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我們閱讀的各類涉及“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書籍中，在論及文革時期經濟建設領域的相關史實時，作者們往往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加上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的前置定語。但是，關于這一帶有全局性的判斷究竟從何而來?它的判斷依據何在?卻鮮見有那本書籍專門加以說明。
史海鉤沉，試加以考證。
一、“文革期間國民經濟崩潰論”溯源
應當說，在探究上述疑問答案的過程中，筆者深深地感到，很多事物的本原往往都是既簡單，又復雜的。說它簡單，因為找到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這一判斷的本原表述并不困難。這一表述最早見于華國鋒同志于1978年2月26日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這篇報告中，華國鋒講道：“從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詳見1978年3月7日《人民日報》一版)。
其實，對這段看起來言之鑿鑿的論述，只要我們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關于“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邊緣”問題這一論斷提出的不嚴謹、不科學實在是顯而易見的。請看，這篇報告中所指的“國民經濟全面崩潰”從時間上限定在了1974年到1976年之間，并不是指整個“文革” 十年。從批判的矛頭指向上看，主要指向的是當時已被批倒批臭的“四人幫”。更加有意思的是，按照這段文字的描述，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被執政黨反復肯定，并給予好評的1975年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進行的經濟領域的“全面整頓”竟然也被包括在了這段所謂“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的日子里。
繼續讀下去，我們會更加驚奇地發現，在為報告中的這一論斷所提供的現實依據絕對是“時代特色”鮮明，但又絕對是驢唇不對馬嘴的。
報告中講道：“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由于“四人幫”的支持、包庇和縱容，壞人當權，工廠停工停產，農村分田單干，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盛行，階級敵人活動猖獗，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局面。”實事求是地講，幾十年后的我們重看當年這段文字，只能認為這是一段思路極其混亂、充滿了相互抵觸與矛盾的論述。在這段論述里，報告的炮制者們先入為主地把所謂“經濟崩潰”的原因直接歸結為“‘四人幫’的支持、包庇和縱容”，但在具體闡述對經濟工作的破壞手段時卻又把鄧小平始終大力支持，“四人幫”始終極力反對的分田單干、投機倒把(即自由貿易)等措施也一并囫圇包括在內，現在看，這些論據的使用，無疑是既不嚴謹，也不科學的，但是卻充分地說明當時做出所謂“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論斷完全是是為了華國鋒等人徹底清算“四人幫”這一特殊政治目的服務的。就論斷本身而言，既明顯缺乏科學依據，同時也是缺乏客觀現實支撐的。至于文中提到的“階級敵人活動猖獗、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局面”等語言，只不過是一些時代印記鮮明的空話、套話，說服效力基本為零，就更是不值得采信了。
試問，就是這樣一段思路混亂、邏輯關系錯綜的論述，它的說服力到底能有多大呢?由此得出的論斷其科學性、正確性又能有多少呢?
二、吳德的回憶和毛澤東晚年的一句“閑話”
對于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建設情況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筆者曾經讀到過在文革期間擔任北京市委書記職務的吳德同志利用他晚年口述完成的回憶錄的最后一點篇幅，較為含蓄地表達了一下他對文革期間經濟建設工作(以北京市為例)的基本看法。他說：“由于沒有放松生產，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工業方面除了1967年和1968年這兩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趨勢。農業方面除1969年的產值有所下降，但產量并不比1967年低，總的看也都呈上升趨勢。”
似乎是不愿意在這個問題上做過多的糾纏，吳德在接下來的回憶中并沒有繼續展開敘述，只是通過枯燥地、干巴巴地引用了一些數字，來為自己的說法提供相關支撐。但是通過吳德的引用，筆者卻發現在十年“文革”期間，北京市的工業總產值由1966年的71.5億元，到1976年已提升至156.4億元;農業總產值和農業總產量由1966年的4.9億元、119萬噸，到1976年已分別提升至9億元和170.3萬噸;鋼產量由1966年的63.5萬噸，到1976年已提升至163萬噸;原煤產量由1966年的534.3萬噸，到1976年已提升至747萬噸;尤其是原油加工量，更是由1966年的產量為0，提升至1976年的512.1萬噸(以上內容見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第262-26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1版)。
面對這些鮮活的數字，我們難道還不應該對“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一論斷提出質疑嗎?難道還能簡單地認定文革期間經濟建設停滯，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嗎?
由此，筆者不禁想起毛澤東同志在1975年12月份，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時曾經說過的一句“閑話”。當時，毛澤東不顧年老體衰，堅持要送這兩個來自美國的年輕人到門口。在同他們握手告別時，毛澤東說：“你們是年輕的，再到中國來吧，十年后它將是了不起的!”(見《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第319頁，臺海出版社2012年5月1版)
風燭殘年的毛澤東同志在兩個外國年輕人面前做出這樣一番極為自信，同時也是極為自豪的一段表述，他的底氣來自哪里?恐怕也與他對中國當時的經濟建設發展充滿信心不無關系吧?而這種自信的取得，可能是建立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現實基礎上的嗎?
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崩潰論”的修正和幾十年來“崩潰論”的反復引用
其實，中共高層早就意識到做出“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邊緣”這一論斷從根本上講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因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在經濟建設領域取得的成就，絕不是什么“天外飛仙”式的經濟奇跡。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包括“文革”十年)，不但為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也為它提供了基本的物質和技術條件，留下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創造了建設發展必要的國際環境。這些都是“崩潰論”的提出者們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和應對的。
因此，在1981年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主持決議寫作的胡喬木同志否定了在決議第四稿中寫入的“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邊緣”的說法，最終在決議的通行本中使用了“(文革期間)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的表述，也算是對“崩潰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論及此，筆者相信很多讀者已不難得出結論，關于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的論斷，實際上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基本否定了。但是或許是由于這一論斷在視聽效果上更具有“爆炸性”，在否定文革的力度上更具有“毀滅性”，所以幾十年來，這種不盡客觀的說法在我國出版的各類歷史教材、歷史讀物甚至是歷史學專著(如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1996年版)當中被反復引用，直接或間接地使得人們無法公正、客觀看待“文革”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工作,在認識領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應當說，在探究歷史事件本原的道路上，筆者始終認為，只有以更宏觀的視野，更客觀的角度，更辯證的思維來進行探索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較有說服力的論斷或結論。如果人云亦云，完全消滅個人的主觀能動，那只能是在錯誤認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故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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