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兩次王明路線和第三次波浪的慣性拋灑
王明安徽六安人，1904年生，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1930年從蘇聯回國后，打著“反對李三路線”旗號，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奪取了中央領導權，至1934年間，在黨內推行了一條以教條主義、媚蘇親蘇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
1930年年底，王明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這時他的恩師米夫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米夫的操縱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而王明卻一步登天，在蘇聯的扶持下，從一個普通的黨員進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竊取了中央的領導崗位。但時間不長，1931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由博古(秦邦憲)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這些人與王明一樣會背誦的只是馬克思主義詞句，革命經驗幾乎的一張白紙，完全聽命于共產國際的，執行的還是王明他們的那一套路線。
第一次王明路線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斗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后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
第一次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執行導致中國革命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使白區革命力量幾乎喪失了100%，蘇區根據地也幾乎喪失殆盡，30萬紅軍只剩下不到五萬人，中國革命進入了低潮，這是對黨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的;但對于第二次王明路線知道的人并不多，尤其是解放后王明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妄自菲薄知道的人更少。如果說第一次王明路線王明已經不在國內，以王明命名存在異議、值得考究的話，那么二次王明路線雖然影響時間不長，只有幾個月，但是其來勢洶洶，有余波波及，是一條實實在在的王明路線。
這一次王明是以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回國的，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共產國際里只是東方部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頂頭上司的上司，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在中國共產黨內王明習慣上自然被看成是上級派來的使者，國內的人往往把他當成 “欽差大臣”。
王明和康生在1937年11月14日動身，29日回到達延安，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書記，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常稱為十二月會議。在這次會議上 “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片面強調“一切依靠統一戰線，一切為了統一戰線”，忽視了對群眾的積極發動和中共的獨立自主性。
本來，平津失守后中共中央在8月9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在這樣大轉折面前，中國共產黨應該怎么辦?毛澤東對一些原則性問題，特別是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問題和軍事問題，提出了明確意見。他先從軍事談起，說：“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展紅軍的長處。”“國共合作大體成功，徹底完成是以后任務。”“反傾向問題，一是急躁病，一是適合國民黨的適合主義。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
然而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作報告唱反調子著重批評洛川會議提出的在國共合作中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的方針，強調：“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
對國共兩黨的關系，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我們的斗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
他提出一個口號：“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這是記錄的原文，也沒有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意見。)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那么，他所說的“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顯然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他所強調的“服從”，也只能是一切“服從”蔣介石。
對軍事問題，他也強調要實現“統一”，說：“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要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分裂軍隊的統一。過去提國民黨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抗戰，不要提這樣尖銳。”“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好。”
毛澤東對王明的報告作出回答，他說：“團結御侮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執行這個方針是內外一致、切實執行的。”對王明所談的統一戰線和軍事問題，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問題——總的方針要適合于團結御侮。在統一戰線中，要了解‘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目前應該是和為貴。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在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來做，向國民黨建議。”“紅軍問題：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戰，游擊戰是我們的特長。”“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態度鮮明地回答了王明對洛川會議的批評。
要實行國共合作，又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面對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對于這些情況現在一看就明白，但當時信息少大局難以弄清，故不易作出判斷。這是王明打著共產國際旗號、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能在黨內產生不小影響，使革命道路出現了一個時期的徘徊，革命的力量再次遭受損失的根本原因。
在王明他們完全依賴國民黨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對于新的國共合作卻始終保持著清醒地認識，高度戒備。這一方面從蔣介石去世后得知的蔣介石日記得到了證明，證明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判斷是準確的，所執導的路線是正確的。在這一時期的蔣介石日記寫到“本月大事預定表”中“考慮長期抗戰之最惡場合”，第二項就是防止“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他還在“對共黨對軍閥政客之方針”中規定：“未至潰決，當以苦心維持忍耐處之。若果一旦崩潰則無此顧忌，惟以非常手段處理。”這里早已透露出殺機來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會議的第二天，蔣在日記中寫道：“以全局設計，應暫使能與共黨合作共同抗倭，似為相宜。”“應與共黨從速談判開始。”(11)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暫”字，可見在蔣介石看來國共合作不過是權宜之計。11日，他在日記的注意事項中寫道：“控制共黨，勿使搗亂。”13日又寫道：要注意“共黨陰謀與反動派”，“如一旦潰決，只有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也”。
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剛開始時，就在盤算如何“控制共黨”，并且準備在需要時以“快刀斬亂麻”的斷然手段對付共產黨。他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一點。若是沿著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備，甚至連“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那樣，蔣介石什么時候一旦翻臉，我們毫無思想準備，沒有獨立自主的實力，將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覆轍，勢必會葬送黨葬送革命。
后來王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武漢和延安的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再次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1937年10月，去蘇聯療傷的王稼祥接替王明、康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王明、康生回國的前一天，11月13日，他們和王稼祥一起去見季米特洛夫，進行臨行前的談話。王稼祥在延安整風時回憶道：“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王稼祥又說：“對于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過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總印象。以后，季米特洛夫對任弼時也說過在王明回國前，他特地提醒王明：“雖然你在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執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但你并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國后，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
與會的中央委員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這次會議毛澤東從抗戰開始以來一直堅持的那些正確主張，已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毛澤東說：“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并須是長期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或自由權，也同樣將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線”。 毛澤東在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戰爭和戰略這兩個根本問題。對前一個問題，他再一次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沒有點誰的名而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
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王明從此失勢，主要是共產國際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核心地位。
中國共產黨此時畢竟已走向成熟，并沒有重復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時的慘痛經歷。抗戰開始才一個多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就明確提出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問題，告誡人們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訓”。在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以后，在爭論中又恰當地把握住斗爭的方式和火候，始終用事實來教育人們，最后使問題水到渠成地得到解決。
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對王明可謂仁至義盡，在中共七大上，親自提議讓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唱票通過時等到王明當選了毛澤東才離開會場(據薄一波回憶)。終于，王明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一當選。這再一次說明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思想與氣度：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不過在97名中央委員中，他的得票最少。
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以后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攻擊中國。對涉及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和彼此對國際問題的不同意見，王明總是以蘇聯劃線，不加分析區別，不管是非對錯，都要求別國共產黨真誠擁護，同唱一個調子，否則就是“反蘇狂”。王明抓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探索中的失誤大做文章，充滿了奇談怪論。他強撐病體，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澤東，決不回故鄉。
“文化大革命”時期。王明竭力攻擊毛澤東，一方面是配合蘇聯對外宣傳的需要，一方面是為了恢復自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曾經犯有錯誤，認為所謂的錯誤都是毛澤東強加在他頭上的。
1969年3月，他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武裝反革命”。
197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生100周年，他在蘇聯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反列寧主義的。
197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他寫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兩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開后不久，他又寫出《“孤僧”的命運和毛的十大》，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帶著破傘云游世界的孤僧”。
這些文章后來匯編成《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沒有丟掉他終身的意志，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進入70年代以后，王明病魔纏身，但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澤東，決不還故鄉。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逝世。
王明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總是跟在蘇聯后面亦步亦趨，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真理已經掌握在毛澤東手里，王明不懂革命的理論應該與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多次所表現思想路線的特點就是矛頭直指毛澤東。王明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重點，恰恰是毛澤東思想的優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他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中國特色”，他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馬克思主義現在只能是，將來也永遠是國際主義的學說。”
說明王明至始至終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始終沒有從馬克思主義的框框里走出來。毛澤東思想的最大優勢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指導下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走中國革命的道路，首先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再鞏固自己的社會主義陣地，建設好社會主義的基地，再伺機發展壯大，向共產主義理想進發。
受王明的影響，站在王明的角度來看待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以及對待前三十年中國革命和建設功過是非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認識，可能不一定少。有自覺的也有不自覺的，他們共同構成王明路線的余波，產生對新時期非毛反毛浪潮，他們心懷鬼胎、無中生有，竭盡全力、不擇手段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造謠污蔑誹謗，形成反毛大潮，或對非毛反毛自毀長城聽之任之，客觀上變相鼓動，暗中鼓勵支持大有人在。王明路線并不完全因為王明的去留而徹底在中國失去市場，王明的陰影還留有殘余，陰魂并不容易驅散。
不能排除共產黨內有些人對王明和王明路線仍然有懷舊之情，或者借尸還魂，借王明的實力來影響共產黨。
偉人后來曾經的賭氣怒斥“請回王明”，值得我們思之再三，對照考證。
石臺中學張新國 2014年11月
鏈接：金沖及：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抗戰初期中共黨內的一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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