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十次對談

　　重慶談判是國共關系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多年來，學界與坊間對這一事件都有著濃厚的興趣，毛澤東談判場外的“揮手之間”更成為詮釋這一事件的經典圖景。而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直接對談的情形，外界卻知之不多。實際上，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至少進行了十次面對面的會談。筆者以收藏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為中心，從蔣介石的角度就雙方會談的詳細情況進行闡述，嘗試對重慶談判進行另一種解讀。

　　試探：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三次會談

　　抗戰勝利之際，眾所周知，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3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不過，根據蔣介石日記，蔣介石發出第一封電報的具體時間應為15日。他在8月15日日記中記道：“上午七時，接吳國楨電話，知日本已正式向我四國投降……決定十時對世界廣播，記事后，即往廣播大廈播詞，發電邀毛澤東來渝共商大計。”對蔣來電，毛澤東并未立即應允前往。8月16日，毛澤東以本人名義復電蔣：“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國共雙方經過多次函電往來與再三權衡，決定在重慶開展談判。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毛澤東復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最高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魏德邁，歡迎赫爾利大使來延安，他和周恩來可以偕赫同機飛渝。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指出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26日，蔣介石正式請求赫爾利前往延安。27日，赫爾利和張治中飛抵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決定赴重慶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的消息，指出“國共關系必須調整，避免內戰”。中央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28日清早，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在赫爾利、張治中的陪同下乘機赴渝。毛澤東抵達重慶機場后，發表了簡短講話，表示“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一直以來，研究者認為蔣介石對中共的和談是假和談，并未作好和談的準備。事實上，蔣在和談前雖已確定打內戰之方針，但也確定了與中共和談的基本方針，即軍事上關于“共部之處理”，政治上關于“國民大會辦法”“參加政府辦法”“釋放共犯辦法”。8月27日，蔣決定對中共“決予其寬大待遇，如其果長惡不悛，則再加懲治，猶未為晚也”。毛澤東抵達重慶后，蔣日記中再次明確了和談方針。蔣在8月28日日記中言：“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后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蔣對毛澤東來渝倍感高興，認為國共兩黨領袖可以通過協商，妥善解決軍事與政治問題。下午5時，蔣介石約集政府各院長會談時，得知毛澤東與赫爾利、張治中已到機場，“乃約其在林園聚餐”，“晚餐，以誠懇待之，并請其入余之對座也”。這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談，雙方賓主分明，氣氛融洽，停留于相互寒暄層面，未進行具體會談。蔣介石表面上相當尊重毛澤東，內心并未將毛澤東平等對待，認為毛澤東是“應召”前來，應有“君”“臣”之分。

　　中共中央對重慶談判是做了精心準備的，8月25日發表《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六項緊急措施。8月29日，蔣介石作了具體回應，指出中共所提六條，“皆應(予以)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絕”，但須確定前提：“一、不得以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即所謂召集黨派會議討論國是，組織聯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為政令軍令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在此三條原則之下，下午7時，蔣介石再赴蓮屋親訪毛澤東，約談一小時，蔣言此為“普通酬應也”。這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第二次會面。蔣之日記未記錄此次具體談話內容，可推測主要基于中共六條的相互溝通。回寓后，蔣與張群商談對中共談判要領。

　　毛澤東抵達重慶后，張群與毛澤東進行了試探性的談話。據蔣介石8月30日所記：“上午岳軍報告與毛談話經過情形。”次日，赫爾利也與毛澤東進行了溝通，并將談話結果報告了蔣。

　　9月2日，日本正式簽訂投降書。蔣介石內心并未欣喜，在日記中言：“舊恥雖雪，新恥又染，此恥不知何日可以洗雪矣。”“今后之雪恥，乃雪新恥也。”蔣所記此“恥”，乃為“蘇聯干涉中國之恥”。為了推動談判的進展，蔣介石認為此時對中共“應予以妥協，并投其所好，準予整編十二師部隊，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之人，以一省之主席，使其滿足一時，以觀后效，乃決心予之”。這天晚上，蔣介石宴請毛澤東后，與其進行了單獨談話。這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第三次會談。

　　以上為毛澤東與蔣介石重慶會見初期的3次會談，均為試探性的、禮節性的。9月3日，周恩來將雙方溝通修改后的十一點意見正式轉交給蔣介石，其中涉及政治會議、國民大會、自由、各黨派地位、釋放政治犯、解放區、中共軍隊和受降等諸多問題，既包括中共主張的原則立場和向國民黨提出的條件，也包括為力爭實現和平民主向國民黨所作的讓步和為解決實質性問題而提出的具體辦法。不過，中共這些意見，在蔣介石看來乃“不可理喻”，“在此萬眾歡騰之勝利日，而共毛之態度又變要求無饜，余以極誠對彼，而彼竟利用余之精誠之言，反要求華北五省主席與北平行營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求編組其共軍四十八萬人，以為余所提十二師三倍之數，最后將欲二十四師為其基準乎”。中共的要求與蔣介石“使其滿足一時”“決心予之”的數額相差甚巨。即毛澤東要求中共軍隊編組為36個師，蔣考慮毛澤東的基數可能為24個師。

　　較量：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三次續談

　　9月4日下午5時，國民黨政府舉行慶祝抗戰勝利典禮后，蔣介石約毛澤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直告周恩來所提方案與態度，皆應根本改變也，彼諾之”。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第四次正式會談。蔣介石要求毛澤東對中共所提的十一條意見作根本修改，毛澤東并未當面拒絕。

　　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初期溝通在原則問題上并未激烈碰撞，才使國共兩黨代表能在9月4日晚舉行首次正式會談。不過，此時的蔣介石面臨極大的國際壓力，蔣在9月5日日記中所言：“自晨至晚為共、為美、為蘇、為英，所見所行無不重受激刺與恥辱也。”抗戰結束后，國共之間的地盤爭端不斷擴大，且涉及蘇、美的介入，張家口、山海關、秦皇島等軍事重鎮皆由蘇聯軍隊占領后轉交給中共。蘇聯此舉，對國共雙方均會產生心理上的影響。中共感受到了蘇聯的支持，在談判中態度自然不會輕易軟化;蔣介石對蘇聯介入的不滿，將之遷怒于中共。蔣介石對此發出感嘆：“嗚呼，抗戰雖勝，而革命并未成功。”

　　蔣介石在焦頭爛額之際，9月12日正午，約毛澤東談話半小時，決定對中共作出一定讓步，如蔣所言：“余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尚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這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第五次會談，目標明確，即為整編軍隊的數量。毛澤東答應整編中共部隊縮減為28個師。

　　蔣介石通過與毛澤東的多次會談，覺得毛澤東“近來態度從容，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國政策之轉變，期望國際共同干涉內政也”。蔣感受到“國內外形勢復雜，環境險惡，實為抗戰期間所不及，因之自朝至暮，幾乎無片刻之暇咎”。9月17日正午，蔣介石約毛澤東與哈雷(赫爾利)照相并談話，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第六次談話。張群向蔣報告，據周恩來向其表示，前次毛澤東對蔣所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其實為指48師之數也。在蔣看來，這與9月12日毛澤東所言之整編軍隊數目并不一致，“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中共方面是否如張群所說為48個師的數字，不得而知，但因此使蔣感受到與中共實現和解的難度，毛澤東并不會輕易答應大幅縮減中共軍隊的整編數量。

　　蔣介石處于內外矛盾交織之中，在“九一八”國恥紀念日，“此心反覺憂戚惶懼，幾乎毫無樂趣可言”，“新疆叛亂，俄國明目張膽干涉，東北被俄接收以后，到處宣傳鼓動人心，組織民眾……至今尤未許我政府派員前往東北準備接收國土”。蔣在對蘇外交處于困境之時，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為共毛問題”。9月21日蔣日記中認為對中共問題，“吾仍以理導之”。當晚，蔣與哈雷(赫爾利)談中共問題，表示“以軍額最大限為二十師，如其仍要求華北各省主席，則不再談矣”。

　　蔣介石允許中共軍隊整編數量的底線為20個師，與當初所設想的12個師作出了較大讓步，與毛澤東要求的28個師，數額差距并不太大，意味著國共兩黨談判底線具有接近的可能性。不過，蔣雖在北方受到蘇聯壓力甚巨，隨著國民政府在長江以南接收進展的順利，對形勢的估計逐步轉向樂觀。蔣在9月22日反省錄中言：“長江以南各重要城市接收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隱患已除其半矣。”

　　從9月4日到9月21日國共雙方代表正式進行了8輪會談。因軍隊整編數目未能達成一致意見，9月22日至26日，談判暫時中斷。毛澤東對談判充滿信心，在對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回答中認為：“我不相信談判會破裂。在無論什么情形下，中共都將堅持避免內戰的方針。困難會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以上為蔣介石與毛澤東第二階段的3次會面，蔣對毛澤東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與國民黨政府的接收進度以及蘇聯支持中共的力度有關。

　　話別：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四次對談

　　因國共雙方的談判進展并不順利，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問題重新提上了議題。10月1日，中共提出公告稿，最后兩條為毛澤東來重慶的安全問題及美使哈雷(赫爾利)的保證問題。按照蔣介石的判斷：“彼全不思本國商談要由外人保證之恥，亦不思哈雷(赫爾利)即使為其保證亦已失效也。”在蔣看來，哈雷(赫爾利)回國之前，已對中共聲明：“今后國共問題全為中國之內政……今后應由中國雙方自動直接解決也。”蔣嚴重估計中共的政治目的，認為中共“要將國民政府一切法令與組織根本推翻，不加承認，甚至實施憲政之日期與辦法，所選舉之國民大會代表亦欲徹底推翻重選，而欲代之以共黨為純一共黨之中國，終不甘其心”。10月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故于此時應不必為俄多所瞻顧，積極肅清內奸，根絕共匪，整頓內政，鞏固統一為第一。”

　　蔣介石雖對中共表示不滿，并未選擇此時與其決裂。蔣在10月6日的反省錄中認為：“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后惟以天命是從也。”

　　10月9日正午，毛澤東來與蔣作別，雙方談約一小時并約宴，這是兩人第七次談話。蔣先問毛澤東關于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毛澤東并未正面回答。蔣率直告訴毛澤東：“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于國家不利，而且于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劃，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后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按照蔣之日記，毛澤東“口以為然，未知果能動其心于萬一，但余之誠意或為彼所知乎”。這次會談，雙方均能認識到國共需合作，國家始有前途;否則，不但于國不利，也會于世界不利。至于如何合作，則未能達成一致。

　　10月10日，國共兩黨最終簽訂《會談紀要》。它是以國共兩黨協商方式產生的一個正式文件。下午，蔣介石往訪毛澤東于桂園，為其送行。毛澤東忽提議晚上來宿林園，如蔣所言：“余知其必有另生問題，乃歡迎其來宿也，約談十分鐘，即辭出。晚九時四十分，見毛澤東，約談半小時。”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第八次和第九次會談。關于這半小時談話的內容，蔣在次日日記中有所記載：“昨夜共毛談話，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并稱彼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后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又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其明晨再談而別。”

　　此次談話的關鍵為：毛澤東提議緩開政治協商會議，但可以先開國民大會。蔣表示政治協商會議要按期召開，即重慶談判后必須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為何提議要緩開政協會議，目前并未找到相應的史料來加以解釋。

　　10月11日晨8時，蔣介石約毛澤東早餐后，再與其對談。對此次談話，蔣在日記中記：“開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所遷就，否則就不成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諒解也。”此次談話，蔣介石要求中共讓出一部分解放區，這是雙方的第十次談話。此后兩人之間再未有直接會談。

　　毛澤東與蔣介石的10次會談，各自表達了自身的政治意圖，但和談并未取得外界所預期的結果。蔣介石一方面需要與中共和談以解決國內問題，另一方面，面對中共抗戰勝利后強大的實力，又不得不游離于“和”與“打”之間。誠然，“蔣介石日記”的一家之言并不能全面反映歷史的復雜性與個人觀感。毛澤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談到此次重慶之行的感受時說：我看蔣介石兇得狠，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只有我們有路線，我們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們不能這樣講。毛澤東通過與蔣的會談，對蔣更為了解，達到了“知己知彼”的目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84期，摘自2011年1月上半月《黨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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