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延續了二十多年、涉及幾千萬人的社會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法回避的一段歷史。正確地總結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對上千萬知青為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做出的奮斗和犧牲做出正確的評價，不僅是對知青一代人的肯定，而且對激勵后來的人們學習和傳承前人的奮斗和奉獻精神，正確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搞好當前工作有著重要的意義。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論點，認為“上山下鄉耽誤了一代人”，當年的知青中也有上山下鄉青春“有悔”和“無悔”的爭論。甚至有人說“上山下鄉是對歷史的反動”。這種爭論不僅關系到對知青上山下鄉的評價，而且關系到青年人究竟應該走什么樣的成才道路的問題，關系到對我們建國以來三十年歷史的評價問題，因此有必要就上山下鄉對青年人成才的影響進行一番討論。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其根本都是適應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的需求而產生的。從上世紀前期開始就業問題就已經逐漸成為各工業發達國家政府必須解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當今世界各國政府無不把擴大就業、減少失業人口作為政府工作政績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只是因國情不同，各個國家擴大就業的途徑和方法不同而已。就業問題在新舊中國同樣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經濟建設和發展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戰爭環境下進行的。在工農業生產都處于水平十分低下的情況下，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不容許城市容納大量就業人口，而貧困的農村又急需有文化、有科學知識的人才，這就是黨和國家執行上山下鄉政策的根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從安排城鎮青年就業開始的，這個出發點毋庸回避，其根本是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根據當時的條件，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希望通過實行上山下鄉政策，在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同時，讓中小學畢業的青年學生發揮自己掌握一定文化知識的特長，為發展農村經濟，提高和發展農村科學文化水平服務，把知識青年培養成有文化、掌握科技知識的社會主義新型農民和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通過幾十年的實踐，上山下鄉政策在不斷調整、完善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上山下鄉的人數從最初的幾十人、幾百人的規模，到后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去，做新一代有文化的社會主義新型農民。在實行上山下鄉政策的二十七年時間里，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以自己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為中國廣大農村和邊疆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歷了一個摸索前進的艱難歷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制定這一政策和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受到時代局限性的限制，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和缺陷，這是任何人認識事物時都可能會發生的現象，國家在工作中對發現的問題進行了不斷的完善和糾正。即使這樣，上山下鄉仍然達到了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培養了大批革命事業接班人這樣三個目的，成績依然是主流。幾千萬知青的辛苦和付出沒有白費。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黨和國家把各項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和途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于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城市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增強，不僅消化了城市每年新增加的大批就業人口，而且還大量接受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解決城市人口就業的思路和途徑也隨之發生調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發生改變是必然的。1980年9月6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工作小組下發了《關于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明確提出不再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最終結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歷史使命。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帶來的改變，不應因此全盤否定建國后實行了二十幾年的上山下鄉政策。實行什么樣的就業政策，完全取決于國內國際的環境條件所制約的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水平。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里全國人民、包括在長達二十七年的時間里奔赴農村和邊疆艱苦奮斗的幾千萬知青的辛勤勞動和巨大付出，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具有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強大國防的社會主義現代國家，我們國家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沒有堅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改革開放就難于進行。同樣，沒有后來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不會取得今天的驕人成就，我們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顯著提高，我們國家的國力就達不到今天的水平，也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同樣，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來評價歷史事件，“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習近平2013年12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只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和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上山下鄉的歷史功績，正確評價我們黨和人民的奮斗歷史。現在一些人借否定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作用來擾亂人心，進而達到全盤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的目的，我們決不能上他們的當。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廣大的農民們一起在貧瘠的農村改造山河、辛勤耕耘，修建了無數的道路、電站、農田設施和水利工程，創造了巨量的糧棉等物質財富，對祖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幾千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參加農村的社會實踐，經受鍛煉，增長才干，堪稱是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群體實踐活動，這一亙古未有的群體性社會實踐，把知青這一龐大的外來群體帶到貧困閉塞的農村和邊疆，也同時把城市先進的文化和科學知識帶到了偏遠的農村和邊疆，這無疑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產生深遠影響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這一事件帶來的思想文化上的沖擊，對中國農村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延安人民對北京知青上山下鄉到延安插隊落戶，給延安地區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給予了這樣的評價：“ 渾雄蒼茫的陜北高原，像被群山環繞成的一個巨大的聚寶盆，她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在79年前，接納過一支在槍林彈雨中轉戰大半個中國、用堅定的理想信念來傳播共產黨人改天換地革命理想的紅軍隊伍。長征，是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一個大事件。延安，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中國共產黨人演繹紅色革命傳奇的大舞臺，已被載入中國革命的輝煌史冊。近28000名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堪稱是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群體實踐活動，是繼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又一個龐大的外來群體，也是對延安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苦樂年華:我的知青歲月》，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第1頁總序，中共陜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書記序)把知青上山下鄉這一歷史事件在思想、政治、文化領域對貧窮閉塞的農村山區落后文化意識的沖擊，與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對陜北地區思想文化領域的巨大影響類比，這種評價不可謂不高。類似這種評價在各個曾經接納上山下鄉知青的地方和單位并不罕見，具有一定代表性。
廣大的農村在接納這批胸懷革命理想的青年學子的同時，也將地域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貧窮落后的面貌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示在他們的面前。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中，知青們開始用一種更為現實的視角來觀察體驗生活，他們看到了生息在這片貧困土地上的父老鄉親，面朝黃土背朝天，終年勞作卻難以溫飽的生存現狀;看到了牛踩場、驢拉磨，傳話隔山吼，點燈靠麻油的原生態的生活場景。在經歷了痛苦的磨煉和深刻的思索之后，知青們很快就從浪漫、狂熱和困惑中平靜了下來，以一種平民意識和親民情懷來融入生活，用青春的激情，在貧瘠荒涼的土地上燃起了理想的火焰，以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風貌，面對嚴酷的現實開始書寫自己的人生。他們與當地人民一道，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戰天斗地，改造山河，搏擊貧困，演繹出一幕幕“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青春活劇。知青中涌現出一大批受到農民歡迎的青年。“通過在農村與人民群眾的共同生活和艱苦勞動的鍛煉，大批知識青年在插隊務農的實踐中逐步地成長起來，顯露了領導才干，逐步被被選拔到農村基層的領導崗位。1981年國務院知青辦有一份統計資料，下鄉知青參加各級領導班子的人數，1974年是293萬人，占在鄉知青人數(下同)的4.3%;1975年27.7萬人，占3.6%;1976年32.5萬人，占4%;1977年24.5萬人，占2.9%;1978年14.7萬人，占2.2%;1979年0.38萬人，占1.5%。后三年參加領導班子的人數，因知青返城、升學人數增多而逐年減少。在這些基層干部中，確有一大批人干得相當出色，為迅速發展農村經濟、改變落后面貌展現他們的才華，在農民心中留下了一塊塊永恒的豐碑。”(《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231頁)由此可見，幾十年后在千千萬萬的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涌現出一批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教育和文化藝術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優秀人才并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廣大的農民用自己的行動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感染和教育的結果，是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生活條件下磨練的結果。可以說是上山下鄉的社會實踐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才。眾所周知，現在相當一部分黨政領導干部的經歷中擁有知青背景，在科研領域中的科研骨干和學科帶頭人中，擁有知青經歷的占了很大比例。在經濟領域涌現出了一大批曾經下過鄉的知名企業家。在文化和藝術界，知名人士中擁有知青經歷的人更是人才輩出。我們更應當看到，絕大多數的知青回城后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經歷了社會轉型期帶來的待業、下崗、中年再創業等一系列艱難曲折，但經歷過農村艱苦生活鍛煉的知青們，心懷愛國報國之心，以自己的踏實肯干、顧全大局的工作態度，成為各條戰線的骨干，為改革開放和國家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在1979年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召開的部分“先進知青代表座談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就曾深情地說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中國歷史上起過巨大作用，要在中國歷史上，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寫上一筆，用來教育我們的后代。”(《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163頁)
目前的干部隊伍中，群眾反映良好，工作成績突出，在自己所在的領域做出一定成績的干部，無論是專業干部還是黨政干部，其成長經歷中有著上山下鄉背景的人比例相當高，其中相當多的人對上山下鄉的經歷對自己人生的影響大都持肯定態度。現在一些人把當年知青上山下鄉說成一片黑暗，在他們那里看不到廣大知青在農村和農民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結下骨肉之情的生動場景，看不到知青們為改變農村貧窮落后面貌付出的艱苦勞動，一些文藝作品甚至把那時的知青生活寫得丑陋不堪，這些都與大多數的知青的實際感受不一致。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談到上山下鄉對自己的影響時說：“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于陜北的7年。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現在我還受益于此。”“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么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摘自2000年《中華兒女》雜志第七期）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種感受，反映了相當數量的當年曾經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的看法。也是這些人在以后的社會實踐中能夠有所作為的思想基礎。看來從千千萬萬的上山下鄉知青中成長涌現出一批各方面的人才絕不是偶然的，有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上山下鄉的實踐，為知青一代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里，我們國家始終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全社會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堅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盡管有“左”的思想影響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干擾，但社會風氣整體是積極向上的。這為當年上山下鄉的青年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成為他們在上山下鄉及以后的社會實踐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重要條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為了接受一種“再教育”，而這種“教育”，實際上是讓這些來自城市的年輕學子，通過自我認知的方式來閱讀社會這部無字的大書;通過上山下鄉的艱苦磨礪，來接受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教育。知青們在插隊的歲月里，看到了當時中國社會最真實、最基層的一面。他們在接受艱苦生活的考驗中，懂得了人生的衣食之難，體會到了稼穡之苦，在與最基層的人民群眾朝夕相處、共同生活中，學會了堅忍、頑強與拼搏。體會到了普通農民群眾的思想感情。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人生經歷，才“玉成”了知青健康的人格、志存高遠的情懷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氣質;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這碗酒墊底”，他們才會在日后漫長的人生歲月中，對遇到的各種人生風浪總能等閑視之。在中國農村這片廣闊的的土地上接受了精神洗禮的知青們，從農民身上感悟到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和底蘊深厚的中華文化，學到了在書本中根本就無法學到的東西，收獲到一部不著一字、但卻可以受用終生的人生寶典。作為一種回饋和反哺，知青們將大好的青春年華、將單純而又質樸的青春，熱情揮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經過在農村這種與廣大農民的親密接觸和艱苦生活的鍛煉，才會有大批知青在上山下鄉和以后的工作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勇于實踐，艱苦奮斗，取得了一定成績，得到了黨和人民的認可。可以說上山下鄉的實踐，對一代青年人投入以后的改革開放，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其次，上山下鄉使知青們與人民群眾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和血肉般的感情。知識青年下鄉時受到毛澤東“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思想的影響，與農民群眾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同甘共苦，汗流在一起，命運相連。他們了解了農民，與生活在中國最基層的農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建立了血肉聯系。許多知青離開農村幾十年后，依然與自己當年下鄉時一起艱苦奮斗的鄉親們保持密切的聯系。農民們把這些知青們當做自己村里的人，經常為當地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找知青們幫忙出點子、找資源。而知青們也把當年下鄉的地方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把艱苦歲月里真情接待了自己的農民群眾當做自己的兄弟姐妹。多年以來知青們積極幫助進城務工的農民子弟找工作，資助農民子弟上學，為農村的發展捐錢捐物，建設希望小學，為農村發展尋找資金、項目，為第二故鄉的發展做貢獻的事情層出不窮。一些知青退休以后，毅然返回當年曾經下鄉的農村，在新的條件下和農民們一起創業。知青與農民之間的這種血肉聯系是完全建立在艱苦歲月共同生活的基礎上的。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和大學生“村官”交談時指出：“農村基層的工作經歷是人生的一個坐標，有了這個經歷，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眾、如何尊重群眾，知道什么叫實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實。”(摘自2013年5月4日《人民日報》)從習近平這段話不難看出插隊這段經歷對知青們人生成長的重要影響。這一點為知青們在走上不同的工作崗位以后，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和立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是知青一代人能夠“接地氣”，扎根于人民，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精神來源。可以說知青上山下鄉為以后的改革開放，培養了一批密切聯系群眾、實事求是的干部。
第三，上山下鄉的實踐使知青們對堅持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著明確的認識。知識青年通過一段時間的農村生活，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認識了中國社會，知道了中國貧困落后的原因，切身體會到了我們黨建國以后領導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和取得的成就，學會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和處理問題。中國農村發展的落后狀況，使從小在城市生活的知青們明白了中國是一個積貧積弱百年的大國，占13億人口多數的至今仍然是農民，他們的生活狀況多數還只能說是剛剛達到溫飽水平，離健康文明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大多數中小城市建設離現代化還有很大差距。我們國家的工業生產水平遠沒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在很多方面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后幾十年。我國在文化建設方面還遠不能滿足國人需求，稱不上是文化發達的國家。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還不完善，離一個現代國家還有很大距離。這些差距不是一代人努力就可以消除的，需要經過幾代人的踏實苦干才可能走進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文化和教育普及程度及科技發展水平落后，城鄉之間和東部西部經濟發展存在巨大差距，這些因素決定了解決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問題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發展的道路和模式，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通過自己的生活實踐深切了解這些問題的的知青們，很多人以自己的聯系群眾、苦干實干的品質，受到當地政府和農民群眾歡迎和擁戴。走出農村后，知青們不論在哪個工作崗位上，大都能夠堅持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積極工作，在平凡的崗位上取得了優秀的業績，有的人還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這個角度說，上山下鄉的實踐為以后的改革開放，確立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實踐的觀點、群眾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的觀點。知青一代人中之所以能夠成長出一批各條戰線的優秀人才，完全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的，是在和最基層的勞動人民同甘共苦中成長起來的。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近年來各地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生村官的成長軌跡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善于把理論同實際相結合，把理想融于行動中，在奉獻中實現人生價值、創造閃光業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促進農村經濟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我們國家的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條道路所反映出來的基本道理是符合人才成長的客觀規律的。毛澤東曾經說過：“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在青年一代的成長過程中，讓他們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參加社會實踐，參加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與人民群眾建立血肉聯系，在實踐中學習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培養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這是培養和選拔人才的唯一可靠辦法。因此，應該在學校教育和干部培養過程中采取以下積極措施：
首先，要旗幟鮮明地確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指導地位。一個黨、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現在我們的國家還沒有一種思想和理論能夠代替毛澤東思想在國家建設和發展中的領導地位。這種領導地位不是靠造勢吹出來的，不是食洋不化照搬來的，是中國人民在近百年的斗爭和建設過程中摸索和發展起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經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檢驗的，是受到最大多數中國人承認和歡迎的。因此現在輕言用什么別的思想和主義來替換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絕對是行不通的。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我們的一些宣傳陣地堅持黨的指導思想不夠堅決，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不得力，在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和知識界一些人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青年人的成長必須經過學校教育和社會實踐這樣兩個方面，缺一不可。而近些年我們恰恰在這兩個方面都出現了問題。當前青年學生和年輕干部的狀況使人民群眾擔心我們的國家和各項事業后繼乏人。學校教育在執行“四個面向”的方針，干部管理部門在執行培養選拔干部的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的標準時，對革命化的要求不具體、不認真，一些地方和部門忽視對受教育者和被考察者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的要求。在各種理論和觀點不斷涌入思想文化領域的情況下，一些人迷失了方向，放棄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脫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發展的實際，對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否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為中國的自由、獨立和解放英勇奮斗的歷史，盲目接受西方學術界的理論和方法，向往和宣傳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和價值觀，在社會上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混亂。
今后在學校教育和干部選拔培養的過程中，要堅決把馬克思主義放在主導地位。加強各類學校的政治思想和馬列主義理論教育，同時學習各種專業理論和知識。在對青年人的教育中，讓青年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依然應該是首要的任務。思想教育要與時俱進，采取多種方式使“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多數人的共識，應該旗幟鮮明地要求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要帶頭宣傳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理論聯系實際，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革命和建設中的各種問題，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允許不同理論、不同觀點在學術研究中討論和發表，但要開展正常的討論，旗幟鮮明的表達正確的立場、闡述正確理論。用正確的的理論去說服人，引導人。共產黨員在學術討論的過程中應該堅持黨性、遵守黨的紀律，不應宣揚和實施與黨員身份不符的的理論和觀點。對建國以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要針對各個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具體史實做出細致的研究，披露真實的歷史，不能任由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歪曲捏造史實，抹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蠱惑人心，搞亂人民群眾的思想。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還缺乏主動性和及時性，給一些惡勢力鉆了空子。對那些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信念的人堅決不能提拔為干部，對那些在教育、宣傳和理論戰線上工作，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宣揚歷史唯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人應該堅決調離。
其次，要為干部和青年人創造接觸群眾，接觸實際的條件，使他們深入實際“接地氣”，永遠不脫離群眾。青年人的成長必須經過在實踐中學習和鍛煉。有人認為只有讓青年人把學校的學習過程全部完成再到實踐中去鍛煉，這才是青年人成長的正路，否則就是耽誤人。其實這種成才的方法也只能說是青年人成才道路的一種，青年人的成才道路是有很多方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前蘇聯和美國都把大量的退伍軍人送入高等學校學習，五十年代這批人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各行業、各學科中的專家、學者，美蘇兩國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科技和經濟大國。五十年代初前蘇聯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許多專家都有這樣的經歷。前文說到當今曾經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許多優秀人才不也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嗎!可見經過實踐再進學校學習，同樣可以成為優秀人才，無論哪種方式，成才的關鍵在于你本人是不是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有沒有一個正確的生活態度。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為青年學生提供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經受艱苦生活鍛煉的機會。現在國家的形勢變了，但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沒有改變，教育培養青年人繼承老一輩實事求是、與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為人民服務的要求沒有變。在新的條件下，不必再采用上山下鄉的形式來培養教育青年人，但是教育部門和干部部門與時俱進，創造條件讓年輕人接觸群眾、接觸實際的辦法還是很多的。在新的形勢下，要制定青年學生和干部深入基層、深入實際、參加勞動，接觸普通群眾的具體措施，并將這些措施列入學校教育和干部教育培養制度。無論學校教育還是干部教育，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一定要有針對性的安排受教育者到社會實踐中去鍛煉，去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調查研究的本領。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在職領導干部必須定期安排時間到基層去，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去考察和鍛煉，讓領導機關的工作人員“接地氣”，離基層更近，離群眾更近。要把干部下基層、軍隊領導干部下連當兵、青年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作為必修課，改變學生埋頭讀書，單純追求書本知識的情況，改變干部隊伍中缺乏基層鍛煉的“三門”干部數量較大的情況。使我們的青年學生和干部了解基層普通勞動者的疾苦和需求，永遠不脫離勞動，永遠不脫離群眾。
三是在干部的培養選拔上，要以德為先，旗幟鮮明的強調和注重對干部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信念的考察，對干部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考察。“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領導機關選拔干部時要把著眼點放在基層、放在在艱苦的地方、放在在工作難度大的地方和部門工作、而又積極肯干的人身上，對忠實執行黨的政策，清正廉潔，群眾擁護，“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人要重點培養。著眼于培養造就一支政治堅定、能力過硬、作風優良、奮發有為的干部隊伍。改變干部隊伍一團和氣，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得過且過保平安，對不正之風不能堅決斗爭、甚至同流合污的壞風氣。真正使干部成為帶領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領頭人。要嚴明黨紀國法，干部違反紀律、觸犯法律應該嚴肅處理，與民同罪，對其所犯的錯誤決不能姑息遷就，更不能徇私枉法。干部的工作情況要認真聽取廣大群眾的意見，凡是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在大是大非面前糊涂、動搖的人堅決不能提拔。要改變在干部使用方面實際上仍然存在的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終身制”問題，加強對干部隊伍中那些相形見絀的人員的淘汰力度。要對離開領導崗位的人從事相關職業制定相應的規定，確保離職的領導干部不能利用任職時的資源謀取不正當利益。
四是要繼續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干部制度的改革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要求，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進一步推進干部培養選拔制度的改革。政府機構的改革要做到廉潔高效，轉變作風，調整職能。逐漸改變干部工作的大環境，讓干部在合適的崗位上正確地做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加快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努力改變當前一些政府部門機構重疊、人浮于事、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以及政出多門、一些決策脫離基層實際的情況。要堅持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光榮傳統，在管理層和被管理層之間建立經常交流機制，改變單純“精英”管理的模式，在重視學者名人意見的同時，特別關注基層群眾的意見和感受，讓勞動者參加管理，并負起責來監督政府和各級干部。早在延安時期，面對黃炎培提出如何跳出政權興衰匆匆的“周期律”時，毛澤東就明確表示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提出的這條民主的新路，我們已經有了六十多年的實踐，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結合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全體人民逐年增加收入的同時，縮小干部和基層群眾在物質分配上的差距，杜絕“讀書做官”“升官發財”的舊思想死灰復燃的機會，讓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惠及每一個普通勞動者。總之，人才的成長和干部制度的改革牽扯到方方面面，只有繼續深化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 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這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他的講話精辟深刻的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堅持毛澤東思想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在總結我們黨民主革命成功的經驗時，毛澤東曾經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他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曾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見《毛澤東年譜(中)》59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遍)，現在在重提整頓黨的作風，對于搞好正在各級黨組織中開展的整頓“四風”和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提高干部隊伍“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知青所體現的“愛國、責任、奉獻”的精神，就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的具體體現。因此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一定要堅持和發揚，以我們的行動影響、啟迪社會和年輕人，團結全體人民一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復興夢努力奮斗!
作者簡介： 聶新元，中共黨員，人大附中68屆高中畢業生，69年到陜西延安地區宜川縣云巖公社西迴大隊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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