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一個農民運動王，是中國人民翻身鬧革命的重要領袖。他就象西游記里大鬧天宮的美猴王，“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一個“鬧”字，便是毛澤東革命生涯的寫照，對于舊世界，他是一個鬧事者;同時，他又要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鬧事者，尤其是舊勢力的鬧事者，而他對于“鬧事”問題的態度和處理的方法也是別具一格，有著常人所難以企及的大氣魄、大視野、大手段、大格局、大境界。
1919年7月7日至9日，湖南湘潭縣教育會召開改選大會，毛澤東、宋煥達等當選干事，后在選舉駐會干事時，黃宗憲等人破壞選舉，營私舞弊，毛澤東挺身發言，力主正義。湖南《大公報》一則報道說，毛澤東發言“侃侃抗論，聲色俱壯，全場為之聳動”。之后，毛澤東聯合20余名干事，寫就《呈湘潭縣公署文》，祥敘當時情形，其中寫道：“澤東等征集全縣學界輿論，再三酌議，唯有暫行停會，并經向勸學所聲明，補助教育會之公款，在此停會期內不得支發，一切文件、器具，托勸學所暫為保存。待今秋另行集會，舉出籌備員，遵照部令，厘定會章，嚴限資格，重新組織，以便于教育事業確有所發展。此本會開會經黃宗憲等搗亂未得結果之善后辦法也。澤東等誠恐有人另外發生枝節，希圖破壞，祇得縷陳開會情形及議決善后方法，呈報鈞署鑒核備案，批示祇遵，實為公便。”
1933年6月，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中，要求作好查田運動的宣傳，其中“要說明查田運動是粉碎敵人‘圍剿’的武器。因為把封建殘余勢力肅清了，去掉了敵人藏在蘇區的搗亂者，廣大群眾革命熱忱提高了，擴大紅軍、經濟建設等項工作就更加好做。”
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指出：“在貴黨及貴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之下，進行了連年不絕的內戰，舉行了無數次對于蘇維埃紅軍的圍攻，不遺余力地鎮壓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與民主運動。直至最近還是放棄東北與華北不顧，忘記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最大敵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對蘇維埃與紅軍，從事貴黨自己營壘之間的內爭，用一切力量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搗亂紅軍的抗日后方，漠視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與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正告諸位先生：如果你們不根本改變自己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去，而依舊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話，那末你們即欲勉強維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統一以及所謂‘現代國家’更是完全的空談。”
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中指出：“我蘇維埃紅軍自去年八月發表宣言，提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以來，轉瞬一年多了。這一年間日寇的侵略有加無已，國土日蹙，國勢日衰。現在日寇的兇焰益張。華北分離，綏寧淪亡，已經迫在目前。即長江沿海亦莫不敵船云集，蠢蠢欲動。亡國滅種的條件，接連提出。亡國奴的命運威脅著全中國人民。和平久已絕望，犧牲是無可幸免。局勢至此，非抗戰不足以圖存，已為全中國人民所共信。全中國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貴黨政府的，是領導抗戰，驅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們猶未聞貴黨政府下最后決心，反而見蔣總司令親臨西北，督‘剿’紅軍。這不能不使全國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稱快。”對蔣介石政府不顧民族大義執意圍剿紅軍的倒行逆施，毛澤東指出：“雖然蔣先生聲勢洶洶，揚言聚殲紅軍，但我們認為國勢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爭。故蘇維埃及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謂：‘(一)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二)僅在被攻擊時，允許采取必需之自衛手段;(三)凡屬國民革命軍因其向我進攻而被我繳獲之人員武器，在該軍抗日時，一律送還，其愿當紅軍者聽;(四)如國民革命軍向抗日陣地轉移時，制止任何妨礙行動，并須給以一切可能之幫助。’依此命令，紅軍前線各部迄未向諸先生的部隊作激烈的抗擊，且逐步退讓，以期諸先生的自覺。但是如果諸先生以為這是紅軍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錯。在十年對壘之中，為民族、為自由、為正義而戰的紅軍的士氣與戰斗力，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訓者。現在集全國精銳于一處，用以抗擊諸先生的師出無名和內部充滿停戰抗日情緒的部隊，勝負之數，即諸先生亦當了然。 ”言辭既表明了抗日的誠意，又軟中帶硬，給那些企圖搗亂的國民黨軍隊以嚴厲的警告。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指出：“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指出：“嚴厲地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區則援助敵人，在后方則肆行搗亂，并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為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
1938年5月15日，毛澤東針對蔣介石政府的破壞活動，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和八路軍后方留守處起草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布告》，其中指出：“凡屬有利抗日救國的事業，本府本處在堅決執行《抗戰建國綱領》的原則下，無不樂于推行。對于善意協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歡迎。但是凡未經本府或本處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處的證明文件，而從外面進入邊區境內停留活動之人，不論其活動的事務屬于何項，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當此抗戰緊張期間，凡在邊區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或肆意搗亂，或勾引煽惑，或暗探軍情的分子，準許人民告發。證據確實者，準許就地逮捕。一經訊實，一律嚴懲不貸。”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之“相持階段”中指出：“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占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于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斗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所作的講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對汪精衛傀儡政府和國民黨頑固派挑起反共事端進行揭露和控訴，他說：“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們知道共產黨抗日最徹底，國共合作則力量更大，他們就用全力分裂國共合作，使兩黨各自孤立，最好是兩黨打起來。這樣，他們就利用國民黨內部的頑固派，到處放火。在湖南就鬧平江慘案，在河南就鬧確山慘案，在山西就鬧舊軍打新軍，在河北就鬧張蔭梧打八路軍，在山東就鬧秦啟榮打游擊隊，在鄂東就鬧程汝懷殺死五六百個共產黨員，在陜甘寧邊區就鬧內部的‘點線工作’、外部的‘封鎖工作’，并且還準備著軍事進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又雇請玄學鬼張君勱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反動主張，雇請托洛茨基分子葉青等人做文章罵共產黨。所有這些，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民都當亡國奴。這樣，汪精衛派和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兩家里應外合，把時局鬧得烏煙瘴氣了。”在這樣的氣氛之下，毛澤東并不贊同對時局悲觀、對國民黨完全喪失信心的觀點，他指出中共仍應堅持兩條政策：“一方面，團結一切進步勢力，團結一切忠心抗日的人，這是一條政策;一方面，反對一切喪盡天良的壞蛋，反對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這是又一條政策。我們黨的這些政策，為了達到一個目的，這就是力爭時局好轉，戰勝日本。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團結一切抗日的進步的勢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勢力，力爭時局的好轉，挽救時局的逆轉。這就是我們的根本方針。我們決不悲觀失望，我們是樂觀的。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夠粉碎他們。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國決不會亡國。中國的進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暫時的現象。”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變發生后，毛澤東在《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中憤怒地指出：“我們還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過于沖昏頭腦。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種火是不好玩的，仔細你們自己的腦袋。如果這班人能夠冷靜地想一想，他們就應該老老實實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幾件事：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
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后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里去，那就悔之無及了。”毛澤東進而講到：“關于新四軍，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該軍在華中及蘇南一帶者尚有九萬余人，雖受日寇和反共軍夾擊，必能艱苦奮斗，盡忠民族國家到底。同時，它的兄弟部隊八路軍各部，決不坐視它陷于夾擊，必能采取相當步驟，予以必要的援助，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他們的。至于重慶軍委會發言人所說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它。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令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的目的在于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變誰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領的地方嗎?你們為什么不讓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滅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于是七個師的聚殲計劃出現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發布了，于是葉挺交付審判了。但是我還要說重慶發言人是個蠢豬，他不打自招，向全國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計劃。”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中對于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進行了揭批：“張國燾是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現在講的，雖然不是這種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鬧這類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系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卻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于別人的利益和全黨的利益，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這種人鬧什么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里來了。這種人的吃虧在于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地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實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么人是不老實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為個人利益為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實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斗爭，都要清除干凈。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斗，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指出：“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各界人民，不分階級、信仰和職業，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軍合作的態度。人民解放軍則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態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壞分子，乘機搗亂、搶劫或破壞者，定予嚴辦。”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一)肅清反動派的殘余，鎮壓反動派的搗亂……”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對于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指出：“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成員及其幫兇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并盡可能地把他們變成好人。”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指出：“我們的革命工作還沒有完結，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運動還在向前發展，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后，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的復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個武器。在國際上，我們必須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首先是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不致處于孤立地位。只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我們就會是永遠勝利的。”
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中指出：“今后，敵人還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種辦法來搗亂，比如派遣特務進行破壞。他們在臺灣、香港和日本這些地方，都設有龐大的特務機構。可是，我們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經驗，只要發動群眾，依靠人民，我們是有辦法來對付他們的。”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X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對于“鬧事”問題講了很多，他說：“在學校里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 組織示威游行， 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他們提出的口號那樣反動，工人不同情，農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眾都不同情。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同志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大民主也沒有什么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么，做什么。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殺幾千幾萬人’，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能得到大多數人同情嗎?‘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公然違反憲法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優越性，這都是憲法里頭講了的，是全國人民公認的。‘要戰爭不要和平’，那好呀!你來號召戰爭，統共那么幾個人，你的兵就不夠，軍官也沒有訓練好。這些娃娃們發瘋了!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后，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四千學生里頭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個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堅持這幾個口號的極反動分子，只有幾個人。他們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干什么。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沖，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帝國主義，我們從前不怕，現在也不怕。我們也從來不怕蔣介石。現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還專門拿一個章節講述鬧事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我們的國家里還有少數人鬧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人們，對立的意見。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們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會上還有那樣的人，罵我們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們的省委根本就沒有死，怎么僵呢?罵省委是‘僵尸’跟我們說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對立的。在我們黨內，也有各種對立的意見。比如，對蘇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對和擁護兩種對立的意見。黨內的不同意見是經常發生的，意見剛剛一致，過一兩個月，新的不同意見又出來了。在人們的思想方法方面，實事求是和主觀主義是對立的。我看那一年都會有主觀主義。一萬年以后，就一點主觀主義都沒有呀?我不相信。一個工廠，一個合作社，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一個家庭，總之，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都有對立的方面。所以，社會上少數人鬧事，年年都會有。對于鬧事，究竟是怕，還是不怕?我們共產黨歷來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怕，現在倒怕學生鬧事，怕農民鬧社，這才有點怪哩!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我們對于少數人鬧事，應當采取積極態度，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準備著。怕是沒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來。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不致陷于被動。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
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么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當然，我們現在并沒有打算回延安，來個‘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于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這又是個難免論。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線錯誤，全國性的大亂子是不會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線錯誤，出了全國性的亂子，我看也會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國。當然，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時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后，我們的國家只會更加鞏固。
中國總是要前進的。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硬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后退，毫無原則，什么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么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面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志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里很干凈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于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斗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對壞人壞事的斗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斗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里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志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如果一萬年以后地球毀滅了，至少在這一萬年以內，還有鬧事的問題。不過我們管不著一萬年那么遠的事情，我們要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認真取得處理這個問題的經驗。……要密切聯系群眾。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領導人，沒有調查研究，不了解群眾情況，等到大亂子出來了，還不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現在我們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不了解群眾的思想動態，有人醞釀鬧事，醞釀暴動，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們一定要引為鑒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一年總要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等基層單位去跑一跑，進行調查研究，搞清楚群眾的情況怎樣，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們的群眾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數。要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貧農下中農，依靠先進分子，總要有個依靠。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樣的事件。”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再次論述少數人鬧事問題。他們：“一九五六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于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于群眾缺乏教育。……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于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在我們社會里，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于這種人，我們并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愿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中說：“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究竟對那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百分之十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動搖的，至于堅決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亂得了呀?所以，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于社會主義。我們不要怕亂，也不要怕下不得臺。右派是下不了臺的，但也還是可以下臺。按照辯證法，我看右派會一分為二。可能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大勢所趨，他們想通了，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了，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還要安排工作。少數極頑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著右派帽子進棺材，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這樣的人總是會有的。右派這么鬧一下，使我們摸了一個底：一方面，贊成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爭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這樣的底，就心中有數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用我們這個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辦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現在波蘭發生的那樣的事件。……我看中國的事情好辦，我是從來不悲觀的。我不是說過，亂不了，不怕亂嗎?亂子可以變成好事。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大亂一陣，事情就更好辦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
1965年3月4日，大約2000名中國、越南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留學生在美國駐蘇大使館外面抗議美國對越南的侵略，蘇出動軍警和士兵進行鎮壓，毛澤東拍著桌子說：“這就是蘇聯的所作所為呢!什么人才鎮壓學生?只有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才會這么干!還派了騎兵和士兵，這和舊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有什么兩樣?和段祺瑞、馮國璋、蔣介石有什么兩樣?修正主義當權，就是這個樣子……古今中外，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有時會以“鬧事”的激烈方式表現出來。新中國成立以后，舊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產生了，鬧事問題成為社會主義階段面臨的一個新問題，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這一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他用哲學的方法，用事物的二重性的觀點，揭示了“鬧事”產生的歷史及社會根源，并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科學面對鬧事問題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解決方案，那就是做好精神準備，充分暴露矛盾，采取積極態度，努力爭取主動，充分運用法治，分化孤立少數，讓他鬧得輸理。正象他說的“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毛澤東認為“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他還把鬧事喻為膿包，他說“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
毛澤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于不同的鬧事問題采取的態度、策略和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對于敵手鬧事的針鋒相對，對于人民內部鬧事的和風細雨，體現了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博大的胸懷和高度的智慧，這些寶貴經驗值得后來人去借鑒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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