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最后二十年，面對經過明治維新開始強悍起來的日本的步步緊逼，中國的根本大計當然在于深化內部改革。但在內部改革阻力重重，難以立竿見影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利用本國海軍仍處于優勢的時候，對日本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
可是，廟堂之上的清廷高層，卻大多只知道消極防御，從來沒有想過積極還擊，更不要說主動出擊了。
但這并不等于說，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缺乏氣魄和智慧，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里，我們看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小人物。
大時代 小人物
這個小人物，名叫姚文棟。
1883年，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11年，清廷委派黎昌庶為駐日公使，黎的隨員中有一位直隸試用通判姚文棟。清代通判為地方知府的副手，況且還是“試用”，職位是不高的。但小人物自有大胸懷，他將日本陸軍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書譯為漢文，希望“印給外海水師各營”。
這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作者為時任職于日本陸軍參謀局的漢學家、史學家中根淑(1839~1913年)。書中專講日本山川險要、地理、氣候、人情、風俗、政治、歷史、物產、戶口以及戰史、戰場等，是近代日本國第一部軍事地理志。
該書序言中明確指出，“此書本為陸軍軍人課本，而今為小學課本”，“今也兵農一途，舉海內皆兵。小學生徒能讀此書，詳山勢水脈險夷廣狹，則他日或從兵事，攻守進退之劃策，有思過半矣。然則此書名為地志，實兵家之要典，而小學生徒不可闕書也。”
由此可見，日本明治時期全民皆兵的國防意識。
姚文棟在翻譯全書的同時，還在卷首進行戰例分析：元朝進攻日本，專攻其西，日本得以全力防御一方，因而得勝。他引用了日本歷史學家賴襄的觀點“元幸自一面來耳，若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并點評道“此誠破的之論，兵家與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姚文棟不僅照譯原文，還從戰略的高度對日本地理形勢進行評述。在分析對日作戰的兩條海上攻擊通道時，他認為一條是“上海歷長崎、神戶而達橫濱”，“自長崎至神戶者必經瀨戶內海。其間島嶼棋布，節節可伏，且一入下關口峽，彼若以兵絕吾后路，則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時，此道不復可行”;另一條是“自香港至橫濱，即彼所謂南洋，一水汪洋駛行無阻，可以直搗浦賀，進逼品川，東京、橫濱皆震動矣。此正道也”。
“武斗”未輸 先輸“文斗”
對日本陸上的戰略要點，姚文棟也剖析得十分清晰。
他收集記錄了當時日本陸軍步、騎、炮、工兵各營駐地及人數，還有各軍、師管區、近衛軍、常備兵、預備兵、后備兵、國民軍的總人數，依中國地方志之體例編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一書中，并特別針對給中國造成最大潛在威脅的日本海軍艦船，逐一記述之。
姚文棟由東京乘車前往橫濱途中，遇到“二客論郵便新聞及朝野新聞、近日所刻日本水師策略”，遂將兩人論說要點整理，附錄于書中供國人參閱。
可惜，姚文棟不是國家領導人也不是海軍司令，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遠見卓識一展抱負。當時的海軍領導人另有想法。
與姚文棟際遇類似的人物，還有清政府派遣國外的游歷官、時任兵部郎中傅云龍。他所著的《游歷日本圖經》中，有《日本疆域險要》一章，是以用兵的觀點對日本作軍事地理的分析，可謂字字珠璣，論說精到。
如果在西方或日本，這兩個人可能當海軍司令，但在晚清中國，他們注定只能默默無聞。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清廷大多數當權派，仍堅持認為，大清國國門之所以被攻破，無非是洋人“船堅炮利”而已。
就在中國難得一見的創新型軍事理論人才郁郁不得志之時，他們的日本同行，卻不僅緊緊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也幫助日本國抓住了難得的機遇。
早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民間學者佐藤信淵(1769~1850年)便在《宇內混同秘策》中聲言：
萬國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當今世界萬國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有過于中國之滿洲者。何則?滿洲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其勢之易于擾，可知也。故我帝國，何時方能征討滿洲，取得其地，雖未可知，然其地之終必為我有，則無疑也。夫豈得滿洲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韃靼，則朝鮮、支那皆次第可圖也。”
此后，吉田松陰(1830~1859年)更進一步建議，加緊擴充武備，“艦粗具，炮略足”，就應先開墾北海道，然后征服琉球，繼而“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
日后，明治政府正是按照這個規劃，步步為營地走出孤島，向他們長期覬覦的廣袤大陸推進。
國運與命運
1884年，日本利用中法戰爭之機，在朝鮮策動政變，企圖奪取其控制權。當時中日雙方海軍實力接近，清軍還占了地利，可以直接用輪船把直隸地區的部隊海運到朝鮮，總算僥幸遏制了日軍的圖謀。
此次行動失敗后，一些日本主戰派人士不免慌了神，畢竟中國大、日本小，他們非常害怕拖得越久，中國越強，所以力主搶在中法戰爭結束前對華開戰，以收兩線夾攻之效。
但是，即將登上權力巔峰的伊藤博文(他于1885年12月出任日本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卻看出清國改革力度有限，并警告說，此時日本尚未做好開戰準備，如貿然出兵，只是平白幫法國的忙。
伊藤博文甚至辛辣地說：“中國以詩文取文，以弓馬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于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F當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奮發有為，一二年后，則又因循茍安。誠如西洋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
他堅持，倘此時日本發動侵華戰事，反而“是催其速強”，而“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以更變為言，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臣，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后，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惟現時則不可妄動”。
總之，伊藤博文主張暫時忍耐，加大內部改革力度，并明確提出了“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的施政要領。這個結論得到了日本決策層的認可，隨后的歷史發展，宛如是在給伊藤的宏論作一個精確的注腳。
再看看同一時代在英國學習的中日兩國的留學生后來的命運，局勢就更清楚了：
伊藤博文先后擔任四屆內閣總理大臣，號稱“明治憲法之父”，而同樣才華橫溢的嚴復，卻只能做一個學者，而且是一個非常邊緣化的學者。
東鄉平八郎成為日本一代海上名將，劉步蟾等卻只能當一個中級軍官，在一場指揮混亂的海戰中，悲劇性地以身殉國。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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