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歲月剪影片段

　　人民公社是億萬農民徹底改變農村面貌和幾千年小農經濟的最完善最先進的組織形式。農業的出路在于集體化，人民公社是最好的集體化樣板。

　　人民的印象中，村隊干部最清廉階段還是人民公社化那時期。

　　這些年來，國內主要媒體幾乎心照不宣地統一口徑，對曾經席卷全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全面討伐。他們極力歪曲、污蔑和謾罵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謊言之無恥，實在是世所罕見，令人發指。幾億農民賴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個邪惡的“人間地獄”。我是那個時期的過來人，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作為一個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員，我最有發言權。我筆下的“人民公社歲月”，沒有無原則的吹捧，更沒有蓄意的編造，都是自己實實在在的經歷。我不否認那個時期的許多不盡人意。但是我也絕不能眼睜睜看著某些人不顧事實的對人民公社進行不負責任的攻擊。我有責任、也有義務把那段真實的歷史告訴后人。

　　讓歷史來審判吧，每個人都應坦誠面對，無須遮掩!

　　一、父親當隊長

　　我的印象中，村隊干部最清廉階段還是人民公社化那會，其清正廉潔的程度令現在的許多人難以想象。

　　那時的村隊干部都是社員推選產生的，最后報公社批準。如果群眾威信不高，你是當不成村隊干部的。由于村隊干部直接面對社員，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在社員眼皮底下，也就是直接接受社員監督。另外，通過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那時候社員膽子很大，敢跟大小隊干部面對面頂，還敢到公社、縣里去告狀。只要事實確鑿，上級也一定會派人來查處。

　　1970年之前，我父親曾干過10年多副隊長，1970年春天開始擔任隊長。生產隊副隊長其實就是專門帶領社員干活。因為要敲鐘，所以比其他社員和干部起得早;因為擔責任，又比其他社員收工晚。報酬就是陰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個勞力的滿工分。我父親心腸熱，喜歡為人家辦事，社員都很贊成他。

　　其實，我家祖父輩上是從外地逃荒要飯到這個村上來的，父親沒有兄妹，屬于村里名副其實的“孤門獨戶”。無論是家族還是親屬，我們都沒有，在生產隊里沒有任何勢力。我說這話的意思就是：父親當生產隊長絕對沒有什么背景和后臺。

　　父親當上隊長的原因出在原生產隊長身上。那年春天評工分時，原來的生產隊長給他媳婦(即老婆)多定了半分。婦女屬半勞力，每個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員才能拿到8分，當然也有一部分屬于照顧的，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8分。隊長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結果給她定7分半。為此社員都說隊長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來調查，發現社員反映的情況屬實，而且還查出隊長利用請木匠做農具的機會，在家里管飯時用的米面超標。2個木匠在他家里一共吃了16頓飯，按規定只能在保管員哪里領取米面16公斤(每頓每人標準0.5公斤)，結果實際領取了21公斤，剩下的5公斤沒有退回。隊長老婆解釋說木匠飯量大，但社員的查訪結果相反，木匠坦誠地說，他們1頓連一斤也吃不了。公社調查組就此認定隊長有私心，不僅處事不公道，還有貪污嫌疑，就把隊長停了職。我父親原先是副隊長，大伙都喜歡他擁護他，就推舉他來當隊長。父親一直干到大包干那年退休，原來的生產隊長卻一直沒有復職。

　　父親干生產隊長，我一開始很高興，感到很自豪。沒想到自從我父親干了生產隊長，我們全家不僅一點好處沒有撈到，還盡干些“吃虧”的事。

　　父親還沒有當隊長之前，我就在大隊醫務室當“赤腳醫生”了。那時候，公社之下有大隊、小隊兩級生產單位，農活都是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的。大隊需要人時都是從生產隊抽調，也就是所謂的大隊“統籌工”。“統籌工”包括大隊干部、民辦教師、赤腳醫生、鄉村獸醫、農技員等。“統籌工”都是從各生產隊平衡抽調的，各隊人數大體平均。相對來說，大隊“統籌工”比生產隊社員的“待遇”要高一些，比如：工分按年度計算，一年365天都算上工，年底可以拿到3600個工分。大隊干部在滿分基礎上，再另外加10%的熬夜開會加班補貼工分。“統籌工”不參加生產隊勞動，所以社員都很羨慕，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大隊“統籌工”。

　　現在有人可能以為“統籌工”都是大小隊干部的子女，其實不是，那都是根據需要和能力抽調的。除大隊干部，所有“統籌工”都需要有較高的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技術專長。那些年里有很多知識青年作為大隊“統籌工”進學校當民辦教師、當赤腳醫生，就是文化程度高的緣故。我們生產隊，有文化的年輕人都被推薦上學去了，因為我外祖母是富農成分，受影響沒有被推薦上中學，結果就成了隊里唯一有點文化的年輕人。1969年初，大隊醫務室原先一名“赤腳醫生”出嫁走了，僅僅高小畢業的我有幸成了大隊“統籌工”，那年我還不到16歲。

　　父親當生產隊長之前，我已經1年多沒回生產隊干農活了?？墒?，就在父親當上生產隊長的那一年，我又開始參加了生產隊勞動。麥收前夕，生產隊“排鐮刀”(就是排能拿鐮刀割麥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當時我們醫務室一共3人，來自3個生產隊，結果就我一人回了生產隊。我很生氣，父親卻對我說：麥收是老少彎腰的季節，我是隊長，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膽說別人!結果我在生產隊干了半個多月，直到夏糧入倉才回醫務室上班。從此，每年的夏收我都要回生產隊割麥子，一直到1978年被公社機關抽調走為止。

　　那時候，幾乎每年冬天都有農田水利工程。多數年份在本地，但也有時出縣、出地區到外地去“扒河”，一干一冬天。父親當上生產隊長那年，17歲的我首次被排“上杠”(抬大筐)扒河。那個時侯扒河非常苦，沒有機械，全靠人力。從1970年開始到1978年我調公社機關，我連續在水利工地用肩膀抬了7個冬天大筐。人都說干部的孩子能“享巧”，我家可從來沒有過。其實，那時的村隊干部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當然，我也不否認個別干部私心嚴重。但是，后來這些私心嚴重的干部都在“斗私批修”、“農業學大寨教育”等運動中受到了沖擊。

　　父親當上隊長后，比過去更忙，家里的事一點也不能插手了。我們家住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運東西很不方便。特別是朝自留地里送糞，更不是婦女小孩能干的活兒。那時候運輸工具都是用平板車，我們兄妹力氣弱不能拉。母親前幾年就是因為從高坡朝下拉糞平板車翻了砸斷腿，打著“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現在腿上有傷更不能拉了。父親沒時間，只好和其他男社員換工。別人替我家拉糞，我父親把自己掙的工分按換工時間撥給他。這樣的事情我記得至少有20多次。那個換工的社員一開始堅持不要工分，但父親就是不答應。我父親10多年前已經作古，這個換工的社員今年才60多歲，他對這件事記憶猶新。上次回家他還對我說，還是那會兒的干部辦事公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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