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我所榮維木研究員在2013年9月30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就目前熱議的“中國抗戰史是否需要重寫”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看法，他指出重寫抗戰史，要防止以夸大的手法描述孤立的片段，而抽去了那些片段之間的邏輯關聯，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現象出現。
還是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一篇《中國需要重寫抗戰史》的文章引起人們關注，流傳至今。針對為什么要重寫抗戰史和怎樣重寫，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離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不遠了，重新討論作者提出的問題，有助于人們客觀地認識歷史。
先說第一個問題，為什么要重寫抗戰史。我贊成作者所說，不能遺忘為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人，盡管作者只提到國民黨抗日將領。這確實是重寫抗戰史的一個理由。但實際情況卻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直到現在，已經有大量著作如實描述了國民黨官兵的抗日事跡。尤其應該提到，2005年9月3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大會講話中，明確地肯定了國民黨軍隊對抗戰的積極貢獻。大會向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頒發紀念獎章，當年的國民黨抗日戰士同樣享有殊榮。此后，民政部明確規定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黨老兵為撫恤對象。一些國民黨官兵英勇抗日的重要戰場遺址，重新得到修葺。
作者憂心的事情已經解決，何以還要忿忿?文章道出原因，他是對把曾經抗日的國民黨將領當成戰犯處理感到不公。這里，作者混淆了一個事實，即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完全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從歷史宏觀來看，抗日戰爭是不分黨派的全民族對外反侵略戰爭，國共內戰是中國內部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之間的戰爭。在前一個戰爭中，國共兩黨是戰友，在后一個戰爭中，國共兩黨是對手。把戰爭對手作為戰犯處理，符合常情。“勝王敗寇”確實不是評判歷史的科學標準，但是，作者在強調一個方面的時候卻忽略了另一個方面，那就是進步戰勝反動，這才是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當然，對于進步和反動有不同的解釋，這里確實有個立場問題。比如，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內戰，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而國民黨稱之為“剿匪時期”;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破裂后的三年內戰，共產黨稱之為“解放戰爭時期”，而國民黨稱之為“戡亂時期”。看看今天的中國，孰是孰非，已有明證;對抗日戰爭有過重要功績卻被共產黨宣布為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戰犯李宗仁，也以他的言行佐證了誰代表了進步。
作者還有一個糾結，那就是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過于寬大，而國民黨戰犯卻沒有那么幸運。其實，中國政府改造日本戰犯是非常成功的，很多被釋放回國的日本戰犯成立了著名的“中歸連”，在與日本右翼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國民黨戰犯是否幸運，看看他們的回憶文章也不難找出答案。作者還以美國內戰后處理南軍的做法為人道的價值判斷標準，其實，只要稍微了解關塔那摩的情況，結論將會相反。作者的忿忿與糾結，顯然不是重寫抗戰史的理由。
再說第二個問題，怎樣重寫抗戰史。從歷史研究的規律來看，只有不斷地以新的視角、新的史料、新的方法來檢討與修正既往研究成果，才能推動史學進步。抗戰史研究也不例外，重寫是為了使之更加客觀、真實，從而推動人們理性、公正地評判歷史并從中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因此，我不僅贊成重寫抗戰史，并且身體力行。其實，問題的癥結不在是否重寫，而在如何重寫。
對于如何重寫抗戰史，作者沒有具體的建議，但從他的感慨中，可以歸納出兩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一直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
首先是抗日政策問題。作者提出，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選擇。簡而言之，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之下，國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理性的選擇，這并不表明它放棄了抗日準備。應當承認，九一八事變之后，尤其是一·二八事變之后，國民政府確實著手了抗日準備。但是，作者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面對日本侵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的主導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什么是“安內”?簡單地說，就是“剿共”和剪除其他異己。這樣的政策不僅無利于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且極大地破壞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盡管到七七事變之前，國民黨軍隊也有過抗日軍事行動，但它的主力卻用于了“安內”。這種做法違背了民族整體利益，因此遭到了全國多數人的反對。兩廣事變的發生，西安事變的發生，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行不通。最終，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之下，蔣介石只能改弦更張，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從集合一切抗日力量方面來做抗日準備。事實上，即使到了七七事變的時候，中日之間敵強我弱的情況也沒有發生變化，而變化了的是中國內部的抗日形勢。
其次是抗日軍事問題。中國抗戰有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兩個戰場誰的作用更大，一直是熱門話題，文章也專門論及。我贊成作者所說，即長沙會戰的勝利與平型關大捷同樣值得紀念。擴大開來，我以為兩個戰場的功績都要肯定。甚至，對正面戰場的潰退如何評價，如果拋開了具體的戰役(如豫湘桂戰役)，我也贊成作者所說，在敵強我弱條件下，有進有退是不能避免的。但是，緊接著作者指向明確地說，“只有一支躲避會戰的軍隊才不會潰退，反而會不斷壯大”，就不僅有失公允，也違背了事實。第一，共產黨的軍隊從來沒有躲避過會戰，如戰爭初期積極參加了太原會戰，并以自己的戰績受到國民政府的表彰。第二，在中國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八路軍付出重大犧牲發動百團大戰積極配合了正面戰場。第三，共產黨軍隊是壯大了，但并非“坐大”，而是廣泛地動員人民群眾參加民族解放戰爭的結果。另外，通過游擊戰在敵后戰場造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其戰略作用絕不遜于正面戰場的大規模會戰。我的觀點是，兩個戰場雖然作戰規模與形式有所不同，但它們之間有著重要的依存關系。在不同的時期，它們顯示的作用大小不同，但都為中華民族的最后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果重寫抗戰史，不能只強調一個方面而忽略另一個方面。
作者以夸大的手法描述孤立的片段，而抽去了那些片段之間的邏輯關聯，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立場。重寫抗戰史，要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
附文：中國需要重寫抗戰史
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衛國戰爭。可是，中國國軍抗戰英雄的戰后遭遇，卻留下了中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在二戰所有的戰勝國中，其情其狀，獨一無二。
曾幾何時，戴笠、張靈甫、湯恩伯等等在抗戰中聲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陸成了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歷史教科書也這樣一代代地告訴大陸的孩子們。
如今，上海的陵園里可以有了張靈甫等抗日名將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湯恩伯故居，也已修葺開放。盡管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進行，甚至顯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見不得人的勾當一樣，但往好里想，無論如何都算是一種進步。
可這不夠。
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陸面臨著如何紀念這一偉大歷史時刻的挑戰。法國紀念諾曼底登陸六十周年的恢弘氣勢已經向全世界展現過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也決不會是在悄無聲息中過去。如何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實際上是在向世界顯露當今大陸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簡單的排場之大小問題。六十年一個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長，黨爭的硝煙越來越遠，因此，對令人信服的歷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斷強烈。
實事求是地書寫抗戰史，冷靜、客觀地評價抗戰史，解決歷史教科書在闡述抗戰史上存在的問題，已經不可回避。這是對人們良心和胸襟的考驗。
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大陸的說法，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軍中少將以上的將軍，共犧牲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而國民政府的何應欽則說是206位將領。無論是一百還是二百，都已表明戰將傷亡慘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火中，軍人傷亡達三百余萬人。無論政見如何，和在山西遼縣殉國的八路軍左權將軍一樣，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們的名字留在中國的英烈譜上。任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過的血，出過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被歪曲。任何遺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國恥。
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歪曲和遺忘并沒有不存在。戰犯問題就是耐人尋味的個案。
1981年，抗日名將杜聿明病逝。大陸官方悼詞稱他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可這位昔日抗日疆場上馳騁殺敵的戰將后來卻成了“戰犯”。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個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澤東開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戰犯的名單。僅僅就其中的軍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岳、衛立煌、傅作義、何應欽、胡宗南、湯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將。
杜聿明先是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里曾先后關押過900多名日本戰犯和溥儀等71名偽滿戰犯，同時也關押過354名國民黨戰犯。在這所監獄，一些為抗戰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戰將，跟日本戰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陸，抗戰過的國軍將士和他們的親人，甚至遠沒有日本戰犯那么幸運，他們有的被鎮壓了，有的則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浪。在大陸的戰犯管理所里，一共關押過1062名日本戰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訴，釋放回國;另外45名也沒有一個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釋放回國。
可是，直到現在，改造國民黨戰犯還被當成正面宣傳。比如，杜聿明、黃維就是經過不斷努力才“改造”過來。最后杜聿明就說自己“走錯了路，成為千秋罪人。”而黃維最后則說出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我最懷念的地方”。當大陸在宣傳改造成功的時候，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對他們或許根本就不應該有什么強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該有戰犯這個詞。
然而在大陸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政治和解和社會重建，似乎內戰的血還沒有流夠。因此也就有了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戰犯和被當成戰犯的中國抗戰將士關在同一所監獄的尷尬。美國有過內戰，卻沒有戰犯。南北戰爭結束后，聯邦政府不曾處罰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的最好例子。在這場戰爭中，共有62萬人喪生。這意味著大約每60個美國人里，就有一個死于戰火。照常理來說，總得有人為這場殘酷的戰爭負責。事實上，仇恨也沒有隨著戰爭一起結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亂者應該受到嚴懲。然而，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畢竟不是一回事。美國內戰沒有產生戰犯，也沒有一兵一卒在未來的歲月里因為“歷史問題”而遭到清算和迫害，勝利者更沒有用筆墨掀起一場丑化運動以便將反叛者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聯總統杰斐遜·戴維斯1889年去世，活了81歲。副總統斯蒂芬斯則戰后不久就被佐治亞選為聯邦參議員，死后墓碑上居然還刻著“一心為公”，他生前沒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沒有誰去鞭尸揚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殺，美國也沒有因此瘋狂，來一次徹底干凈肅清南部殘余的斬草除根運動。1870年，李將軍則長眠在了華盛頓學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聯軍裝。
一個知道區分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國家是幸福的，一個理解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陸的內戰，卻不如此。不僅有法律的懲罰，還有道德上的貶低。那些曾經為衛國戰爭灑過熱血的國軍將士，因為參加過內戰，就被描繪成匪、賊、寇。比如，吳強在長篇小說《紅日》的“修訂本序言”里就有這樣的字眼：“張靈甫這個匪徒，……他驕縱、冷酷、矜持、虛偽、狡詐……。為了傳之后世和警頑懲惡，讓大家記住這個反動人物的丑惡面貌，……”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里，這位抗日名將尸骨無存，并不奇怪。但這卻是一種恥辱的不奇怪。
即使張靈甫在內戰中真的是罪惡累累，但對中國來說，他絕不僅僅是罪人。張靈甫驍勇善戰，是抗日戰場上的常勝將軍。雖然他在對日浴血奮戰中成了瘸子，但卻從未打過敗仗。就一個職業軍人對國家的效忠而言，他是軍人中的軍人。如果有一天，大陸也為抗戰英烈們建立國家英烈祠的話，里面就應該有張靈甫一個位置，而不僅僅只是允許上海的陵園里有他的衣冠冢。這位職業軍人沒有死在日寇的槍炮下，而死于1947年內戰的硝煙中。這是一個缺乏政治和解傳統的民族的歷史悲劇。
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國將士被拋尸露骨。南京靈谷寺里抗戰殉國的國軍將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蔣介石書寫“忠烈祠”并供奉紀念湖南幾次戰役中犧牲將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銷毀……日本鬼子被趕走了，在他們誓死保衛的國土上，殉國者連個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陸內務部在關于撫恤工作幾個問題對陜西省民政廳的批復中稱：“……國民黨抗日陣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應該由我們再去撫恤”(內務部(58)內優字148號)。那些黃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這樣的批復，一定都會為此含笑九泉!大陸一次次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義憤填膺，對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安放在靖國神社耿耿于懷，可到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自己又用什么來告慰為衛國捐軀的百萬將士的在天之靈呢?
當黨爭和意識形態遮蔽了真相的時候，抗戰史就會難以下筆。比如，要講到情報工作對抗戰的貢獻，就繞不開軍統。可是，在大陸過去的宣傳里，軍統似乎除了壞事，別的什么也不干。重慶的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就曾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小說《紅巖》、電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實，中美合作所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為反法西斯建立的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比如，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殞命，就有中美合作所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說在內戰爆發之前就正式宣告結束。后人應該記住中美合作所，記住軍統局對日作戰中的功勛，而不應該因黨爭的原因一筆抹殺。每一個黨派中都能發現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勢不兩立，也不意味著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負擔，早該卸下了。
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
大陸的抗戰史需要重寫。當人們一再指責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時候，也不應該忽視大陸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如果說要塑造國家形象的話，怎么對待抗日戰爭的歷史，真正事關國家形象。
在戰略上，應該積極地看待國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選擇，不應再把國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簡單化地視為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9·18事變后，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很簡單：“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就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為阻攔學生都挨了頓打。事實上，喊出愛國口號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的——比如汪精衛在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前，其手下也曾發動學生要求對日作戰。愛國也離不開理性。如果只能是兵來將當，水來土掩，不流盡最后一滴血不罷休的話，那一部中國抗日戰爭史就只能寫成國民政府賣國史了。按照這種思維邏輯，蔣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對日作戰，這位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學者，就是賣國賊了!
事實上，誰都不能回避當時中國的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樣一個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制造方面，中國除了來復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只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歷史學家黃仁宇對此就說：“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面對這樣一個敵手，不可能尋求速戰速決，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戰，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后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情況下并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后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如果從1931年9·18事變后立即宣戰，意味著中國孤立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自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這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能就會像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所說的那樣：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后全國總動員。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后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確立了的正確戰略方針。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大潰退”。俄羅斯就曾一再采取過這樣的戰略。在北方戰爭和1812年的衛國戰爭中，俄國統帥都被迫決定向國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棄大片國土，以贏得時間，積蓄力量。無論是彼得一世還是庫圖佐夫，他們在帝俄和蘇維埃時代都被視為俄羅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臨陣脫逃的懦夫。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消極抗日，也正因為這樣，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而國民政府面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3.3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4.8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5.6萬人。它們和那次殲敵1000余人，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平型關大捷，一樣值得紀念。據大陸1994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軍的戰斗中，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在敵強我弱的格局下，有戰就可能有敗。只有一支躲避會戰的軍隊才不會潰退，反而會不斷壯大。如果只看一時一地之得失，那么，從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國民政府的抗戰史就只能寫成一部“大潰退史”，半壁河山都丟在了它的手里!可是，勝利是從何而來的呢?
或許有許多人都記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爾克撤退成功，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的演講中：“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的地點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即使我們這個島嶼或這個島嶼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饑餓之中……”今天，我們和當時的人們一樣都知道，英倫三島上有頑強的丘吉爾、頑強的英國，進行著頑強的戰斗。
可大陸的青年，當他們高中畢業之時，歷史教科書里，他們讀到抗日領袖什么激動人心的名言?他們可曾知道“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決戰……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要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是何人的言論?
巴黎屈服了，歐洲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倫敦、莫斯科還在戰斗。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東南亞在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蹂躪，重慶還在戰斗。這是一個不屈的國家，生活著不屈的人民。不錯，南京是淪陷了，但中國還有重慶。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日本要想打跨中國，必須打跨重慶。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5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據統計，空襲重慶共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神。可這關系中國命運的“重慶大轟炸”，在大陸卻曾是除有零星報道外，塵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轟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慶，在飽受戰火摧殘后，勝利的中國在那里樹立的“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紀念碑”。“抗戰勝利紀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壘”的舊址上建立的，它們都是重慶抗戰，中國抗戰的歷史見證。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頭苦干的中國人，將盡我們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們將奮斗到最后的勝利，或最后的慘敗。縱使大好河山，悠久歷史，都被鮮血染紅，或毀滅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憑借著這種精神，中國迎來了抗戰的最后勝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簽字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國政府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確認。9月3日，中國舉國歡慶，國民政府確定從第二年開始以每年9月3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50年，大陸沿襲將這一天作為法定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陸應該明確將這一天作為勝利紀念日。
勝利的光榮屬于所有為之付出過血汗的人們，它不應該為意識形態和黨爭所玷污。也許俄羅斯政府對待衛國戰爭勝利的方式，值得大陸借鑒學習。雖然俄羅斯已經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并不抹殺蘇聯衛國戰爭的歷史意義。2001年俄羅斯慶祝蘇聯衛國戰爭勝利56周年，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出席了閱兵式，而在2003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58周年時，俄軍士兵身著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軍服裝，手擎老軍旗在莫斯科紅場參加閱兵式。
大陸在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應該允許曾經是國軍的抗日老戰士穿著往日的軍裝，佩帶勛章，在昔日的戰旗下參加慶典。他們應該得到尊重，哪怕是遲到的尊重。是那些軍裝，那些勛章，那些旗幟，和他們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戰的記憶聯系在一起。這份記憶屬于他們，也屬于這個國家，屬于子孫后代。那些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國民政府授予他們的榮譽，應該重新得到承認，起碼應該讓他們的后人，在大陸從此能夠公開自豪地緬懷自己的先人。在對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紀念中，應實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認政見不同或者對立，甚至曾經兵戎相見的愛國人士在抗戰中的功勛，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政治和解與寬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這些當成權宜之計或者點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褻瀆衛國戰爭的光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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