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及東歐國家崩塌前，在環境問題上都中過招，一些跨領域知識分子(叫法很多，或跨專業知識分子，或公知，共同特點是他們永遠是對的，永遠在道德的最高點)迅速利用環境問題而走紅，繼而成為意見領袖，影響政府決策，最終將政府搞得威信掃地，社會公信力也喪失殆盡，最終民心盡失。
作家扎利古因就是蘇聯生態環境運動中最出名的一位，從作家身份看，他才華平平，但在環境問題上卻成了專家中的專家，權威上的權威。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亂象，這還得從蘇聯80年代意識形態的混亂來進行分析。
蘇聯在八十年代中期完全放開報刊監管后，既放棄了自已的原則，也突破了西方媒體的可控底限，陷于一種無序而狂躁的“言論自由”中。主流報刊主編紛紛易人，換上的全是親西方知識分子，《星火》《莫斯科新聞》《新世界》等這些周刊，日報形成了一個親西方媒體聯盟，從最初小心翼翼的試探到后來露骨的反蘇反共，居然得到官方默許甚至鼓勵。
在這種媒體環境下，神秘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沙文主義、民族問題、反猶太，法西斯主義，性開放，各種沉渣泛起，充斥著整個蘇聯的輿論場，索爾仁尼琴甚至寫文章為沙皇制度辯護，一個個被捧紅的跨領域知識分子，走到前臺且怪論不斷。這些知識分子不斷獲得西方賞識，或邀其出國開會(游玩)或授其榮譽及獎金。扎利古因那時侯正在組織一場反對貝爾加湖被工業污染的運動，媒體對此事的報道量也成倍增加，這場運動唯一得到的東西便是扎利古因成名了，當然他是不會告訴大家，所有實時水質檢測，周圍環境評估數據是來自英國某研究機構。
親西方媒體聯盟打造的神，當然作用不能僅限于此，1985年下半年，扎利古因將目標瞄向了蘇聯的一項調水大工程----西伯利亞奧伯河和伊爾梯卻河向南轉流。這項計劃將在1986開始的蘇共27大上正式討論表決，這個計劃的目標是要把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谷物、稻米和飼料的年產量至少增加三千五百萬噸，可謂利國利民。但這么大的計劃，肯定也會對環境造成一些影響，扎利古因拉攏了一些可能受損地區少數黨政干部和民間團體，利用媒體平臺發動尖銳的攻擊，鋪天蓋地在報刊上要求工程下馬，在巨大的言論壓力下，一些參于計劃的科學家，水利專家也寫了反駁文章，但只有極少數得到發表，但嚴密論證和數據分析卻因為枯燥無味導致絕大多數閱讀者置之不理，反而成了語驚人死不休的扎利古因的追隨者。
1985年12月18日《文學報》刊發了扎利古因在作家大會上的演講稿，將反對聲勢推向高峰，歐美各國也開始異乎尋常地關心起蘇聯的生態問題和蘇聯人民的健康，并由綠色生態組織出面抗議這項工程。蘇共27大閉幕后，這項計劃果真神秘消失了，沒有討論也沒有表決，所有研究人員數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反過來，原先聯合提出該計劃的幾個部門，及科學家，專家，卻被蘇共嚴厲批評。扎利古因大獲全勝，作為一名完全不懂水利的作家，靠張嘴靠抨擊竟能罵倒一個國家工程，這也是當年的蘇聯奇觀之一。
由此可見當時蘇聯真正做事的人，那些為國家默默工作的科技人員，技術專家是何等的憋屈和寒心，既然罵罵體制，當當公知，名利皆收，何必埋頭苦干，還落得一身不是。當這些人開始不想認真負責時，扎利古因的高潮也就很快到來，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23分，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廠四號反應堆發生爆炸，一場人類史上罕見的災難降臨在蘇聯人民頭上。扎利古因已經從公知變成了一名先知，他和他的伙伴們，不是忙著讓蘇聯人民在災難面前團結，冷靜，而是變本加利的煽動不滿，通過這場事故徹底擊垮蘇聯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用現在流行語說就是：來世不做俄國人。
戈爾巴喬夫在核事故兩個月后的6月19日，接見了這些作家和知識分子們，說：“敵人不怕蘇聯的核武器，怕的是蘇聯越來越民主。” 今天回頭看戈爾巴喬夫這些話，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
跨領域知識分子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且特殊的作用，一邊掌控話語權，一邊樹立親西方意識形態，最終整個蘇聯的財富被極少數人攫取，轉移，老百姓的財富一夜之間被蒸發，休克療法，就是你休克，我撿錢。實質上這些知識分子也是國家動蕩的受害者，原來在蘇聯時期的待遇，隨著蘇聯消亡而失去，他們的價值也不復存在，被西方一腳踢開，自生自滅。
同樣，霧霾問題，PM2.5成為熱點，也是由某國大使館先不動聲色的點著，再由某潘姓大V推到社交平臺上，引起群發群轉，繼而持續不斷地制造人群的心理恐慌，APEC期間中國網絡有人已經開始在組織發動霧霾攻勢，手法，劇本，套路已有翻新，其目的不言自明。
中國網民們不能被那些所謂網絡環保人士牽著鼻子走，扯著嗓子喊，這樣做無助于生態環境治理，環境問題是每個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的難題，政府和人群應當勇敢面對，用心治理，人人有責，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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