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者 "天王"洪秀全、慈禧太后和清朝的改革
洪秀全生長在中國南方距廣州約 50公里的一個鄉(xiāng)村，是一戶貧苦人家的第三個兒子。雖然他傲慢易怒，但是智力出眾。他的鄰居們請他做鄉(xiāng)村教師，這樣他可以為科舉考試做準備。參加科舉是獲得官職的主要途徑，而在清政府的官場中謀得職位能為他的家庭和整個村子帶來榮耀和財富。在 1828年到 1837年間，洪秀全參加了三次考試，但是連最低等級的功名都沒有拿到。這種結果并不令人驚訝，因為幾千個考生競爭一個功名，只有極少數(shù)人才能成功。但是洪秀全對科舉考試深感失望，他情緒衰落，陷入了長達 40天的精神錯亂，并出現(xiàn)幻覺。
身體恢復后，洪秀全繼續(xù)做鄉(xiāng)村教師。1843年第四次科舉考試失敗后，他開始研究一位中國傳教士的著作，其中解釋了基督教的基本要素。在思索這些宗教小冊子的時候，洪秀全開始相信他在生病的那段時間里去過天堂，并且從上帝那里得知他是耶穌的弟弟。他進而相信，上帝向他揭示了他的宿命：改造中國，并鋪就通往天國的道路。受到這種信念的啟示，洪秀全給自己施洗，并致力于建立信徒團體。
洪秀全個人的宗教觀念迅速演變成政治計劃：他相信上帝已經(jīng)賦予他建立一個新秩序的使命，這就是推翻從 1644年開始統(tǒng)治中國的清王朝。1847年，洪秀全加入了一個由不滿的農民和礦工新近發(fā)起的宗教團體 --拜上帝會，并迅速成為這個團體的主導者，到了 1850年夏天，他手下參加反清起義的追隨者已經(jīng)有一萬人。 1851年 1月 11日，在洪秀全 37歲生日那天，他自稱 "天王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太平天國。作為洪秀全的追隨者，太平軍迅速從松散混亂的隊伍發(fā)展成為訓練有素、士氣高漲的軍隊，人數(shù)超過 100萬，將清王朝推到了滅亡的邊緣。
太平天國最激進的信仰之一是在上帝面前男女完全平等，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一個女人 --慈禧太后 --在政治上的崛起注定是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原因。在 19世紀 60年代初，慈禧垂簾聽政，促進了體制的改變 --讓漢人而不是滿人掌管軍隊，有效地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的起義。洪秀全領導的起義和慈禧的帝國權力顯示出內部混亂的中國已經(jīng)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
中國不是唯一在19世紀面臨嚴重危機的國家，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德川日本都經(jīng)歷了和中國清朝末年類似的問題。這四個國家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軍事的軟弱，這使它們在面臨外敵入侵時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羅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軍隊都曾和歐美工業(yè)化國家交戰(zhàn)過或有過軍事對抗，很快都吃驚地發(fā)現(xiàn)它們的軍事力量比工業(yè)化國家差得太多。歐洲國家時不時地掠奪土地，或者納入本國疆域，或者作為殖民地來統(tǒng)治。但是更多時候，歐美的軍隊利用它們的優(yōu)勢迫使軍事弱國做出讓步，從而尋求優(yōu)惠條款，獲得商業(yè)特權，使工業(yè)資本家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在這些軍事弱國里實現(xiàn)巨額利潤。
這四個國家另一個共同的問題是：人口壓力、農業(yè)產量減少、饑荒、政府收入銳減以及各級政府腐敗所造成的內部虛弱。土耳其、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都經(jīng)歷了嚴重的國內動亂，尤其是在 19世紀下半葉，農民發(fā)動起義，不同政見者要求改革，政治派系之間互相傾軋，甚至陰謀發(fā)動政變。軍事的虛弱使這四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無法有效地應對這些國內沖突，于是歐美國家就常常以保護本國商業(yè)利益為借口進行干涉。
這樣，到了19世紀末，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清朝中國以及日本都成為走到十字路口的社會。除非進行完全徹底的政治、社會和經(jīng)濟改革，否則它們就無法擺脫國內危機，相對于工業(yè)化國家，會變得越來越孱弱。四個國家中的改革者都提出了種種改革方案，如引入明文憲法、限制君主權力、使政府響應民眾意愿、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調整教育體系、啟動工業(yè)化進程等。很多改革者游歷歐美，親自體驗立憲政府和工業(yè)化社會，并試圖沿著工業(yè)化國家的道路改造自己的國家。
這四個國家都發(fā)起了積極的改革運動，但是結果卻大不相同。在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清朝中國，統(tǒng)治者和富有階層對改革十分警惕，并且抵制任何可能威脅到他們地位的變革。這三個國家的改革步履蹣跚，小心翼翼，甚至中途夭折。到了 20世紀初，奧斯曼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清王朝都瀕臨崩潰。但是在日本，德川幕府統(tǒng)治已經(jīng)垮臺，無法阻止變革了。日本的改革比其他幾個國家更徹底，到了 20世紀初，日本已成為新興的工業(yè)化國家，并準備向更廣闊的世界擴張其影響了。
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
在 18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經(jīng)歷了軍事上的衰退，其統(tǒng)治經(jīng)常面臨挑戰(zhàn)。到 19世紀初，帝國政府已無法避免歐洲的經(jīng)濟滲透，也無法阻止領土分裂。當政府為復興帝國的活力啟動改革時，埃及和其他北非省已宣布獨立。而歐洲國家則在奧斯曼帝國西北部掠奪領土。與此同時，來自不同種族、宗教和民族主義團體的壓力預示著這個有多種語言的帝國的分裂。這個強盛一時的王國日漸衰落，其王權也要靠在這里進行經(jīng)濟掠奪的歐洲勢力來維持。
衰落的本質
到17世紀晚期，奧斯曼帝國達到了擴張的極限。土耳其軍隊在戰(zhàn)場上遭受了慘敗，尤其是在與奧地利和俄羅斯人的作戰(zhàn)中。土耳其軍隊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武器裝備和訓練上，此時均已落后于歐洲軍隊。同樣嚴重的問題是作為精銳部隊的近衛(wèi)步兵軍團的紀律敗壞，從 15世紀起，這支隊伍就是帝國軍隊的骨干。在 17世紀和 18世紀，近衛(wèi)軍連續(xù)策劃了幾起宮廷政變，在 19世紀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近衛(wèi)軍忽視軍事訓練，對武器技術的發(fā)展熟視無睹，其軍事能力不斷下滑，相對于周邊強大的國家來說，奧斯曼帝國變得脆弱了。
軍事力量的衰弱轉而造成了中央政府效力的衰減，中央政府正逐漸失去對各省的控制，權力旁落到地方官員手上。到 19世紀早期，半獨立的地方長官和地方顯貴建立了由雇傭兵和奴隸組成的私人武裝，通過支持伊斯坦布爾的蘇丹來換取對自治的承認。這些獨立的統(tǒng)治者還使越來越多的財政和行政機構服務于他們自己的利益，將稅收中飽私囊，只是象征性地向帝國國庫支付很少量的稅金，因此掠奪了中央的財政收入。
到19世紀下半葉，歐洲帝國主義直接影響了奧斯曼帝國的命運。在這幅不知年代的政治漫畫上，英國是一頭獅子，俄國是一頭熊，兩者正在威脅土耳其(一只火雞)。這幅圖題為 "做我的盟友吧，否則我會給你一頓你從未見識過的痛揍 "。
土耳其政府勉力維持其在帝國中心安納托利亞以及在伊拉克的統(tǒng)治，但是在其他地方喪失了大量領土。俄羅斯軍隊占有了高加索和中亞地區(qū)疏于防衛(wèi)的領土，而奧地利帝國則蠶食了西部邊境。民族主義者的起義迫使奧斯曼統(tǒng)治者承認了巴爾干諸省，尤其是希臘(1830)和塞爾維亞(1867)的獨立。
然而最重大的損失是失去了埃及。 1798年，野心勃勃的法國將軍拿破侖入侵埃及，以期以埃及為跳板，進攻大英帝國的印度。但拿破侖的這次戰(zhàn)役最終慘敗：他不得不拋棄軍隊偷偷潛回法國進行推翻督政府的活動。但是這次入侵在埃及引起了動亂，當?shù)氐木榱藸帄Z拿破侖留下的權力而彼此作戰(zhàn)。最終的勝利者是精力充沛的穆罕穆德·阿里將軍，他按照歐洲軍隊的模式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并且在 1805-1848年間統(tǒng)治埃及。他征集農民組成步兵團，并且請法國和意大利的軍官來訓練他的軍隊。他還啟動了工業(yè)化進程，致力于棉紡織品和武器的生產。雖然他名義上保持對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的臣服，但是到了 1820年，他已經(jīng)確立了自己在埃及的實際統(tǒng)治地位，而這里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強有力的國家。他甚至還入侵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威脅要占領伊斯坦布爾，傾覆奧斯曼帝國的統(tǒng)治。事實上，奧斯曼帝國能夠存在，僅僅是由于英國軍隊的干涉，因為英國擔心奧斯曼帝國的崩潰會造成俄羅斯迅速而危險的擴張。盡管如此，穆罕穆德 ·阿里使埃及成為奧斯曼帝國內一個實際上自治的區(qū)域。
經(jīng)濟衰落加重了奧斯曼帝國軍事和政治問題的惡化。 17世紀下半葉和 18世紀，在奧斯曼帝國領土上進行的貿易總量始終在下降，越來越多的歐洲商人繞過帝國，直接與他們在中國和印度的貿易伙伴進行交易。到 18世紀，歐洲貿易的中心轉移到了大西洋區(qū)域，而奧斯曼帝國在那里沒有任何勢力。
與此同時，歐洲的制造商在18和19世紀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他們的紡織品和制造業(yè)產品開始流入奧斯曼帝國。這些產品質優(yōu)價廉，對土耳其的手工業(yè)者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人們經(jīng)常在城里聚眾鬧事以抵制外國進口產品。土耳其的出口產品主要是原材料，如谷物、原棉、大麻、靛藍以及鴉片等，但這些產品無法平衡進口的歐洲加工產品的價值。奧斯曼帝國的財政漸漸破產，從而淪為歐洲國家的經(jīng)濟附庸。 19世紀中期之后，奧斯曼帝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嚴重依賴外國貸款，歐洲的資本支撐了鐵路建設、公共事業(yè)以及礦業(yè)公司。由此產生的貸款利息超過了帝國財政收入的一半。 1882年，土耳其政府已經(jīng)無法支付貸款利息，無奈只有接受由外國管理其債務。
最典型的外國影響就是領事裁判權，即一系列協(xié)議，使得在土耳其的歐洲人可以不受奧斯曼帝國法律的約束，而是享有治外法權 --根據(jù)其本國法律對本國公民行使司法裁判的權利。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 16世紀，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簽署了領事裁判權協(xié)議，以擺脫對外國商人團體進行管理和審判的負擔。但是到了 19世紀，土耳其官員們認為領事裁判權是對他們主權的羞辱。領事裁判權還被歐洲商人用作經(jīng)濟滲透的工具，他們在奧斯曼帝國建立了免稅銀行和貿易公司，并且允許外國政府對在土耳其港口銷售的貨物征稅。
到了 20世紀初，土耳其政府已經(jīng)缺乏足夠的資源來維持其花費龐大的官吏系統(tǒng)。支出超過了財政收入，支付宮廷、軍隊和宗教團體雇員的工資越來越困難。日益減少的收入造成了士氣低落、征兵困難以及腐敗的加劇。用于彌補財政損失而增加的稅收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造成了農業(yè)產量的減少。奧斯曼帝國沉疴難起，需要重大的改革才能夠繼續(xù)存活。
改革和改組
為了應對不斷加深的危機，奧斯曼統(tǒng)治者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強化和保護國家。改革的努力最早開始于 17世紀，蘇丹試圖限制稅收，提高農業(yè)產量，并且消除官員腐敗。改革持續(xù)到 18世紀，蘇丹謝利姆三世( 1789-1807年在位)在位時，改革了軍隊。他以歐洲正規(guī)軍為參照，重新改組軍隊。但是由歐洲教官訓練、裝備現(xiàn)代化武器的新式軍隊的出現(xiàn)，威脅了作為精銳的近衛(wèi)步兵軍團。近衛(wèi)軍發(fā)動叛亂，屠殺新式軍隊，并且囚禁了蘇丹。當謝利姆的繼任者試圖重建新式軍隊時，近衛(wèi)軍團殺掉了王室所有的男性成員，只留下了謝利姆的一位表弟作為蘇丹，即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
德歐洲勢力的入侵，分裂主義者對地方統(tǒng)治的野心，使馬赫穆德下決心啟動他自己的改革計劃。馬赫穆德非常具有政治頭腦，他確保自己的改革看起來不像是異教徒的革新，而更像是重建傳統(tǒng)的奧斯曼軍事力量。盡管如此，他在 1826年提出的建立新的歐式軍隊的提議還是使他陷入了與近衛(wèi)軍團的沖突之中。當近衛(wèi)軍團再次兵變的時候，被忠于馬赫穆德的軍隊鎮(zhèn)壓下去。這一事件為馬赫穆德在位后 13年里的一系列改革掃清了道路。
馬赫穆德的改革計劃是按照歐洲的路線重塑土耳其的組織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建立更有效率的軍隊。歐洲的教官讓土耳其士兵們穿上歐式的制服，并指導他們使用歐洲的武器和戰(zhàn)術。不久，土耳其新兵開始在教授歐洲課程的軍事和工程學校里學習。馬赫穆德的改革不僅僅局限于軍事事務。他的政府還建立了一個中等教育體系，幫助在清真寺學校里受過基礎教育的孩子們進一步學習新的科學、技術和軍事學科。馬赫穆德還試圖向鄉(xiāng)村地主征稅，廢除軍事用地許可制度，以及削弱伊斯蘭領袖烏力馬( ulama)的勢力，將權力從傳統(tǒng)精英手中轉移到蘇丹本人和他的內閣。為了讓他的政府更有效率，蘇丹還建立了歐式的內閣，建設新型鐵路，鋪設電報線路，創(chuàng)辦郵政服務。到 1839年馬赫穆德去世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在規(guī)模上收縮了，但是比起17世紀早期以來的狀況，變得更易管理，也更強大了。
在戰(zhàn)場上的接連失利和臣民的分裂主義運動促使統(tǒng)治階層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更為激進的改組。在坦奇馬特(the Tanzimat，"改組 ")時代(1839-1876)，改革的步伐明顯加快了。軍隊再一次成為改革的主要目標，對土耳其社會法制和教育的改革也在廣泛地進行著。在設計改革方案時，坦奇馬特改革者們從啟蒙運動思想和西歐國家的憲政基礎中獲得了相當多的啟發(fā)。
阿卜杜爾 ·哈密德二世在 1876-1909年間統(tǒng)治奧斯曼帝國，直到青年土耳其黨將他廢黜并流放。
坦奇馬特改革者們對奧斯曼法律進行了抨擊，其目的是使歐洲人接受這些法律，撤銷領事裁判權，恢復奧斯曼帝國的主權。改革者們以法國法律體系作為指導，公布了一部商業(yè)法(1850)、一部刑法(1858)、一部海事法(1863)，以及一部新的民法( 1870-1876)。坦奇馬特改革者還頒布了保護臣民權利的法令。其中有一系列措施至為關鍵，包括保證公開審訊，保障隱私權，以及不論是不是穆斯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婚姻和離婚相關的事務仍然服從宗教法律。但是，由于新的法律由國家法院來管理，從而削弱了烏力馬的權力，增強了政府當局的權力。教育改革也削弱了控制著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烏力馬的勢力。 1846年，針對教育改革，改革者引進了一項全面的計劃，完整系統(tǒng)地提供了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一直到大學階段的教育。 1869年，一個更具野心的計劃啟動了，它規(guī)定了對初等教育實行免費義務教育。
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慶祝政變成功，他們迫使蘇丹建立了立憲政府。
雖然改革和改組鞏固了土耳其社會，但是坦奇馬特在一些地區(qū)也激起了強烈的反對。尖銳的批評來自宗教保守派，他們認為改革者對帝國的伊斯蘭教基礎形成了威脅。很多虔誠的穆斯林認為，給予猶太人和基督徒以法律上的平等是違背伊斯蘭法律基本原則的行為。一些少數(shù)派領袖甚至反對法律平等，擔心會危及他們作為其團體與土耳其政府之間的中介的地位。一些被統(tǒng)稱為 "新奧斯曼人 "的團體也提出批評。雖然新奧斯曼人團體不參與一般的政治和宗教計劃 --他們主要對世俗革命和不妥協(xié)的伊斯蘭教發(fā)表看法，但這一團體鼓動個人自由、地方自治和政治分散化。很多新奧斯曼人希望建立像不列顛體系那樣的立憲政府。對坦齊馬特的第四種可能也是最危險的批評來自于奧斯曼土耳其管理體系內部。由于被排除在權力之外，高層官僚們決定通過迫使蘇丹(有必要的話甚至廢黜君主)接受憲法來限制他的權力。
壓力下的俄羅斯帝國
像奧斯曼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也經(jīng)歷了戰(zhàn)場上的挫敗，暴露了俄羅斯在經(jīng)濟和科技上與西歐列強之間存在的差距。為了保持俄羅斯的大國地位，沙皇政府著手開始了一項改革計劃。這些努力的基礎是解放農奴。社會改革為政府發(fā)起的工業(yè)化進程鋪平了道路，使俄羅斯社會在 19世紀最后十年發(fā)生轉型。但是政治自由化并沒有和社會經(jīng)濟改革同步進行，因為沙皇拒絕放棄其獨裁權力。壓制性的政治環(huán)境激起的反抗運動在 19世紀晚期日益激烈。到了 20世紀初，國內的不滿到達極限，爆發(fā)了革命。
軍事挫敗和社會改革
19世紀，沙皇統(tǒng)治下的多民族、多語種、多文化的帝國疆土從波蘭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只有一半的人口講俄語或信奉俄羅斯的東正教。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通過專制政體統(tǒng)治這個廣袤多樣的帝國，所有的立法提案都出自中央。沙皇的統(tǒng)治基礎是俄羅斯東正教和有權勢的貴族階層。貴族階層擁有全國大部分土地，并享有稅收豁免和兵役豁免權。農民組成了人口的絕大部分，他們大多是被束縛在其所耕種土地上的農奴。農奴制幾乎和奴隸制一樣殘酷，但是包括國家在內的大多數(shù)土地所有者認為這是社會穩(wěn)定的保障。
憑借令人敬仰和畏懼的軍事力量，俄羅斯保持了其征服和擴張的傳統(tǒng)。在 19世紀，俄羅斯帝國向三個方向進行了擴張：向東進入中國東北，向南進入高加索1801-1855年的俄羅斯帝國1855年的占領地1914年的占領地和中亞，向西南進入地中海地區(qū)。向西南的這次推進導致了在奧斯曼帝國巴爾干諸省的沖突。在 1828-1829年間的一次戰(zhàn)役中，俄羅斯打敗土耳其軍隊，試圖在日益虛弱的奧斯曼帝國建立保護國。但這一擴張行動威脅到了歐洲的勢力平衡，導致俄羅斯與包括英國、法國、撒丁王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聯(lián)盟發(fā)生軍事沖突。
克里米亞戰(zhàn)爭( 1853-1856)清晰地暴露了俄羅斯帝國的虛弱，它可以獨自對抗奧斯曼帝國和清政府的軍隊，但無法對抗西歐工業(yè)化國家的軍事力量。1854年 9月，聯(lián)軍對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基地 --位于克里米亞半島的薩瓦斯托波爾城發(fā)動了進攻。雖然歐洲軍隊指揮平庸，但是由于無法調動、裝備和運輸士兵，俄羅斯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遭到了損失慘重的可恥的失敗。俄羅斯的經(jīng)濟無法支持沙皇的擴張主義野心，而克里米亞戰(zhàn)爭清晰地反映了以不自由勞動力為基礎的農業(yè)經(jīng)濟的脆弱。軍事上的挫敗迫使沙皇政府重新評估俄羅斯的社會秩序，并實施了大范圍的改組計劃。
俄羅斯社會改革的關鍵是解放農奴。對農奴制度的反抗從 18世紀起就穩(wěn)步升級，反對者中不僅有激進分子，還有高層官員。一些人在道德層面上反對農奴制度，而更多人則認為這種制度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和國家生存的障礙。除了經(jīng)濟效率低下，農奴制還是鄉(xiāng)村不穩(wěn)定和農民暴動的根源，在 19世紀前40年里已經(jīng)發(fā)生了幾百次起義。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言簡意賅地建議莫斯科的貴族們，"與其等到農奴自下而上把自己解放，不如自上而下廢除農奴制度"。因此， 1861年，沙皇廢除了農奴制度，雖然這種制度事實上仍然延續(xù)了幾十年。
政府試圖平衡地主和農奴的利益，但是解放條款上的種種平衡措施令大多數(shù)農民不滿意。政府對土地所有者失去的土地和在這些土地上耕種的農奴進行補償。農奴獲得了自由，逐漸免除了勞作義務，并有機會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農民沒有獲得什么政治權利，還不得不為所獲得的土地交納贖金。很多失望的農民認為，統(tǒng)治者是在強迫他們?yōu)楸緛砭褪撬麄兊耐恋馗跺X。只有一少部分農民變得富有，并且因為解放而提高了地位，但是大多數(shù)人發(fā)現(xiàn)他們背上了一輩子的債務 --這是造成疏遠和激進的根源。解放農奴幾乎沒有帶來農業(yè)產量的增加。
另一項重要的改革緊隨農奴解放而來。1864年，為了處理地方上的健康、教育及福利等事務，政府建立了地方自治委員會( zemstvos)。雖然委員會的成員是由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階層選出的代表，但是仍要服從于沙皇的專制統(tǒng)治和土地貴族，前者對國家事務擁有獨裁的權力，后者擁有大大超出比例的投票權和席位。比起代議制政府的試驗，法律改革更有成效。 1864年對司法體系的修正產生了一套以歐洲模式為基礎的法院系統(tǒng)，由獨立法官和上訴法庭體系組成。司法改革還開創(chuàng)了陪審團審訊刑事犯罪和選舉治安法官處理小型案件的做法。這些改革促進了律師及其他法律專業(yè)人才的涌現(xiàn)，而他們的職業(yè)標準有助于減少司法腐敗。
工業(yè)化
在 19世紀的俄羅斯，社會和政治的改革與工業(yè)化進程同步進行。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部分原因在于要給新興的工業(yè)提供可以流動的勞動力，而沙皇政府以鼓勵工業(yè)化作為鞏固加強俄羅斯帝國的方法。因此，雖然俄羅斯的工業(yè)化發(fā)生在資本主義框架內，但是和西歐的工業(yè)化有很大不同，其發(fā)展的動機是政治和軍事，其動力不是來源于企業(yè)而是政府。工業(yè)化進程一開始很緩慢，但是在 19世紀的最后 20年中卻突飛猛進。
俄羅斯工業(yè)化進程的首要推動者就是在 1892-1903年擔任財政大臣的維特伯爵。 1893年，他的第一份預算遞交到政府，將自己的目標描述為"消除阻礙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利條件"和"激發(fā)健康的企業(yè)精神動力"。利用自己在政府的所有權力，維特實施了刺激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他的工業(yè)政策的核心是一項巨大的鐵路建設計劃，鐵路連接了俄羅斯帝國的廣袤區(qū)域，并且刺激了其他產業(yè)的發(fā)展。更為重要的是，新的鐵路跨越西伯利亞，使得在西伯利亞進行大規(guī)模的定居、開發(fā)和工業(yè)化成為可能。為了給工業(yè)籌集國內資金，維特重新改造了國有銀行，并鼓勵建立儲蓄銀行。維特用高額的保護性關稅支持了新起步的產業(yè)，同時還試圖利用大筆來自西歐的國外貸款為工業(yè)化提供資金。他的計劃奏效了。法國和比利時的資本在鋼鐵和煤炭行業(yè)的發(fā)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英國的資金支撐了高加索石油產業(yè)的繁榮。
十年間，維特體系在俄羅斯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農民起義和產業(yè)工人罷工也表明，全國大部分人口不愿意忍受伴隨著維特政策而來的生活水平的降低。剛剛解放的農奴通常不喜歡工廠的工作，因為他們被強迫遵循新的715 規(guī)程，以適應工業(yè)機器的節(jié)奏。工業(yè)增長開始催生城市工人階級，他們的遭遇也類似于其他社會工業(yè)化早期的工人們。雇主付給工作過度、生活貧困的工人少得不能再少的工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業(yè)因工人們惡劣悲慘的工作和生活環(huán)境而臭名昭著。 1897年，政府將每天最長工作時間限制為 11.5個小時，但是這項措施并沒有緩解工人們的困境。政府禁止建立工會，并宣布罷工為非法，但是持續(xù)不斷的罷工并不因限制而停止。經(jīng)濟上的剝削和缺乏政治自由使工人們越來越容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地下運動迅速在他們中間開展起來。
19世紀諾夫哥羅德市的俄國商人們在喝茶，他們中既有人穿著西歐服裝，也有人穿著傳統(tǒng)俄羅斯服裝。這種混合的風尚反映了俄羅斯社會及其經(jīng)濟發(fā)展的哪些方面?
并不是每個人都對加強工業(yè)化的結果不滿意。除了外國投資者以外，成長中的俄羅斯商人階層也從政府保護本國產業(yè)和利潤的政策中受益。俄羅斯企業(yè)家因其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角色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因此他們對政治體系幾乎沒什么抱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歐資本家在物質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都有理由去挑戰(zhàn)絕對君主和貴族的權威，但俄羅斯的商人們基本上不會去挑戰(zhàn)沙皇的獨裁統(tǒng)治。
鎮(zhèn)壓和革命
在19世紀后30年的時間里，反政府的抗議和革命活動有所增加。政府改革所帶來的希望給了改革運動以動力，而工業(yè)化所帶來的社會關系緊張則使抗議團體的目標變得越來越激進。農民們因為擁有太少土地或沒有土地而不滿，越來越多流動的不同政見者在各個工業(yè)城市中傳播著反抗的思想。反對派的中心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他們的目標和方式多種多樣，但是他們基本上都在尋求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和徹底的社會變革。大多數(shù)不同政見者從西歐社會主義中獲得啟發(fā)，但是他們厭惡個人主義、唯物主義以及西歐無節(jié)制的資本主義，因此致力于發(fā)展帶有更多的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體系。很多革命者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從原則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認為除非廢除所有政府，否則就無法實現(xiàn)個人自由。一些無政府主義者通過恐怖活動和刺殺來達到目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有積極的政治規(guī)劃，他們希望將權力交給由普選產生的地方自治委員會。
一些激進主義分子看到了在鄉(xiāng)村進行革命活動的巨大潛力，在 1873年到 1876年間，上百名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激進分子來到鄉(xiāng)下啟發(fā)和喚醒農民。農民們聽不懂他們熱情洋溢的演講，但是警察能聽懂，于是迅速逮捕了這些理想主義者。一些人被判入獄，而另一些人則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沙皇當局對激進分子的表現(xiàn)感到恐懼，并訴諸鎮(zhèn)壓行動：他們審查出版物，派出秘密警察滲透到不同政見者的組織中進行分裂。但是鎮(zhèn)壓只能使革命者更為激進，并促使他們密謀采取行動。
日俄戰(zhàn)爭中日本步兵團在沖鋒。
在波羅的海諸省、波蘭、烏克蘭、格魯吉亞，以及中亞，不同政見者不僅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還在民族層面上反抗沙皇獨裁統(tǒng)治。在這些地方，民眾講他們自己的語言，并利用學校和政治團體作為分裂主義運動的基礎，尋求自治或從俄羅斯帝國獨立出去。作為回應，沙皇的官員采取了非常嚴厲的 "俄羅斯化 "手段，壓制除俄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并將受教育的機會限制在那些忠于沙皇的人的范圍內。在俄羅斯全境，猶太人也是被猜疑的對象，而對于民眾因嫉妒猶太人在生意上的成功而發(fā)起的經(jīng)常性屠殺(反猶騷亂)，沙皇當局則寬容對待。為了躲避暴力，上百萬猶太人在 19世紀末遷移到西歐和美國。
1876年，一個新近成立的名為"土地和自由黨"的團體開始提倡以刺殺顯要官員為手段，迫使政府進行政治改革。 1879年，該黨的恐怖主義派別"民粹黨"決定刺殺曾經(jīng)解放了農奴并啟動了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幾次不成功的嘗試之后， 1881年，一個暗殺者在沙皇的馬車下引爆了炸彈。第一次爆炸沒造成什么損失，但是在亞歷山大查看馬車的時候，第二枚更有威力的炸彈奪去了這位沙皇改革者的性命。這次襲擊終結了改革的時代，沙皇當局采取了強硬的鎮(zhèn)壓政策。
189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即位。尼古拉二世是一位善意但軟弱的統(tǒng)治者，支持鎮(zhèn)壓和政治控制。為了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上轉移開，使革命運動孤立化，沙皇政府開始向東亞進行擴張。俄國對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擴張企圖使之與有類似意圖的日本發(fā)生了沖突，并最終演變?yōu)閼?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從 1904年 2月日本突襲旅順港的俄國海軍艦隊開始，到 1905年 5月俄國海軍被摧毀而告結束。
革俄羅斯軍事上的失敗引發(fā)了國內醞釀已久的對政治和社會的不滿，并導致了大范圍的動亂。 1905年 1月，一隊工人向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宮開進，為要求當局成立大眾選舉的議會并做出其他政治上的讓步向沙皇尼古拉請愿。政府軍隊以來復槍對付請愿者，殺死了 130人。這次被稱為"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殺引發(fā)了整個帝國的憤怒，使得工人反抗、農民起義、學生示威以及陸軍和海軍的叛亂達到了頂點。農民在鄉(xiāng)村組織起來，討論如何從地主那里奪取土地。城市工人創(chuàng)建了新的蘇維埃委員會來組織罷工，并與雇主和政府當局進行談判。這些蘇維埃的成員是從工廠和車間選出來的代表。
革命暴動使俄國城市癱瘓，迫使政府做出讓步。被尼古拉派去和日本進行和平談判的維特伯爵，也催促沙皇建立民選的立法議會。沙皇不情愿地批準建立了俄羅斯第一個議會機構--杜馬。雖然杜馬沒有權力建立新政府或推翻舊政府，但是從羅曼諾夫王朝的角度看，這一行動已經(jīng)是一個重大的讓步了。然而杜馬的建立也沒能結束動蕩的局面。 1905-1907年之間，混亂仍在繼續(xù)，而在波羅的海各省、波蘭、烏克蘭、格魯吉亞和中亞，革命情緒中還加入了民族間的緊張關系。盡管政府通過血腥報復最終重建了秩序，但這一切，對于羅曼諾夫王朝來說已經(jīng)太晚了。
被包圍的中華帝國
19世紀，中國清朝的皇帝經(jīng)歷了比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更多的困難。歐洲勢力對清朝軍隊實施了軍事打擊，強迫中國統(tǒng)治者接受了一系列屈辱條約。這些條約削弱了中國的主權，將中國瓜分為不同的勢力范圍，為它們的經(jīng)濟掠奪打下了基礎，也極大削弱了清朝統(tǒng)治者處理國內混亂的能力。政府在疲于應付國外挑戰(zhàn)的同時，還要面對危險的內部動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國起義。夾在來犯的外國人和國內起義之間的中國統(tǒng)治精英展開了一系列改革計劃，以維持社會秩序和清朝政府的統(tǒng)治。但是這些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到 20世紀初，中國已經(jīng)處于極其虛弱的狀況。
鴉片戰(zhàn)爭和不平等條約
1759年，乾隆皇帝把歐洲貿易限制在廣州的碼頭，在那里歐洲商人可以建立倉庫。而中國政府不僅控制著歐洲的商人，還控制著貿易條件。歐洲商人只能和獲得特別許可的中國公司 --公行 --在政府的嚴密監(jiān)管下，以既定的價格買賣貨物。除了費用和不靈活的公行體系外，歐洲商人們還要面對一個對歐洲產品幾乎沒什么需求的市場。所以，歐洲商人主要以銀錠來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漆器和茶葉。
18世紀晚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為了增加利潤，找到了替代銀錠來交換中國貨物的東西。他們漸漸轉向交易一種利潤豐厚但充滿罪惡的產品 --鴉片。東印度公司利用土耳其和波斯的專家在印度種植鴉片，然后運往中國，用以交換中國的銀幣。于是這些白銀流回到英屬加爾各達和倫敦，東印度公司再用它們購買廣州的中國產品。鴉片貿易擴展迅速：19世紀早期，鴉片的年進口量約為 4500箱，每箱重 60公斤，但是到了 1839年，每年要進口 4萬箱鴉片才能滿足煙民的需要。在這種新商品的幫助下，東印度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支付奢侈的中國產品了。
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國可以持續(xù)幾十年不衰退，因為中國政府在法律的執(zhí)行上，沒有任何作為。事實上，腐敗的官員們經(jīng)常通過允許非法交易而中飽私囊。到了 19世紀 30年代，政府官員開始意識到，中國已經(jīng)同時出現(xiàn)了貿易和毒品問題。鴉片貿易不僅使中國流失了大量白銀，還在中國南方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1838年，政府開始試圖阻止這種非法交易，使英國商人的收入受到影響。 1839年，中國政府加快了禁煙步伐，任命正直清廉的林則徐負責消滅鴉片貿易。林欽差行動迅速，沒收和銷毀了大約 2萬箱鴉片。他的不妥協(xié)政策激起了一場戰(zhàn)爭，戰(zhàn)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
被中國的禁煙行動激怒了的英國商人向英國政府施壓，要求進行軍事報復以重開鴉片貿易。隨之而來的鴉片戰(zhàn)爭( 1839-1842)清楚地顯示了中國和歐洲在軍事力量上的差距。在沖突的初始階段，英國的海軍艦船輕松地顯示了他們在海上的優(yōu)勢，而中國的沿海城市守軍僅僅裝備刀槍和長矛，偶有火槍，卻無法抵抗訓練優(yōu)良、裝備來復槍的英國步兵的壓倒性火力。但不論是中國艦隊被摧毀，還是沿海要塞和城市的陷落，都無法讓中國人求和。
中國的鴉片煙民。中國阻止鴉片進口的努力以鴉片戰(zhàn)爭中的慘敗告終。
英國軍隊決定在在蒸汽炮艦的輔助下攻擊中國的命脈--連接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京杭大運河，由此打破了軍事僵局。吃水淺、配備武裝的蒸汽輪船可以在河流的上下游之間快速移動，歐洲船只不論在公海上還是深入到內陸地區(qū)，都占有軍事優(yōu)勢。 1842年 5月，一只由 70只船組成的艦隊在 "復仇女神 "號炮艦的帶領下，沿長江溯流而上。英國艦隊幾乎沒有遇到什么抵抗，當它到達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匯點時，中國政府求和了。在 19世紀后半葉，中國政府經(jīng)歷了幾次類似的軍事挫敗，分別是與英法聯(lián)軍(1856-1858)、法國(1884-1885)和日本(1894-1895)發(fā)生的戰(zhàn)爭。緊隨這些武裝對抗而來的是一系列侵犯中國主權的和約，在中國統(tǒng)稱為不平等條約。第一個是 1842年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英國迫使中國接受的《南京條約》，一直到 1943年，這個條約指導了中國和外國列強的關系。《南京條約》( 1842)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開放包括廣州和上海在內的五個通商和居住口岸，強迫清政府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并且給予英國國民治外法權，這意味著他們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南京條約》只支配了中國和英國的關系，但是在這之后，法國、德國、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奧匈帝國、美國和日本都締結了類似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拓寬了對外國勢力讓步的范圍;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允許在全中國建立基督教教會;開放了更多口岸。為了使外國產品更容易銷售，還有各種條約阻止清政府征收進口關稅和保護國內產業(yè)。到 1900年， 90個中國港口處于外國勢力的實際控制中，基督教傳教士在全中國范圍內尋找皈依者，外國炮艦巡游在中國水域。其中的幾個條約使朝鮮、越南和緬甸脫離了中國的管轄，從而瓦解了中國的朝貢體系。
在1864年清軍攻陷南京的戰(zhàn)役中，普通民眾和他們的家畜在交火時成為犧牲品。
太平天國起義
19世紀末中華帝國的軟弱不僅是因為外國的入侵，內部的動亂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大規(guī)模的叛亂反映了中國農民日益加重的貧困和不滿。從 1800年到 1900年，中國的人口從 3.3億上升至 4.75億，增幅超過 50%。而同期可耕種的土地卻增長緩慢，人口增長帶來了中國資源的緊張。土地集中在富有階層，政府官員的大范圍腐敗，以及日益增加的鴉片貿易，都加劇了農民的不滿。 1850年以后，起義遍及中國各地，淮北的捻軍起義( 1851-1868)，西南的苗族起義( 1855-1873)，以及西北的回民起義( 1862-1878)都反映了農民的不滿。在各種起義運動中，最危險的是太平天國起義( 1850-1864)，幾乎橫掃整個中國，把清朝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鄉(xiāng)村教師洪秀全開啟并領導了太平天國起義。他主張推翻清朝統(tǒng)治，而他對中國社會進行激進改革的計劃吸引了上百萬的男男女女。清朝從 1644年開始統(tǒng)治中國，其滿族統(tǒng)治者順應了漢族的生活、生產方式，但是很多漢族臣民仍然視他 們?yōu)楫愖澹瑓拹核麄儭Ｌ教靽母母锓桨赴撕芏嗉みM的特征，對不滿的民眾很有吸引力，如廢除私有財產，均貧富，按需分配，禁止纏腳和納妾，免費進行公共教育，簡化書面文字，以及普及識字教育，等等。一些太平天國的領導人還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構建工業(yè)社會。雖然他們把部隊里的男兵和女兵分成不同的隊伍，但是太平天國規(guī)定男女平等。太平天國的法律禁止信徒--包括已婚夫婦--發(fā)生性關系，但是洪秀全和其他高級領導們卻妻妾成群。
在掃平中國東南部之后， 1853年，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會信徒奪取南京，并將其作為太平天國的首都。他們以南京為中心轉戰(zhàn)中國南北，起義軍經(jīng)過的鄉(xiāng)村，整個村鎮(zhèn)的人都會加入，通常是自發(fā)的，但有時候也是被強迫的。 1855年，數(shù)萬太平軍曾準備攻打北京，但被清朝軍隊擊退;五年以后，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站穩(wěn)腳跟，威脅到上海。
國太平天國過于激進的綱領使得中國的士紳階層都站在了清政府一邊，維護已有的秩序。當由滿族士兵組成的皇家軍隊無法平息太平天國的時候，清朝政府建立了由漢族士兵組成、由士紳階層成員指揮的地方武裝。這種變化得到了慈禧太后( 1835-1908)的支持。慈禧是咸豐帝的妃嬪，但在清朝最后 50年的時間里成為中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在歐洲顧問和武器的幫助下，這些地方武裝逐漸擊敗了太平天國。到 1862年，洪秀全基本上不再管理公眾事務，只在宗教思考和后宮消遣中尋求安慰。在病痛的折磨下，洪秀全于 1864年 6月去世。幾個月后，南京陷落，官軍屠殺了數(shù)萬名太平天國起義者。到 1864年年底，太平天國起義失敗。這次起義代價沉重，它奪去了 2000萬至 3000萬人的生命，農業(yè)生產急劇下降，在被戰(zhàn)爭摧殘過的地區(qū)，民眾經(jīng)常要以草根、皮革、麻繩甚至人肉為食。
失敗的改革
太平天國起義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面對外國的侵略勢力和在國內起義中遭受蹂躪的土地，清朝統(tǒng)治者認識到，帝國想要生存就必須進行變革。從 1860年到 1895年，清朝當局嘗試構建一個高效、仁慈的儒家政府，以解決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同時采用外國技術來加強國力。
最有想象力的改革方案是洋務運動( 1860-1895)，在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尤其興盛。中央授權一些地方領導人籌辦軍隊、征稅和建立官吏體系，從而推行了軍事和經(jīng)濟改革。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秉承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口號，試圖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歐洲工業(yè)科技相結合的發(fā)展道路。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一方面保有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力圖重建穩(wěn)定的農業(yè)社會，另一方面興建現(xiàn)代船廠、修筑鐵路、建立武器工業(yè)、開辦高爐煉鋼廠，并創(chuàng)立學院培養(yǎng)專業(yè)科技人才。
洋務運動雖然為工業(yè)化打下了基礎，但是只給中國經(jīng)濟和社會帶來了表面的變化。它沒有引入足夠的工業(yè)使中國的軍事和經(jīng)濟實力得到真正的強化。而且它遭遇了來自朝廷的阻礙：慈禧太后就曾挪用海軍軍費建造華麗的石舫來裝點皇家園林的湖面。此外，洋務運動的創(chuàng)始人自身也存在著思想上的矛盾：工業(yè)化會帶來農業(yè)社會的根本變革，而歐式課程的教育會動搖對儒教價值觀的信奉。
再者，洋務運動也不能阻止外國對中國事務的持續(xù)干涉。在 19世紀下半葉，外國勢力開始瓦解中國的朝貢體系。 1885年，法國將越南并入了其殖民帝國， 1886年，英國使緬甸脫離了中國的控制。 1895年，日本強迫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并把臺灣島和東三省東南部的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到了 1898年，外國勢力將中國瓜分為不同的經(jīng)濟勢力范圍。清政府無力抵抗外國列強的要求，給予列強修建鐵路和開礦的獨家經(jīng)營權，山東省的給了德國，南部邊境省份的給了法國，長江流域的給了英國，東南沿海省份的給了日本，東北的給了俄羅斯。只是因為外國勢力之間的不信任和沖突，才使中國免于完全解體。
1898年，這些挫折激發(fā)了雄心勃勃但過早夭折的百日維新。這場維新運動的領導人是學者康有為(1858-1927)和梁啟超(1873-1929)，他們印刷了一系列小冊子，重新解釋了儒家思想，為帝國體系下發(fā)生的巨變進行辯護。康有為和梁啟超追求的并不是保持中國的農業(yè)化社會和文化傳統(tǒng)，而是再造中國并使之轉變?yōu)閺娪辛Φ默F(xiàn)代工業(yè)化社會。年輕而開明的光緒皇帝被他們的思想打動，啟動了一個全面改革的計劃，要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保障國民自由，根除腐敗，重塑教育體制，加強外國在中國的影響力，使軍事力量現(xiàn)代化，并刺激經(jīng)濟發(fā)展。皇族成員和他們在士紳階層的同盟，以及年輕皇帝的姨媽 --殘酷無情但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對大范圍的改革反應強烈。僅僅在 103天后，慈禧太后廢除了改革法令，將皇帝囚禁在紫禁城內，并處死了六名改革領袖。改革的精神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到了日本。
慈禧太后認為外國勢力正在逼迫她下臺，于是在背后支持反對外國人的拳民起義，這個起義是由團練帶頭的，他們稱自己為"義和團"。外國輿論認為起義者是拳師。1899年，拳民們?yōu)轵屩鹪谥袊?quot;洋鬼子"和他們的勢力而組織起來。在慈禧太后的鼓勵下，拳民們在中國北方發(fā)動了一場暴亂，屠殺外國人、中國基督徒和與外國人有聯(lián)系的中國人。他們相信洋人的武器無法傷到他們，因而在 1900年夏天，大約 14萬拳民圍攻在北一本法國雜志討論了在中國發(fā)生的運動，其中有一幅插圖，表現(xiàn)了起義者在 1900年被斬首示眾的情景。京的外國大使館。全副武裝的英、法、俄、美、德以及日本士兵迅速粉碎了拳民的行動，對這次攻擊進行了血腥的報復。中國政府不得不支付懲罰性賠款，并且允許外國勢力在他們的大使館以及通往海岸的道路上駐軍。
因為慈禧曾經(jīng)鼓動拳民攻擊外國人，很多中國人認為清朝政府即將崩潰了。724 此后的革命起義在全國獲得了廣泛的群眾支持，甚至保守的中國士紳也加入其中。慈禧太后死于 1908年 11月，在皇帝本人突然意外且神秘死亡后的第二天。她的最后一項國家行為是，指定兩歲的溥儀為皇帝。但是溥儀從來沒有進行統(tǒng)治的機會： 1911年秋天，辛亥革命爆發(fā)，到 1912年初，清朝的末代皇帝被迫退位。
日本的轉型
1853年，一隊美國炮艦駛入東京灣，要求和日本建立貿易和外交關系。歐洲國家的代表也迅速加入了美國在日本的行動。全副武裝的外國勢力脅迫德川幕府將軍和他的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提供類似于它們已經(jīng)在清朝中國獲得的政治和經(jīng)濟特權。日本國內的反對勢力利用恥辱的外國入侵作為借口，推翻了聲名掃地的德川將軍和幕府統(tǒng)治。 1868年重新恢復皇權之后，日本的新統(tǒng)治者致力于日本社會的轉型，以獲得同外國勢力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平等地位。明治時期開始的變革使日本成為東亞的政治、軍事和經(jīng)濟強國。
從德川幕府到明治天皇
19世紀初，日本社會處于動蕩之中。衰退的農業(yè)生產力，周期性的谷物歉收和饑荒，以及苛捐雜稅造成了經(jīng)濟困難，在鄉(xiāng)村有時甚至出現(xiàn)餓死人的現(xiàn)象。一小部分耕種者在這一時期變得富有，但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賣掉他們的土地，變成佃農。大批農民涌入城鎮(zhèn)尋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城鎮(zhèn)的經(jīng)濟條件也并不比鄉(xiāng)村好。由于稻米和其他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城市的窮人經(jīng)歷了赤貧和饑餓。即使是武士和大名也面臨著困境，因為他們陷入了對逐漸強大起來的商人階層的債務之中。在這種情況下，18世紀末和 19世紀初，日本經(jīng)歷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反抗和起義。
德川幕府以保守的改革作為應對。在 1841-1843年之間，幕府將軍的首席顧問水野忠邦提出一些措施以阻止持續(xù)的社會和經(jīng)濟衰退，并鞏固德川政府。水野忠邦取消了武士和大名欠商人們的債務，關閉了好幾個商人行會，并強迫住在城市里的農民回到土地上，耕種稻米。但他的大部分改革沒什么效果，反而招致了 強烈的反對，最終導致了自己的下臺。
德川幕府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外國勢力堅持要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從 1844年開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船只來到日本尋求建立關系。尤其是美國，試圖尋找一些港口，以便讓其太平洋商船和捕鯨船隊停靠，進行燃料和日用品的補給。德川幕府官員拒絕了所有的要求，并堅持排外政策，禁止所有的歐美人來日本，只有一小部分荷蘭商人可以在長崎從事受到政府監(jiān)控的貿易。 19世紀 40年代末，德川幕府開始為抵御可能受到的攻擊而進行軍事上的準備。
形勢在 1853年美國海軍艦隊開到東京灣時，發(fā)生了突然的改變。美國艦隊指揮官康莫爾多·馬修·C.佩里命令槍炮瞄準幕府的首都江戶(現(xiàn)在的東京)，要求幕府將軍開放日本，建立外交和經(jīng)濟關系并簽訂友好條約。幕府將軍沒有其他選擇，于是馬上同意了佩里的要求。英國、荷蘭和俄羅斯的代表也很快獲得了類似的權利。就像幾年前清朝的外交官一樣，日本的官員也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外國貿易開放日本口岸，剝奪政府控制關稅的權力，以及允許外國人擁有治外法權。
1859年德川幕府將軍和他的官員接見第一任美國大使湯森 ·哈里斯的情景。
外國勢力的突然入侵加劇了日本國內的危機，并且導致了德川幕府統(tǒng)治的崩潰和皇權統(tǒng)治的恢復。幕府將軍對美國和歐洲代表的順從激起了保守的大名和皇帝的反對，皇帝對不平等條約中的屈辱條款更是感到憤怒，并因其"向蠻族屈服"而質疑幕府將軍統(tǒng)治日本的權力。反對德川幕府統(tǒng)治的情緒迅速擴展，南方的長州和薩摩兩藩成為不滿武士聚集的中心。到 1858年，長期被排斥在外，無法插手政治事務的京都朝廷成為反對的中心。不同政見者在 "尊王攘夷 "的口號下集合在一起。
德川幕府的官員并不愿意和平地交出權力。相反，他們以強制持不同政見的大名退隱，處死或關押提出批評的武士等方式激烈地回應對手。但是在短暫的內戰(zhàn)中，由外國專家訓練、裝備有進口武器的不同政見者的民兵武裝多次擊敗幕府軍隊。隨著德川家族的事業(yè)走向滅亡，幕府將軍放棄了他的職位。 1868年 1月 3日，少年天皇睦仁--后來以其年號"明治"廣為人知--掌權。明治天皇(1852-1912)在位期間是日本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
明治維新
明治天皇的復位使政權重新回到天皇手中，結束了從 1185年開始的一系列將軍的統(tǒng)治。這一事件還標志著一個新日本的誕生。為了能夠和外國列強勢均力敵，由大名、皇室親王、宮廷貴族以及武士組成的保守聯(lián)盟建立了一個新政府，致力于 "富國強兵 "這一雙重目標。明治政府以歐洲工業(yè)化國家和美國為榜樣，從這些國家獲取知識和專家，以增強日本的國力，贏得對不平等條約的修正。明治政府派出很多學生和官員到海外去，學習從科技到國體的所有知識，還聘請外國專家來協(xié)助經(jīng)濟發(fā)展和培養(yǎng)本土專業(yè)人才。
明治時代最著名的旅人是福澤諭吉(1835-1901)和伊藤博文(1841-1909)。福澤諭吉在佩里到達日本后不久，就開始學習英語， 1860年，他是第一批赴美日本使團的成員。后來他游歷了歐洲，并在一系列大眾出版物中報告了他在國外的所見所聞。他稱贊歐洲和美國的憲法政府和現(xiàn)代教育體制，強烈主張在日本應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伊藤博文四次出國。他最重要的旅行是 1882-1883年間，在明治統(tǒng)治者準備構建新政府時，赴歐洲學習憲法和行政管理體系。他尤其對新近統(tǒng)一的德國印象深刻，在為日本起草管理文件時，他從德國憲法中獲取了很多靈感。
明治領導人的首要目標是強化中央集權，這是一個棘手的任務，因為需要破壞舊的社會秩序。改革者們說服大名將土地讓渡給君主以換取"華族"的名號后，將原有的藩國替換為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府縣。改革者們進而任命新的地方長官，以防止舊藩國的復蘇。這樣，很多大名發(fā)現(xiàn)自己實際上被剝奪了權力。政府還廢除了武士階層以及支撐這一階層的薪酬。同時被剝奪的還有大名和武士們以佩劍和梳頂髻表明其軍事地位的權利。當明治領導人招募軍隊時，他們還剝奪了武士們在幾個世紀里對軍事的壟斷。這些行為使很多武士感覺到自己被出賣了，
明治政府官員通過給予他們政府債券來緩解他們的不滿情緒。由于通貨膨脹造成了債券貶值，這些過去的武士們不得不去找工作，否則就要忍受貧困。一些武士對新的環(huán)境感到灰心，因而起來叛亂，但是新建立的國家軍隊粉碎了所有的反抗行動。到 1878年，中央政府已經(jīng)不再懼怕會有武裝力量挑戰(zhàn)其統(tǒng)治了。
接下來，日本的新領導人通過重新修訂稅制，建立了保障財政基礎的制度。農民傳統(tǒng)上以谷物納稅，但是因為谷物的價值隨著稻米的價格波動，也造成了政府財政收入的波動。 1873年，明治政府將谷物稅轉變?yōu)楣潭ㄘ泿哦悾瑸檎峁┛深A見的財政收入，而讓農民去應對谷物價格的市場波動。國家還開始對可耕種土地的潛在產量征稅，不論耕種者實際的產出有多少。在這項措施下，只有那些能將產量最大化的人才能負擔得起持有土地，其他人不得不將土地賣給更有效率的生產者。
19世紀 80年代，在國內要求建立以憲法為基礎的代議制政府的日益強烈的呼吁下，對日本社會的改造也在持續(xù)不斷地進行著。這些要求也與統(tǒng)治者的看法相符，他們認為外國列強的實力和統(tǒng)一得益于其憲法。因此，1889年，天皇頒布了明治憲法，作為對其國民的"御賜"。這份文件在伊藤博文的指導下起草，確立了君主立憲制政體，而立法機關--即議會--由貴族院和眾議院組成。憲法限制了日本人描繪的明治天皇，展示了日本在明治時期形象和軍議會的權威，而在政府的執(zhí)事上的轉型。行機構里保留了相當多的權力。"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指揮軍隊，任命總理大臣和內閣。就像歐洲的議會制一樣，總理大臣和內閣都是對天皇而非對眾議院負責。天皇還有權解散議會，并且無論任何時候，都擁有在議會進行中發(fā)布法令的特權。這樣，實際的權力掌握在天皇手中，議會可以提供建議，但永遠不能控制他。明治憲法承認個人權利，但同時規(guī)定法律可以以國家利益來限制這些權利，并對選舉權設置了財產限制，以確保被選入眾議院的議員是最富有階層的代表。在 1890年選舉中，只有占人口 5%的成年男性符合投票條件。盡管有這些保守特色，明治憲法為民眾提供的爭論和異議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經(jīng)濟舉措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明治政府認為強有力的經(jīng)濟是國家實力的基礎，因此興建了現(xiàn)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礎設施。電報、鐵路以及蒸汽輪船航線的建立把地方和區(qū)域市場連接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經(jīng)濟網(wǎng)絡。政府還通過廢除行會限制和內部關稅，去除了商業(yè)和貿易壁壘。為了提高國民的識字率--在 19世紀，男性為 40%，女性為 15%--政府引入了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體系。大學為最好的學生提供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科學和技術領域。這些基礎設施支撐了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雖然大部分企業(yè)為私人所有，但政府控制了軍事工業(yè)，并建立了一套刺激經(jīng)濟發(fā)展的試點計劃。在 19世紀 80年代，政府將其大部分企業(yè)出售給和政府官員關系密切的私人投資者。其結果是，巨大的經(jīng)濟實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這些人被統(tǒng)稱為財閥或金融財團。到了 20世紀初，日本進入了主要工業(yè)化國家的行列。
經(jīng)濟發(fā)展是有代價的，日本民眾承擔了快速工業(yè)化帶來的社會和政治成本。例如，日本的農民提供了支持明治工業(yè)化進程的大量國內資本。 1873年的土地稅占據(jù)了農民谷物收益的 40%-50%，在明治發(fā)展的開頭幾年相當于政府財政收入的90%。購買工業(yè)設備的外匯主要來自于低工資、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紡織品出口。
農民的困難在 1883-1884年的一系列農民起義中凸顯出來，主要是反對那些放貸者和持有貸款記錄的政府官員。明治政府部署警察和軍隊鎮(zhèn)壓了這些起義，關押和處死了很多起義者。從那以后，政府實際上沒有再做任何可以緩解鄉(xiāng)村民眾苦難的事情。數(shù)十萬家庭生活貧困，在營養(yǎng)不良、饑餓和殺嬰行為中苦苦掙扎。那些逃離鄉(xiāng)村社會去發(fā)展迅速的工業(yè)地區(qū)尋找工作的人發(fā)現(xiàn)，國家不允許推進工人福利的勞工組織存在：明治法律將工會聯(lián)盟和組織罷工視作犯罪行為， 1901年，政府還粉碎了一次勞工運動。
盡管如此，在僅僅 30年的時間里，明治維新的領導人將日本轉變?yōu)閺娪辛Φ墓I(yè)社會，并為在世界事務中起重要作用做好了準備。對于尋求結束屈辱條約的明治政府來說，取得和西方歐美國家在政治經(jīng)濟上的平等地位是首要目標。 1899年，日本取消了治外法權， 1902年，日本作為平等勢力和英國締結同盟，以及在戰(zhàn)勝中華帝國(1894-1895)和俄羅斯帝國(1904-1905)時所顯示出來的令人信服的軍事實力，這一切都標志著日本的卓越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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