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奚兆永：呼吁中央恢復出版《毛澤東選集》并盡快出版《毛澤東全集》
恢復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盡快出版《毛澤東全集》，也不僅僅是為了兌現38年前《決定》的諾言，它有著非常現實而又深遠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受當時一些領導人的影響，各級干部紛紛出國考察，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崇洋媚外之風，好像一切都是西方好，資本主義好，好像社會主義就是落后的代名詞。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就以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來說，1964年10月16日我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到1967年6月17日就實現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只用了兩年零8個月時間，而美國卻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的進步比所有這些國家都快。(熊杏林：《程開甲》，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第123頁)有人說文革大大拉大了與其他國家的距離，而氫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等等都是在文革期間研制成功的。這種崇洋媚外的思想，也影響到社會科學領域，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再行時了，似乎唯有西方的資產階級學說才是先進的、科學的。在論壇和講壇上，西方的庸俗社會學說被看作是主流，而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則被邊緣化。不僅一般高校如此，黨校、干部學校以致一些以馬克思主義命名的學院也是這樣。一些人以反馬列、反毛澤東、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為時髦，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那個茅于軾。他公開聲稱，他在反右時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定為右派沒有錯，不需要平反。中央黨校的教授也公開宣傳，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當然這也不能全怪這些思想很右的人。因為黨的政策就是要向西方學習，要發展資本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講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保守，思想沒有解放。一些以前搞過馬列的人由于信念不堅定，他們為了適應形勢，結果走上了改換門庭的道路。這樣一些人不僅沒有受到批評，甚至還受到鼓勵。結果造成，“黃鐘毀棄”，“瓦釜高鳴”。中國號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顯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一貫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有很高的學習自覺。當然，在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方面也有不足。毛澤東曾為他自己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而感到是一件憾事，也為他的幾個秘書包括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而感到遺憾。而且并不是所有領導人都像毛澤東那樣重視馬恩列斯理論的學習。鄧小平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他說，“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說的實事求是。我們過去打仗靠這個，現在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用一個實事求是就可以概括。其實，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如果不肯花功夫，不認真讀書學習，那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的。毛澤東批評他“不懂馬列”是很有道理的。下面我想結合《鄧》劇再就這個問題說一說我的看法：
在《鄧》劇里，編劇用很大篇幅寫了鄧小平的所謂農村改革。其實，在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根本就沒有討論農村改革。相反，“公報”說，經過深入討論，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而在1979年9月舉行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決定”里也強調，“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決定”還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頁)據杜潤生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華國鋒、李先念以及負責農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堅決主張要搞集體經濟，反對搞包產到戶。鄧小平當時沒有對此表態。(見《包產到戶提出過程中的高層爭論》，《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但是到了安徽爬黃山時就公開地不顧一切地表態支持搞包產到戶了。搞包產到戶，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原理和黨所制定的有關農業生產的方針政策。而安徽那個所謂的“梨園生產隊”(其實就是小崗村)的一些黨員居然還秘密按手印立下生死狀，要與中央的決定對抗到底!這樣反常的事居然也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支持和贊揚，豈非咄咄怪事!為什么后來中國共產黨的黨風會那么不好?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貪污腐敗?推行包產到戶過程中的一些言行顯然是難辭其咎的。為了貫徹轉型接軌，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鄧又借年輕化，運用組織手段，設法讓胡耀邦、趙紫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讓他們分別取代華國鋒擔任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而萬里則取代王任重擔任農委主任，并讓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去領導職務。我們知道，第11屆中央委員會的領導班子是1977年8月在十一大后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產生的，僅僅兩年兩年半時間就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動也是很不正常的。在《鄧》劇里，鄧還說到他1962年7月7日在《怎樣恢復農業生產》一文中講的“貓論”，并且還很蠻橫地說，“我不收回!”實際上，三年困難時期是指1959年到1961年，1962年7月已不是困難時期，國民經濟已經開始好轉，他卻打著恢復農業生產的旗號大講什么不管黃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企圖用分田到戶取代集體經營。應該說，黃貓與黑貓的不同只是表面和現象的不同，而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的區別是本質的區別，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論。他的這個意見當時不僅毛澤東反對，就是劉少奇也是反對的。劉在當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在1959年、1960年遇到的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堅持克服困難，堅持毛主席、這樣的革命道路，繼續勝利前進。第二種，在困難面前被嚇到，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后倒退，單干。毛澤東插話：名義上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說是經營管理方式，實際上就是單干。劉少奇說，第三種，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第二種態度是動搖，不堅定、喪失信心，不懂得馬列主義;第三種是敵對階級的態度。毛澤東說，第二種是不懂馬列主義，屬于認識問題，......”(《毛澤東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頁)看來，曾經反對農村搞互助合作的劉少奇，此時也和毛澤東一樣，認為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懂馬列”的。
在《鄧》劇里，有關向外商出租土地問題的爭論也很值得注意。在我看來，這個爭論的真正背景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受列強欺侮，帝國主義在一些中國城市租借土地，劃定“租界”，并且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管理，成了“國中之國”，直到新中國成立時才取消了這種所謂“租界”。中國人對這段屈辱的歷史記憶猶新。而且，當時香港還沒有收回，英國租借的香港大片土地的租期還未滿，仍然統治著這塊地方，我們怎么又向外商出租深圳的土地呢?人們對此提出異議是很自然的。而谷牧在會上居然大發脾氣，還拍了桌子，企圖以勢壓人。劇中那個既懂法學又懂經濟的何教授對此顯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因此而離開了。而那些所謂改革派們為了要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找到依據，組織了十多個省委政研室的“秀才”挑燈夜戰，刻苦攻關，連劇中鄧小平的左右手之一的夏默和廣東省委書記也參加助陣。攻關中有人出《資本論》里找了一句話，夏默問”有沒有“土地”二字?因為沒有被否定了。最后有人找到這么一段話：“這些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用益權，至少在過渡時期難以無償地轉讓給個人或團體。同樣，消滅地產并不是消滅地租，而是把地租——雖然形式發生變化——轉交給社會。”夏默接過了書又讀了一遍，并把書舉起來面向觀眾說，“《列寧全集》”。我一看，他手中的所謂《列寧全集》其實是一本偽造的書，因為《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我都接觸過，其裝幀、封面和他舉起的那個《列寧全集》完全是兩回事;至于那段話，我也還有一點印象，好像是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說的，——經查，那是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書中說的，怎么變成是列寧說的呢?問題還在于，恩格斯此話所以，是為了說明“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絕不排除保存租賃關系”，這與將土地出租給外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夏默在劇中是被鄧小平譽為“既有知識分子的修養，又有共產黨員的風范”的人物，但是，我們從他在這場戲里的拙劣表現里可以看出，他既沒有知識分子的修養，也沒有共產黨員的風范。人們知道，《鄧》劇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關的，真不知有關單位的領導和編審們是怎么把關的?對馬列著作如此缺乏了解，并且出現如此弄虛作假、張冠李戴的現象，不能不讓人產生許多遐想，——人們不能不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感到深深的擔憂。
《鄧》劇中還有一件事就是關于特區對外資的稅率問題。本來，國家對內資的稅率是33%，對外資按照這個同樣的稅率已經是給予“國民待遇”的優惠了，但是在制定“條例”時，谷牧、夏默等改革派卻堅持按照17.5%的低稅率。在他們看來，香港的稅率只有17.5%，如果特區的稅率高于香港就不能吸引外資了。其實，外資正處于過剩的狀態，他們正想要尋找出路，而中國工人工資遠遠低于資本主義國家，投資中國遠較投資香港有利得多，制定33%的稅率對于他們來說仍然非常有利，他們是不會放棄投資的。但是，谷、夏二人仍然堅持對外資17,5%的低稅率，為此而吵得不可開交。他們還說，特區應該有特殊政策，否則就不叫特區了。反對方當然不會同意他們的這一看法。于是兩人又到鄧小平那里求援。而鄧小平竟然進一步將稅率由兩人要求的17.5%降到15%。用如此低的稅率討好外商，實在讓人匪夷所思!這樣的“超國民待遇”無疑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稅率過低使國家的稅收減少;外資的過低稅率，大大削弱了內資企業的競爭力;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這種隨意性很大的政策還可能會讓有關的工作人員會犯貪腐錯誤。人們不能理解，特區的這種政策規定，究竟是為了中國，還是為了外商?相關人員主張制定這種吃里扒外的政策規定，是不是得到了外商的賄賂?記得90年代初，我參加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和《經濟研究》編輯部在大連召開的一個學術討論會，在小組會上，一位剛剛在深圳進行了調查的年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說，我的調查結果是：如果把深圳科長以上的干部統統槍斃，也不會有冤假錯案。可見特區的違法犯罪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改革派們難道沒有責任嗎?今天全國范圍的貪腐如此嚴重，“始作俑者”難道沒有責任嗎?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既打老虎、又拍蒼蠅”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但是，僅僅這樣做，只是與結果做斗爭，而不是與造成結果的原因作斗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們實際上已經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邪路，原因是我們沒有搞好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理論的學習，放松了干部隊伍世界觀的改造。要真正徹底解決問題，就必須標本兼治，把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當作一件大事來抓。而繼續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就應該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這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主張要完整地準確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你不出版相應的原原本本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而只是出版一些水平并不高的人二手編輯過的東西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當然，這也不是說，只要恢復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以后的各卷，出版了《毛澤東全集》就萬事大吉了。出版這些書是重要的，但是，出版以后的學習和應用是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一百多年前，當考茨基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曾經在恩格斯的指導下寫過一本《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曾選用萊辛的《致讀者格言詩》作為題詞：
誰不稱贊克洛普斯托克的美名?
可是，會不會人人都讀他的作品?不會。
但愿人們少恭維我們，
閱讀我們作品時多用心。
列寧對這首格言詩也很欣賞，他在批判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時曾轉引了它，并且寫道：“正是這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應當燒稱贊馬克思，多用心閱讀它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認真思索自己所讀的東西。”(《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萊辛的格言詩寫得多好啊，列寧的話也說得十分到位!我們不能停留在只是稱贊、恭維偉大人物的美名這個層次上，而應該多用心讀他們的作品，并且更認真思索自己所讀的東西。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應該是這樣，對毛澤東的著作也應該是這樣。
但愿我們的領導人和高級干部們能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在中國掀起一個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的高潮，同時也希望一切堅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同志能夠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作出貢獻！這是時代的呼喚，也是階級的要求，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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