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里面爬滿了虱子”。
這種有趣的說法似乎同樣適用于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描述。譬如近幾年來，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就常常會以一襲“客觀”、“公正”的華袍，掩藏了許許多多他們思想上的“虱子”。
最近，筆者閱讀了梁柱和楊天石兩位老師關于蔣介石研究的幾篇帶有交鋒性質的文章。梁柱先生認為楊天石老師在蔣介石研究中“用表面現象的羅列，掩蓋事物的本質，這就必然影響結論的正確性”,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楊天石先生則在完全否認了梁柱老師對其歷史虛無主義者身份的認定之余，反唇相譏，認為梁柱老師“武斷臆造，嚴詞批判”，實在有違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理論工作方針。
唇槍舌劍，真是熱鬧極了!
孰是孰非，還是讓我們回到問題爭論的原點，從楊天石先生的相關研究文章談起吧!
一、吞吞吐吐的楊天石先生究竟想說什么?
筆者最早讀到的楊天石先生有關蔣介石研究的著作就是出版于十幾年前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其后又陸陸續續讀到過楊先生發表在一些史學刊物上的文章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二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華文出版社分別出版)等著作。說句實在話，筆者在閱讀這些著作時，一個比較強烈的感覺就是楊天石先生在表達自己觀點時有些吞吞吐吐，有時甚至會出現在費力引用、解析一段史料后，立即用另一段文字徹底否定了剛剛引用的史料的現象。
比如楊先生在做客季我努沙龍時所做的題為《蔣介石其人》的講演中，曾經明確地講過:“1972年5月27日蔣介石日記......說：最近我的精神苦痛，為什么呢?因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里的小人指的是誰呢?小人指的是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女子指的是誰呢?女子指的就是宋美齡。”
蔣介石對這兩位至親火從何來呢?楊先生隨后解讀道：“1967年4月，尼克松訪問臺灣，在同月10號會見蔣介石。尼克松為什么到臺灣來?因為他第二年要在美國競選總統......那個時候臺灣有錢，國民黨有錢。尼克松到臺灣來找蔣介石，本來的意思是想從蔣介石那里拿到一筆競選經費。可是蔣介石沒有給，蔣介石為什么沒有給呢?他是聽了孔令侃和宋美齡的話沒有給。......第二年尼克松選上了，當了美國總統。尼克松當了美國總統以后，派了基辛格到北京來會見周恩來，會見毛澤東，尼克松本人也從美國跑到北京來，會見毛澤東，而且美國后來就跟臺灣斷交，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蔣介石就在琢磨，本來美國跟臺灣關系很好，現在為什么美國跟我們臺灣關系不好了，跑到北京去見毛澤東呢?......就是因為尼克松到這來向我要錢我沒給，所以蔣介石對尼克松恨之入骨，在日記里不叫他尼克松叫他尼丑，小丑”(見《溫故》第二十五輯，第36頁，4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1版)。
筆者當時讀到這段文字，真是氣得差點沒把手中的書扔出去。楊先生研究了幾十年的歷史，怎么能講出這樣的昏話?美國和中國建交難道僅僅就是因為尼克松沒有從蔣介石那里籌來競選經費?難道僅僅就是因為蔣介石誤聽了宋美齡和孔令侃的話，在美國大選中站錯了隊，投機失誤了么?那么楊先生又該如何解釋此前蔣介石在美國1948年的總統大選中錯誤的選擇了杜威，放棄了杜魯門之后，新當選的杜魯門政府卻沒有在1949年蔣介石大敗虧輸的時候，就選擇與新中國建交呢?面對1948年就曾發生過的失誤，蔣介石又該罵誰去呢?再者，人所共知，美國是一個以現實利益考量為其制定政策核心原則的國家。面對這樣的常識，楊先生竟能做出如此這樣一番無厘頭的論斷，難道真把全天下的讀書人都當成傻子了嗎?
但是楊先生很快就讓筆者消了氣，因為他老人家緊接著就寫道：“當然我要講，尼克松改變政策跟大陸友好，不是因為蔣介石沒有給錢，而是決定于美國的內部政策的變化，蔣介石的判斷是錯的。但是尼克松要從蔣介石，從臺灣搞到競選總統的經費，這個秘密我們也是從蔣的日記里面才能看出來”(見《溫故》第二十五輯，第4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1版)。看得出來，楊先生對這段歷史的真實情況實際上是清楚得很的。但在這段特殊的語境之中，筆者只能說楊先生的語言真的好像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一樣，在一瞬間就把自己前面所有論述的意義統統否定掉了，搞了個無影無蹤。
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楊先生究竟是如何判斷出蔣介石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是指責宋、孔二人對他決策的誤導呢?又是如何判斷出蔣介石把美國與臺灣斷交的原因歸結于沒有為尼克松勝選提供金錢支撐的呢?難道在國內、國際政壇沉浮幾十年，堪稱“政治老油條”的蔣介石真有這么弱智，這么傻?在這些問題上，楊先生先是石破天驚地爆出結論，然后又迅速推翻前引的所有史料，來了個徹徹底底的自我否定。作為一名治史多年的老學者，楊先生采取這樣一種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語的表達方式究竟又是為什么呢?
言及此，筆者不禁想起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爵士在他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對蔣介石的一段描述，丘吉爾說：“我當然乘此機會到蔣介石大元帥住的別墅去訪問他。他和他的妻子舒適地住在那里。這是我第一次和蔣介石會晤。他的那種沉著、謹嚴而有作為的性格，給我以深刻的印象。這時他的權威和聲望處于頂峰。在美國人的眼里，他是世界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是”新亞洲“的一個斗士。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的捍衛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時他又強烈地反對共產黨。美國各界人士公認，在這次戰爭獲勝以后，他將成為世界上第四個大國的首腦。后來，許多持有這些觀點和估價的人們都拋棄了他們原來的看法。我在當時并不同意人們這樣過高的估計蔣介石的力量，或中國在未來的貢獻。......有一次羅斯福總統讓我們大家合影，雖然許多過去曾經崇拜蔣介石大元帥夫婦的人們，現在都把他們看成是邪惡和腐敗的反動人物，但我仍然愿意保存這張照片作為紀念”(見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五卷第2248頁，南方出版社2007年4月2版)。在丘吉爾爵士這部長達數百萬言的巨著中，這是唯一的一次費了一些筆墨提到蔣介石大元帥的地方。看得出來，丘吉爾爵士百分之一萬地瞧不起蔣介石，可是出于照顧當時還在和他一起同為“自由世界”奮斗的蔣介石大元帥的面子和自尊，丘吉爾爵士也只好變得吞吞吐吐了，在進行了一番空洞的吹捧之后才略帶晦澀的表達了自己對蔣介石的真實看法。
楊天石研究員在表達自己對蔣介石看法時和丘吉爾爵士剛好相反，他是一心一意，甚至想要從大元帥的日記夾縫里找出論據來為蔣介石大元帥翻案。誠如他在發表于2006年第11期《文史博覽》上的《蔣介石的另一面》這篇文章中所極力表述的那樣，他心目中的蔣介石是一個“溫和、軟弱的民族主義者”，是一個“既有大功又有大過的人”，是一個“不斷自我反省的人”。在這一點上，楊天石先生是和丘吉爾爵士的觀點完全不同的。但可惜的是，蔣介石大元帥在歷史上的表現實在不夠給力，很多確鑿的史料不但無法支撐楊天石先生為蔣介石大元帥所做的辯護，而且還讓楊先生陷入了和丘吉爾爵士類似的思維困境，真是讓他傷透了腦筋。或許，這就是造成楊天石先生在涉及蔣介石研究的文章中總是顯得有些吞吞吐吐，甚至在個別地方已經有些不知所云的根本原因吧?
二、蔣介石日記真實性探討
蔣介石從1915年開始記日記，一直記到1972年，整整記了57年。應當說，確實夠堅持，也確實夠不容易，但是這些和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實在是沒有什么太大關聯。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記日記記得時間長，就主觀臆斷地認為這個人記的日記的真實性就會高，最起碼我們還應對日記作者的人生經歷進行一番認真的研究，綜合考量同時代人物對日記作者的評價，認真比對相關史料，這才能最后確認留存下來的日記究竟有多大的真實性。
但是，筆者閱讀了楊天石先生的很多考證文章之后，總體的感覺是楊天石先生對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未免有些太過于相信了。楊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講到“蔣的日記呢，根據我個人的研究，它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我的看法，他的日記有相當大的真實性，比較可靠”。他甚至僅僅通過蔣介石日記中的一句“派齊浚去瑞士”就推斷出蔣介石此舉是為了聯絡德國的反希特勒人士，支持他們反對希特勒。如此這般，在筆者看來，就實在有些失之于偏執了。
1、蔣介石日記的主要內容分析
在探討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之前，筆者以為還是應當先從談談蔣介石日記的主要內容談起。
通觀已經披露的蔣介石日記的內容，筆者以為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其一便是滿坑滿谷的豪言大話，勵志警言。比如蔣介石在日記中就曾多次自詡要做當代的“圣賢豪杰”，特別是在表達對外關系觀點時，蔣介石日記中的豪言壯語更是屢見不鮮，如蔣介石在1963年9月28日的日記中就曾經寫過：“民國十七年(1928年)五月三日，當時田中即派其福田師團進駐濟南，以保僑為名，阻止我國民黨軍隊北上。即在濟南尋釁挑戰。余乃略加抵抗，派出少數部隊在濟南城與之周旋，而將其余兵力，秘密越河北進，占領北平，至年終卒能統一東北”。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蔣介石在這里所說的就是發生在1928年的“濟南慘案”。這起事變在歷史上早有定評，完全是由于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為了將北伐革命勢力逐出其在山東的勢力范圍，而故意制造出來的。事變當時，日本軍隊蓄意屠殺中國軍人與民眾六千余人，其中，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派遣濟南的外交處處長蔡公時及署內職員17人更是慘遭日軍虐殺。事后，日軍不但否認其大肆屠殺中國軍民的事實，同時逼迫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兇，并于5月11日攻占濟南。直至次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濟案協定》之后，日軍才退出濟南。這實在是一起喪權辱國的大事件，但在蔣介石的日記里，已被粉飾至半點屈辱之意也無的境地了。
最可笑的是，蔣介石在回顧這段痛史時，不但毫無追悔歉疚，卻大發了一番大言感慨。他說：“余復宣布以德報怨，不予報復，期其覺悟。乃亦予以教訓，使知中華民族終不可侮，而蔣某革命力量，乃非李(鴻章)、袁(世凱)之比，不僅不可屈服，而且日卒將為我民族所屈服，望其能猛然回頭”(見阮大仁《蔣中正日記揭秘》第81頁，華文出版社，2012年9月1版)。這實在是一段大而無當的狂言，只能讓人忍俊不禁，為之一笑了!
蔣介石日記的第二部分內容就是隨時隨地說了不算，算了不說的各種“反省”。應當說，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里實在是太喜歡反省了(這或許與他后半生信奉了基督，迷信懺悔之力也有一定關系)，他今天反省不該好色(其實在中國傳統名士文化中，風雅人物是并不避諱談及自己好色的。梁惠王一講“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老夫子就勸導他“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統治者嘛，偶爾好好色正說明您氣質親民，接地氣啊!或許這也是蔣介石并不怕講自己“好色”的原因吧?) “明天反省不該打老婆，后天又反省不該罵人。可是反省歸反省，色照好，老婆照打，手下人照罵，實在堪稱是“深刻檢討，堅決不改”的典型。在這一點上，倒是蔣介石的大公子蔣經國先生講得實在，他在寫給生母毛福梅的信中說：“母親，您還記得嗎?是誰毆打您，抓住您的頭發，將您從二樓拖到樓下?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請求不要將您趕離家門，那不是他—蔣介石嗎?”(見曹聚仁《蔣經國論》第201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1版)反省精神的真相不過如此，楊先生竟然還能得出蔣介石是個“不斷自我反省的人”的結論，筆者實在不知他做出這番判斷的理論勇氣來自哪里。
與反省精神相對立的，就是蔣介石日記中的第三部分內容，各類主觀臆斷以及對自身行為的辯護。許多蔣介石同時代人談及蔣介石時，都會指出他的性格中有主觀專橫的一面，這一點，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同樣有所體現。
比如，1948年8月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昨夜決定改革幣制與管制經濟日期，余注重于輔幣之兌現，以增加新幣之信用，或可延長新幣之命運也!”兩周后，蔣介石又在日記中記道“本周共計收入一千八百余萬美元，僅上海一地便有三百萬美元之多”，并對于“人民”如此“熱情”擁護幣制改革頗感意外與欣慰。但在這里，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這篇日記中所說的“新幣”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圓券”。它從1948年8月取代法幣上市后，十個月內貶值超過兩萬倍。人民“熱情”兌現新幣的后面是被強制于1948年9月30日前將私人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匯上交兌換金圓券，逾期不交，一律沒收。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僅這一次便搜刮民財數以億萬計(以上引自李黎《最是倉皇辭廟日---蔣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那些人、那些事》第192頁)。這些真相，如果我們只看由蔣介石堅強的主觀意志造就的所謂日記，那自是絕然想不到的。
與強硬的主觀判斷相對應的，是蔣介石對自身行為的百般辯護。眾所周知，蔣介石統治初期，在國民黨內部遭到了以胡漢民、汪精衛等人為首的國民黨元老的打壓與斗爭，而這些元老們后來也大都被蔣介石使用各種陰謀手段分別斗敗、收服了。元老中領頭的胡漢民更是直接遭遇了蔣介石的幽禁，最后郁郁以終。1963年8月8日，蔣介石召見了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就在自己的當天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辯護的文字，他說：“脯，約見胡木蘭及其子黃振忠因之引起余對胡展堂之感想......關于展堂與總理以下，自執信起至仲愷，皆對展堂反感，而皆為兆銘(汪精衛)所惑而信之。余亦受其影響不少.......仲愷反胡袒汪，更趨極端，此最后本黨卒為俄共分化，造成如此悲劇耳”(見阮大仁《蔣中正日記揭秘》第77頁，華文出版社，2012年9月1版)。
蔣介石的這番表白可信嗎?其實胡漢民生前對蔣介石的手段早就下了三字考語，曰“壓、詐、拆”，又說蔣某人是“小人”而以“君子”自居，在他的回憶錄中，更是直接講述了一段蔣介石在幽禁他時的一段趣事，很見蔣介石的真風采。當時蔣介石一面逼迫胡漢民辭職，一面卻還想繼續蒙騙、利用胡漢民，于是指天畫地的說：“我蔣中正斷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蔣中正不姓蔣!”一面說，一面拍胸脯。言及此，胡漢民評道：“介石向來擅長發誓，我笑笑不出聲”(見《胡漢民回憶錄》第113頁，東方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將這段史料與蔣介石日記中的內容對比來讀，或許才能更加見到蔣介石的真相吧?
蔣介石日記中的第四部分內容就是講述一些眾所周知的“大路貨”，比如某月某日某人就職，某月某日開何會議等等，這些已經類似于“帝王起居注”的性質，從史料的價值上講實在是要大打折扣了。比如楊天石先生在研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后，專門寫了一篇題為《如何對待毛澤東：扣留、“審治”，還是“授勛”、“禮送”》的文章(見《萬象》雜志，2008年1月號，遼寧教育出版社版)，引述的很多資料就是蔣介石日記中一些早已為人所知的他的比較公開的政治態度，即便不讀蔣介石的日記，看看蔣介石在其他公開場合的表述，研讀一下其他人的回憶文章，得出上述結論似乎也不是什么難事。
2、從《西安半月記》看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
考察蔣介石的歷史，筆者以為，用日記的形式來為宣傳自己的正面形象服務早在蔣介石生前就曾采用過這種手法，最典型的例證就是發表于西安事變之后的《西安半月記》。在這本日記體的紀實中，蔣介石和他的御用文人陳布雷共同樹立起了一個蔣介石臨危不懼、正氣凜然的高大形象。或許是為了保持蔣介石形象的完美，《半月記》中根本沒有提及蔣介石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會面。這件事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當事人張學良恢復自由后才算有了定論。當時，張學良剛剛恢復自由，接受了日本NHK電臺的采訪，采訪中記者問道：“蔣介石和周恩來曾在西安會面，當時您在場嗎?”張當即擺手表示不愿回答“這是尖銳的問題，請不要再問了”。但張學良到底忍不住，最后還是聲明：“我不但在場，而且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記者追問道：“您不愿意談當時他們談話的內容?”張再度搖頭拒絕，并說：“對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不應該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傷害他人”(見宋連生著《蔣介石與西安事變》，第169-170頁，團結出版社2008年6月1版)。張學良支支吾吾，不愿意傷害他人，其實質也不過就是因為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的回憶文字都刻意回避了此事，所以張學良也就不便明言了。
《西安半月記》的真實性不過如此，蔣介石堅持記述了幾十年的日記或許在真實性上能比《半月記》高些吧?
你猜!?
3、過于美化的解讀本身就是一種誤讀
拋開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我們暫且不談，對于楊天石先生對蔣介石日記的解讀，筆者也有一些看法。筆者以為楊天石先生在解讀蔣介石日記時，未免有些過于主觀的對蔣介石本人進行拔高了。
比如蔣介石在日記中談到抗戰期間戴笠派人刺殺汪精衛失敗這件事時，用了“河內刺汪，汪未死，不幸中之之幸”(這里用的是阮大仁先生的摘引，楊天石先生只引了八個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不知二者孰為誤記)。楊天石先生在解讀這句話時直接把蔣介石的這一表態歸結為要塑造自己崇高的道德形象，“要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上的完人”(見《溫故》第二十五輯，第36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1版)。平心而論，楊先生如此拔高蔣介石的判斷實際上是連蔣介石的親信近人也不敢輕易做出的。在蔣介石侍從秘書阮毅成之子阮大仁關于蔣介石日記的著作中也曾引述過這段日記，但是他作出的判斷卻是“這是蔣介石日記中的一個不正當的省略”，直接影響了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原因就在于阮大仁使用了戴笠當年親筆書寫的一份電報底稿，其中明白表示了蔣介石事前對刺汪一事是知情的，在日記里這樣寫只不過是在裝糊涂((見阮大仁《蔣中正日記揭秘》第6頁，華文出版社，2012年9月1版)。
又如對于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同日本侵略者從未間斷的議和活動，楊天石先生認為：“蔣介石集團和日方的和談，并非完全是真心實意的，有些顯然具有策略目的。或為了延緩日軍進攻，或為了阻撓汪精衛成立偽政權，或為了延緩日本政府對汪偽政權的承認”(見《歷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楊天石《抗戰前期日本“民間人士”和蔣介石集團的秘密談判》)。這種判斷，或許就更是一種過于美化的解讀了。
根據現在披露的史料，早在1937年10月，蔣介石就已經接受了德國公使陶德曼的調停要求，拿到了陶德曼送來的日本和談的七個條件，即：(1)內蒙古建立一個類似外蒙古的自治政府;(2)在華北平津鐵路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把華北開礦權讓與日本;(3)在上海建立一個比現在大的非軍事區;(4)停止反日;(5)共同反共;(6)減低對日貨的關稅;(7)尊重在華外僑的利益。面對這些苛刻的條件，蔣介石的表示竟然是：(1)德之調停不應拒絕，并謂如此(7條)尚不算亡國條件;(2)華北政權要保存。在這里，蔣介石已完全暴露了他的談判底線，即恢復到盧溝橋事變前之狀態即可達成和議，對于東北等地區領土的光復，蔣介石其實是早已絕望了的(王光遠《抗戰時期蔣介石和日本的秘密外交》，文史精華精品書系1997，380-38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2月1版)。筆者以為，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史料，而只是一味地鉆進蔣介石日記的迷魂陣里去找尋答案，如此這般搞下去的歷史研究到底還有什么意義呢?
東北的二人轉藝人在舞臺上有一句笑談叫：“流氓會武術，誰也擋不住”。披上所謂“探索”、“求真”、“客觀”、“公正”華袍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們，或許也成了會武術的流氓，是不大好阻擋的吧?但是卻要小心，那華袍下的眾多“虱子”可一定要捂好，要不然一旦跑將出來，被人揪住不放，可就要丟了大人了!
公道自在人心!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