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中外勾結的轉基因化工農業既得利益集團謀利，一些文人和媒體用虛假信息和污蔑誹謗手段搞“非毛化”，把毛澤東時代的農業說得是一團漆黑。兩個突出例子：
例子1：今年九月，一些媒體轉發“國情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的文章《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說：1949-1978年(1949-1976，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人口是“絕對貧困型”、且農業生產率為負增長，等等。然后，他們造輿論說：中國農業現代化與歐美國家農業現代化的趨勢大致一致，----其實，他們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就是為轉基因化工農業而大搞由城市工商金融來控制的農田土地兼并集中。
例子2：一些媒體請了于光遠文痞團伙的文人、還有文章把胡耀邦搬出來，說：大寨有許多“文革極左”，比如平均主義、沒自留地、等等。然后，他們把否定大寨作為批判“四人幫”和批判文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好像大寨經驗是“四人幫”搞出來的文革產物。
他們的做法，是用否定大寨的手段否定周恩來的領導成就、進而否定毛澤東時代;而胡鞍鋼所用的計算，其實是虛假信息計算而涉嫌故意誤導。實際上，周恩來的領導是落實毛澤東主張，不但解決了當時中國面臨的糧食能否自給的重大國家安全問題，而且，對目前中國農業發展道路選擇也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決策意義。下面分別說來。
一：國情專家胡鞍鋼的硬傷：數字游戲。
胡鞍鋼把毛澤東時代的農業說得是“絕對貧困”和負增長的一團糟，其主要依據之一是全因素生產率(TFP，也譯為全要素生產率)等計算。譬如，他說：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1952-1957年，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增長率為0.63%、1957-1978年為0.57%;根據文冠中的計算，1952-1957年，農業的TFP增長率為0.08%、1957-1978年為-1.53%。
然而，美國農業部2012年發表的學者的全球各主要農業國家的調查報告，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TFP(全因素生產率)增長圖景，如下：
該數據顯示，1961年以來半個世紀，中國農業全因素生產率增長保持正增長趨勢、且年均值超過世界最強農業國美國;1981年以后、該數值就超過了美國;1991年后10年、更是超過美國近一倍。該統計顯示，中國農業TFP增長屬于“世界領先”地位、至今已有30來年。
面對兩個截然相反的TFP(全因素生產率)統計圖景，哪個可信可靠?答曰：若您有相關工商利益，那么，兩個都可信可靠、就看您怎么用了;否則，兩個都不可信也不可靠。咋回事呢?大致說吧：
所謂“全因素生產率”(TFP)，是“投入產出”模型的擴展，主要計算依據是金融資本;因此，做數據收集和分析，其首要者，是選擇投入產出的項目、把它們折算為貨幣價值，然后做相關比例計算。由是，選擇什么和如何選擇，用什么貨幣和用哪年幣值(涉及到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其數據圖景和分析結論就可能大不相同。
譬如，毛澤東時代，因條件等關系，農民的農田權益和住房等等是不做資產負債計算的;如此，按照胡鞍鋼和文冠中的TFP計算，就會得到中國農民“絕對貧困”甚至“一貧如洗”的結論(若用同樣方法計算美國農戶，那情況可能更糟糕)。鄧小平時代至今，農民的農田權益和住房開始計算做資產負債計算了;如此考核TFP，就會得到農民進城和城鎮化使中國農民成為“致富全球領先”的結論;厲以寧那幫經濟學家就是如此搞的。同一TFP計算卻是一貧一富，說的是同一個意思：小農經濟致貧、大農經濟致富，所以，要脫貧致富，就要農民讓出農田土地及其權益、交給城市金融資本來搞土地兼并集中。因此，若您有房地產等金融商業利益，那么，他們的TFP分析就是說服當局官員搞城鎮化和搞大農業的有用武器了。
譬如，美國農業部轉發的那個TFP報告，是包括化工及其金融的投入產出的。1991年以后，中國開始搞轉基因大躍進，而轉基因食品作物及其捆綁農藥，是孟山都和杜邦等對華農業業務的主要內容，而那些東西主要就是化工工商業。如此收集數據和分析，當然，中國農業TFP就顯得十分輝煌了。很明顯，那種TFP計算，就是要說服中國國家決策為轉基因化工商業利益而敞開大門。如此，那圖景與文冠中的TFP結論為何截然相反，那就不是計算者考慮的問題了。換句話說，美國農業部被看作全球最大的轉基因推手，而說服中國當局為轉基因食品作物敞開大門是美國轉基因全球化戰略失敗后的唯一的幸存希望了;如此，美國農業部轉發那個化工因素(尤其是轉基因化工因素)可使中國農業迅速致富且不到10年就可實現“超英趕美”大躍進的TFP報告文章，就并非是偶然的了。
再譬如，2013年，美國國會的某聯邦預算官員發布的生活質量百年報告顯示，美國于1930年代的TFP數值最高、為3%;可那個時候，美國正是經濟大蕭條，許多中小企業破產、銀行倒閉和金融市場幾乎崩潰、成千上萬的人失業而在貧困線上掙扎之際。TFP與實際的反差如此鮮明，咋回事呢?原來，該報告統計把石油化工和機械制造作為投入產出的主要因素，而1930年代正是那些產業在美國膨脹的時期。
可見，“全因素生產率”TFP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某特定工商利益或某特定政治意圖來說服當局決策人的數字游戲：要“非毛化”了，可用TFP把中國農業展示為“絕對貧困”;要給轉基因化工開路了，可用TFP把中國農業展示為“世界第一富”。在TFP數字游戲中，中國的國情可以瞬間發生巨大變化。正因為它有如此“絕妙用途”，所以，某些工商金融界企業特別歡迎TFP，而學界對其使用則持有相當謹慎的態度(有些經濟學家甚至采取反對或拒絕的態度)。
二：從單產和收入看中美農業方式。
農業是生產農作物的，因此，看農業發展如何，還是要看農作物生產如何，特別是單位產量的增長如何。因各國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不同，所以，最好或最可靠的觀察，還是各國自我對比，在此對比基礎上再做國家之間的對比觀察。
[1] 在美國，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使單產增長下降。
先來看看美國的單產。鑒于當前中國農業主要問題之一是走轉基因化工和土地集中的大農場道路、還是走天然有機農業和小農經濟的道路，這里就主要對轉基因作物做做觀察。
下面，是美國農業部今年四月和八月發布的半個多世紀世紀的反思報告中的玉米、棉花和麥子的單產情況;前兩者已經是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后者是非轉基因作物，且都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大農場作業。相關數據如下：
該數據說明：
[1] 1951到2013年的60來年時間里，美國的玉米單產年均增長率為3.23%，其中：沒搞轉基因時間里，該增長率為3.78%;搞轉基因商業化之后10多年，為1.75%，即增長率明顯下降。
[2] 同期，美國的棉花單產年均增長率為2.58%，其中：沒搞轉基因時間里，該增長率為3.09%;搞轉基因商業化之后10多年，為1.22%，即增長率明顯下降。
[3] 同期，搞了轉基因商業化10來年，美國農戶從棉花作物獲得的收入增長率略有增加，而來自玉米的收入增長率則略有下降、來自大豆的收入增長率則有較為明顯的下降。實際上，美國官方和行業統計說明，從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中獲得收入增加的是轉基因種子公司及其捆綁農藥的化工公司;為此收入增加，中國大量進口轉基因作物提供了主要貢獻。
官方統計說明，轉基因化工農業和大農場方式的長期獲益者不是農民農戶，而是化工及其金融工商業。中國要走那種農業發展道路，起碼前提是要有美國的自然條件(譬如大量的平原作業農田和足量的天然農田戰略儲備，且主要農區有充足自然水源)、人文條件和金融條件。可是，中國并沒有那些條件。
[2] 在中國，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小農經濟使農業保持了良好單產增長，并非“絕對貧困”。
再來看看中國過去60年的農業單產情況。鑒于糧食和棉花是中國農作物中最主要者，且其中棉花已經大部分搞了多年的轉基因商業化種植，這里就拿這兩種作物來做觀察。下面是根據美國農業部統計做的單產增長率數據，并根據中國歷史時期做了分期對比，如下：
該數據清楚說明：
[1] 1950到2010年、即新中國建立后的60年時間里，中國的糧食和棉花的單產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79%和4.29%。
[2] 其中：1950到1976年，即毛澤東時代，該比率分別為3.44%和4.98%，即高于新中國60年歷史的平均水平;而1977到2010年，即“非毛化”時期，該比率分別為2.28%和3.74%，即低于新中國60年歷史的平均水平;1990到2010年，即搞起轉基因大躍進和城鎮化大躍進的時期，該比率分別為1.56%和3.04%，不僅明顯低于新中國60年歷史的平均水平而屬于最低行列，且明顯低于毛澤東時代的水平。
需要說明：1950到1976年，紡織品出口是中國獲取外匯的主要手段之一，因而是刺激棉花增產的動力之一。在文革期間，紡織業因對外貿易暫停，造成棉花生產幾乎停留在原水平。除此之外，其它的毛澤東時代的棉花單產年均增長率都是穩步提高的。而轉基因棉花商業化10來年后，中國的棉花單產年均增長率最低，說明轉基因作物根本就沒有創造增產，相關吹牛都是騙人的神話。
簡單說，被“非毛化”所描繪成“絕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的農業，恰恰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糧棉單產年均增長的最佳表現時期;而被“非毛化”幫派所吹得神乎其神的城鎮化和化工機械化大農業(包括轉基因農業)的農業，恰恰是新中國以來的糧棉單產年均增長持續下降的最糟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兩個時間段：
一是1950年到1952年，糧棉單產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65%和13.76%。這期間，中國農業采納的是農田土地以農戶私有制為主、國有制為輔。那種混合制度保障了中國農業實行“小農經濟”發揮優勢的方式，獲得了新中國以來60年里的糧棉單產年均增長幅度最高行列的成就。(注：當時的中國農業不但在國內保障了全國民心的安定和新政權的穩固，且保障了世界級區域戰爭即朝鮮戰爭的需要。)。
二是1961年到1966年，糧棉單產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64%和15.61%。這期間，當局糾正了土地大規模兼并集中的做法，實行了農田土地所有權以國有制為主、有限私有制為輔的政策(即所謂“自留地”，私有制限于經營和權益，不包括資產即地產擁有權力;盡管當時名義上還叫“公有制”和“三級所有”等等、而不提私有制)。那種國有私有的混合制度，恢復了中國農業的“小農經濟”特長優勢，再次獲得了糧棉單產年均增長幅度最高行列的成就，且更是大體解決了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安全重大戰略問題。而該時期的一個農業發展典型，就是大寨經驗。
比較不同時期，可以清楚看到，搞土地農田規模兼并可直接導致“小農經濟”遭到破壞，由是，糧棉單產年均增長率就遭到下降(甚至猛烈下降);這在糧食方面尤其突出。譬如，1953到1958年、1990到2010年，都是農田土地大規模集中之際，也是糧食單產年均增長率最低時期。其中，1990年到2010年的糧棉單產增長率都屬于最低行列，而那時期的一大特點，就是為城鎮化和為轉基因化工農業開路而大搞農田土地規模兼并集中，使中國特有的“小農經濟”優勢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在不少地方遭到徹底喪失。
簡而言之，官方數據說明，被“非毛化”說成是“絕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恰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里的農業發展表現最佳時期;而被“非毛化”吹得天花亂墜的和照搬歐美的城鎮化與化工機械大農業(包括轉基因商業化)時期，則是糧棉單產年均增長屬于表現處于最糟糕狀態。
三：否定大寨是“非毛化”、且是否定周恩來。
這里，有必要說說毛澤東時代的大寨經驗。那個經驗被于光遠文痞團伙稱為“文革極左”，而事實上，搞“極左”的正是于光遠團伙那幫文痞。譬如，大規模農田兼并和“畝產萬斤”的“大躍進”，就是他們搞的宣傳。而大寨呢，恰恰就是糾正那類“極左”農業路線的產物。如今，那幫文人參與的轉基因化工農業鼓吹，跟當年做法沒啥本質區別、都是大規模農田兼并集中，不同的僅僅是旗號：當年搞法的旗號是“大躍進”和“畝產萬斤”，如今的旗號是“城鎮化”和“轉基因”。
事實上，大寨并非是四人幫搞的文革產物，而是早在文革前就已成為全國榜樣，為克服極左農業路線和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嚴重困難、為中國解決糧食自給自足的問題，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大寨經驗的形成，主要就包括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意見而領導落實的經濟調整政策，而該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小農經濟。
舉例。附后，是美國記者斯諾于1964年訪問周恩來的報道中、關于周恩來介紹大寨經驗的文字原文。文革是1966年開始的。就是說，文革開始前兩年，大寨經驗就已經形成了。而胡耀邦支持的于光遠文痞團伙及其關系媒體，把大寨經驗作為四人幫搞的文革極左產物而實行批判，他們那是造謠誹謗，是試圖用謊言來否定周恩來、且試圖通過否定周恩來對國情的了解、來否定周恩來協助領導的毛澤東時代。
本文不打算全面回顧分析大寨經驗或毛澤東時代的農業，但認真閱讀附后報道，可看到，周恩來做的介紹很清楚地說明：
[1] 大寨不但有國家征糧的農田，且有農戶保障糧食自給(包括小量實物交換貿易)的自留地。即：大寨實行的是農田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而由農戶來經營管理的“公私合營”農田土地管理政策(盡管當時沒有使用“公私合營”的字眼)，與以前搞的“畝產萬斤”時候的農田大規模兼并之極左政策、是針鋒相對的。究竟誰是“極左”?不言而喻。
[2] 大寨實行的是“小農經濟”經營方式，在自留地則實行“天然有機”農業方式，因而，利用十分有限的農田、就可以比大規模兼并農田方式而生產出質量更好和數量更多的糧食。斯諾的該報道沒說或沒細說，但他的其它報道說到他的見聞，即：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實行的是針對不同質量的農田、實行不同的國家征糧的政策，以此來保障農戶農民經營農田的積極性和致富機會大體平等。
[3] 大寨經驗實行的是對不同的土質農田、實行不同的國家征糧政策;對不同土質的自留地、實行不同的現有農田分配和新農田開發機會維護等政策。如此，可以有效地保護全國農民的致富機會平等(注意：周恩來特別使用了農民致富等字眼，即維護農民致富權益并非是改革開放以后才有的政策，而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時期就確立的政策;此外，周恩來說明的是國家保護的是致富機會平等，而不是搞致富待遇平均。)。顯然，“非毛化”文痞們所謂的大寨經驗搞的是“平均主義”和“沒有自留地”等等說法，都是搞造謠欺騙;
1964年和1970年，在訪問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并在中國一些地方考察后，斯諾報道說：他很強烈地感到，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的新中國革命建設(包括文革)，其實是要建設一個“農業民主主義”的現代共和國，是要建設一個大不同于西方“工業民主主義”的現代化國家。表面上看，那個建設道路似乎是以1964年大力宣傳的大寨經驗為開拓標志的，而實際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相關探索和實驗，早在延安根據地時期、就開始并大體成型了。問題是，中國的當代人和后來人中，有多少人能看到和理解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中國實現自己的現代化而所付出的艱苦探索和卓越貢獻呢?
斯諾的報道說，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系是“共生”的關系：毛澤東是詩人一般的天才戰略大師，是原動力和創始者;周恩來是把詩歌理想付諸現實建設的天才大師，是把原創動力付諸全力運作的天才大師。我看，若直白了說，那意思就是：否定周恩來，就是否定毛澤東時代;而搞“非毛化”，就是否定周恩來的畢生貢獻。----農業問題，具體說、大寨經驗問題，是其中典型實例之一。
四：當代中國，還有誰比毛澤東和周恩來更了解國情嗎？
若認真閱讀史料和尊重歷史，不難看到，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實行的大寨之農田混合制和小農經濟方式，其實，早在根據地時期就開始了，譬如：
蔣介石當權后，國民黨當局也實行過土地大規模兼并集中、并由城鎮金融資本來控制;但幾乎全是私有、國有是徒有虛名，即所謂國民黨時期由“四大家族”控制中國經濟命脈。就當時說，那些措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軍閥割據惡化、因而防止了日本侵略下的中國分裂的可能，但持續搞那措施，中國農業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實行、更不能發揮作用。其結果，糧棉極為短缺、軍糧軍裝幾乎全靠從美國進口，同時，因歷經近30年的土地規模集中于城市金融而嚴重挫傷了農民農戶權益、導致失去大部民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勝國的國民黨當局實際上處于嚴重的外強中干和病入骨心的狀態;于是，日本投降后不到五年，國民黨當局就失去天下了。
而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的根據地，開始，受蘇聯當局的影響，開始時候是實行國土農田國有制，名曰蘇維埃共和國所有制;毛澤東和周恩來很快發現了那樣做不行，至少不利于爭取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來支持自己的革命事業。于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沖破蘇共控制的共產國際的約束，在根據地實行農田國土的國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建立國家銀行并向外資外幣開放、但同時嚴格控制金融(甚至禁止)私人金融控制農田土地和腐蝕農業。如此政策，有效保護了農民農戶的權益，為小農經濟發揮優勢作用提供了國家體制的保障。結果，根據地很快就大體解決了糧棉問題，且爭取到了以農民為主要力量的全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民心支持。就是說，自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中共后，中共領導下的農業，不但實現了自給自足、且還能支持中外歷史上最大規模戰爭之一的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使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不但僅用四年時間就取得天下、且使新中國政權獲得了有效穩固。
再仔細看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所實行的、以大寨為榜樣模型的國有和私有的兼容混合體制、對不同質量的土地實行不同的國家賦稅征糧政策和不同的新農田自留地開發政策、以此來充分發揮以個體農民和農戶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的優勢作用，他們那政策也是深深根植于中國歷史傳統的。譬如，從周代開始，中國就有相關政策的文字記載了，當時史料簡稱為“三伍十一”的賦稅征糧政策。自周朝到清朝的三千年歷史當中，那種小農經濟的農業受到保護和發揮作用之際，往往就是王朝興盛之際;而那種小農經濟受到破壞、特別是受到規模土地農田兼并集中的破壞的時候，往往就是王朝走向衰落或走向滅亡之際。
也真是無巧不成書：經過長期和全球范圍的各種農業道路方式比較的調查研究，201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向全體成員國提出了“讓農業回歸自然”和實行“小農經濟”的農業發展主張。那主張的政策，正是中國傳統農業的優勢特點，正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所了解和所運用得爐火純青的農業政策。
毛澤東和周恩來能領導中共取得天下和穩固了新中國政權，除了他們自己個人的品質超群之外，許多涉及他人的重要緣故之一，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爭取到了貨真價實的學者的智囊協助，使他們自己的領導能建立在對中國國情有充分透徹的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之上。
譬如，在農業方面，他們有自然知識的專家冀朝鼎、社會學知識的專家費效通、哲學知識的專家梁淑溟、等等，都是具有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農村建設直接經歷經驗的、還是國際學界同行所贊賞的專家學者。那些學者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他們汲取了古今中外的知識、形成了適合中國現代化發展所需要的學說和學術方法，且其學說和學術方法至今還被國際學界公認為領域內的經典之作。 說實在的，中國當今還在吃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老本”：毛周使中國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由，實現了經濟上的能源與糧食自給自足，實現了國防軍事上的核武器導彈國家。沒這底子，今日中國能是啥樣?試圖“非毛化”和試圖否定周恩來的官員，請你們別吃奶罵娘吧。
而試圖通過造謠攻擊大寨而否定周恩來、進而搞“非毛化”的那幫所謂“專家”呢，大都是“三門書生”：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機關門的文人。他們沒有足夠的農業農村實際經驗，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的學習、甚至連傳統農業和敬授民時的文獻都看不懂，而出國喝了些洋墨水、回國后就成了國家政策的“專家”了(且多是金錢掛帥的“專家”)。那樣的文人當國家決策的智囊?哈!橫是當今中國連些只知常識的人才都沒了吧?!
當然，閱讀斯諾報道后，還可看到一個鮮明對比：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坦率地承認自己曾有過錯誤的農業政策做法、并說明了是如何看到和糾正錯誤的;那說明，毛澤東和周恩來是偉大的凡人領袖。然而，今日，農業部等部門的領導從不認錯，且一些錯誤已經明擺著了、他們不但不承認且不擇手段地封口封殺真話意見和批評意見，似乎他們都是些從不犯錯和不可批評的神仙。這讓我想起美國民間俗話：有錯且知錯改錯的人是可以相信的，而從不犯錯的人是沒有信用可言的。而在美國社會，對某人的“禮貌謾罵”最厲害的話，就是：“你不可相信他。”。
附件：1964年同周恩來的談話。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摘錄自：斯諾：《漫長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04，231-247頁。
周總理說，關于1964年中國糧食收成的初步報告，到年底還差10%左右沒交來，但他保守地估計總收獲量可達到大約2億噸。他說，這個數字是根據公社的實際交售量和向政府繳納的稅款計算出來的。總理說，另一種統計方法，就是統計工作人員比較喜歡用的根據“抽樣調查法”(計算不同情況下的典型產量)得出的數字來平均計算總產量。“抽樣調查”的估計表明，比1953年的收成增加14一15%。(根據這種方法計算，1964年的收成將達2.1億噸左右——這也許是歷史上最高的。但中國官方還在等待后一批報告，謹慎地避免作這樣高的估計。)
1964年大部分地區的棉花收成增加40—50%，總理說。(他沒有提供全國的估計。有理由相信全國平均比1963年增產不少于15%，這是一個新紀錄。)
農業生產恢復的原因是：水利率業的擴大，農村的電氣化，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加上風調雨順。(在同農業部副部長吳誠個別談話時，他告訴我說，1964年中國化肥產量達700萬噸。這比香港外國分析家提出的估計數高出大約一倍。)
我們的談話從農業問題開始。在談論收成之后我便問，既然消息很好，為何中國還繼續從國外購買糧食。總理解釋說，兩三年前買的糧食是為了補充真正短缺，但當前購買屬于一種商業和調度性質。中國向“許多國家”錫蘭、古巴和印度尼西亞出售大米，先進口成本低的小麥以代替國內的大米消費，這是合算的。小麥大都在城市銷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儲藏在內地。這一政策將繼續執行。
國外的爭論之點是在何種程度上“恢復”靠以擴大自留地作為刺激來推動。我問道，據說從那個來源來的糧食多達總產量的20%。總理說，自留地不過占耕地面積的7%，并且將不容許它增加到超過10%。自留地的總產量是難以知道的。它的產量往往不上報，但它已經包括在統計工作人員用“抽樣調查法”來表明的10%里，這在國家計算1964年收成時是不在內的。很多自留地的產量無疑高于集體的土地。農民在空余時間悉心照料自留地，并慷慨施用豬糞和其他肥料來增加作物的產量。
談話在繼續著：
問：“平均算起來，在自留地上施的肥料比集體的大田施的肥料要多吧?”
周總理：“農民賣一部分廄肥給集體以得到一些現款。但是他們一般都留出一些供自己施用(在自留地上)。
“我們現正在上演一出戲名叫《送肥記》，要每個人都像劇節描寫的那個公社社員那樣先進是不可能的，否則，就沒有必要演這個戲了。明眼人都知道，一出戲所號召的(在社會態度方面)，正是有些人仍然難于做到的事。這個戲把模范人物搬上舞臺，是為了幫助后進入物趕上去。因此，西方記者沒有必要提出什么批評。我們自己承認，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進的。我們歌頌先進就是為其他人樹立遵循的榜樣。”
“那些為了解實際情況而來中國的人，用不著去獵取什么內部情報。他們從舞臺或從我們的出版物就能發現我們的問題。當然，有時舞臺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有錯誤，但一般傾向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鼓勵好的和批評壞的，就意味著壞的東西確實還存在，而好的東西也還不夠完美。如果事事都變好了，我們肯定還要尋求更好的東西作為榜樣。”
“例如，我們現在把大寨生產大隊作為榜樣，廣為宣傳。這個大隊在(山西省)太行山區，地處斜山坡，到處是峽谷，土壤貧瘠。可是，正是在這樣的地方，人們完全靠自力更生，用10多年的時間，把全部坡地改為梯田，發展了生產，變窮山溝為富山溝。”
“在過去11年時間里，這個地方只向國家貸過一次款，而且來年就還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山西省)正在修建幾個大型水利工程，這是事實;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當地居民建造的。過去11年間，大寨每戶人家平均每年賣給國家(通過集體)一噸糧食。這實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過了這個數字。大寨當然是個好榜樣，這種榜樣在中國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國農村人口總數在1億2千萬戶以上。如果(全中國)每個公社或生產大隊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全都達到平均每戶一噸，那么總數將超過1億2千萬噸。當然，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但我們必須發揚大寨精神，在將來確實是有這種可能的。”
據說公社在繳納稅款相交售國家征購糧以后還剩下他們糧食產量的60%左右。交給國家1億2千萬噸糧食，就意味著總收成超過3億噸——并把中國列入世界糧食輸出國的前幾名。大寨1964年有83戶，大隊總人口360人，平均每戶4.3人。對人口學家來說，要推算難以捉摸的中國“人口總數”和未經發表的1964年人口調查結果，這些數字可能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
“在我們看來，只有敢于面向困難，才能克服困難;只有敢于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們才能改正它們。這樣，不斷克服困難，改正缺點和錯誤，我們就能繼續前進。就我們而論，我們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的進時，困難和缺點還會繼續出現，我們須得不斷地克服它們來一往無前。”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