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革”產生了“文化奇觀”，很是讓那些“一聽到‘樣板戲’就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文化”人做“金剛怒目”、竭嘶底里：“文革”不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嗎?不是要破除“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嗎?不是打了許多的菩薩、毀了許多的文物嗎?不是“一個作家、八個樣板戲”嗎?這還不是“文化浩劫”?這不是在閉眼說瞎話、睜眼說鬼話?
不錯，這些是事實，但遠遠不是事實的全部。
不錯，“文革”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看起來很是惡狠狠、血淋淋。但這“惡狠狠、血淋淋”并不比“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些面目“猙獰”。“文革”只是“橫掃牛鬼蛇神”，倘若不是“牛鬼蛇神”，不但“不掃”，還要繼承和發揚的，比如什么屈原、韓非、荀子、李斯、“三曹”、建安七子、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賀、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文化就沒有被“橫掃”過;有的不但沒被“橫掃”，而且被尊崇得無以復加——像我家鄉那位外來的“柳子菩薩”柳宗元就在“文革”中被尊為“亙古第一的‘法家思想家’”。即使對被置于批判、“破除”地位的“孔學”也不是全盤否定的。“文革”的“批孔”批的是他的“愚民”、他的“復古”、他的“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總之是失去了“人民性”的封建主義的文化，總之是失去了“民主性”的資產階級文化，總之是失去了“無產階級性”的修正主義文化。這似乎比“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打倒孔家店”要客觀、“理性”，比“現代圣人”胡適、文化名人陳序經主張的“全盤西化”要客觀、“理性”，比“國學大師”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蔡元培、陳獨秀等人提出的“廢漢字、用西文”客觀、“理性”，比文化大家傅斯年認為的“漢字是世界上最難認、難看、難寫的”觀點客觀、“理性”，更比魯迅先生晚年斷言的“不廢漢字，中國必亡”的觀點客觀、“理性”!“文革”的“橫掃”是有他的基本內容的，這基本內容就是“破除舊思想，提倡新思想;破除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破除舊風俗，提倡新風俗;破除舊習慣，提倡新習慣”;這似乎又與“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的主張、與陳獨秀的“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主張“同工同曲”、何其相似乃爾!“文革”在“革文化的命”的過程中，是“革”了一些不該“革”的“文化的命”包括建國前十七年紅色文化的命，但“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使“文化”泥沙俱下、玉石俱焚么?魯迅先生不就認為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就是“吃人”么?為什么“新文化”運動成了“文化奇觀”而比“新文化”運動客觀、“理性”的“文革”卻成了“文化浩劫”呢?
不錯，“文革”在“橫掃”“牛鬼蛇神”過程中是冤死了文人的，著名的如老舍、趙樹理之死;是批判過“反動權威”，有的還坐過什么“噴氣式”、受過皮肉之苦的。這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永遠的傷痛，它使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背負著沉重的心靈“十字架”。因為冤死一個人都固然不該，何況還死了“一些”文化人;因為“士可殺不可辱”，怎能讓文化人斯文倒地?但凡冤死人，也得具體分析。“文革”是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即使是對“地、富、反、壞、右”、現行反革命。造成一些文化人冤死，恰恰是毛澤東的指示不靈、“一句頂不了一句”。“文革”是死了“一些”文人的，但這“一些”文人的總量并不多——據孔慶東先生援引有關權威數字，“文革”總共冤死四萬多人，其中的文化人只是少數——絕大多數是“革文化的命”的“紅衛兵”、“造反派”的冤死。“紅衛兵”、“造反派”的冤死固然有秋瑾、夏瑜式的“死”，但絕大部分則是阿Q式的：胡亂的革命也胡亂的死。即便是這“一些”文人，死的結果雖是相同的，但死的具體原因卻是“各有各的不幸”的。“文革”中對文化人的批斗，也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革”武斗一抬頭，毛澤東就嚴正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有些人就是要武斗，可見“一句頂一萬句”原是地地道道的的撒謊。“不要文斗”，可不可以“文斗”呢?我以為是可以的。文斗就是“擺事實，講道理”，如果連“擺事實，講道理”都不行，那就沒有“文學批評”了。“文斗”就是“文革”的主張：破“四舊”——難道魯四老爺、趙太爺、假洋鬼子們不該“文斗”一下么?難道能讓周作人、張資平、胡蘭成們大行其道么?難道還能讓祥林嫂、閏土、水生們在老爺面前瑟瑟發抖么?難道不需要清除我們的至親——阿Q式的文化精神么?如果沒有破“四舊”就沒有普羅大眾的“沖決網羅”——如果說“文革”是失敗的“文革”，但至少在這一點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文革”的冤死“一些”文化人、“武斗”文化人，固然是錯誤乃至“嚴重錯誤”，但決沒有讓所有文化人劫后余生、九死一生——“文革”也是讓文化人活的，而且是讓文化人活得更好的，何況“文革”的“文化批斗”基本還是“文化人的內斗”——正像著名作家丁玲所指出的“打我右派的人正是后來打我‘左’派的人”——因而“文革”是有嚴重錯誤的，但無論怎樣卻談不上“文化浩劫”。
不錯，“文革”時期的“文壇”是有過沉寂的局面，但絕對不是“一個作家，八個樣板戲”。不是么?柳青、賀敬之、林默涵、姚雪垠、曲波、楊沫等不是還在寫作么?在工廠、在農村、在部隊不是產生了燦若河漢的“文化人”么?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莫言不是嶄然已露頭角么?劉心武、葉蔚林等人不是已稍露“大家風范”么?“八個樣板戲”、電影《深深地紅星》、《難忘的戰斗》等不還是文人們的集體創作么?1980年代崛起的“傷痕文學”作家群不是基本在“文革”期間打下的文化根底么?至于說到“文革”的文化，那確是別樣的“文化奇觀”：一方面舊的文化遭到了較為嚴厲的禁錮，甚至建國前十七年文化都遭到了一定的否定，另一方面卻又讓“普及”和“提高”都有了較大的發展：那就是遍布全國城鄉各地每個角落的“農民文藝”、“工人文藝”、“解放軍文藝”，各級文化刊物體現的文化，尤其是至今讓人感懷卻讓那些遺老遺少心驚肉跳的“紅色經典”文化!
“文革”是二十一世紀的“哈姆雷特”、“巴黎公社”，至今討論“文革”仍是“霧里看花”。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就是：“文革”
既不是“文化浩劫”也不全是“文化奇觀”，“文革”在有嚴重錯誤的前提下產生了相當的“文化奇觀”和“文化奇跡”!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