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爾白的懸詩：關于甲午戰爭的七日談（下）

　　參考：克爾白的懸詩：關于甲午戰爭的七日談（上）

　　第四日：“皇軍”=鬼子的形成

　　1894年11月3日，日本最早的大眾漫畫期刊《團團珍聞》登載出一幅陰森可怖的漫畫，題為《奉天府陷落大祝祭》。圖中被日軍“占領”的奉天(沈陽)張燈結彩，旗繩和樹枝上掛滿了“燈籠”...不，那不是燈籠，而是中國人的人頭。沈陽在甲午戰爭期間并未被日軍占領，漫畫如實反應了在后方聽著連戰連捷的戰報，陷入狂熱狀態的日本人的野心和對殺戮的喜悅。

　　日本著名的大眾小說家司馬遼太郎，不僅小說出名，在歷史學界也有著一席之地，“司馬史觀”在日本國內有著不小的影響力。所謂“司馬史觀”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光明的明治，黑暗的昭和”。在司馬遼太郎看來，明治是了不起的時代，日清(甲午)、日俄戰爭都是“自衛戰爭”。而某部英國制作的關于日本近代史的紀錄片中，則聲稱日本軍隊在明治時期很不錯，遵守國際法，并受到(列強)贊賞，只是后來才“變壞了”。

　　這種觀點毫無道理。就是在甲午戰爭期間，日軍制造了旅順的屠殺;也正是甲午戰爭期間，“皇軍”=鬼子正式成型。

　　關于旅順大屠殺，據說起因于日軍發現了被中國處決的日軍士兵的尸體，“山路將軍非常生氣，下達了對敢于做出這樣非人道的國民，除了婦女老幼外全部消滅掉的命令，因此旅順實在是慘而又慘，造成了旅順港內恰似血流成河之感。”(《向野堅一回憶錄》)由這種所謂的“非常生氣”而進行的殺戮多有記載：“在一民家附近又發現日本兵尸體。一看，頭、手、陰囊已取走，肌肉撕裂，腹剖開，腑臟被拖出。軍官見狀，命令士兵說：‘好好看此尸體。再見到敵兵，一人不留。”眾士兵揮淚切齒而去。這時士兵發現此民家有兩個土人，手部、腹部有血跡。于是，我士兵進去擊殺之，鮮血四濺，溢于庭院。我也跑去，見此情，氣稍平息。”(《向野堅一從軍日記》)

　　就像提到南京大屠殺或“皇軍”的其他屠殺行為，一些日本右翼都會舉出“通州事件”或所謂“排日暴行”為“理由”一樣，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狡辯。且看一例與“非常生氣”無關的殺人記載：“我到九里莊，看到我軍砍殺一個支那人。據說此人向敵人發暗號。還槍殺一個清國兵。當時一士兵呼喊：‘這個清人要求投降。’軍官回答說：‘討厭，殺掉!’隨后在兩槍聲中，此清兵斃命。”(同上引)這是因為“討厭”而殺害已經投降的人員的行為。

　　如果說日軍的殺戮行為是出于為戰友復仇，那對東學農民軍的殺戮是出于什么理由呢？根據日軍官方戰史，在與農民軍的戰斗中，只有一名日軍士兵是“戰死”，還被軍部和靖國神社張冠李戴的記到了成歡之戰的名下。但我們來看看日軍的有關記錄：“我隊，追趕敵于西南方，打殺者四十八名，負傷生擒十名......歸舍后，拷問之上，燒殺之。”(后備第十九大隊第一中隊某士兵陣中日志)“本日東徒之殘余，捕來七名，于城外田地里一字排開，上刺刀，森田近通一等軍曹號令一下，一齊動作，俱殺之，旁觀之韓人及統營兵等，驚愕最甚。”(同上引)將戰俘作為士兵刺刀訓練的工具，是中國人絕對忘不了的侵華戰爭中“皇軍”的典型暴行之一，其實早在甲午戰爭時期就已經存在了。“敵爭先亂進，突來四百米處，我隊始為狙擊，百發百中，實覺愉快。敵不過烏合之土民，恐怖之念一起，至無敢前來也(是日，耗費三千百余發)”這是自由黨系的《宇和島新聞》登載的軍人來信，面對只有火繩槍甚至是農具的東學農民軍，裝備來福槍并且訓練有素的日本軍享受著“百發百中”的屠殺的“愉快”感。

　　【報紙上報道的農村出身的勇士啦，砍殺百人競賽的勇士啦，說的就是我的事......實際上，我在沖鋒之后進行的白刃格斗中殺死的只有四五個人......只要朝被占領的敵人的戰壕喊一聲：“你來來!”因為支那兵都是傻瓜，所以他們就會一個跟一個地向我這邊走來。讓他們排好隊后，挨個砍殺......雖然獲得了砍殺百人的榮譽，但其實幾乎都是這樣砍殺的......我們倆進行了競賽。后來常常有人問我“沒事嗎?”我回答：“沒事......”】

　　這是臭名昭彰的南京“百人斬”其中一人在故鄉小學校講演時的自供。從“百發百中”到“挨個砍殺”，從“烏合之土民”到“支那兵都是傻瓜”，無論是“明治”還是“昭和”，我們看到的是作為“皇軍”精神史的一貫性。

　　明治政府在1873年制定征兵令、著手推行近代征兵制度時，曾引起眾多的反抗和騷亂，畢竟老百姓有誰愿意被送上戰場去，為還不知是何物的“皇國”賣命呢？但二十年后，當“皇國”的思想開始滲透整個日本社會后，往昔那些逃避抵制征兵的民眾都已變成了最忠誠的“皇軍”。普通百姓，為什么成了以殺人為“實覺愉快”的惡魔?著名的進步學者洞富雄在對二戰時一名日本士兵的日記進行分析時指出：“正如我們在《“齋藤次郎”戰地日記》中所看到的那樣，這位有四個幼子、擁抱著懷孕的妻子、正在惦記著收割的莊稼的農民，是被一張突然到來的召集令驅趕到戰場上來的......那些剛來時看見當地的孩子就思念自己遠在故鄉的兒女的善良士兵們，經過反復多次地去干那些抓人、殺俘虜的勾當之后，不知不覺地就變得心毒手辣了。把善良的市民和農民訓練成殺人成性的兇手，我再次感到侵略戰爭實在太可怕了。”這當然是正確的看法。但我們還應該指出，很多日本兵并不是到了戰場后才變得殘忍，而是在來到戰場前，思想意識中就已經有了殘忍的種子。

　　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強制的過程，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向所有日本人發出的邀請函：從朝野各派的政治人物、財閥、思想家、宗教家、小說家、詩人、漫畫家一直到普通民眾，都參與到了其中。當政治人物謀劃著實際的侵略計劃時，占據著言論要津的人士則向“國民”灌輸著侵略的預備意識。他們把鄰國(中國、朝鮮)描繪成“愚昧、狡詐、骯臟、懦弱、虛張聲勢”的野蠻之國，就像何偉亞在評論鴉片戰爭前英國的中國觀時所說：“在第一只英國槍瞄準中國人之前，中國就已經在著作中被摧毀了。”這樣的評論用來反映甲午戰爭前日本的中國觀、亞洲觀，實在是更為貼切。蔑視和將鄰國“非人化”的氣氛如此普遍，使得如果列舉具體的例子將耗費過多筆墨，我們只能說，從思想家福澤諭吉到大文豪夏目漱石，在他們的中國、朝鮮觀中，隨意間便流露出一種最為殘忍無情的性格。當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尚有日本儒者批評其“興無名之師”，但到了甲午戰爭，就連大名鼎鼎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者內村鑒三都稱之為“義戰”了。

　　言論的廣泛傳播，得益于日本近代媒體的漸趨發達，戰爭又成為其極大的發酵劑。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八大新聞社的讀者數相比戰前增加了25%;戰報、戰地記錄、戰場地圖、時局評論、詩歌、漫畫，實際上這是日本以鉛字為武器的又一支部隊。以戰爭期間的漫畫為例，有：《牙山的清軍》、《清兵的七件道具》、《拿起文明之槍開火》、《清軍扮成韓女逃離牙山而去》、《清兵的綁法》、《餓(牙)山兵的潰走》、《李鴻章的正夢》、《關羽搬家》、《艦隊的滅亡》等等作品。這些漫畫除了丑化嘲笑中國軍隊的腐敗無能落后之外，還將中國人畫成豬的模樣;而豬象征中國，母雞象征朝鮮，在當時已成為日本時世漫畫中一種固定的用法。通俗易懂、生動直觀的漫畫作品，通過對中國人和朝鮮人的非人化，為現在的“皇軍”和未來的“皇軍”植入可以像殺豬殺雞一樣殺人的意識，由此當作為未來“皇軍”一員的人文主義電影巨擘小津安二郎發表如下的言論時，我們也就不再感到詫異了：

　　【看到這樣的支那兵，一點也沒有把他們當做人。他們是無處不在的蟲子，我開始不承認人的價值，他們只不過是傲慢地進行反抗的敵人，不，是個物件，不管怎么射擊，都顯得心平氣和?！?/p>

　　第五日：清流派與李鴻章

　　長期以來，由于史學界主流對李鴻章予以否定，因此反對李鴻章的清流派人物一般都受到肯定或相對正面的評價。不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歷史翻案潮大興——實質上很多“翻案”、“新”歷史觀只是重復了新中國建立之前的歷史觀點而已——為了抬高李鴻章，對清流派的批判多了起來，他們被描繪成只會說大話喊革命口號，保守封閉一無所知的排外愚昧集團；如果不是清流派擠兌李鴻章，使得北洋水師無法添置新艦，說不定甲午戰爭的結果就會不一樣，所以清流派才是失敗真正的罪魁禍首。對清流派形象的描繪很明顯有含沙射影之意，而代表這種歷史觀的典型例子就是引發不少爭議的電視劇《走向共和》。

　　所謂清流派，主要是指以都察院、翰林院、國子監、“帝師”為中心的勢力。除了清流領袖翁同龢掌握了六部中最重要的戶部之外，大多數清流派都沒有什么實權。他們以筆舌為武器，慷慨激昂，所以又被稱之為“詞臣”。當時京師有“翰林院文章、都察院奏章”之諺，謂有形無實之物，從一個方面也見出清流派的實際力量。清流派在甲午戰爭期間基本持主戰立場，但主戰的并非都是清流派。清流派的另一特點是擁護光緒帝實現真正的親政，排除慈禧的影響，故清流派大都為“帝黨”。清流派現在受到的主要指責之一是只會說空話，不明外部現實和世界大勢，在甲午戰爭期間以道聽途說的消息問罪李鴻章，如將李經芳說成是“日酋”的“駙馬”等等。

　　的確，清流派的主要情報來源除了依賴邸抄或少數上海出版的報紙之外，就是以各種傳聞為主，這與他們所置身的環境有關。不過，就此認為清流派只會胡說八道同樣也是片面的觀點。在平壤之戰前，作為清流派代表人物的張謇曾這樣分析派赴平壤的軍隊：“將才實難，就曾淮軍者言，淮軍樹、鼎兩軍已無人，銘軍半皆第二輩......葉志超亦慶軍舊部，沾染官場習氣，且夸誕恐不足當大事。聞此同去之聶某(聶士成)平日尚有勇毅之氣耳。”《張謇致翁同龢密信》結果葉志超棄城而逃，平壤失守，證明了張謇確有先見之明。

　　對清流派的另一大指責是他們阻撓李鴻章加強海軍建設。關于這一點，首先涉及到清末塞防論與海防論對財政的爭奪；其次，海軍經費不足與慈禧有關，而慈禧與李鴻章互為靠山，因此并不能單怪清流派。

　　分析清流派與李鴻章之間的主要矛盾，應該拋棄那種“反改革”勢力(清流派)與“改革”勢力(李鴻章)的影射式構圖，還是要從清末出現的因理念與現實分裂而產生的國家權力結構的危機入手。

　　清流派，正如我們之前所介紹的，主要集中于言論和監察部門，說得更明確些，清流派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最堅決的捍衛者，是忠實的理念主義者。這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就是自明朝以降，不斷強化的君(權)強臣(權)弱的國家權力秩序。清朝由于是少數民族統治，因此君強臣弱比之歷朝歷代更甚。然而兩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嚴重削弱了君權的力量：一方面是出現了垂簾聽政的太后，一方面是出現了手握重權的北洋大臣，作為理念主義者的清流派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在他們看來，太后的力量來自北洋大臣，而北洋大臣的威勢則來自太后；為了使得皇帝實現真正的親政，恢復國家本來應有的秩序，就必須排除這二股勢力。太后是無法正面反對的，所以便將火力集中在北洋大臣身上，只要北洋大臣的力量弱化，太后也自然失去最大的奧援。

　　清流派有沒有錯呢?

　　實際上，在當時——恐怕現在也如此——的中國，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力量來推動近代化，那近代化努力的結果最終就是從洋務運動、東南互保到北洋軍閥，所有的近代化事業和近代軍隊都淪為貪婪之徒與野心家手里的私產私兵。日本明治維新，不就是一場以“大政奉還”、“尊王攘夷”為號召的加強君權的運動嗎？只是明治維新是有錢有槍的封建大勢力(雄藩)將權力“歸還”給幾百年里都“一文不名”的天皇;但清流派，正如我們論述過的，并沒有這樣的力量。而在他們之后再次試圖加強君權的維新派，盡管強烈地希望光緒學習睦仁甚至是彼得大帝，可維新派甚至比清流派更弱小，在失去了袁世凱決定性的支持后，不可能不走向失敗。

　　關于清流派最后要說的一點是，清流派不是什么排外集團，其實在甲午戰爭中，不少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表現出與洋務派不相上下的對西方列強的幻想，幻想著西方列強軍事介入，待擊退日本后與“幫助”了中國的西方列強共同“保護”朝鮮，這無異于“前門拒虎，后門進狼”。清流派對西方認識不足的典型例子可從其領袖翁同龢身上看出：

　　“常熟(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議]者;其誤國之處，有勝于濟南[寧](孫毓汶)，與合肥(李鴻章)可并論也。合肥甘為小人，而常熟則仍作偽君子。......日前常熟欲令洋人漢納根練兵十萬，歲費餉銀三千兩，所有練軍均可裁撤......鄙人謂：‘中國財賦以屬賀德，今再將兵權付之漢納根，則中國已暗送他人，實失天下之望。’渠謂：‘此系雄圖萬不可失之機會。’等語。不知是誠何心!豈堂堂中國，其欲送之于合肥、常熟二子之手耶!幸此事未成。鄙人仍擬竭力征兵，冬末、臘初，兵力可恃，即擬力主戰事云云。”(《榮祿致鹿傳霖便條》)

　　有趣的是，日后聲名狼籍的榮祿在這時似乎還表現出一定的民族主義情感。在他看來，翁同龢和李鴻章一樣“誤國”，都做著把中國拱手送給洋人的事。翁同龢乘著北洋實力大損，想借機強化中央的軍事力量，所以支持漢納根的練兵計劃，卻差點被漢納根的野心所利用。

　　下面再來看一下清流派的“死對頭”。

　　最近這些年來，李鴻章從“賣國賊”逐漸變成了“改革開放”先驅式的人物，電視劇《走向共和》是這種翻案的“里程碑”作品。在《走向共和》中，李鴻章在外交上有剛有柔，“以夷制夷”之術出神入化；內政上雖遭多方掣肘，仍苦心經營；馬關談判，忍辱負重。而劇中他的對立面翁同龢則被塑造成一個典型的“老左”形象，面目可憎。那我們就從各個方面分析一下李鴻章。

　　一：李鴻章之權力。

　　現在常說“權力有多大，責任有多重。”如果要確定李鴻章在甲午戰敗中的責任，首先需確定其時李鴻章之權力大小。為李辯護的觀點聲稱李鴻章權力有限，因此不應該承擔主要責任，事實是否如此？據日人稻葉君山回憶：“以余所聞，明治十八年，伊藤全權晤李于天津。某日，李告伊藤曰：‘予之與北京朝廷，猶之貴國往年幕府與京師。予于井伊大老，不能無一掬之同情。’語終，憮然者久之。”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是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天津條約》，實為甲午日軍侵朝埋下一大禍根。李鴻章是挺欣賞伊藤的，因此一時真情流露在所難免。李將自己與“北京朝廷”的關系同日本維新前的“幕府與京師”相比，一語即道出其權勢大小。另外，淮軍系的主要統帥劉秉章之子劉體智也指出：““文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奏章所請，無不予也?；窜妼⑿９心苷?，無不用也。”那么甲午戰敗，李鴻章當承擔主要責任可確定無疑。對此，顧云的評價比較客觀：

　　“中東之役，天下坐獄。鴻章幾目同繆丑，要不盡然。日數言此系戰后議和，非尋常可比，不能戰而和，割地予金，雖蘇張亦爾。惟其司北門筦鑰，多歷年所，炮臺、輪舶、一切軍實及養兵所耗幾窮于計，一日釁起，驕將惰卒，類不堪用。初無一言，中朝不知，方恃以從事，致覆敗相尋，又不援君尤臣死之義，劍寢屨皇，效死疆場，此則罪無可逭。”

　　二：李鴻章之用人。

　　平心而論，李鴻章用人有不拘一格的特點，也用過一些才干之士，如治臺的劉銘傳等。但總體而言，李鴻章兄弟及其周圍的人，仍舊是中國舊官場文化的典型產物：無論是淮軍還是北洋水師、北洋衙門，都成了裙帶關系、鄉黨關系下貪污腐敗、賣官鬻爵的淵藪;李鴻章兄弟及其周圍的人也都成了“先富起來的人”。

　　三：李鴻章之治軍。

　　甲午戰爭，即使北洋水師潰敗，只要陸上能頂住日軍之攻勢，如萬歷之役那樣，泥日軍于朝鮮，那戰局就會大為不同。但以淮軍為主力的陸軍表現如何，有目共睹。即使是對李鴻章每多溢美之辭的王爾敏也承認，淮軍自成軍時起就是一支沒有理想、以劫掠屠殺為能事的部隊，所謂“奮勇殺敵，只為利祿;爭城略地，志在擄攫。”在王爾敏看來，淮軍與湘軍的區別在于，湘軍尚受到儒家意識形態影響，有些衛道救世的使命感，而淮軍則全無此等抱負。但他認為，因淮軍重視利祿，戰爭為其最大發家機會，所以也有“上下用命，最喜銳進，以勇往進取為宗尚”的“優點”。然而這種“優點”實在是靠不住的東西，尤其是“淮人善營子母，得利生息，累貲而成巨富，故財產轉移，土地兼并，較湘軍為尤甚”。在初期的原始積累完成以后，只知道“得利生息、土地兼并”的軍隊，平時不暮氣沉沉，戰時不貪生怕死，恐怕也很難了。李鴻章明知這點，卻一味庇護而沒有任何對策。那么李鴻章的御軍之法又如何呢?“文忠治軍。不使諸將和睦，預防其協謀為主帥害，似傳中丞衣缽。文忠常述中丞之言曰：‘時時已不肖之心待人。’......我軍之終以不振，胥由于此。”(前引劉體智)以“不使諸將和睦”作為治軍之法，其惡果直接體現在甲午戰爭中關鍵的平壤之役：

　　【而汝貴(衛汝貴)之遣，鴻章頗短志超，用激汝貴， 汝貴殊自張。比會議，寶貴(左寶貴)、玉昆(馬玉昆)皆奮，汝貴獨否。志超雖任總統，終以故等夷，降意咨之，卒不合。乃密言于鴻章，報謂有軍法在。志超則招之密室，示以鴻章語。汝貴雖佯謝，愈益怏怏。鴻章駕馭當時，往往如此。嘗自矜其術，而諸將水火即由之。(前引顧云)】

　　四：李鴻章之外交。

　　“李鴻章平生事業，就其個人而言，以淮軍為最重要;就國家而言，則以外交為最重要”。王爾敏此論不虛。實際上北洋長期壟斷了外交權，就像內藤湖南說的：“中國的外交是全部由李鴻章管理的，外國人有什么舉動，就幾乎到了不用到北京與北京政府商談的地步。只有與日本的幾次交往是例外......而一般的外國人就都認為與李鴻章打交道就可以了。不僅外國人這樣認為，中國人也是這樣認為的。”這便是雖然因甲午戰敗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但清廷在外交方面仍不得不依賴李鴻章的原因。李鴻章的外交戰略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謂的“以夷制夷”。關于“以夷制夷”的本質，現在已不怎么流行的胡繩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概括的殊為準確：

　　他們先把中國的某些領土或主權奉送給甲國，企圖依靠它來對付乙國。當乙國來找清朝政府的麻煩時，甲國往往以調停為名，實際上反而同乙國配合起來，強制清朝政府接受乙國的要求。過去向甲國送禮，這時成了乙國要求‘補償’的根據;又須另外‘補償’一些領土或主權給乙國，才能了事。轉過來，甲國又以‘調停有功’為理由，再向清朝政府索取更多的權利。由于侵略中國的不是兩個，而是好幾個強盜，因此‘以夷制夷’的結果就是所有的強盜互相呼應，輪番勒索。

　　其實帝國主義者看得很清楚，德富蘇峰謂：“李鴻章想借助俄國的力量牽制日本，這個策略不能說不妙，可結果卻招來了德國、法國、英國，最后自己一無所得，反而受到了巨大的損失。”

　　“以夷制夷”反映出李鴻章對世界局勢依然缺乏清醒的認識。比如他聲稱“美國直接大東洋，向無侵人土地之心”，一相情愿地認為美國人“最為公平”。琉球談判時，讓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參與調停，誰料“美利堅合眾國的外交官們全面支持日本方面關于琉球問題的主張。”;又比如他竟然認為伊藤博文“不欲輕言戰事，吞并小邦。”結果挑起戰事，吞并小邦的正是這個伊藤。“以夷制夷”基本上是失敗的外交戰略，李鴻章后來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因英國在華利益最多，實力也最強，希望英人介入，但他卻不知英國在與日本簽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后，屁股就已經坐到日本一邊去了。所以“文忠晚年憾英，輒言島人無信。”(前引劉體智)就像清流派指責的一樣，李鴻章的目的是“用洋人”，結果反被“洋人用”，真成了京諺里說的“外國忠臣李鴻章”了。

　　李鴻章的外交風格一向以妥協退讓為主，單論與日本的交涉，除了《中日修好條約》算是一個對等的條約——但從傳統的封貢體系的角度看，這個條約使得中國降格了——臺灣的交涉、琉球的交涉、朝鮮的交涉，都是有理反吃虧的買賣。美國人馬士從1874年臺灣交涉的結果中就看穿了這一點：“這個插曲的一些特點就是支配著以后四分之一世紀的中國歷史的那些特點——‘這種和解的確注定了中國的命運，它向全世界宣告著，這是一個富有的帝國，它準備給錢但是卻不準備打仗。”

　　李鴻章的確是晚清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中國的悲劇正在此。

　　第六日：老將的詩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戰場上大敗了所謂“聯合國軍”，于是一位“老將”激動之余，賦下七律一首：

　　師入三韓大有聲，海東形勢一番更。

　　美軍屢敗終難振，華裔方興孰敢輕。

　　結日陰謀違夙愿，援朝義舉洽群情。

　　中蘇兩國臨斯世，同德同心致太平。

　　“老將”名叫薩鎮冰，傳奇式的中國海軍耆宿。當“老將”還是一名青年軍官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他奉命守衛日島。日島是位于威海灣南口深海中央的一個極小之島，面積僅14畝，島長120米，寬70米，高13.8米。其時日軍攻勢咄咄逼人，中國守軍頑強抵抗，直至日島炮臺被完全摧毀。不久，北洋水師遭受全軍覆沒之結局。

　　時移世異，五十六年后，同樣在朝鮮半島爆發的一場戰爭，中國軍人卻擊敗了世界上裝備最精良實力最強大的美國軍隊——那個打垮了日本的美國!如此的滄海桑田，今昔巨變，“老將”怎能不感慨萬千？而今天那些動輒嘲笑、挑剔、批評乃至否定抗美援朝的人士，失去了起碼的歷史感，又實在有什么資格懂得“老將”的歡喜之心呢?

　　第七日：一百二十年后的現在

　　甲午戰爭過去了一百二十年，中國和日本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有些本質性的東西卻不是那么輕易就會改變的。

　　在中國，對日本的警惕和厭惡隨著日本在歷史與領土問題上的一系列行為不斷增長。電視里的連續劇十之七八是“抗日劇 ”，即使它們大多數都被稱為“雷劇”，但“手撕鬼子”的熱潮似乎始終不退?？墒窃诂F實社會中卻出現了一些異常的相反情況。在廣州和上海的幼兒園里竟然先后出現播放《軍艦進行曲》的事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南京中山陵無梁殿后的烈士墓前，一個電子打靶的娛樂項目也配上了該進行曲。南京是日軍屠城的地方，而在烈士墓前播放“皇軍”的軍樂，烈士們恐怕都要在地下痛哭了。顯然，鋪天蓋地的抗日雷劇好象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倒是使得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廉價化了。

　　日本宣布要成為“正常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明顯越來越不正常。社會右傾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嚴重。而在互聯網興起后，出現了由網絡成長起來的所謂“網絡右翼”，如在這幾年中發展迅速的法西斯式排外團體“在特會”。他(她)們舉著“不逞鮮人”、“殺死朝鮮人”之類的旗幟在光天化日下游行。大眾媒體和出版物中充斥著對日本主要鄰國的漫罵、丑化、侮辱、意淫。稍微瀏覽一下它們的主題，實在令人瞠目結舌：關于中國的關鍵詞是，解體、分裂、內亂、政變、崩潰、野心;關于朝鮮的關鍵詞是，恐怖、“暴走”、饑餓、核、集中營、脫北、獨裁、怪物。最近幾年，因為受到“韓流”刺激和在歷史、領土問題上的對立，反韓的出版物也大為繁榮：《嫌韓論》、《惡韓論》、《呆韓論》，一本接一本地出。這些聳人聽聞的東西很多都成了暢銷書，以致于在書店中出現反中反朝反韓的書籍在最顯眼的位置排成一列的“壯觀”景象。你不得不懷疑，世界上除了日本，會有其他國家存在著這樣的出版生態。日本現在的輿論狀況與甲午戰爭之前已經非常仿佛，只是格調更趨低下而已。

　　甲午戰爭已過去一百二十年。未來會不會發生新的甲午戰爭，這實難預料。我們只能說，如果不從一百二十年前的戰爭中汲取充分的經驗教訓，那么“未來”的戰爭仍將會是“過去”的戰爭。

　　關鍵的一點，就是要“丟掉幻想”。在中央電視臺時政節目中經常作為嘉賓出現的人民軍隊的一位少將，當談到某某國不會在戰爭發生時援助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舉出的理由往往是：“它(某某國)的在華利益是多少，它和中國一年的貿易額是多少”。當年“李中堂”的想法與今天少將的想法恐怕是一樣的。甲午戰爭時，英國的在華利益和對華貿易額遠遠高于其在日利益和對日貿易額，結果卻做了日本放手侵略的最大后臺。也許這并不算什么，但某些位居外交要津或能夠影響外交決策的人心存幻想就不是小事了。比如那位鼎鼎大名的外交明星，對別人談兵論戰非常不快，一開口就是“世界趨勢的主流”、“和平與發展”、“互利共贏”，如果把當年“李中堂”的語言現代化，兩者之間怕是沒有什么區別的;美其名曰是承繼周恩來總理的衣缽，然而周總理之外交，用韓國左翼學者的話說，乃是一種“竹柳外交”：該柔軟時柔如柳，須強硬時硬如竹。豈是若輩之外交伎倆可以攀比的?

　　總而言之，“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這是我們迎接不確定的“未來”時一個最基本的立場。

　　主要參考書目：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 中華書局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人民出版社

　　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劉體智《異辭錄》 中華書局

　　歐陽兆熊 金安清《水窗春囈》 中華書局

　　王爾敏《淮軍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薩支輝 薩本仁《銳艦：海軍耆宿薩鎮冰傳》 天津人民出版社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上海書店出版社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 商務印書館

　　安岡昭男《日本近代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 商務印書館

　　久米正雄《伊藤博文傳》 團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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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塚明 井上勝生 樸孟洙《東學農民戰爭與日本：另一場甲午戰爭》高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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