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美國有著濃厚的興趣，也有著不能割舍的關系，他曾寄望與美國的合作，他熱情地稱頌過美國，他與美國的記者與政要有著很多接觸，他也與美國交過鋒，有過短兵相接，有過長期較量，最終在他的暮年，他以超人的膽略，消彌了兩個大國之間的鴻溝，拉近了兩個大國的距離。在那些與毛澤東打過交道的美國人的眼里，毛澤東是個什么樣的人無疑是他們極感興趣的一件事，而他們對毛澤東的印象也令世人充滿了好奇。
在毛澤東與美國人的交往中，埃德加·斯諾是最知名的一個。斯諾是第一個采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也是與毛澤東保持了最長35年交往的外國記者。1936年，斯諾作為第一個打破國民黨對中共紅區十年新聞封鎖的西方記者，進入陜北，完成了對毛澤東的采訪。1937年7月開始，斯諾的采訪筆錄《毛澤東自傳》在美國ASIA(亞細亞)月刊連載發表。斯諾在陜北采訪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也成為震撼世界的不朽名著。他在《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里，“毛澤東印象記”獨成一節，記錄了斯諾與毛澤東初次交往的點點滴滴生動而有趣的第一印象。斯諾寫道：
“恩來的電報已經收到，他們正等待著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預備好一個房間，我暫時成了蘇維埃國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僑的人數頓然劇增。另外的一個西方僑民就是一個稱作李德同志的德國人。
我到后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幾天里面，我總沒有證實這一點的機會。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起在走。
……
不可以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如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歷史的判決。同時，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澤東作為個人也是一個使人感到興趣的人物。
……
毛澤東有能夠從死里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南京曾經一度宣告他死了，可是沒有幾天以后，報上的新聞欄又出現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躍如昔。……說真的，當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報上正盛傳毛澤東的又一次死訊，但我卻看到他活得好好的。……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和李德(另一個煙癮很重的人)進行了獨特的植物學研究，遍嘗各種的葉子，要尋出煙葉的代替品來。
……
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叨念著‘我們的傳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做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顯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于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茍，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干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興趣的事。
……
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里，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社看戲，休息的時候，群眾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只有二十八歲，他以前是蔣介石參謀部里一個著名的年輕軍校畢業生。林彪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了臉，講了幾句很得體的話，請女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唱支歌，逃脫了‘點名表演。’
毛澤東的伙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饅頭夾著辣椒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于吃的東西就很隨便。
……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征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杰出和無法招架的。
……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
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他認為這要歸因于他在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里干過苦活，要歸因于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織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著肚皮，到華南山林中做長途的徒步跋涉，在嚴寒的日子里游泳，在雨雪中光著脊梁——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鍛煉他們自己。他們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最大的艱難困苦的能力。
……
毛澤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兩次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于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在那次暴動中他的省里有幾個饑餓的農民因到衙門要糧而被砍了頭。有一個戰士告訴我，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懷疑，他是否能夠博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敬仰，也許這并不完全因為他有非凡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巴萊托(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中國門徒們也許要嫌他粗魯的吧。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不過話得說回來，巴萊托要是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可能也非搜尋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決不會當著紅軍大學校長的面前松下褳子的——我有一次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就這樣做過。小小的窯洞里非常熱。毛澤東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脫下了褲子，向著壁上的軍用地圖，仔細研究了二十分鐘——偶爾只有林彪插口問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澤東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隨便的習慣和他完全不在乎個人外表這一點相一致，雖然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樣。
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一樣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幾年中，他只要‘叛變’投向國民黨，就可以升官發財，這也適用于大部分紅軍指揮員。這些共產黨人十年來忠于主義的堅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國收買其他造反者的‘銀彈’的歷史，是無法充分估計的。
在我看來，他說的話是真誠、老實的。我有機會核對他的許多話，結果往往發現這些話是對的。他對我進行了幾次不過分的政治宣傳，但是同我在‘非匪區’所受到的政治宣傳比起來，卻不算什么。無論對我寫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從來不加任何檢查，對這優待，我非常感激。他盡力使我弄到能夠說明蘇區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國政局上的極大重要性，他的關于共產黨政策的一些主要講話，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因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裝和非武裝的中國人民似乎都擁護他們的許多政策，因此，這些政策很可能成為造就中國命運發生根本變化的重要手段。”
在一次訪談結束后，斯諾提出為毛澤東照一張照片，要毛澤東戴一頂軍帽，身邊一名戰士立即取下自己的軍帽給毛澤東，可是顯小了，斯諾急中生智，將自己的紅軍軍帽遞給了毛澤東。這幅出自斯諾之手的毛澤東戴著紅軍八角帽的照片，直到今天都是一幅廣為流傳的經典照片。
斯諾采寫的《毛澤東自傳》(《紅星照耀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四五十種版本風靡世界，它本書以客觀真實的記述讓世界認識了中國的紅色革命，認識了紅色革命的領袖人物毛澤東，它也點燃了無數人的革命理想，成為千千萬萬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投奔革命的橋梁和紐帶。由于他對中國紅色革命的客觀報道和對中國革命的同情，斯諾兩次被國民黨吊銷外國記者特許證，并在1941年被迫離開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受美國“麥卡錫主義”迫害他又被迫離開美國適居瑞士。1970年秋天，斯諾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又一起來到中國，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一起觀看10月1日國慶大典，毛澤東親切地跟斯諾說：“我沒有變，你也沒有變”。
白修德，那個向全世界報道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人，那個根據中國的見聞寫出了《中國的驚雷》的人。原名西奧多.H.懷特，1939年4月，23歲的他被《時代》雜志派往重慶采訪抗戰新聞，1944年底，到延安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彭德懷、彭真等中共領導人。1946年，他與《時代》雜志記者賈安娜合作出版《中國的驚雷》一書，引起巨大的轟動，一出版銷量近百萬，極大地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美國著名作家、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曾評論說：“《中國的驚雷》曾經粉碎性的一擊，今天談起來仍象當初一樣令人耳目一新，它的報道，它的判斷，以及對人物的描述經住了時間的考驗。它關于規模巨大的內戰和革命的前夜的中國景象的記敘，在近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生動的準確的，就好象是剛剛寫成的。白修德象松脂逮住蒼蠅形成琥珀那樣地捕捉了那個時候。”在這本書里，白修德對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描述：
“毛澤東管理著一塊煙田，在戰前，毛抽著便宜的中國香煙，可是現在，為了使他自己能有煙抽，他辛勤地耕耘著自己的煙田，結果他所生產的煙葉足夠所有黨的總部的消耗。
這一群單純而忠厚的人，看起來一點也不象他們對于重慶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脅。可是，當你考察一下他們的思想，聽聽他們的談話，你會發現一種倔強和難以克復的現實主義。第一樁使你覺察到的事情就是他們對中國的知識，他們徹底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國家，并且了解農村，他們可以說是社會關系的工程師，他們完全懂得農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這些疾苦如何轉化為行動。所以他們以農民為基本的力量，不管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是如何散漫或理論化，他們總是能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結論，而這些結論成了主意以后，最無知的農民都能懂得而且都為引為他們自己的主意。
毛澤東的人格支配著整個延安。毛是一個身材奇偉的湖南人，一張圓臉，沒有一根皺紋，奇特地爽朗，比起蔣介石的那副道邈岸然的樣子，他的臉是活潑得多而且堆著更多的笑容。毛總是用一種對話式的語氣問問題，說雙關的諧語，做種種的手勢，來抓住他的聽眾，在共產黨里，他們沒有正式的階級區分，可是毛澤東卻是受著最高的愛戴和尊敬。他對于黨的無可置辯的支配力，比起蔣介石對他的左右的支配力來，是更為密切，也更難以形容。這一部分是由于真實的愛戴，一部分由于他的無可匹比的知識上的杰出。……在公開的集會里，人們不難看到政治局的其他分子，他們本身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反復地引用著毛的演辭 ，就好象在吮吸著知識的源泉。”
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白修德被作為“左翼人士”受到打擊，他的書被禁止銷售，他在自己的國家里找不到工作，他被迫移居法國。白修德對中國很有感情，他一直保留著40年代從中國帶回的一幅齊白石的青蛙圖、一條印滿紅玫瑰的真絲圍巾、一個唐三彩，還有一件毛澤東送給他的夾克衫。1972年，白修德跟隨尼克松訪華，當周恩來再次見到他的時候說：“好久不見啊。”白修德回答：“但這不是我的錯，我每時每刻都想回來。”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駐華記者。1928年來到中國。1937年1月到延安采訪。1937年3月1日，史沫特萊就“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對毛澤東進行了采訪，毛澤東在談話中回答了抗日民族戰線以及西安事變后中共的政策變化等一系列問題。在延安期間，她在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與廣大邊區人民的交往中，深切感受到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的手提式打字機不停地記錄著她的所聽與所想。毛澤東給她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她說：
“在我到達延安并見到朱德將軍的同一天晚上，我還有機會拜訪了毛澤東，因為他總是白天睡覺夜間工作。深夜，我掀開懸掛在一座窯洞門口的棉門簾，跨進一個黑暗的洞穴。在這一片黑暗的正中心，一座制作粗糙的桌子上點著細長的蠟燭，燭光落在成堆的書本和紙張上，一個男人的形體，身披棉大衣，身高很突出，為僅有的孤零零一支蠟燭所劃破的黑暗給目前的場景增添了一種陰森的美--仿佛是一幅古畫，有著幾乎被時間的風雨沖刷得模糊的畫面。那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形體向我緩緩移近，一種高腔調的語聲對我表達歡迎之意，隨后，一雙手握住了我的手，那雙手纖細、柔嫩，有如女人的手，他那副陰暗而難以測度的面孔呈長型，額頭寬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嘴。他也許還有別的什么品質，但無疑是個審美家。我現在記得的，是后來建立起珍貴友誼的幾個月里的毛澤東，那幾個月里的接觸既肯定也否定了他的高深莫測，我最初在他身上強烈感覺到的那種陰森氣質，后來證明，是一種精神上的卓爾不群，朱德為人所愛，毛澤東為人所敬。像朱德和其他許多共產黨領袖一樣，關于他流傳著許多故事。多年來，他的首級也在重賞之列。在他身上毫無朱德的那種謙卑。盡管他具有女性氣質，但是他像騾子一樣倔強，有一種鋼鐵般的自傲和堅毅貫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會等待和觀望若干年，但是最終，將為其所欲為。每一個其他共產黨領袖都可以和另一個民族或另一個時代的某個人物相比，但是毛澤東無與倫比。有人說，這因為他是個純粹的中國人，從未出國游歷或留學。無論是彭德懷、賀龍、林彪或是其他紅軍將領，也都不曾出過國，然而他們都可以在別的國家找到他們的對應人物。他以理論家聞名，但是他的理論植根于中國歷史和戰場實踐，他的詩也具有古代大師作品的質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對于社會禍福和個人悲歡的深思。他的幽默常含有譏誚而顯得冷峻，仿佛來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靈魂里有一扇從不向任何人敞開的門。”
她也會以調侃的語調對毛澤東作出評價：
“不知為什么他似乎不太自信，雖然他的名望和權威是毫無疑問的。我參加了幾次由他作報告的在露天召開的群眾大會，聽眾極為踴躍……他說話時嘴里好像含著熱粥，嗓音也不洪亮。他自然意識到這些短處，所以他盡可能地把語句說得短一些，簡單一些，而且講得很慢，停頓很多。此時，前幾排的聽眾把他的話傳給后排沒聽到的人。接著，聽眾中出現了一陣低低的贊同聲，毛等他們平息后再繼續講……他給我一種印象，不管毛說了什么，他都是每一位聽眾的代言人。”
史沫特萊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熱情和支持，美國的一些報紙這樣評價她：“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 美國婦女幫助中國人叛亂”，美聯社的一篇文章說史沫特萊“從前的一個美國農村姑娘將成為千萬黃皮膚人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1941年5月，史沫特萊因病回到美國，在貧病交加與政治迫害中繼續撰寫朱德傳記。1949年，因麥卡錫主義反共潮流，她被迫流亡英國。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寫到：“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處理——那就是說，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如果中國大使館來到了，如果能為我的遺體只唱一首歌，中國的國歌——‘起來’，我將不勝感激。由于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1951年5月6日，她的遺愿得償，她的骨灰安葬在八寶山烈士陵園，墓碑上由朱德撰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進步作家。1946年，已經61歲的斯特朗第五次來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來到延安。這年8月6日，她受邀到楊家嶺采訪毛澤東。在談話中，毛澤東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進行了解答，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1947年4月，《美亞》雜志報道了這次談話，6月5日，香港《群眾》雜志進行了譯載。這篇訪談后來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
斯特朗的這次延安之行，毛澤東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寫道：“毛澤東身材魁梧，毫無拘束。舉止像美國中西部的農民，行動緩慢而從容。他那略帶扁平的圓臉上，有一種平靜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來變得生動而幽默。在亂蓬蓬的濃黑頭發的下面，高大的前額和敏銳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躍，富有洞察力，沒有什么能逃過他的注意。”那次與毛澤東的談話，成了她人生的轉折點。談話結束后已是深夜了，毛澤東親自打著燈籠，把她送下山坡。她后來評價道：“毛直率的談吐，淵博的知識和詩意的描述使他的這次談話成為我所經歷過的最激動人心的談話。”斯特朗認為：“毛澤東作為一個詩人、精通各種哲學的學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他具有對語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夠回答其他共產黨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種問題;毛的這種天才，有助于毛在不僅有共產黨，而且還有許多其他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中發揮作用。毛澤東通過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深入分析和對中國人民的悠久歷史進行研究的方法獲得了一種關于中國人民的知識，并把它帶進了這樣的聯合政府。他還帶來了對中國人民的信念，這種信念不是唯心主義的，而是對中國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啟發的革命覺悟具有一種永不動搖的信念。他帶來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輕重緩急的能力和估計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總是把他的黨放在中國和世界的范圍之內進行考察。我從未做到使他說出中國共產黨將贏得勝利的話。他們總是說中國人民將贏得勝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國共產黨將獲得成功。他認為，各個政黨只要為人民服務就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他懂得應該按這樣的標準來對自己的工作進行評價。”
在延安8個月的時間里，斯特朗做出了一生的選擇，她說：“當我離開延安時，我知道，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中國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1958年，她沖破重重阻力第6次到中國，定居北京，時年72歲，直至1970年3月29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她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銘刻著郭沫若的手跡：“美國進步作家和中國人民的朋友”。 鄧穎超說：“斯特朗生于美國，死于中國，她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驕傲，又是兩國人民的友誼象征。”
謝偉思(Johns·Service)，在抗日戰爭時期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兼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1944年7月下旬，謝偉思被委任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到達延安。在延安的三個月里，毛澤東與他談話達50多次，他將談話內容與自己的見聞向美國政府進行了詳盡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對延安抗日根據地有這樣的描述：
“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長在中國的軍官說：‘我覺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國氣息。’許多方面都顯示出了另一種氣氛。在他們的談話和行動中看不到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無論官員和平民在對待我們抑或中國人自己彼此相待時均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和友善。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受到廣泛的尊敬。他們平易近人，沒有人在他們面前奴顏婢膝。他們經常和大眾打成一片。在重慶經常看見的動輒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的緊張局面在此一概不見。一眼望去，延安沒有警察，也很少看見士兵。沒有乞丐，沒有極端貧困的跡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非常簡樸。除農民外，幾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種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式的制服。在穿著、生活和娛樂方面看不到奢華和鋪張。……這里充滿信心。戰爭是近旁和切實的存在。沒有失敗主義，而只有信心。沒有對戰爭的厭倦情緒。”
因謝偉思主張美國應對中共進行軍事援助并與中共保持良好關系，在“亞美事件”及麥卡錫主義時期，他被當成赤色分子長期受到排擠和打擊。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中美之間的關系開始松動，雙方都表達了接近和合作的意愿。1971年9月，謝偉思等當年“美國軍事觀察小組”成員受周恩來總理邀請重踏中國故地。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前，謝偉思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言說：“我最近對中國的訪問證明——至少對我本人來說是這樣——中國今天的許多情況能夠從我們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及我們從那里發回的報告中找到根源。我認為，我們在越南的卷入，我們堅持有必要遏制中國，以防止我們所認為的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缺乏對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以及對他們的領導人的意圖的真正了解。我們確信他們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然而，我卻認為他們向來沒有向外侵略的傳統。因此，我想我們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們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和庸人自擾的恐懼。”
1998年5月11日，謝偉思在接受中國學者采訪時說：“我出生在中國，我把中國當成第二故鄉。我愛中國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國人民幸福，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1999年，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享年90歲。
大衛·包瑞德，長期擔任美國駐華公使館助理武官，1944年7月赴延安美軍觀察組組長。在延安期間，包瑞德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有很多交流。他見識了毛澤東的無拘無束，也見識了毛澤東的嚴肅機警。美國特使赫爾利背棄中共提出的“五條協議”后，包瑞德曾勸中共方不要頂撞赫爾利，毛澤東非常氣憤地跟包瑞德說：“你們美國人吃的是面包，我們吃的是小米，你們美國人吃飽了飯愿意干什么是你們的事。”1969年，包瑞德在所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一書中，記錄了觀察組在延安的那段豐富的經歷，書中對毛澤東也有描述。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有醫學、文化、教育等單位參加的會議上進行了演講，包瑞德回憶說：
“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回避責罵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么就正是毛澤東。”
包瑞德回憶毛澤東與觀察組參加一次舞會時寫道：““毛澤東穿著白襯衫，黑褲子，沒有制服。他和其他客人一樣，平等地站在隊伍里，準備接受領頭的姑娘的邀請。姑娘們大部分梳著垂在背上的長辮子，那個領頭的姑娘以標準的邀請方式對毛澤東說：‘主席，請和我一起跳舞。’”包瑞德在書中認為毛主席在公開場合的活動完全是不拘禮節的，他說有一次毛澤東參加一個軍事表演，表演是在一個露天場地進行，為觀眾提供的座位是一些粗糙的木制長凳，毛澤東在一條凳子上坐下，并熱情地邀請他同坐一起觀看。包瑞德對毛澤東的警衛工作回憶說：“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崗，這對于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他看到毛澤東在公開場經常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輛封閉式救護車，而這輛車當時是共產黨唯一的機械化交通工具。毛澤東出現時，沒有衛兵和便衣人員組成的封鎖線，“而委員長在公開場合出現時，卻總是被這種封鎖線包圍著”。包瑞德認為：“如果有什么人打算暗殺毛澤東，在我看來似乎是非常簡單的，但事后逃脫就是另外一碼事了。從延安到政府控制區有很長一段路程，而這一帶共產黨控制地區始終保持著對任何人的嚴格檢查。除非暗殺者共產黨內部的人，否則他就會清楚地暴露出來。”包瑞德曾經問過周恩來延安言論自由的問題：“一個普通公民也能在《解放日報》上從對立的角度自由地批評毛主席嗎?”周恩來回答：“當然可以，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從對立面批評毛主席。”在國民黨全盤推翻中共提出的《共產黨五點建議》的談判中，包瑞德回憶道：“在整個會談中，毛主席的態度十分強硬。他未對我失禮，但是有幾次他大發雷霆，他不斷高喊：‘我們將不再讓步!’‘蔣介石那個王八蛋!’‘如果蔣介石在這里，我要當面痛哭他一頓。’我說，我認為依委員長的看法，‘五點建議’是逼他下臺的手段。這句話特別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來，大聲說道：‘他早就應該下臺了!’周將軍從不動怒，他異常冷靜，以平靜的話語支持毛主席所說的每一個問題，會談結束時，我感到，對于兩位聰明、無情、堅定的領袖，我所談的都是白費唇舌，他們絕對相信他們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這次會談，成了包瑞德“永遠不能忘記的一次經歷”。當回憶美軍延安觀察組這一段歷程時，包瑞德說：“許多人，包括我本人，對延安共產黨政權基本上持贊賞態度的一個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普遍贊同的。”“我完全愿意承認，我在某些方面是過分地被共產黨打動了。”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國舊金山病故，終年84歲。
約翰·戴維斯，二戰時期美軍駐中緬印戰區部隊司令官史迪威的顧問、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二等秘書。他是積極促成美國向延安派駐軍事觀察小組的美國人之一。1944年7月，美國軍事觀察組飛抵延安，10月22日，戴維斯與記者白修德等隨后到達延安。在延安的短暫逗留期間，他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進行了接觸，對中共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共進行軍事援助，他得出結論說共產黨一定會在中國扎根。他對蔣介石所寫的《中國之命運》一書，頗為不屑地說：“這命運可不是蔣的，而是共產黨的。”戴維斯是美國少數成功預測毛澤東將最終奪得勝利的官員之一。
戴維斯延安的經歷以及他對中共的合作態度，讓他的人生充滿了曲折，他被麥卡錫議員的追隨者和極右翼勢力當成親共分子，被控以“暗中破壞蔣介石政府，使毛澤東和他的政黨取得成功”的罪名，受到不斷打擊和清洗。1948年至1954年的6年間，戴維斯被國會傳召九次，國會雖然找不到他充當‘間諜’的任何證據，但戴維斯在1954年仍被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開除，直到1969年才被平反。1972年，他開始撰寫回憶錄。1999年12月23日，戴維斯在美國北卡羅林納州病逝，享年91歲。2012年，他的回憶錄《一個中國通的自述》出版。
約翰·羅德里克，美聯社記者，上世紀40年代因采訪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而享譽全球。1945年，時年31歲的羅德里克前往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一起共同生活。在延安期間，他與當地人一樣，住窯洞，睡簡易床，在炭火盆邊用便攜式打字機完成他的新聞報道。在其所寫《報道中國》一書中，他這樣評價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他們試圖為中國的窮人做一些事，這是我敬仰的事實。”1971年，他又隨同前來參加友誼比賽的美國乒乓球隊來到北京，開始了著名了“乒乓外交”。 1979年，羅德里克在北京恢復了美聯社駐中國的記者站。
2004年8月29日，羅德里克在《洛杉磯時報》上發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在迪克西使團與美國人相遇》，回憶了自己在延安采訪的經歷。在文章中寫道：“1945年，我第一次來到緊鄰戈壁灘的被封鎖的中國共產黨首都延安，驚愕地注視著那里的一萬個窯洞。當我看到星條旗在美國一個軍事觀察團的旗桿上高高飄揚時，心中愈發感到吃驚了。這個軍事觀察團通常被稱為迪克西使團，是由美國官兵組成的一個小兵營，如今它幾乎被世人遺忘。但是，這個存在僅4年的組織創造了一個紀錄。它是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及其身經百戰的戰友們接觸的美國官方組織，這比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72年訪華早了28年。……我于1945年11月抵達延安，在那里逗留了7個月，報道國共談判中共方面的情況。這次談判是由當時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派遣的特使喬治·馬歇爾上將斡旋的。美聯社是當時獲準留在延安的唯一外國新聞機構。……外交官杰克·瑟維斯和約翰·戴維斯曾預言毛澤東將獲勝，但他們兩人并沒有得到國務院的重視，還在20世紀50年代遭到參議員喬·麥卡錫的嘲弄。……毛澤東及其助手脫下破舊不堪的衣服和布鞋，換上新做的毛料套裝和像樣的鞋子在機場迎接馬歇爾。毛澤東和馬歇爾乘坐迪克西使團提供的卡車來到鎮上。……1947年3月，也就是我到延安15個月后，隨著國民黨軍隊向延安步步逼進，迪克西使團把車輛都交給了共產黨人，并和他們一起撤離了延安。當我要求結清自己的食宿費時，伊頓說毛澤東已經主動表示錢由他來付。多年后出現了麥卡錫煽動的反共浪潮，但我當時仍然謹慎地認為，錢應當由美聯社出。”
2007年，羅德里克在美國檀香山去世，享年93歲。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是一位著名的新聞記者。1937年任美國聯合社記者，報道中國戰事。1944年5月，他作為美國《聯合勞動新聞》、《紐約時報》、《時代》雜志的記者參加了赴延安中外記者團，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以及中共抗戰事實進行了大量采訪報道。愛潑斯坦著有《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
1945年9月2日，愛潑斯坦在《紐約下午報》發表《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該報編者按道：“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正在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企圖防止中國內戰的威脅。作者愛潑斯坦曾在去年代表《紐約時報》和《時代》雜志參加外國記者團到過延安，如今他把對于這位中國解放區人民領袖的印象寫出來。我說，毛澤東是我們這個世紀的偉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覺得這話說錯了，凡是見過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場上完全反對他的人在內，都是同樣的印象。毛的性格內混雜著深沉的嚴肅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決斷，思想和行動，自信和謙遜。他和記者相處的方法是獨特的。他從不給你一次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訪問。他要么就是干脆不見你，要么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復問題非常嚴肅，刺激你和他辯論，然后再加解釋，直至他確實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論點，而且明白他引以為立論根據的事實和見解為止。”愛潑斯坦在文章中對毛澤東描寫道：“這人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慮。他的聲音和風度是沉靜的。有一個事實比一大堆言辭更其有力。……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譏諷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對付‘我們的書蠹，他們知道羅馬、希臘、德國、法國和俄國的歷史，社會問題以及文化，但對于5里以外發生著的事情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怎么辦。’在他的領導之下，黨里知識上傲慢的知識分子們被他派到鄉村里去‘向人民學習’，而土生土長、從斗爭中成長的、能干、然而常常是不識字的領袖們，則被派到延安，以獲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論。……在著名的‘長征’的時候，紅軍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隊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來，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沖向蘇聯的邊境，以求至少能在一個側翼上有一個友區，以便整頓自己的部隊。但是毛辯論說，中國人民要打日本，誰要是不把自己的臉面對著民族的敵人，人民就會拋棄誰。在總司令朱德的支持幫助之下，他把紅色部隊領到極其貧困的陜北，再進入山西。……先見之明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么事情的時候，毛一直永遠是準確的。在1935年，他預言了未來的中日戰爭的過程和戰略發展，而他的關于游擊戰術的著作，曾經激發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卡爾遜和英國的溫格特將軍等人。今年4月間，他說如果中國在戰爭中沒有組成聯合政府，而中國的盟國并不堅持要和雙方作軍事合作，這樣來使任何一方投外國援助之機，以拒絕和另一方成立協議的話，那么，勝利之后，可能馬上發生內戰。在今天和蔣的談判中，他的立場也不是什么新的。”
愛潑斯坦1951年來到中國，1957年加入中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歲。
哈里森·福爾曼是美國合眾社、英國泰晤士報的駐華攝影記者。1944年夏，他隨外國記才團來到延安，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行報道。期間他采訪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并拍攝了大量抗日根據地的珍貴了照片。1945年，福爾曼在美國出版《紅色中國報道》(中譯名《北行漫記》)。他還把自己鏡頭下的晉綏邊區編輯成《西行漫影》畫冊，給后人留下了許多異常珍貴的歷史片斷。
在《紅色中國報道》這本書里，福爾曼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毛澤東：“出人意料的毛澤東在延安絕不是不可靠近的神靈，更不是一切智慧與指揮的惟一泉源。他的話也不是出口就變成法律。的確，毛澤東的理想與提示在樹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毛澤東的理想與建議只不過是中共領導者委員會的討論的基礎及最后的準繩而已。這些中共領導者總不是只管蓋圖章的應聲蟲，所以毛澤東所要出版的東西第一是經過一番精密的考慮，然后再經過黨員的研究才能出版。所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終形式都是共產黨委員們的綜合表現，總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毛澤東在一個小院子的門口接我，院子正面一連串有6個普通的窯洞。他就與他的家屬及親密的助手住在這里。毛澤東和他的妻子藍平都穿得極樸素，她穿著一身簡樸寬博的衣裝，在細腰上束上一條帶子。他則穿著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著膨開的馬褲。……我被迎至一間客廳里。這間客廳是六個窯洞中的一個，有簡單的磚地，刷白粉的墻以及結實而粗糙的家具。晚上，在窯洞里的惟一光亮便是粘在茶幾上的一支蠟燭。主人拿出淡茶果子，及土產的糖果和香煙。毛澤東連續不斷地吸著他的延安煙卷。在整個會見時間中，他的小孩子們跑進跑出玩個不休。他們時常站下向我凝視一下，然后便拿一塊糖果又跑出去。毛澤東對他們一點也不加注意。毛澤東身材很高，肩很寬，大概有50多歲，但是卻好像還不到40歲。他的眉梢長著濃厚的眉毛，他那副長著兩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臉由于兩只驚人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現得非常活潑。他很愛笑，他輕輕地講著話，在好奇方面卻有點孩子脾氣。他的癖性是他以有皺紋的唇吸煙時在噴煙與噴煙之間很緊張地吸氣。”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著名醫生，阿拉伯裔美國人。1936年6月，馬海德在宋慶齡的推薦下來到中央蘇區，開始了中國革命生涯。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延安期間，馬海德負責毛澤東的保健工作，與毛澤東交往密切。馬海德為人正直，醫德高尚，深受邊區人民愛戴，被稱為“咱們的馬大夫”。由于毛澤東有夜里辦公的習慣，馬海德唯恐毛澤東因睡眠不足影響健康，想盡辦法調劑毛澤東的生活，他與毛澤東打乒乓球，節假日動員毛澤東去看文藝節目或跳舞，有時陪毛澤東打麻將，避免人們在毛澤東休息時跟他談工作。馬海德家與毛澤東住處很近，為了幫助毛澤東活動關節，馬海德一家經常陪毛澤東散步。毛澤東很欣賞馬海德，喜歡他的工作精神和熱情幽默的天性，也喜歡與他爭論一些問題，兩家人經常一起聚餐。毛澤東往往邊吃邊聊，不時逗得滿堂大笑。馬海德曾經深情地說：我對他是‘身體保健’，而他對我卻是‘思想保健’，還是我太幸運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海德立即申請加入中國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中國籍外國人。1950年，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顧問。他把滿腔的熱忱傾注到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里，為扼制天花、梅毒、麻風病等長期肆虐危害人民的傳染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88年，馬海德獲印度甘地國際麻風獎。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授予他“新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榮譽稱號。1988年10月3日，馬海德在北京病逝，享年78歲。
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45年來到中國，1946年9月到達延安，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的革命工作。被毛澤東稱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在李敦白到達延安的那天的舞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他經常回憶那時與毛澤東見面的情景：我們推門進來時，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來。在簡單地介紹后，毛澤東握住我的手說“歡迎一個美國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工作”。隨后，毛澤東和我找了靠墻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話就說：“如果你同意，我安排個時間，你到我那待一兩天，和我談談美國。”我說自己也不是什么專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聽，毛澤東爽快地說：“你就跟我談美國，一切我都愿意聽。”在李敦白的印象里，毛澤東是個非常虛心，而且有禮貌的人，他說“聽我說話時，他總是聚精會神。后來年長一些的朱總司令來了，他起身非常客氣地打著招呼‘總司令來了，請坐。’”
1949年，李敦白因“斯特朗國際間諜案”被關進了監獄，1953年平反出獄。1964年1月，毛澤東宴請包括李敦白在內的外國朋友時，對李敦白說：“你被牽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你是個好同志。”出獄后，李敦白選擇了到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工作，主要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把關，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定稿工作。1968年，李敦白再次入獄，在獄中，他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他說：“毛主席做了別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國，建設了統一的國家。這個國家進行了宏大的社會改革，農民分到了土地，知識分子也變得更有地位。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中國人的腰桿直了起來。……毛澤東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對于中國來說是筆巨大的財富。而且，這筆財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1977年11月，李敦白出獄。1980年3月，李敦白回到美國，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毛澤東哲學。近年來，他又在華盛頓太平洋路德大學教學。他很有感觸地說：“學生讀《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的節選，他們的興趣大極了。這些東西很有價值，應該學，中國人如果自己不學，就太沒道理了。”李敦白認為：“中國和中國以外的歷史學家將在未來幾百年里繼續研究毛澤東。像他這樣一個有多方面才能的偉大人物，是不大可能被中國人民遺忘的。”
晚年的李敦白還成立了一家“李敦白有限公司”，專門為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提供咨詢服務，他說這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做些實際的、對中國有益的事情。”1993年，李敦白出版了《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一書。
寒春，英文名瓊·辛頓Joan Hinton，曾是一名核物理學家，是美國陸軍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參與美國第一批原子彈的研制。1948年，27歲的寒春懷著對中國革命的憧憬來到中國的延安，與她的朋友、她后的丈夫陽早從事農牧業技術、奶牛飼養和農具革新等。1949年4月，寒春和陽早在延安舉行了簡樸、熱鬧的婚禮，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祝賀，并恭送喜幛：“愛情與真理的結合”1949年，他們趕著83頭荷蘭奶牛從延安到陜北和內蒙古交界的三邊牧場進行奶牛改良。1955年，他與丈夫帶著1000多頭牛落戶西安草灘農場，在那里度過了10年。
1966年，寒春和陽早都被調到北京搞翻譯工作，被安排在專家樓里，享受較好的待遇，這些特殊照顧卻令他們很受傷。1966年8月29日，他們聯合另外兩個外國專家，寫了著名的大字報《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大字報中寫道：“這種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是剝削階級的思想!”他們的要求是，生活待遇要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取消特殊化。這張大字報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72年，他們主動提出調到北京市紅星公社，從事農業機械改良和奶牛飼養機械化工作。他們一直堅持住在農機實驗站的平房里，恪守著檢樸和清貧。他們一生都與奶牛為伴，他們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座機械化養牛場，他們為中國的奶牛成套設備研究、奶牛胚胎研究、牛奶冷凍奶罐研究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早年寒春來到中國的理由，她說：“我崇拜小米加步槍，我要親眼見小米加步槍的力量。”2003年，寒春的丈夫陽早去世，在新華社發布的訃聞中，寒春執意要求加上一句“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斗”，她說：“我們在中國呆了一輩子，不是為養牛來中國，而是為了信仰。”在接受一次采訪中，她表示：“我們從沒想過要在中國住那么久，只是當時的中國太吸引人了，以至于不想離開。”對現實中國與他們理想的碰撞，他們表示“目睹了自己社會主義夢想的崩潰”，因為中國愈發的接納了資本主義。這是他們的無奈。2010年6月8日，寒春在北京去世，享年89歲。
寒春最愛做的事情就是用小提琴拉一曲悠揚的《東方紅》，她對毛澤東充滿了敬仰。她在中國生活了大部分的歲月，她卻沒有加入中國國籍，她說：“我熱愛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革命。”就是這樣一種信仰，讓寒春完成了從一個核科學家到農技專家的轉變，她的信仰和堅守，讓每一個了解她的人都肅然起敬。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美國政治家，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為尼克松訪華作準備。基辛格在中美兩國關系的正常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先后5次與毛澤東進行了會見。他在之后在著書、訪談等多種方式中講述了對毛澤東的印象和評價。
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記錄了他初次見到毛澤東的情景：“我們被直接帶到了毛的書房。這個不大的房間三面墻是書架，書架上雜亂無章地擺滿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書。屋子的一角擺了一張簡單的木床。毛從一組圍成半圓的沙發中間站起身來，一個助手陪在他身邊以防需要扶持。我們后來才知道幾周前他因心臟和肺部患病而導致身體虛弱且行動困難。克服了行動不便之后，毛澤東展現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他用雙手握住尼克松的雙手，露出了非常親切的微笑。”
基辛格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毛澤東是建國之父，統一了全中國。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他結束了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根據我的理解，在中國人民看來，毛澤東的功績是統一了全中國。但是不可能每一代都出毛澤東。”
在《白宮歲月》一書中，基辛格寫道：“毛澤東就站在那里邊，周圍都是書，他在中國人當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著注視來客，眼光銳利而微帶嘲諷，他的整個神態似乎在發出警告說，他是識透人的弱點和虛偽的專家，想要欺騙他未免是徒勞的。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個女護士協助他站穩，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里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得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
基辛格是一位知名的外交家，也是一名非常有遠見的學者。他著有《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復興的世界》、《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白宮歲月》、《紀錄在案》、《動亂年代》、《大外交》、《論中國》等書。
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美國政治家，第37屆美國總統。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問中國，成為美國第一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統。尼克松對中國大陸的7天訪問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在北京與中共主席毛澤東會面，并在杭州西湖邊與中共總理周恩來草簽了轟動世界的《中美聯合公報》，為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1974年，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辭職。1976年2月，尼克松受毛澤東邀請二次訪華，此時的尼克松已是一介平民，但他在中國依然受到了總統一樣的禮遇。尼克松二次訪華半年后，毛澤東與世長辭。尼克松在《領導者》一書中寫道：“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
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寫下了他對毛澤東的評價：“毛澤東是一位健壯、樸實的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即使在談論嚴肅的問題時，毛澤東也喜歡發出令人駭異的話語，即使在1976年度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時，他的話語聽起來就象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是那樣敏捷、深遂，當他能聽懂我說的所有話，當他想回答時，說不出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誰也不能否認他已經戰斗到最后一息了。……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歷史上留上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來自于他的堅強意志。我感到他們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動的詩歌是在長征途中或長征以后寫成的，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斗爭場面，特別是殘酷的斗爭場面時，運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談起來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去完成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許多歷史人物對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各鐘框框都提出了挑戰，雖然歷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歷史畢竟還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時代的機緣進行革新的人譜寫的，毛澤東就屬于后面這種，這正是蔣介石的不幸所在。……假如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就會缺乏一種神秘感——它不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國的、狂熱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億萬人民。”
1978年12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發表。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尼克松與毛澤東這段歷史的會晤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尼克松出版了《尼克松回憶錄》、《真正的戰爭》、《領袖們》、《不再有越戰》、《1999：不戰而勝》、《超越和平》等著作，記錄了他政治生涯的經歷和思考。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在美國家里去年，享年81歲，他的墓碑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歷史所能賦予的最高榮譽是和平締造者”。
那些與毛澤東交往過的美國人，他們是歷史的使者，他們懷著不同的使命和信仰，與一個東方智者進行著精神的對話，他們的命運無不因為這一歷史的交集而發生變化，這個變化讓一種東方的思想傳播開來，讓各種不同的價值融通起來，讓兩個國家的天塹彌合起來。他們被歷史改變，他們也改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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