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則無賴之潑皮，中則破落之大戶。”
——(《張謇致翁同龢密信》)
第一日：“外邦測量”
1893年，也就是甲午戰爭的前一年，日本陸軍制成二十萬分之一的巨大的《朝鮮全圖》(1888年測量);戰爭開始后，該圖成為用于日軍廣島大本營的主要地圖之一：按此地圖制定作戰計劃，攻擊朝鮮的清軍和兵分三路對東學農民軍展開“討伐殲滅”。
張松獻一圖，劉備乃得天府之國，成三分霸業。地圖與軍事的緊密關系，尤其是近代地圖的制作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緊密關系，是一個不言自明但又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日本首次感到制作近代地圖的重要性，是在1877年日本“最后的內戰”——“西南戰爭”期間。“維新三杰”中最具個人魅力的西鄉隆盛在家鄉鹿兒島發動士族叛亂，全國聳動。2月，京都天皇行在所發出“追討賊徒令”，前往鎮壓的明治政府軍，緊急下令編制九州全圖，但因缺乏相應資料，難以敷用，不熟悉戰場地理的政府軍，一度陷入沒有地圖就無法行動的尷尬境地，而曾代表著日本最高制圖水平的“天保圖”在這場戰爭中則幾乎毫無用處。直到6月，陸軍省參謀局第六課(測量)全部出動，奔赴戰地實施迅速測量;第五課(制圖)則部分出動，將迅測地圖制成可供作戰之軍用地圖，該項測量與制圖的任務一直持續至戰后。“西南戰爭”是近代征兵制度下的“百姓町人”戰勝了號稱最強的薩摩的封建武士集團，證明了近代征兵制度的威力和封建武士道的歷史性失敗——故而真正的所謂“武士道”在“西南戰爭”后就已經宣告滅亡了——同時，明治政府也深刻認識到制作近代地圖的必要性。戰爭的翌年(1878)12月，日本設立直屬于天皇的參謀本部，山縣有朋任參謀本部長。此后的日本：1)開始強化建立真正符合“國民皆兵”的“大日本帝國”的制度基礎;2)近代地圖的測量、制作，其中心由國內轉向中國、朝鮮，即所謂的“外邦圖制作”與“外邦測量”。
日本對中國的軍事情報偵察早在1871年就已經開始。是年，《中日修好條約》簽訂，這是兩國基于近代國家關系簽訂的歷史性條約——但關于這個條約，10年后李鴻章在與竹添(時為日駐天津領事)的會談中稱：“盡管總理衙門表示反對，但由于我極力主張與日本友好相處，斷然促成該條約之簽訂。”也就是說，是李鴻章壓制了總理衙門的反對意見，做出的“獨斷”行為。這個事例反駁了近來一些為了替李開脫責任而將其描繪成“權力有限”、“忍辱負重”、“代人受過”的“替罪羊”的觀點——隨訂約使團同來的“留學生”之一福島九成，就是同年4月由日本陸、海軍及外務省中選拔出的屬于陸軍系統的情報軍官之一，而此時明治政府立足尚不過四年，居心叵測如此，實令人脊背生涼——此時不由人聯想起那位離開我國未久的北大著名留學生“加藤君”。這個在本國無人問津的小人物，到中國后不知得了什么法寶，一時間從“知日派”教授到以中央電視臺為首的各大媒體，竟將其吹捧成一位超級公知明星、“中日友好的使者”。我不想說“加藤君”懷有什么特殊身份，因為“加藤君”滿口謊話的作風似乎過于高調。但正由于我們的“努力”，把“加藤君”變成了一個的確可以獲取很多情報的危險人物。
使領館軍人、“留學生”、“教官”、大陸浪人，這些人來到中國、朝鮮，利用所謂“偵察旅行”，深入偏僻不毛之地，獲取大量情報。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關于地圖的測量及制作。
1881年，山縣為首之陸軍強力人物捏造利用所謂“陸軍機密地圖出賣未遂事件”，徹底排除了明治初期的法式制圖法而代之以軍事色彩強烈的德式制圖法，并最終將日本之地圖測量、制作之權完全控制在參謀本部手中。1884年，日本設置測量局，強化全國測量體制;1888年，又創設“陸地測量部”，其實質是“外邦圖制作”體制的強化，為侵略戰爭作著堅實的準備。
“外邦圖”的制作與“外邦測量”活動，在甲申事變(1884)至甲午戰爭(1894)的十年間達到最活躍期，其重要成果便是針對中國、朝鮮的“鄰邦二十萬分之一圖”的完成。雖然當時中國的國防意識很差，但盜測行為本身仍然具有很大危險性;而日本的這些盜測者冒著送掉性命的危險，主要依靠目測與步測，進行如此龐大的“外邦測量”計劃，這種邪惡的毅力不能不讓人感嘆。關于日本所制之“外邦圖”，甲午戰爭時，作為吉林將軍長順幕僚的顧云曾提到：
吉林軍于遼陽、海城間獲日諜，帽藏遼陽圖一紙，極精，有日明治十三年石印，是年為明治二十七年，圖成十數年前，可為豫矣。(《遼陽見聞錄》)
明治十三年即1880年，正如上文所言，其時日軍參本測量制度尚未完備，地圖制作仍屬粗率，但在十四年后的高級幕僚顧云看來，已是“極精”，足證日人之用心，也并證了中國自制地圖的水平。當時的大清對于近代地圖的認識，似乎完全無法同日本相比。客觀原因是中國沒有入侵日本的念頭，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需求和危機感;而主觀原因是當時主導外交的洋務派仍天真地幻想著“中日提攜”的“大局”。問題是“知己知彼，百戰不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中國把這些教訓都拋在了腦后;而日本則是“既有害人之心，又有防人之心”。上文提到的“陸軍機密地圖出賣未遂事件”，起因便是時任駐日公使參贊官的黃遵憲，希望從日方處得到一張標注有漢語的普通的日本全圖，結果竟造成一系列相關日方人員離奇死亡的事件。
1894年8月1日，光緒帝發布上諭，對日正式宣戰。同日，日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即奔赴戰地，進行測量、制作、拍照工作，并組成戰時測量班，分屬于各軍司令部。根據測量班人員日后的回憶，戰地測量活動其實異常艱苦，從一個側面也反應出日軍在侵入中國后，實際上面臨到相當頑強的抵抗。 不過在甲午戰爭期間，二十萬分之一“外邦圖”的利用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暴露出來諸多的缺陷。因此，以甲午戰爭為一大轉折期，急速成長的“大日本帝國”，其地圖之測量、制作工作更一力傾注于“外邦”，由此產生的畸形后果便是：與日本國內地圖制作水平的低下與停滯形成鮮明反差，“外邦圖”的制作，因急迫的擴張動力而迅速引入最新的技術，卻很快達到了世界級水準。
對中國而言，“外邦測量”不是遙遠的過去，也并非日本的“專利”。近年來，不斷有美英等心懷鬼胎的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非法測繪，不過在這其中，日本表現得異常活躍：
2005年9月，日本人大林成行和東俊孝在中國新疆對和田機場等地進行非法測繪，后被依法處理。
2007年3月，一名日本人在上海各主要道路非法進行導航軟件測試活動。
2007年3月，相馬秀廣等4名日本人非法對新疆艾丁湖地區進行測繪。
2007年3月，兩名日本公民佐藤正光、水上和則以考古研究名義，在江西南豐、鷹潭、上饒、鉛山等地非法測繪。
2009年7月，日本人三宅省吾涉嫌非法采集福建地理信息數據，被群眾舉報。
2010年2月，某日本公民攜帶手持GPS接收機在新疆塔城地區進行測繪活動。
2011年，一名日本人從甘肅沿秦嶺一路測量過來，在寶雞某要地被抓。
對于那些宣稱日本不會再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天真樂觀論調，從甲午戰爭前直到今日仍在繼續著的“外邦測量”活動，恐怕已足以給出否定性的意見。
第二日：戰敗
甲午戰爭，為什么會戰敗?
即使在一百二十年后，對此問題的回答依然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慈禧挪用軍費修園子;李鴻章資敵賣國;清流派空談誤國;體制性腐敗;君主立憲對封建專制的勝利等等......甚至還有某些帶有“反清復明”性格的復古式觀點，如滿人統治下造就無血性的奴才，所以打敗云云。
日本的對外戰爭，是一種真正的“博徒(賭徒 )式戰爭”。細察關于甲午戰爭之日軍方面戰記，其實日軍戰勝與戰敗，不過一紙之隔而已。決定戰爭勝敗的三個要素，天時地利人和，日軍似乎哪一項都不具備。日軍進入朝鮮，要征用當地人夫和馬匹，但朝鮮民眾對侵略軍既恐懼又敵視，強征來的人夫，往往乘著日軍不備逃之夭夭。使得日軍的行軍速度大為遲滯，甚至在中日陸上首戰的成歡之戰前，發生軍官自殺謝罪的異常事件。現在一些流行的歷史敘述中，與清軍相比，日軍不僅在武器上，而且好象在各方面都是很先進的軍隊。實際上，當時的日軍也是“窮人部隊”——實際上“皇軍”一直都是窮人部隊——缺衣少食，尤其當戰爭進入到冬季時，寒冷的朝鮮半島與遼東地區，許多士兵連條被子也蓋不上，手腳皆被凍傷。此外，當時的日本并未建立對于留守軍人家庭的保障制度，那些農村出身的士兵家庭因此陷于赤貧狀態，苦不堪言。軍用通訊技術依然非常落后，而日軍最大的弱點就是其后勤補給，隨著戰線的拉長，兵站系統脆弱的問題也就愈加突出。日本在戰爭中，前怕狼后怕虎，始終對于俄國可能的介入提心吊膽，因此才將東學農民軍驅趕至位于朝鮮半島西南方的珍島(今年韓國沉船事件發生地)，惟恐農民軍北上進入俄遠東地區(沿海州)，造成俄軍入朝的借口;而特命駐朝公使井上馨甚至擔心日本的盟友英國乘漢城空虛，會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甲午戰爭雖然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慘敗，但綜合具體數據來看，是役：中國軍隊陣亡者(戰死與傷病死亡合計)約在3萬人，日軍陣亡者約在2萬人，朝鮮東學農民軍的陣亡數較難準確統計，估計在3萬至5萬人。從中可以看出，東學農民軍是其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但日軍負責“討伐殲滅”農民軍的只有3個中隊600百人(原下關彥島守備隊后備第十九大隊)，由于武器裝備及訓練程度相差懸殊，日軍死亡者極少，所以日軍大多數的死亡是在與清軍作戰時發生的，這一點應無疑義。雖然日軍死亡的原因大多為“傷病死亡”和所謂“疫病”，但這也屬正常。因為近代戰爭，雖然武器的殺傷力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但擊傷率仍舊大大高于擊死率，所以大多數的“陣亡”都是因當時戰地醫療水平的不發達而造成的“傷病死亡”，同時基于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傳染病自然也成為另一大死亡原因，清軍方面應該也是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清軍與日軍的陣亡比實為1.5比1，低于日本獲勝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對沙俄的陣亡比，恐怕也遠低于之后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與日軍的陣亡比。也就是說清軍雖然落于下風，但也很難說是那種不堪一擊式的潰敗。中國軍隊在主要戰役中的表現當然很糟糕，幾乎輸掉了所有重要的會戰。黃海海戰，是標志性的失敗，因為沉入黃海的不是一支北洋艦隊，而是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平壤之戰，以堅城重兵敵疲憊之師，竟致潰敗。但盡管如此，黃海或平壤的失敗，并不能決定整個戰爭最終的勝敗。二戰時的蘇聯紅軍在戰爭初期遭受過遠高于此的損失，后來德軍兵臨城下，幾乎危在旦夕。而甲午之役，日軍雖然攻入中國境內，但尚未越過山海關，關外之軍和各地民團的抵抗仍在繼續，關內也遠未到無兵可戰、無將可用的地步，后來劉永福之黑旗軍尚能在臺灣與日軍一戰，即為明證。山縣等人雖然叫囂要突破山海關直搗北京，但憑日軍當時粗陋的兵站系統和軍事地圖的準備情況，實無此能力。就算兵臨北京，必會招來列強的不安，從而導致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與靠山英國的關系也將面臨風險。
但是，日本這個“博徒”將中國強行拉入一場賭局，在賭局的尾聲，盡管手中已經沒有幾張好牌，但就像文藝作品中經常描寫的那樣，虛張聲勢，將手邊所有的籌碼都壓到了桌上，結果中國退縮、認輸。
在對甲午戰爭的敗因進行分析或歷史問責之前，首先要正本清源的——不是替失敗者開脫——進行一個大的問責，也就是說對帝國主義時代進行歷史問責。在帝國主義時代下，學習“西方文明”的成效直接體現于對帝國主義的適應性，在這一點上，中國相比日本具有“先天性缺陷”，分析甲午戰爭的敗因，這實為一個基本的前提。
分析甲午戰爭的敗因，說到底分析的是都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兩個運動，為什么結果卻如此不同的問題。很多相關研究都會這樣發問：洋務運動早于明治維新——對于這一認識，必須注意到日本以西方為藍本的近代化改革，其實早于明治維新，從幕府末期就已開始。某種程度而言，倒幕派正是擔心幕府的改革可能成功，才加快了倒幕的步伐——但為什么明治維新“成功”了，洋務運動卻失敗了?我們知道，近代西方文明，無論是上節提到的地圖測量、制作技術(它帶動了日后照相技術的發達)，還是交通通訊、資源開采、金屬冶煉、大眾傳媒、大型載具的發明、特別是軍事制度和軍事技術的進步以及與之相應的近代金融財政制度，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擴張欲望——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和平友愛——是其最重要的興奮劑。洋務運動產生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威脅，而是由于國內因素。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和云南杜文秀等人的起義中，親身感受到了西洋武器的力量，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才開始了這個運動。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被視作中國最早的近代化努力的運動，其核心精神的保守性。以洋務運動在軍事上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師為例，其主要目的是近海防御;而日本建立艦隊是為了什么呢?“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兩者的差異一目了然。中國絲毫沒有向他國擴張的念頭，只是想保持固有疆土的穩定。因此，龐大的海軍軍費開支，無論是補強還是維護，被清流派看成“徒糜巨資而無一用”，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尤其是在1880至1894年之間，由于先后與俄國、法國、日本簽訂了關于疆界以及朝鮮問題的條約，又建起了強大的艦隊，一時間似乎風平浪靜，天下無事，危機意識又趨下降。反觀日本，“西南戰爭”之后，各種小規模的動亂與事變不斷，放棄了軍事反抗的士族則將斗爭策略轉向了“文斗”，即所謂“自由民權運動”。明治政府因此始終處于精神高度緊張的狀態。為了轉移士族過剩的精力和國內各種尖銳矛盾，就必須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形成舉國一致的對外向心力;這個最大公約數和對外向心力當然就是侵略擴張，從而搭上帝國主義的末班車。于是，從藩閥政府、叫喊著“內修民權，外爭國權”的自由民權派、心懷不滿的舊幕臣、右翼“壯士”、大陸浪人一直到普通百姓，在侵略擴張這一點上形成了高度默契，因為：他們都有著對于日本人多地少資源貧乏的危機感和“雄飛大陸”尋找出路的“使命感”;“對內爭斗，對外(侵略擴張)一致”，正是之后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如同我們之前所言，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對于帝國主義的適應性，直接影響到學習與帝國主義腸肚相連的近代西方文明的動力及其成效。所以，更符合帝國主義精神的明治維新最終戰勝保守的洋務運動，也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了。只是明治維新雖然獲得了“成功”，一舉搭上了以英國為代表的舊帝國主義的末班車，但也因此產生出了“日本帝國主義”這樣一個巨大而瘋狂的怪物，造成了亞洲乃至世界的災難。這也正是竹內好在其《亞洲的進步與反動》中所提示的道理——“亞洲的進步是什么?將其視為與西歐的進步相同的東西是否合適?日本蹈襲西歐的進步而成了亞洲的反動勢力。”
甲午戰爭期間，在琉球的日本僑民人心惶惶，組成各種“自衛”組織，計劃著一旦中國南洋水師攻來時，立即前往久米村(中國移民后裔聚居地)屠殺村民，免除“后顧之憂”。不過，南洋水師由頭至尾都未出現，因為中央政府根本無法調遣南洋水師。其他如湘軍吳大澂等的出兵，主要也不是因為中央的調動，而是“自動請纓”的結果。中央的兵部實際上已經形同虛設。從中也就可以窺見戰爭的另一個敗因，即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在國家權力結構上的相反性。
如前所述，觸發洋務運動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天國為代表的人民起義。對起義的鎮壓最終依靠的是地主士紳階級的地方武裝，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軍隊。換言之，作為維護中央政府權威的暴力工具已經老朽不堪使用，這證明了統治階級的統治能力陷入重大危機。洋務運動的展開以及所謂的“同治中興”，表面上似乎重新鞏固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實則卻造成中央權力的繼續渙散，而真正的力量掌握在那些在鎮壓人民起義過程中出人頭地的人手中，其代表人物便是李鴻章。李鴻章一直稱甲午之戰是以“北洋一隅”對抗舉全國之力的日本，但問題在于，這正是李鴻章等人主導的洋務運動的必然結果，也正是李鴻章這樣的漢族大臣得以坐鎮北洋而“遙執朝政”的根本原因——盡管著《淮軍志》的王爾敏稱李鴻章及其淮軍沒有分離主義傾向，更非軍閥，李本人“不但與中央充分合作，而且十分效忠”。但問題在于作為最重要的腹心之地(京畿)的保衛者是私兵性質的部隊(淮軍)，而非國家武裝力量，已經足以說明中央權力之衰弱。至于說李鴻章效忠中央，由于中央有帝后黨之爭，因此效忠中央與效忠君權或中央集權并非一回事。此外以李之狡猾老獪，既已有莫大權柄，又知清朝氣數未盡，主觀上實不必做董卓乃至安祿山之想，但這并不意味著客觀上李無此能力，日后袁世凱之北洋便為明證——不僅中央與地方是離心的(因為洋務運動)，地方與地方也是離心的(因為洋務運動背后不同的列強勢力)，中央與中央也是離心的(因為后黨帝黨之爭)。具體到戰爭，中央政權特別是君權虛弱，造成光緒的決策能力低下，對真正的軍事情況完全缺乏了解，因此在各派間動搖不定;主戰派雖有熱情，但基本上沒有軍事和外交實權，左右不了大局;洋務派巨頭李鴻章心存私計，總想保住自己的那些家當，對持久抗戰既無信心也無興趣，只希望依賴列強的調停來收場，并且準確揣摩到中央政權實際的統治者慈禧的心意;慈禧對于主戰派(大多為所謂帝黨)既厭惡又危懼，為了不讓帝黨得勢，盡快乞和理所當然。這樣，雖然在戰爭期間主戰派好象具有一定聲勢，但乞和派卻牢牢掌握著實權，不繼續堅持抗戰而屈膝馬關的原由便在此。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在大難到來之前，似乎真的能讓清朝迎來“中興”;然戰事一起，頃刻間云散煙消。而晚清時期發生的中央權力的渙散直至潰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方告結束。
日本在國家權力結構上進行的是一個相反的運動。用明治國家實際上的設計者伊藤博文的話說就是：“要使國家興盛必須實行郡縣制。”“廢封建而為郡縣”，只有去封建化，才有可能以國家力量推動征兵制度等一系列的近代式改革，才有可能構造“皇民”，才有可能建立“皇國”。當然，明治國家—近代天皇制建立的不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它模仿的是普魯士式的非常軍國化的君主立憲制。
綜上可知，盡管睦仁骨子里是一個反西方的保守君主，而光緒則對學習西方近代文明表現出更高的熱情，但這不足以改變中日在國家權力結構上的差異。
圍繞甲午戰爭的敗因，恐怕還將繼續爭論下去，因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是嗎?“反思甲午戰爭，就需要我們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這樣的“反思”不會放過任何一次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但正像我們已經論述過的：甲午戰敗，并不是因為洋務運動的“不徹底”，而是洋務運動自身邏輯下一個合理的結局。
作為余談，近代日本最大的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最大的帝國主義思想家福澤諭吉，是這樣分析中日在學習西方近代文明上的差異的：
“中國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中國人是單純的，日本人是復雜的。思想復雜豐富的人迷信就會消除......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來討論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在福澤看來，因為中國人的頭腦“貧困單純”，所以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趕不上日本。但是，與福澤差不多同時代的一位具有實學思想的中國官員金安清卻有著截然相反的觀點：
“世人皆以西洋為智，而臣獨以西洋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專，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聰明十倍過之，其不專不精處，則皆聰明之誤也。世人皆以西洋為譎，而臣獨以西人為騃。唯其騃也，故政令嚴肅，軍律整齊。而中土之圓融亦十倍過之，其不整不肅處，則又圓融誤之也。”
第三日：“中華”的解體與“皇國”的形成
甲午戰爭爆發后，在琉球，被稱作“頑固黨”——與所謂“開化黨”相對，但關于這些稱呼，仍存在著某些爭議——的人士，借為舊主尚泰的健康祈愿，實為祝中國戰勝日本，聲勢浩大的會集于首里城的寺社之內，翹首期盼“黃色艦隊”(南洋水師)興兵而來，恢復琉球故國，懲處“開化斷發”之徒。
“黃色艦隊”最終沒有來。
近來在歷史問題上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即秦一統天下后的中國，就已經不再是“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那么“封建就不可能專制，專制就不可能封建”，因此過去“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提法有誤，是生搬硬套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社會形態理論的結果，這一“封建否定論”主要在中華主義者和部分左翼中間被接受。“封建就不可能專制，專制就不可能封建”，似乎頗有道理，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日本的幕藩體制，那么它既是封建的，卻又是專制的：江戶幕府與各地大名之間毫無疑問是一種封建的關系，然而江戶幕府強制于各地大名的“武家諸法度”與“參勤交代制”，卻又明顯的構成了一種專制關系。所以，“封建專制”并不完全是一個悖語。秦以后的中國是否脫離了封建制，中央是否為一個絕對的集權力量，這仍然是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比如我們要問：中國歷來是一個“革命”(這里用其古意，而非指近代意義上的革命)之國，為什么發生那樣多的“革命”?“合久必分”的“歷史周期律”之中，會不會有對中央集權制下存在的“封建”因素的某些提示?如果秦以后的中國就不再是“封建制”，那該如何解釋在中國傳統王朝中最強盛的唐朝卻出現了藩鎮割據?元朝這樣龐大的多民族政權，它的中央集權程度又如何呢?毫無疑問，明、清兩代，是中央集權及君權得到最大強化的兩代，但不要忘了中國始終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直到雍正、乾隆“改土歸流”、開辟各地“新疆”之前，少數民族土司政權的相對獨立性(中央政府無權任命官員和駐軍)，是不是一種“封建”的形態呢?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傳統王朝不僅是“中國”，更是“中華”，是建立在封貢(冊封—朝貢)體系上的秩序。所謂封貢或朝貢體系，簡單說來，就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的倫理綱常為依據，中國為君為父，他國為臣為子;他國都是中國這個“父親”的分家，在自己的分家中享有自主權，但分家家長的更替，則仍需要得到“父親”的認可方才合禮合法;“父親”過生日，各分家也都要趕來，聚集一堂，為父慶祝。這當然就是一種“封建”的關系，朝鮮的朱子學者所謂的“尊周大義”以及后來反對“中華民國”，也說明了這一點。所以，當“封建否定論”在批判“封建制”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的同時，自己也落到了西方理論的規定中，因為他們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框架分析“中國”，忽視了一個更大的“中華”的存在，而這個“中華”才是傳統中國的全貌。
1840年之后，“父親”的威嚴不再，“兒子”也一個個被搶走。琉球“頑固黨”，不愿斷絕與中國的“父子”關系，但甲午戰敗，封貢體系徹底崩塌，臺灣、遼東不保，更遑論朝鮮、琉球。直到今天，一些從事琉球獨立運動的人士在談到獨立后將不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時，舉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當年“兒子”有難，“父親”卻未來救援。
“中華”的解體，同時造就了“皇國”的形成。
明治維新，雖然標榜的是“王政復古”，但明治國家—近代天皇制并不是復古的產物。日本學者小森陽一正確地指出：“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大多數場合是把‘天皇制’作為封建制度所殘存的制度看待的，他們認為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明治維新非常不徹底，它保存了實為封建制度遺存的‘天皇制’”，但是“應該認識到‘近代天皇制’與此前的‘天皇制’已經斷裂，具有完全不同性質的內涵。”這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天皇”身份的變化。
由于長期的武家政治和民間對佛教的強烈信仰，天皇及其意識形態支柱神道教幾百年來都處于邊緣地位，一直到德川幕府的末期都是如此。如福澤諭吉所言：“我國人民，數百年間不知有天子，而僅僅是在傳說中提到天子。”與幕府代表進行談判的美國駐日總領事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漢名嚇厘士)回憶道：“他們[幕府高官]在談到天皇時，無不使用近乎輕蔑的口吻，而當我使用日本人對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詞語時，他們哈哈大笑起來，據他們說，天皇既沒有錢，又沒有政治權力，在日本受到尊重的東西，他什么也沒有，他不過是個一文不名之士。”倒幕派打著“尊皇”的旗號挑起戊辰戰爭，但根據戰爭時期在地下流傳的諷刺錦繪(一種浮世繪版畫)的主要內容來看，日后的“明治大帝”被畫成影射長州、薩摩兩藩的成年男女背在肩上或是抱在懷中的嬰兒形象，盡管當時的睦仁已經是一名十六七歲的少年，然而在畫師或許也是一般民眾眼里，天皇只不過是一個還裹在“大人”(雄藩)的襁褓里需要照顧的“嬰兒”。
日本成體系的“尊皇”思想主要起自水戶藩。前期以德川光圀為代表，他受流亡日本的朱舜水影響，在編撰《大日本史》的過程中，突出了”“大義名分”和“皇統”的神圣性，形成所謂水戶學。此外，據說刺激光圀編撰《大日本史》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光圀不滿于幕府官方林羅山等人所編史書《本朝通鑒 》中有關日本人是“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之后裔”的記載。在一個普遍崇華的時期，把日本人說成是中華帝裔的后代，無論真假，顯然都是自貴出身的舉動，然而光圀卻大為憤慨，這一點尤可注意。后期水戶學以德川齊昭為首，在幕末大倡“尊王攘夷”，影響了諸多維新巨頭，水戶藩也成為幕末激進政治運動的一大中心。不僅如此，水戶學甚至影響到末代將軍慶喜。當支持幕府的法國人提出愿意援助慶喜對抗新政府時，他表示“日本的國體不同于他國，不管發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張弓。”
慶喜說的當然不是事實，日本歷史上對“天子張弓”的事情多得很。因為反對武家政治，起兵失敗而被殺死、流放、軟禁的天皇屢見不鮮，就連睦仁的父親孝明天皇都有是被毒殺的推測。然而，明治維新重寫了天皇家的歷史，一點一滴地構造起了原先根本不存在的所謂“萬世一系”、“金甌無缺、冠絕萬邦”的“國體”神話，其原因何在?因為對于明治國家的實際設計者們來說，他們必須要替由“廢封建而為郡縣”并且階級差異很大的新國家找到一個可以推動近代化的對內向心力，在出洋考察的過程中，如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所言：“他們并不是僅僅看到由現代性的法律制度機構所構成的世俗國家。他們曾經看到的是由擁有基督教社會這種認同感，擁有國王、皇帝以及總統之類統治中心或國家理念這種集結點，以及共同擁有對于國家的忠心與獻身精神的國民所構成的那種現代世俗國家。”明治維新的巨頭們“過去”在“尊皇”思想中找到了對內向心力，一舉推翻了幕府，“現在”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將這種思想普及到所有新生的“國民”中間去，形成整個國家的對內向心力，完成富國強兵并最終與西方列強比肩的事業，這也是福澤諭吉所謂“國體”是一種“功用”的道理。至于選擇天皇神話作為對內向心力，是因為就日本當時的國情而言，其內部的離心力遠高于向心力，天皇神話是他們可能找到的惟一東西;對此，日本最大的知識分子之一德富蘇峰說得再明白不過：
日本和中國都可以稱為古國，但相比較的話，日本的古與中國的古，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唯一可以向中國和世界炫耀的就是萬世一系的皇統，只有這一件事是空前絕后、世界無比的。
歷史上長期受到中國、朝鮮、印度等國文化的影響，現實中又面臨著來自強大的西方近代文明沖擊的日本，只有依靠“空前絕后、世界無比”的“萬世一系的皇統”才能夠凝聚“國民”，塑造“皇國”;換言之，需要神話來推動近代化——中國的康、梁等維新派實際上也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們在光緒帝和孔子身上尋找向心力的努力都歸于失敗：因為光緒是一個虛弱的君主，而孔子是世俗的教主，他們無法提供維新派所希望的像日本那樣的神話性——但是，假如日本無法贏得甲午戰爭，那么無論國內做何種努力，恐怕也無濟于事;而通過戰爭，“皇國”終于完成了它夢寐以求的成人式。
明治國家—近代天皇制幫助日本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但它的設計者們也為這個“國體”埋下了定時炸彈。在鶴見俊輔等人看來，伊藤博文為明治國家設計的是一種“顯教密教”相互作用的體制：所謂顯教，就是天皇為統御一切的絕對君主;所謂密教，就是天皇是君主立憲制度下的有限君主。對軍隊和“國民”宣揚的是顯教，由此凝聚人心，以利于統治階級上層推行國政;統治階級上層則遵從奉行“密教”，保持精英治國的合理主義性格。但結果忠實于顯教的軍部驕橫跋扈起來，開始鼓動“國民”一起討伐密教，最終把伊藤博文設計的“顯教密教”體制摧毀(天皇機關說事件、國體明征運動)。不過，“顯教密教”論忽略了原始設計本身的缺陷。正是伊藤等人制定的明治憲法賦予顯教堂堂正正的威力——“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實施統治”——而密教只是上層的內部約定。因此，當顯教的最大擁護者軍部發起討伐時、密教自然無法抵擋。而那些同樣察覺到教義秘密的右翼國家改造運動的激進分子，為了徹底驅逐密教，實現真正的“天皇親政”即所謂“昭和維新”，則不斷地進行暗殺和政變活動，終于在“二·二六”事件中達到白熱化。作為裕仁，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這些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搞“昭和維新”的勢力，不僅不會像明治維新那樣賦予天皇制以力量，反而將威脅到天皇制統治的穩定。因此，裕仁在其戰前的君主生涯中，惟一一次從曖昧和神秘主義的偽裝下躍出，對所謂的“憂國志士”們采取了最嚴厲的鎮壓手段。盡管如此，日本的“國體”顯然出現了很大問題。“皇國”的對內向心力建立在近代天皇制之上，對外向心力建立在侵略擴張之上;當對內向心力發生動搖時，只有通過集中凝聚對外向心力方能重新穩固對內向心力。“二·二六”事件的翌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以飲鴆止渴的方式暫時緩解了“國體”的危機。
最終，“皇國”還是成了一頭反噬自身的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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