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三大批判”的《資本論》

　　【作者簡介】白剛，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吉林大學農學部公共教學中心

　　【內容提要】 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之謎”進行解答的、馬克思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資本論》，絕不僅僅是一部單純的經(jīng)濟學著作，而是他“三大批判”——哲學批判、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批判——所指向的“對現(xiàn)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的具體結晶。馬克思的《資本論》真正體現(xiàn)了“三大批判”的統(tǒng)一，實現(xiàn)了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的革命性變革。

　　【關 鍵 詞】《資本論》/哲學批判/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空想社會主義批判

　　馬克思主義是作為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批判而存在的，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批判絕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外在說教，而是通過“三大批判”——哲學批判、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批判——所指向的“對現(xiàn)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而具體實現(xiàn)的。從《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融匯著這三大批判，而且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現(xiàn)實的歷史”即資本主義社會，并由此構成“超學科”的、作為“一整塊鋼鐵”而存在的否定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①特別是馬克思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資本論》，更是他“三大批判”的具體結晶。對此，恩格斯曾指出：“1867年在漢堡出版了《資本論。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第一卷，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這部著作敘述了他的經(jīng)濟學觀點和社會主義觀點的基礎以及他對現(xiàn)存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后果進行批判的基本要點。”②馬克思的《資本論》真正地實現(xiàn)了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的革命性變革。

　　一、《資本論》的哲學批判：反對“抽象對人的統(tǒng)治”

　　馬克思《資本論》的哲學批判，并不僅僅是所謂的“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法的實際運用，而是通過“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深入物與物的關系掩蓋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背后，揭示和破解人被“抽象”奴役和統(tǒng)治的原因及“秘密”。

　　在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之后，人突破“神圣形象”的控制，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但馬克思卻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③，反而“個人現(xiàn)在受抽象統(tǒng)治”④。在馬克思的視野里，他所面對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根本事實就是“抽象成為統(tǒng)治”。但這個“抽象”到底又是什么?按馬克思緊接著的解釋，“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tǒng)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xiàn)”⑤。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就是現(xiàn)實社會中的作為物質關系而存在的商品、貨幣和資本，“資本”成了作為“非神圣形象”統(tǒng)治人的“看不見的手”。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紀，至上的實在不再以超驗的上帝(即關于人與自然的神秘化觀念)的身份在天國實行統(tǒng)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驗的‘經(jīng)濟’(即拜物教化的人類物質產品)的身份實行統(tǒng)治。”⑥資本作為上帝出現(xiàn)了，一躍而成為商品世界的統(tǒng)治者。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與古典經(jīng)濟學的絲絲縷縷的關聯(lián)：正是那個抽象的“一”(本質)——絕對精神幻化成了資本在現(xiàn)實經(jīng)濟中作為“普照的光”的統(tǒng)治地位。⑦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與理性形而上學結成了“神圣同盟”，二者相互拱衛(wèi)，共同實現(xiàn)了“抽象對人的統(tǒng)治”。

　　在馬克思看來，“抽象”之所以能成為統(tǒng)治與資本的“主體本性”有關。資本的主體本性就是無限增值自身，而為了增值自身，就必須把一切都納入資本的強大同一性邏輯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這種“主體性力量”是以資本增值為核心的市場交換價值體系具體體現(xiàn)出來的。“交換價值”和“交換原則”成了壓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無堅不摧的強大同一性“暴政”下，人與物的一切關系都被顛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過來控制和奴役人。資本具有了控制的主體性。這其實正是馬克思“桌子跳舞”的隱喻的真實意蘊：資本的主體性同一化魔力顛倒、控制了一切。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抽象勞動”本來只是標示了諸種感性活動之感性結果之間的同一性，以便確立商品的一般交換價值。但是，現(xiàn)在它成了主體，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體，成了被它所構造的東西，這就是“資本原理”。⑧在這一意義上，科西克認為“抽象成為統(tǒng)治”就是一個“偽主體”：“死勞動統(tǒng)治活勞動、物統(tǒng)治人、產品統(tǒng)治生產者、神秘的主體統(tǒng)治真實的主體、客體統(tǒng)治主體”⑨，它是一種“顛倒的主體”。而抽象之所以能實現(xiàn)統(tǒng)治，馬克思認為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與“理性形而上學”——主體性哲學的“聯(lián)姻”和“共謀”：這兩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質，使之能夠成為夷平一切差別、剪滅各種內容和質的力量，并從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進取—擴張的力量。對此，國外學者沃克曾形象地把資本的抽象力量比喻為“抽象的病毒”：“資本是抽象的病毒。它進入所有的社會關系，破壞這些社會關系并且使之制造更多的抽象關系。它是一種具有兩面性的病毒形態(tài)。它將每一個定性的和特殊的關系轉變成一個定量的和普遍的關系。”⑩而資本作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痼疾。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一部資本主義的歷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歷史”(11)。

　　在馬克思哲學的視野中，作為“抽象”統(tǒng)治人的“資本”，實質乃是一種啟蒙的理性神話所造成的強大的“同一性邏輯”的“感性顯現(xiàn)”，它與主體性哲學具有無法割舍的“姻親”關系。資本是主體性哲學的動力和世俗根基，而主體性哲學則是資本的靈魂和理論框架。在這里，資本的主體性本質與主體性哲學的資本本質是內在統(tǒng)一的。在資本主體性的控制下，人的發(fā)展采取了物的發(fā)展的形式，人類歷史不再是人本身的歷史，而是資本發(fā)展的歷史。正因如此，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guī)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chuàng)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在此情況下，“勞動的現(xiàn)實化竟如此表現(xiàn)為非現(xiàn)實化，以致工人非現(xiàn)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對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xiàn)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tǒng)治”。(12)在這里，人及其勞動只是資本增值的工具，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強調“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shù)眠€要牢”，甚至還“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13)因此，正是資本導致了人的異化——“主體性的顛倒”——對人的本質的扭曲。對此，海德格爾高度評價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異化的批判和揭示優(yōu)于和高于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和薩特的“存在主義”：“因為馬克思在體會到異化的時候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的觀點比其余的歷史學優(yōu)越。但因為胡塞爾沒有，據(jù)我看來薩特也沒有在存在中認識到歷史事物的本質性，所以現(xiàn)象學沒有、存在主義也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資格和馬克思主義交談。”(14)海德格爾的這一評價，實際上揭示和論證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深刻性和優(yōu)越性。對于這一深刻性和優(yōu)越性，海德格爾晚年又在一個討論班上進行了具體指認：現(xiàn)今的“哲學”只是滿足于跟在知性科學后面亦步亦趨，這種哲學誤解(或根本不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兩重獨特現(xiàn)實”——“經(jīng)濟發(fā)展”與這種發(fā)展所需要的“架構”;然而，馬克思卻“懂得”這雙重的現(xiàn)實。(15)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自己所強調指出的：我們不僅要看到資本的“物質”方面，更要看到使資本成為資本的“形式規(guī)定”。(16)而要真正把握資本的這一“形式規(guī)定”，就必須如馬克思自己所言：分析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而必須用“抽象力”(17)——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這實際上表明馬克思反對一切對資本主義的“實證主義”理解，而是強調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最為深刻的哲學批判。

　　在馬克思看來，“抽象成為統(tǒng)治”使物與物的關系贏得了對人與人的關系的主宰地位，這種顛倒的表象作為歷史規(guī)律把人約定在物的必然王國中，那個抽象的“看不見的手”作為一種無人性完全把人的邏輯淹沒在主體性資本的總體發(fā)展之中了。對資本造成的這種社會狀況，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盧卡奇也有過明確的解釋：人們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擺脫了、扔掉了純“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實際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時在這種自己建立的、“自己創(chuàng)造的”的現(xiàn)實中，建立了一個包圍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樣無情的規(guī)律性和他們相對立，就像從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正確些說：用這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社會關系)所做的那樣。(18)在這里，無情的不是抽象本身，而是抽象的立腳點——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發(fā)展的無情。(19)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無限增值而對雇傭勞動的支配，致使資本成了一種無形的抽象力量，取代和控制著人的一切，人毫無真實的自由可言。對此，黑格爾曾深刻指出：“在這種抽象的世界里，個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內心中尋求現(xiàn)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滿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這種抽象當作實存的主體，——這就是說，逃避到主體本身的內心自由中去。”(20)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否定這種抽象關系對人的統(tǒng)治，特別是這種統(tǒng)治又采取了物的形式，仿佛表現(xiàn)為不是人的關系，而是一種自然的關系和規(guī)律。但這實質上卻是一種更為恐怖的統(tǒng)治：“無人統(tǒng)治并不必然意味著無統(tǒng)治，在某些情形下，它甚至會演變?yōu)樽顨埧嶙顚Ｖ频男问健?rdquo;(21)

　　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為資本主義唱贊歌——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而是運用辯證法(抽象力)，抽象(還原)出資本的全部現(xiàn)實生活關系，對現(xiàn)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從而推翻“抽象”奴役人的一切關系，“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xiàn)實基礎”(22)。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根本上就是“人類自由的辯證法”。對此，當代英國學者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發(fā)現(xiàn)了摧毀資本主義的道路，“他以像黑格爾解釋世界同樣深刻的方式，完成了解釋(理解)資本主義的哲學任務”(23)。在此意義上，阿爾都塞通過閱讀《資本論》也得出：馬克思的全部功績就在于使李嘉圖黑格爾化、辯證法化(24)，也就是說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思考已經(jīng)構成的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統(tǒng)治人”的本質。也正因此，列寧才強調馬克思雖沒有留下“大寫的邏輯”，卻留下了“《資本論》的邏輯”，而且進一步指出“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25)。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貫穿著“對現(xiàn)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的辯證法，而且是變革了“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全部的“獨立的哲學”。雖然馬克思的批判沒有以傳統(tǒng)哲學固有的方式來表達，但是，《資本論》還是孕育著對于以往“哲學史”總體之批判。(26)

　　二、《資本論》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破除“普遍永恒資本的幻象”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乃是解開現(xiàn)代社會秘密的一把“鑰匙”：“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jīng)濟學中去尋求”(27)。馬克思的《資本論》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加以“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揭示和剖析了資本的“秘密”，并斷言資產階級必然滅亡的命運和共產主義的前途。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野蠻社會的“病理學診斷”，是資本主義世界自我摧毀過程的歷史。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曾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的政治經(jīng)濟學，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做歷史上過渡的發(fā)展階段，而是看做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28)所以，資產階級的經(jīng)濟學家普遍對資本持一種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態(tài)度，認為資本的“物化本質”是自然的、非歷史的普遍永恒存在。但馬克思卻敏銳地認識到，資產階級的經(jīng)濟學家對資本本質的這一指認，使“資本存在于一切社會形式中，成了某種完全非歷史的東西”，因而“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guī)律偷偷地塞了進來”。(29)對此，馬克思批判道：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fā)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而這正是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30)因此，馬克思《資本論》的主要課題就在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對“價值形式”進行批判性闡釋，來打破與經(jīng)濟學或貨幣經(jīng)濟的歷史一樣有歷史的、古老的“偏見”，(31)從而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和“特殊性”，最終破除資本非歷史性的實證主義“幻象”，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它“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2)。因此，資本的形成和增值絕不是表面上古典經(jīng)濟學家們所說的是由于商品的“交換”和“流通”，而是在于商品的“生產”，也即廣大工人的勞動：“勞動(活的、合乎目的的勞動)轉化為資本……這種轉化只有在生產過程本身中才得到實現(xiàn)”(33)，所以馬克思強調“資本是通過占有他人勞動而使自己的價值增值”(34)的。對此，馬克思還進一步解釋道：資本通過同工人交換，占有了勞動本身;勞動成了資本的一個要素，它現(xiàn)在作為有生產能力的生命力，對資本現(xiàn)存的、因而是死的對象性發(fā)生作用。也就是說，資本之所以能夠無限增值，是因為資本作為“死勞動”占有和控制了工人的“活勞動”所致。若沒有工人的活勞動，資本就只能是死的、僵化的抽象物。針對這一點，馬克思還專門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作了深刻的說明：“勞動是酵母，它被投入資本，使資本發(fā)酵。”(35)對于資本的這一“瘋狂的自我增值”本性，當代歐洲著名的思想家齊澤克稱之為“資本唯我論的自我受精”(36)，是非常精辟的。但是，當資本家“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對象性合并在一起時，他就把價值，把過去的、對象化的、死的勞動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自行增值的價值，轉化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37)。而資本作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里控制一切的魔力，這種魔力致使資本主義社會變成了“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38)。而人、人的勞動等等反而都成了資本增值自身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成了支配一切的權力，資本的力量影響和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在這里，資本邏輯代替了黑格爾“無人身的理性”成為最高裁判者：一切都必須在“資本”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而在資本邏輯的統(tǒng)治之下，整個社會必然處于永不停息的動蕩不安之中，因為“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39)。因此，“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使“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40)在此情勢之下，一切穩(wěn)定的價值信念必然變得不確定了，一切可靠的價值準則都被動搖了，任何想找到一個堅實的價值立足點的希望，在資本裹挾一切的騷動力量面前，都被無情地擊碎了。對此馬克思強調：“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jīng)仿佛用法術創(chuàng)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xiàn)代資產階級社會，現(xiàn)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41)——“資本”了。這其實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所揭示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基點的資本邏輯的“自反性”——“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xiàn)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42)。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按其本質而言具有一種力量：它能把人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變成它自己的反面。

　　然而，資本的這種同一性邏輯的自反性力量，并沒有為馬克思同時代的、甚至是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論家或經(jīng)濟學家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僅將其看做資本的天性和普遍永恒本質。馬克思認為，這種對資本的非歷史的實證主義態(tài)度，必然使資本及資本主義制度永恒化。對此，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一再申明一個觀點：資本主義生產是歷史的、暫時的、因而是必然滅亡的東西，但國民經(jīng)濟學沒有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勞動和資本分離的根源的“鑰匙”。“與資產階級經(jīng)濟學家不同的地方是：馬克思認為自己的任務恰恰在于找出理解勞動與資本對立的基礎與原因的鑰匙”(43)，從而揭開古典經(jīng)濟學家罩在“資本”身上的這一“神秘主義”面紗。馬克思之所以是馬克思，其偉大之處就在于他不但看清了這一點，而且還揭示出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資本本身”——資本的無限增值必然導致“經(jīng)濟危機”(44)。經(jīng)濟危機正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病根”。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的歷史透視和分析，逐漸認識到資本為了使自身無限增值，就必須要求資本為勞動和價值的創(chuàng)造確立明確的界限，但這種界限又是和資本無限度地擴大勞動和價值創(chuàng)造的趨勢相矛盾的：“資本一方面確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驅使生產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45)正是這一矛盾，決定了“資本的本質”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資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46)正因如此，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47)——資本在運動中創(chuàng)造了未來它自己被廢棄的條件。所以說，資本還在積極作用于它自己的終結。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國外學者戈德利爾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就在于他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等所作的分析，“真實地再現(xiàn)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以顛倒的形式表現(xiàn)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或觀念上的各種“事實”，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帶有的那種“虛幻性”。(48)日本學者柄谷行人也強調，馬克思的“經(jīng)濟危機”明確指示，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不僅不是物質的，甚至是一種幻想形態(tài)。馬克思的這一視點體現(xiàn)在《資本論》里，且使得他對古典經(jīng)濟學之根本性批判成為可能。(49)

　　應該說，對資本非歷史性和永恒性的揭示和批判，一直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的終生事業(yè)。對此，阿爾都塞強調：“馬克思從《哲學的貧困》到《資本論》對古典經(jīng)濟學提出的根本的責難，是指古典經(jīng)濟學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范疇的非歷史的、永恒的、固定不變的和抽象的概念。”(50)柄谷行人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所做的工作，既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意識的體系化”(=古典經(jīng)濟學)之批判，也是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結構”之照明。(51)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通過對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支柱——“資本邏輯”的批判分析，最終揭開了罩在資本身上的“神秘面紗”：資本的自我增值必將導致資本邏輯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進而資本主義最終將自取滅亡。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就是在“批判性”和“具體人道主義”方面最為徹底的革命世界觀的邏輯。而且，只有這樣的“批判”才能使我們透過社會的“實物世界”看清真正人間的現(xiàn)實，才能使我們透過客體化了的所謂靜止不動的結構，揭示出人類自主活動的“可能性”。也正是這樣，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才能這么深刻地深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guī)律，把它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有機整體，并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勢必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代替的那個歷史傾向”(52)。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經(jīng)濟王國中的“資本”絕不是非歷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現(xiàn)實的“歷史性存在”。而馬克思只有運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方能為我們呈現(xiàn)出資本“幽靈般的現(xiàn)實性”(馬克思語)——揭開資本主義的“歷史之謎”。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在本質上就是對資本主義非歷史的實證主義“幻象”的徹底歷史反動。

　　三、《資本論》的空想社會主義批判：追求“自由王國”的真正實現(xiàn)

　　馬克思通過《資本論》的哲學批判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揭露了“抽象”統(tǒng)治人的秘密，破除了資本“普遍永恒存在”的神話。但馬克思的興趣不在于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不在于抽象概念，也不在于靜態(tài)的、自我保護的、自我平衡的體制，他真正關注的是與人類實現(xiàn)人的目標有關的資本主義社會運行和發(fā)展的情形。(53)馬克思“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使現(xiàn)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進而“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yè)，參加現(xiàn)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yè)”，(54)從而不斷推動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對于《資本論》之于無產階級的解放意義，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曾強調：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各地的工人階級越來越把這些結論看成是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因而《資本論》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jīng)”。(55)但馬克思追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和“自由王國”的實現(xiàn)，絕不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者的抽象說教和烏托邦空想，而是在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社會創(chuàng)造的有利條件的前提下，在進一步否定和批判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實現(xiàn)的。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為了實現(xiàn)自身的增值，就必須不斷地變革現(xiàn)有前提、發(fā)展生產力，因此也就不自覺地為資產階級社會里人的自由和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和條件。“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fā)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fā)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tài)的各種要素的創(chuàng)造，(56)從而為“自由王國”的實現(xi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概括來說，其一，資本創(chuàng)造了剩余勞動。“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chuàng)造這種剩余勞動，即從單純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存的觀點來看的多余勞動，而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即一方面，需要發(fā)展到這種程度，以致超過必要勞動的剩余勞動本身成了從個人需要本身產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勞，由于世世代代所經(jīng)歷的資本的嚴格紀律，發(fā)展成為新的一代的普遍財產，最后，這種普遍的勤勞，由于資本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實現(xiàn)這種欲望的條件不斷地驅使勞動生產力向前發(fā)展，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fā)展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57)資本之不斷縮減必要勞動、增加剩余勞動的特性，將使剩余勞動即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普遍需要，并且這種財富本身就是人們在普遍交換中造成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等個性發(fā)展的普遍表現(xiàn)。由于生產力的發(fā)展，那些不適合人去從事的繁重勞動，改由機器去做，因此導致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且勞動強度也日益減弱，從而使人能夠獲得更多的剩余勞動時間，來從事自己喜歡的活動，來進一步張揚自己的個性。而這一切都是資本不斷創(chuàng)造剩余勞動帶來的必然結果。對此馬克思總結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勞動，正如我們已經(jīng)看到的，是資本的必然趨勢。”(58)

　　其二，資本創(chuàng)造了剩余(自由)時間。“剩余時間首先是作為工作日中我們稱為必要勞動時間的那部分以外的余額而存在的”(59)，資本創(chuàng)造了剩余勞動，從而也創(chuàng)造了剩余時間。“資本的規(guī)律是創(chuàng)造剩余勞動，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由此產生了資本要盡量多地創(chuàng)造勞動的趨勢;同樣也產生了資本要把必要勞動減少到最低限度的趨勢。”(60)資本把必要勞動減少到最低限度，同時就是把剩余時間增加到最大限度。只有大量剩余時間開始出現(xiàn)，人的自由和全面發(fā)展才真正成為可能。因此，“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chuàng)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fā)展”，也即“個性得到自由發(fā)展”。(61)由此，在《1861-1863年經(jīng)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時間是生命本身的尺度”，而且進一步強調“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fā)展的空間”。(62)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的發(fā)展之所以由“依附性”過渡到“獨立性”，再到實現(xiàn)“自由個性”，正是資本大量創(chuàng)造剩余時間的結果。對此，馬克思強調：“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而它的根本條件就是“工作日的縮短”。(63)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甚至認為“創(chuàng)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資本的主要使命”(64)。在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的描述中，核心因素之一就是“解放時間”的問題。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全面的”的個人的發(fā)展，首先依賴于他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自由時間必不可少。對此，英國有學者認為“時間在馬克思的未來社會中具有基本的作用”(65)，國內也有學者認為《資本論》就是馬克思的“存在與時間”(66)。

　　所以說，資本主義生產不過是在為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明確斷言：“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67)這正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新代表人物維爾默所指認的：資本運動的邏輯不允許任何回到一種既是資本主義的又是公正的社會秩序的企圖。(68)因此，資本運動釋放了一種原動力，它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資本的集中、經(jīng)濟危機和大眾貧困，而這兩者只有通過超越資產階級“生產秩序”的“聯(lián)合起來的生產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得到合理的控制。“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xié)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9)對此，英國學者麥克萊倫認為，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中心議題就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以及建立沒有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諸種可能性”。(70)對于這種“可能性”的實現(xiàn)，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又進一步指出，只有在否定和超越資本主義“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建立和實現(xiàn)“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fā)展”的“自由王國”：“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guī)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fā)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71)

　　而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由于缺乏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哲學高度，無法真正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形式規(guī)定”，直接將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永恒化，認為導致無產階級貧困和異化的原因僅僅在于“貨幣”。因此，他們主張建立一種公平的交換制度，廢除貨幣就成了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改革方案。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蒲魯東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約翰·勃雷都認為“貨幣”是資本主義一切罪惡的根源：資本家之所以成為工人階級生產出來的財富的代表，是因為他們擁有貨幣，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發(fā)行貨幣，這就造成工人階級不僅要為自己生產，還要為他人生產，因此需要改變資本家獨霸貨幣的局面，以勞動成本作為交換的標準。(72)怎樣消除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而直接實現(xiàn)勞動之間的交換呢?蒲魯東主義者主張，以銀行發(fā)行的直接代表勞動量的“小時券”取代交換中流通的貨幣，就可以消除市場上總是出現(xiàn)的價值與價格的差異，可以實現(xiàn)直接勞動與直接勞動的交換。(73)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批判。馬克思批評說，在不取消資本關系的情況下實現(xiàn)直接的物物交換，說到底就是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物物交換從頭再來一遍，這就既沒有理解貨幣，也沒有理解資本，“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會主義者的愚蠢(特別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愚蠢，他們想要證明，社會主義就是實現(xiàn)由法國革命所宣告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理想)，他們證明說，交換、交換價值等等最初(在時間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適當?shù)男问缴?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貨幣、資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們斷言，歷史迄今為止企圖以適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實性質的方式來實現(xiàn)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嘗試都失敗了”(74)。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想使商品生產永恒化但又想廢除商品與貨幣的對立的想法，就如想廢除教皇而保存基督教一樣的荒唐，認為交換價值不會發(fā)展為資本，這只是一種虔誠的愿望。

　　如果將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當做一種超歷史的存在，那么在這一背景下，剩下的就只是沒有社會關系規(guī)定性的物與人，這構成了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家的一般理論視野，也是從政治經(jīng)濟學出發(fā)的社會主義者的視野。而只有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才真正透視和批判了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75)對此，恩格斯認為馬克思《資本論》“劃時代的功績”是：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jīng)濟學的各個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也曾像資產階級經(jīng)濟學家一樣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fā)展起來的。(76)列寧也強調《資本論》是一部“敘述科學社會主義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77)。總之，《資本論》把空想社會主義對“現(xiàn)實的不合理”的揭露和批判，變革為對“不合理的現(xiàn)實”的揭露與批判，從而展現(xiàn)了實現(xiàn)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道路：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的新社會要素。因此，《資本論》不只是關于資本的“資本論”，而且是關于人的解放的“存在論”;《資本論》不僅僅是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巨著和哲學巨著，而且還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巨著。馬克思的哲學批判與他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批判是不可分割地統(tǒng)一的。(78)

　　總之，《資本論》既不是“把人變成帽子”的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也不是“把帽子變成觀念”的德國古典哲學，而是從“物與物的關系”中揭示“人與人的關系”、從而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正如阿爾都塞指出的：《資本論》既摒棄了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同時又摒棄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意識形態(tài)，從而建立了一門新的科學(79)——科學社會主義。《資本論》正是哲學批判、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與空想社會主義批判的具體統(tǒng)一。

　　【注釋】：

　　①參見孫正聿：《關于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新的思考》，載《光明日報》2009年5月19日。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頁。

　　⑥[捷克]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頁。

　　⑦參見張一兵、蒙木桂：《神會馬克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

　　⑧參見王德峰：《論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的原則高度》，《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第46頁。

　　⑨[捷克]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⑩轉引自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頁。

　　(11)張一兵、蒙木桂：《神會馬克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頁。

　　(14)《海德格爾選集》上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383頁。

　　(15)參見F.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第53頁。

　　(1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頁。

　　(17)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18)參見[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00頁。

　　(19)參見張一兵、蒙木桂：《神會馬克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頁。

　　(20)[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8頁。

　　(21)[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26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頁。

　　(23)[英]梅格納德·德賽：《馬克思的復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頁。

　　(24)參見[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頁。

　　(25)參見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頁。

　　(26)參見[日]柄谷行人：《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28)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24頁。

　　(30)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頁。

　　(31)參見[日]柄谷行人：《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3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6頁。

　　(36)[斯洛文尼亞]齊澤克：《易碎的絕對》，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3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38)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頁。

　　(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4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頁。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頁。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頁。

　　(43)[蘇]馬·莫·羅森塔爾主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頁。

　　(44)日本學者柄谷行人認為：正是由于“經(jīng)濟危機”的揭示，使馬克思《資本論》對古典經(jīng)濟學的批判高于《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的批判。參見[日]柄谷行人：《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頁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頁

　　(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394頁。

　　(48)參見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頁。

　　(49)參見[日]柄谷行人：《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50)[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頁。

　　(51)參見[日]柄谷行人：《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52)[蘇]馬·莫·羅森塔爾主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頁。

　　(53)參見[法]湯姆·洛克曼：《馬克思主義之后的馬克思》，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頁。

　　(5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頁。

　　(55)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

　　(56)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7～928頁。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頁。

　　(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頁。

　　(5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8頁。

　　(6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8頁。

　　(6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219頁。

　　(6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32頁。

　　(6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頁。

　　(6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頁。

　　(65)[英]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頁。

　　(66)參見鄧曉芒：《馬克思論“存在與時間”》，《哲學動態(tài)》2000年第6期，第11頁。

　　(6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頁。

　　(68)參見[德]韋爾默：《后形而上學現(xiàn)代性》，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頁。

　　(6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頁。

　　(70)[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頁。

　　(7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頁。

　　(72)參見仰海峰：《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中的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第11頁。

　　(73)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中關于蒲魯東主義者達里蒙的評論分析了這一問題。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90頁。

　　(7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頁。

　　(75)參見仰海峰：《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中的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第12頁。

　　(7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頁。

　　(77)《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

　　(78)參見孫正聿：《“現(xiàn)實的歷史”：〈資本論〉的存在論》，《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第13頁。

　　(79)參見[法]阿爾都塞：《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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