香港變成中國的烏克蘭，利用“占中”鬧成大動亂，好有借口對中國搞經濟制裁，趁勢開始新的冷戰，以扭轉自己的全面頹勢。如果中國文人“公知”還如同幾年前那樣勢力龐大氣焰囂張，動不動就能掀起傾向性輿論狂潮，象歪曲“罵狗”事件瘋狂圍剿孔慶東、捏造“轟炸東京”謊言瘋狂圍剿鷹派軍人、借“7.23動車事故”瘋狂圍剿高鐵、借“《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風波”猖狂要挾中共中央罷免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借新聞敲詐瘋狂要挾辦案警察……那么他們輕而易舉就能跟“港鬧”們遙相呼應里應外合把“占中”鬧到大陸來。如果中國還象“23條”、“國民教育”時那樣一鬧就讓，如果不是近兩年的反腐打老虎讓文人“公知”一邊教唆腐敗一邊散布“中共=腐敗”的陰謀破產、讓老百姓對共產黨的信任開始回升、如果不是中國老百姓已經看透了“顏色革命”的虛偽、對“港鬧”嗤之以鼻，那么他們把香港的“占中”泛濫到大陸的陰謀必定得逞，在科索沃、烏克蘭、敘利亞等國發生的動亂必定通過香港同樣發生在中國。雖然這次不宣而戰未能得逞顯得表面上一切“正常”，但實際上刀光劍影殺氣騰騰兇險之極。中國人能與科索沃、烏克蘭、敘利亞的命運擦身而過并非僥幸，起碼過去這兩年的反腐努力沒白費。
把上述國家地區發生的事串起來看就可以看出貫穿著一條黑線，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顏色革命”——“公民抗命”——街頭暴亂——經濟制裁——經濟危機——全面動亂——內戰分裂——外來干涉。
美國小說《戰爭風云》說：“拿破侖就是一個。他也有一條宣傳戰線，他還沒有開槍，就削弱了敵人。是啊，他是把自由、平等、博愛帶給全體歐洲人的。好了，這下他把歐洲大陸弄得滿目瘡痍，血流成河，一連過了十多年，人們才看透了他，把他抓住，放逐到一個巖島上。”
由此可見“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早在拿破侖時代就已經是對外戰爭的武器，而且是開路先鋒：“還沒有開槍，就削弱了敵人。”如今從科索沃、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直到香港的內亂外患演變過程可以發現西方國家已經不聲不響把“普世價值”發展成一種新的戰爭模式——不是人們高度警惕的《巴巴羅薩》那種突然襲擊，不立即造成敵我陣線分明的你死我活的直接戰爭狀態，而是先通過文人“公知”在“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名義下制造政治事端，發展成為動亂內戰，然后在“支持民主運動”、“保護人權”的名義下予以物質支持，同時發動經濟戰制造全面的經濟危機，以求引發全面動亂乃至國家分裂，從而大大削弱你的實力。到那個時候武裝干涉才會提上日程——如果直接侵略中國，那就要從反面動員中國老百姓一致對外，就要面臨中國人的同仇敵愾。而先利用文人“公知”靠“普世價值”發動“顏色革命”分裂中國制造動亂呢?那這個問題立刻迎刃而解——《紅樓夢》里的探春說：“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 才能一敗涂地呢!”同樣，中國這樣的大國，“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通過文人“公知”這些內應“為民主而分裂”、“為民主而暴力”、“為民主而‘暫時’動亂”……制造出分裂動亂內戰，“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前方與后方無區別。如今的新戰爭模式則使平時與戰時無區別——把意識形態戰、政治戰、經濟戰、軍事戰等所有戰爭模式密切結合在一起，相互配合，綜合運用，看具體情況進展而有所側重，有形戰爭和隱形戰爭密切結合，讓人分不清究竟是平時還是戰時，甚至分不清究竟是襲擊還是“演習”：你無備就是襲擊，有備就是“演習”;得手就是襲擊，失手就是“演習”——就象武林高手出招，你防得住就是虛招，防不住就是實招。比如這次香港“占中”，如果能鬧得起來就要變成新的科索沃、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因為鬧不起來才按“雨傘猴戲”草草收場。這樣的新戰爭方式不是以原子突襲、導彈突襲等火力突襲開始，而是以“公知”突襲、“普世價值”突襲、“街頭革命”突襲開始，用“公知”武器、“普世價值”武器、“街頭革命”武器等沒有硝煙的武器打頭陣。如果得手，則立即升級，有硝煙的戰爭將隨后而至;如果得不了手，則馬上算是“演習”，嘴炮代替火炮，暗中尋找下一次機會。在這種新總體戰模式面前，和平與戰爭往往只差毫厘，動亂可以迅速轉化為大戰，內亂可以迅速引來外患。只知道應對傳統的單一戰爭模式的思維和對策已經過時。
在現代條件下，搞垮滅亡一個國家最有效、最徹底、最“經濟”的辦法是使該國內亂分裂。而使一個國家內亂分裂最有效、最徹底、最“經濟”的辦法是利用文人“公知”這些拿筆的敵人制造動亂。科索沃、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等國家都是靠文人“公知”打前站，先內亂后開戰。所以說，文人“公知”是外部敵人摧毀中國最得力、最陰險、最惡毒、最“便宜”的工具，是最壞最危險最惡毒的敵人，文人“公知”鬧“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實際是不宣而戰、突然襲擊。
7.確保虎狼當道
人性是后天的，是“改變世界”的產物，只有參與“改變世界”的人才會養成人性;獸性是先天的，只有通過“改變世界”養成人性的過程才能被逐漸消除。不能或不肯靠“改變世界”生存的文人“公知”當然只有獸性沒有人性，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衣冠禽獸。“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說到底就是確保沒有人性只有獸性的文人“公知”壟斷政權，也就是說確保虎狼當道。
這決不是說“改變世界”不需要民主自由。“改變世界”有“改變世界”的民主自由。“改變世界”的民主自由是為“改變世界”服務的手段和工具——如何更好、更有效、更成功地“改變世界”，以“改變世界”的結果為衡量標準，不得妨礙“改變世界”的目標。比如：“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諸葛亮會”、“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發揚民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批評與自我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論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到底，“解釋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本質是保證獸類當道，“改變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本質是保證人類當道。
參考閱讀
黎陽：“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1-5)——僅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１２１周年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