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偉大領袖和導師出版全集是國際共運史上的一個傳統，唯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無緣出版全集

　　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業，在偉大的革命導師逝世以后，出版他們的全集，讓他們的偉大理論與光輝思想能夠為后人所繼承并且發揚光大，讓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連綿不斷，后繼有人，繼續興旺發達直至最后勝利，乃是紀念偉大革命導師的傳統做法，它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意義也是人們所普遍知曉的?？梢哉f，在偉大的革命導師逝世以后出版他們的全集，早已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光榮的革命傳統。

　　我們知道，馬克思是1883年3月14日逝世的。當時，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第一卷雖然已在1867年出版，但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都還只是一些未經加工的手稿，如果不加整理、編輯是絕對不適合出版的。恩格斯義無反顧地擔當起了整理和編輯《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任務。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其艱巨的任務，由于恩格斯與馬克思在一起共同戰斗了四十年，他熟悉馬克思潦草的字跡，更了解馬克思深邃的思想，也只有恩格斯才能勝任這一艱巨的任務。經過恩格斯的不懈努力，他在1885年5月5日(馬克思的生日)寫下了《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這標志著整理和編輯第二卷的工作已經完成;而在1894年10月4日(此時距離他自己逝世的1895年8月5日只有十個月零一天時間)，他又寫下了《資本論》第三卷的序言，——這標志著整理和編輯第三卷工作也已經完成。此外，在這期間，恩格斯還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校訂了《資本論》第一卷和《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并且為馬克思的一些較早著作寫了序言或導言。恩格斯作為馬克思的生前戰友，早在1889年初就考慮到將來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問題。當時，恩格斯的眼睛不好，他在1889年1月28日寫信給考茨基說，“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一個建議，這個建議愛德(指伯恩斯坦——引者，下同)、吉娜(伯恩斯坦之妻)和杜西(愛琳娜，馬克思小女兒，馬克思著作所有權繼承人)都同意。我預感到，在最好的情況下，我也還需要長時期地保護我的眼睛，以便恢復正常。這樣，至少幾年內不能親自口授《資本論》第四冊(即《剩余價值學說史》)的手稿。另一方面，我應當考慮到，不僅使馬克思的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離了我也能為他人使用。要做到這一點，我得教會一些人辨認這些潦草的字跡，以便必要時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夠幫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為此我能夠用的只有你和愛德。所以我首先建議，我們三個人來做這件事。而第四冊是應當著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只要你略微學會辨認筆跡，你就可以口授給你的妻子，那么事情就可以進展很快。”“愛德也熱切希望參加辨認潦草的筆跡，我已經打算給他另外的手稿;我也要教會他，但是我對他說過，我只能把錢付給一個人，他完全同意這樣做。”“歸根到底，問題涉及到將來某個時候出版馬克思和我的全集，這一點我在世的時候未必能夠實現，而這也正是我所關心的事，我也對杜西談過這一點。我們能從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會你們兩人能容易地辨認馬克思的筆跡，我就如釋重負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136頁)而在1895年1月1日寫給庫格曼的信里還討論了在美國收集馬克思發表在《論壇報》上的文章問題，顯然也是為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準備的。恩格斯在信中說，“至于現在你說的早期著作，應指1851年以前那段時間的作品，這當然是另一回事，在柏林我不是這樣理解的。這些著作的確有巨大價值，正是由于缺乏這些東西，我不能全部出版馬克思和我在1842-1852年間發表的較短的文章。因此，如果你能夠盡可能多地供給我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這項工作中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1頁)此外，他還在自己的遺囑里對馬克思和自己著作、手稿和書信作了明確的交代。這些，都體現了恩格斯對馬克思的無比忠誠，他是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把亡友馬克思的未竟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來完成的;同時，他的安排也為后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創造造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應該說，恩格斯逝世后，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也曾作出過努力。如考茨基編輯出版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史》，倍倍爾和伯恩斯坦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遺著選》。但是，由于后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人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先后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他們當然不會按照恩格斯的遺愿去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在了列寧的肩上。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事業，以反潮流的大無畏精神進行了偉大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并且成功地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革命后的俄羅斯在物質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但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列寧決定成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命與他同年的老友、曾長期流亡國外從事馬恩著作收集和研究工作的梁贊洛夫為院長，并且撥出巨款，派他到奧地利、德國、法國、瑞士、比利時、英國去收集、收購和復制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書信。由于梁贊洛夫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又熟悉這些國家的情況，還認識這些國家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高層人士，甚至對于一些私人藏書家或私人圖書館也很了解，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以致他所領導的蘇聯馬恩研究院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收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獻最宏富的一個重鎮，一個中心。毫無疑問，這些極其豐富的寶藏也就為研究和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整理和編輯出版原文的“歷史考證版”(MEGA)創造了條件。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通過決議，要求馬恩研究院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同年7月，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委托梁贊洛夫進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的編輯出版工作。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歷史考證版(MEGA1)的陸續出版，不僅蘇聯人民，而且全世界無產階級可以更系統、更完整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這對于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的傳播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貢獻。應該說，這是梁贊洛夫的光榮，也是蘇聯的光榮，更是列寧高瞻遠矚、親自指導、積極推進和大力支持的結果。

　　列寧不僅直接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他還非常關心其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理論家著作的出版。普列漢諾夫是俄國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深得恩格斯的贊賞。恩格斯在1885年寫給查蘇利奇的一封信中說，“得知在在俄國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誠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理論，并堅決地同他們前輩的一切無政府主義的和帶點泛斯拉夫主義的傳統決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馬克思能夠多活幾年，他本人也會同樣以此自豪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頁)這里說的“俄國青年中有一派人”指的就是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的成員。列寧比普列漢諾夫小14歲，他把普列漢諾夫看作是自己的導師，認為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普列漢諾夫在1903年以后在策略問題和組織問題上犯過不少錯誤，但是，就基本面來說，他仍然不失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1918年6月月12日，普列漢諾夫在芬蘭病逝，列寧在1918年8月就建議出版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他在1921年1月25日的一次演講中曾說，“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他指示說，“現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漢諾夫文集應把他的所有哲學論文匯編成一卷或幾卷專集，并且附上極詳細的索引等等，這是因為這些專集應當成為必讀的共產主義教科書。”列寧認為，“工人國家應當對哲學教授提出要求，要他們了解普列漢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闡述，并且善于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學生。”(《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頁)1922年4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關于出版“格.瓦.普列漢諾夫文集”的決定》，從1923到1927年，出齊了24卷的《普列漢諾夫全集》。

　　同樣，列寧對于出版有“革命之鷹”之稱的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論家羅莎.盧森堡的著作也極為重視。羅莎.盧森堡出生于波蘭，因為革命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是該黨的左翼領袖之一。她積極參加了反對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斗爭，也積極參加了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斗爭，并且領導了1918年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還領導了德國共產黨的創立。她于1919年1月15日被敵人殺害。在她殉難后，列寧曾這樣評價她：“她始終是一只鷹，不僅永遠值得全世界的共產黨人懷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全部著作(德國共產黨人延緩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對教育全世界好幾代共產黨人來說都是極其有益的。”(《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4頁)列寧的這些話是1923年2月說的，當時離羅莎.盧森堡逝世還只有四年零一個月多一點，但是，在他看來，德國共產黨人對盧森堡全集的出版太晚了，因此批評他們“延緩全集的出版太久了”，可見，他對于出版全集是多么重視，又是多么迫切!

　　1924年1月21日，列寧在53歲時就過早地逝世。列寧一生勤奮，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筆記、信件和文稿?！读袑幦吩缭谒熬鸵延啥砉?布)第九次代表大會和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開始出版。在俄羅斯和以后的蘇聯，《列寧全集》一共出了五版：第一版為20卷，自1920年至1926年陸續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為30卷，自1925年至1932年陸續出版;第四版為45卷，自1941年至1967年陸續出版;第5版為55卷，自1958年至1965年陸續出版。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擔負起領導聯共(布)黨的領導工作。斯大林一直以自己是“列寧的學生”而自豪，一生致力于宣傳和踐行列寧主義的偉大事業，他的第一部文集就是《列寧主義問題》，該書在他生前曾經出版過十多版。1946年1月1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出版《斯大林全集》，計劃16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腦溢血不治而逝世。到他1953年逝世時，《斯大林全集》一共出了13卷，由于赫魯曉夫的叛變，《斯大林全集》的出版工作被迫停止，連已經排好版待印的全集也被銷毀。但是，赫魯曉夫的倒行逆施只能得逞于一時，而不能得逞于永遠。1962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出版了《斯大林文選(1934-1952年》，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斯大林全集》13集以后未能出版的空白。稍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用俄文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4、15、16卷。其內容與蘇聯計劃出版的14、15和16卷大體相若，其不同在于，原計劃的第15卷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而胡佛研究所版的第15卷則是衛國戰爭時期的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只用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節(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被放在了第14卷，而第16卷則是戰后的著作。90年代后，俄羅斯在左派人士科索拉波夫等人的努力下，于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之際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4、15、16卷。由于檔案解密，有關斯大林的資料也更加豐富，一些謠言和訛傳也不攻自破。經過科索拉波夫等人的努力，2004年和2006年又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7卷和第18卷。據說，還要出版第19卷。人們完全可以預期，一個新的、更加完備的《斯大林全集》版本終將出現在人們面前。這真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除了革命導師的全集相繼問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在他們逝世以后，他們的全集也陸續出版。

　　1969年9月2日，越南勞動黨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締造者胡志明逝世，迄今《胡志明全集》已經出版了三版：其第一版共10集，于1990年發行;第二版共12集，于2002年發行;第三版共15集，與2008年發行。

　　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逝世,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出版《金日成全集》，逝世以后進一步加快了出版的步伐，前兩年已出版了101卷，現在還在繼續出版中。

　　應該說，他們都力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本國的實踐相結合，努力學習思考，解決本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問題，在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威望，出版他們的全集，對于團結和凝聚本國人民的思想，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都是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的。

　　這里要附帶說一下國民黨的蔣介石。本來，蔣介石并不是共產黨，在這里講蔣介石似乎有一些文不對題，不過蔣與共產主義還是有一些淵源的。他在1924年3月24日寫給廖仲愷的信里曾說，對于俄黨“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共產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于不顧。”“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蔣介石書信》，第26頁)說明他也曾經覺得“共產主義可信”并且曾經想讓國民黨成為共產國際的正統而做過努力，只是因為沒有達到目的而懷恨在心。我們知道，蔣介石在1923年8月16日到12月5日間曾奉孫中山之命率團訪問蘇俄，1924年1月16日回廣州向孫中山作口頭報告，孫中山對于蔣介石的上述思想曾有所批評。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里也有提及。他寫道：“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后，國父認為我對于中俄將來的關系，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于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蘇俄在中國》，黎明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20-21頁)經孫中山的批評，特別是受當時廣東革命現實的影響，蔣介石一度也表現得很革命，特別是在東征時，他對于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表現得十分積極，對于一些人反對共產黨人的言行還進行過尖銳的批駁;但到北伐的關鍵時刻，他又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把他曾經稱贊過的、曾與他共同戰斗的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拋入血泊之中。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他仍熱衷于剿滅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大搞所謂“安外必先攮內”的“不抵抗主義”，使東北的大好河山落入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權之手之手。1936年“西安事變”后，雖然被迫答應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進行抗日戰爭，但在抗戰期間又不斷進行破壞，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戰勝利后，他一方面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但又隨時準備撕毀協定，發動反人民的內戰。對于這樣一個朝三暮四，毫無信仰可言的人來說，很難說他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是，在他1975年4月5日逝世后，臺灣的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還是在1986年給他“恭印”了一部40卷的全集，即所謂《先總統蔣公中正思想言論總集》。由于蔣介石的思想言論不斷變化，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前后相左、真假互見，表里不一、矛盾百出，要把這樣一些東西集中在一起出版一本全集實在也不是一件易事。由于他后來反共，為了把他樹立為一個反共英雄的形象，主編秦孝儀于是只好大刀闊斧地刪改他早年贊揚蘇俄、贊揚共產主義、贊揚共產黨人的內容。當然，對他的種種劣行也多有掩蓋。這樣一個不能真實地反映蔣介石全貌的所謂“蔣公中正思想言論總集”當然也就失去了它應有的歷史價值。對于蔣介石的這本經過偽造的全集，臺灣著名學者李敖先生曾經進行過揭露，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堅定信念并能奮斗始終的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深知新中國的來之不易，對于領導他們推翻三座大山并且把他們引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毛澤東懷有極其深厚的感情。毛澤東不僅在國內具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影響。當然，我們不把他與馬、恩、列、斯相提并論，因為他歷來認為馬、恩、列、斯是先生，而自己是學生，反對人們講“馬恩列斯毛”，更反對人們講“毛澤東主義”，甚至對于人們講“毛澤東思想”也不贊成，多次對這類提法進行過批評和刪除。我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提出“毛澤東主義”的是鄧拓，他作為《晉察冀日報》的社長和總編輯，在1942年7月1日前為該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就叫做《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毛澤東認為提出“毛澤東主義”有與馬列主義并列之嫌，沒有同意。1945年七大時，毛澤東又談到這個問題，他說，“一個托派分子，過去是共產黨員，名字叫葉青，他說毛澤東這個人一點馬列主義也沒有，只有一個主義叫做毛澤東主義，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主義。”(《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頁)對此，毛澤東當然堅決反對。1948年8月，時任華北大學校長的吳玉章為了在開學講話提出毛澤東主義而向中央請示，對此，毛澤東在復信里曾非常嚴肅而嚴厲地批評道：“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F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這一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頁)毛澤東在1949年3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里更十分詳盡地解釋說，“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并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頁)當然，毛澤東在七大時曾經同意過“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但是他真正主張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個實質，而不是“毛澤東思想”這個名稱。實際上，用“毛澤東思想”這個名稱，他是違心地同意的。我們看到，建國后不久，他就不止一次地刪除這個說法。比如1952年3月，他看到《解放日報》上刊登的哲學家馮至寫的一篇講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文章，認為基本觀點是正確的，可以用來批判當時《學習》雜志否定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錯誤觀點，準備在《學習》雜志上轉載，但是認為標題上有“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則是缺點，所以刪除了這些字。(《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913年版，第531頁)又比如，同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寫的《人民日報》國慶社論提綱時，將提綱的“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并且批示鄧拓：“此件已閱，可照這樣寫。不要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同上，第604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56年八大通過的黨章就只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這個名稱，但是仍然保留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密切結合的原則”這一“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文革前夕，林彪大搞“大樹特樹”，毛澤東并不贊成，只是因為考慮到“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才違心地同意林彪的這種宣傳，但至70年代后就一再降溫了。在毛澤東看來，講“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就很好，因為，所謂“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是一個東西而不是兩個東西，如果將二者并提就變成兩個東西了?，F在有人為了提高毛澤東的地位，喜歡講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的不同之處，以突出毛澤東對于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甚至至今還跟著林彪講“三個發展階段”和“三個里程碑”，認為毛澤東已經大大超越了馬恩列斯，殊不知，這正是毛澤東所堅決反對的。1967年6月18日，毛澤東在討論姚文元率紅衛兵代表團出訪阿爾巴尼亞的講話時說，“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吹特吹，外國人看不慣吹，自己吹，勿外吹，三個階段，三個里程碑刪掉。”(《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頁)1971年3月15日，毛澤東審閱兩報一刊紀念公社100周年的文章《無產階級勝利萬歲》一文，為了突出馬列，不止一次地刪去了“毛澤東思想”，并且批示說：“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同上，第372頁)在毛澤東看來，他的思想恰恰是以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根據的，如果離開了馬列主義這個根本，那就既談不上馬列主義，也談不上毛澤東思想了。毛澤東批評把他和馬列并列“不符合實際”，“是無益有害的”，其道理也正在這里。作為毛澤東的學生和信仰者，我們應該牢記并且遵從毛澤東的這些教導，而不應該違背他的這些教導才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景仰他、熱愛他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所創造的豐功偉績，永遠不會忘記他所留下偉大的理論遺產，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偉大精神和高尚品質。每年毛澤東的生日和忌日，他們都會自發地想到要紀念毛澤東！實際上，也不只是生日和忌日，即使在平時，人們也都會很自然地想起他、懷念他！38年過去，哪一年不是這樣?哪一天不是這樣?韶山沖故居和天安門陵寢的巨大人流就是證明!可是，38年過去了，中央政治局當年通過的《關于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仍然是一張空頭支票，至今未能兌現。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又如何對得起被你們一再頌揚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和至今仍然十分景仰和熱愛毛澤東的億萬人民群眾?聯系到越南民主共和國都早已出版了其黨和國家領導人胡志明的全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早已出版了其黨和國家領導人金日成的全集，甚至連蔣介石這樣的人也都出版了他的全集，應該說，毛澤東對于世界革命和人類進步的影響顯然是他們不能與之相比的，但中國共產黨中央深入在1976年10月作出了“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而至今仍沒有出版《毛澤東全集》的行動，這種現象顯然是非常不正常的。

　　二、從《毛選》第5卷公開出版發行到突然停止出版發行，從“籌備出版《全集》”到不再提及此事：這究竟是為什么?

　　在這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1876年《決定》發布以來毛澤東著作的編輯和出版的情況。

　　首先自然是《決定》提到的“《毛選》第5卷及以后各卷”。應該說，《毛選》第5卷的編輯出版工作早在1960年即已開始進行，并且編出了1960年本(時間為1949-1957)。由于毛澤東的慎重，進展較慢。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編輯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著手把毛澤東在1958年以來的主要文章、講話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來，先作為黨內文件，印發黨員干部閱讀。《毛選》第5卷(1949——1957年)需要在1960年編輯本的基礎上作進一步整理，爭取盡早印發中央和地方負責人征求意見。(《毛澤東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頁)《毛選》第5卷，原計劃在1969年出版發行，作為對新中國成立20周年的獻禮，不過這一計劃未能實現。1974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后曾接手這一工作。1975年6月15日，鄧小平和康生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經請示毛主席同意，毛選五卷的編輯整理工作應繼續進行。”“這是全黨的一件大事，應當抓緊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點，是繼續做好毛主席講話紀錄稿的整理工作。”“毛選五卷整理工作大體告一段落后，即著手毛選六卷的編目工作。信中提出，除胡喬木和五卷整理小組的幾位同志外，還可考慮吳冷西、胡繩、熊復參加。(《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0-591頁) 6月21日，鄧約胡喬木、李鑫談話，商議《毛選》第5卷的編輯事宜，確定首先整理《論十大關系》，并確定編輯《毛選》的人選和負責人人選。(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頁)同年7月初，鄧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談到《毛選》第5卷編輯工作的進展情況時，問是不是設一個編輯委員會，毛回答說，不要了，你一個，康老一個，喬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議一下，不必讀，看。(《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頁)7月9日，他又與胡喬木、吳冷西、胡繩、于光遠、李鑫談話，討論擬編入《毛選》第5卷的《論十大關系》講話的整理稿。7月13日將《論十大關系》的整理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圈閱同意，并批示：“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版選集再公開。”(《鄧小平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7月23日，鄧聽取胡喬木關于《毛選》第6卷的編輯工作計劃和調進干部問題的匯報，指出：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頂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見。(同上，第72頁)這以后，鄧在7月26日、8月21日、9月3日和9月10日出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討論《毛選》第5卷篇目的會議，并在10月10日和11月4日聽取了胡喬木關于《毛選》第5卷編輯工作的匯報。在11月4日對胡喬木說，“你們以后就是抓緊兩件事：一件是把《毛選》的工作做好，一件是把幫助學部把刊物(指《思想戰線》)辦好。要把辦好這個刊物作為政研室的主要任務。”(同上，第127頁)但是，后來由于他不經過毛澤東和政治局的同意就擅自提出所謂“三項指示為綱”，對文化大革命抱有明顯的消極抵觸情緒，并且為劉冰轉信，毛澤東要他進行檢討并且減少了他的工作。最后，由于四五事件，他被撤銷職務，當然也談不上抓《毛選》的整理和編輯工作了。及至四人幫被拘捕后，《決定》明確規定由華國鋒為首的政治局作為編輯出版《毛選》第5卷及以后各卷的領導機構。應該說，在作出《決定》以后的一段時期，華國鋒為了抓捕四人幫，對《毛選》第5卷編輯出版工作還是抓得比較緊的。從1976年10月9日公布《決定》，根據“出版說明”，到1977年3月1日編輯出版工作就完成了，也就是說，只用了5個月還不到的時間就編輯完成了。當然，這么快也與過去工作積累的的基礎有關?！睹x》第5卷收錄了毛澤東自1949年10月1日建國后到1957年這一段時間的重要著作，中共中央于4月7日作出關于學習《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決定。4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在全國發行。5月1日，華國鋒在《人民日報》發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5卷》一文。應該說，在這方面，華國鋒在編輯、出版和組織學習《毛澤東選集》第5卷方面都是積極的。而與此同時，鄧小平卻在4月10日對前來看望的汪東興、李鑫表示：兩個‘凡是’不行。(《鄧小平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頁)在7月16-21日舉行的十屆三中全會上，他還進一步提出建議：“除了做好毛澤東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論工作的同志，要花相當多的功夫，從各個領域闡明毛澤東思想的體系，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同上，第162頁)這和他一年半前即1975年11月4日與胡喬木講話的精神可說是一脈相承，即把整理和出版毛澤東著作的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闡明毛澤東思想體系方面。在他看來，整理出版毛澤東的原著并不是最重要的，應該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經過“理論工作者”“闡明”的第二手的東西上。這樣本末倒置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恩格斯在《<資本論>第3卷增補》中曾說，“像馬克思這樣的人有權要求人們聽到他的原話，讓他的科學發現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敘述傳給后世。”(《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5頁)此前， 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也說，“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頁)對毛澤東的著作當然也應該如此。實際上，只有原著才是真正重要的。馬列的原著是馬列主義的載體，不讀馬列的原著，又怎么能夠真正弄懂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樣，離開了毛澤東的著作，又哪里有什么毛澤東思想體系？要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只有認真學習馬列著作毛澤東的著作，而絕不是去學習“理論工作者”所“闡明”的那些第二手材料。當然，這也并不是說“理論工作者”的工作就沒有意義，但是，絕不能將其凌駕于原著之上，只有原著才是根本，才是第一位的。鄧小平不強調學習原著，而強調學習所謂“理論工作者”所“闡明”的“體系”。應該說，鄧小平的話向人們傳達了錯誤的信號。在中國，特別是在干部隊伍里，跟風的風氣很盛。其時，鄧小平剛剛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被恢復工作，風頭正勁，其對于社會的影響是直接的和強勢的。由于批判“兩個凡是”和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毛澤東的做法，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錯了。在那樣的形勢下，在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很強的否定毛澤東和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思潮，以致鄧小平不得不出來糾偏，要在指出毛澤東錯誤的同時也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但是在當時那樣的形勢下他的這種肯定顯然是不夠的，實際上，他所真正肯定的只限于民主革命階段，他對于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肯定是軟弱無力的，甚至是言不由衷的。他在1980年6月27日對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說，“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49頁)這里說“要恢復毛澤東思想”，不正好說明在這之前一段時間里曾經否定過毛澤東思想么？他在同年8月21日和23日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里說毛澤東的錯誤“是從50年代后期后期開始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頁)而電視劇《轉折中的鄧小平》告訴我們，就在他會見法拉奇的同時，他在江西勞動過的新建拖拉機廠的部分職工來北京看他，他竟然問這些職工：“你們埋怨不埋怨毛主席？”而當這些職工都異口同聲地說“不埋怨”時，他竟然說：“要講真心話!”來訪的客人為了禮貌只好順著說“有一點埋怨。”這個對話除了說明他自己對毛澤東充滿著埋怨并想以自己的思想強加于人之外，是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當然，他也說過肯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話，甚至還說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話，但是，他對自己曾經參與領導的《毛選》第5卷雖然只涉及毛澤東在1949——1957年的著作，但是在1991年由他題字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時只出了前四卷，而《毛選》第5卷就被毫不留情地給取消了。這不是清清楚楚地說明，他所肯定的只是反映民主革命時期內容的《毛選》前四卷，而對反映社會主義時期內容的《毛選》第5卷是持否定態度的嗎？《毛選》第5卷被否定了，1958年以后的《毛選》第6卷及以后各卷當然就更不會出版了。本來，這類問題都應在《第二版出版說明》里給以明確的說明才是，但是，在這個《第二版出版說明》里卻沒有任何交待，這樣做顯然是對讀者極不負責任的。毛澤東曾教導我們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毛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074頁)作為《毛選》的出版者是不應該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教導的。

　　接著自然要提到1993年開始出版的《毛澤東文集》。對于這個文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1993年6月曾撰有“出版說明”，略謂：“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一生中寫下了大量文稿，做過許多講話和談話。這是一筆極為豐富和珍貴的精神財富。已經編入《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是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的主要著作。此外，他還有大量的文稿和講話談話記錄稿，包括建國前和建國后的，其中有相當部分內容主要比較重要，對于深入地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是很有價值的。經中共中央批準，將《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以外的重要文稿，已經發布的和沒有發表的，比較系統地選編成《毛澤東文集》出版。”還說，

　　“《毛澤東文集》為多卷本，選編起自1921年，迄至1976年，按精選原則選編。其中有少量文稿，帶有個別不正確的論斷，因為內容摘要也酌情編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從這個出版說明里，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出版者的層級降低了。我們知道，《毛選》第一卷的出版者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任是劉少奇。據說，出版者原來的名稱是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陳伯達在起草《本書出版說明》時，覺得毛澤東的文章豈可由別人編輯，他將出版者改稱為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見葉永烈：《毛澤東和他的秘書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實際上，毛澤東本人也親自參加了選集的編輯和出版工作。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也都參加了《毛選》的編輯和出版的領導工作。1976年華國鋒上臺后，也直接參加了《毛選》第5卷的編輯和出版的領導工作。他把原來的“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改稱“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這當然是考慮到兼顧繼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5卷即以后各卷和準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需要，實際上也提高了出版者的層級。《毛選》第5卷出版后，為了推動學習，華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過長篇學習體會文章。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一直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1991年出版第二版時，出版者的層級就有所降低了。原來是專門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委員會，而在出第二版時則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此前曾出版過《劉少奇選集》和《鄧小平文選》等，就是說，專門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的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已不復存在。而到1993年出版《毛澤東文集》時，這個出版者的層級又進一步降低，它已不再是一個委員會，而只是一個文獻研究室了。出版者層級的下降，說明了對毛澤東著作的重視程度已經不再和過去一樣看作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只不過是一項常態性的工作了。第二，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有了明顯的不同。雖然出版說明仍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并且還說“他一生中寫下了大量文稿，做過許多講話和談話。這是一筆極為豐富和珍貴的精神財富。” 但很明顯，《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已經不能按照1976年的《決定》那樣“陸續出版”和“籌備出版”了?！段募啡〈恕哆x集》和《全集》。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在出版說明里沒有作任何交待，但是從這個說明里所說的“其中有少量文稿，帶有個別不正確的論斷，因內容重要而酌情編入”里可知是因為論斷不正確。就是說，作為“選編 ”都有不夠格的，是他們“高抬貴手”才“酌情編入”的;如果要編“全集”，那不正確論斷就更是多得不得了，是無法編的。這樣一來，開頭所說的“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等等不過是虛晃一槍而已，在出版者看來，毛澤東的所謂“不正確論斷”屢屢，哪里還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而只不過是一個根本沒有資格出版“全集” 的凡夫俗子而已。對此，人們不禁要說，出版者把自己凌駕于毛澤東之上，用這樣的態度來看毛澤東，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其實，他們真有這個水平來評判毛澤東的是非對錯嗎?!說穿了，他們不過是以某些大人物的是非為是非罷了。但是，他們能夠與毛澤東相比嗎？他們不懂馬列，實際上，代表的是那些已被打倒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利益。他們敗壞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家底，使中國重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結果產生了一個比社會主義改造前還要龐大得多的新資產階級，使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重又受到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以致中國的貧富分化不斷加深，犯罪事件層出不窮?？梢哉f，今天中國出現的一切社會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都與他們推行的所謂轉型接軌有關。王震本來是支持葉劍英、華國鋒的，也是積極支持鄧小平上臺的，但是，經過改革開放許多年后，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歲月終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認識到毛澤東才是真正偉大的，他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在今天，對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持否定態度的人也越來越多。毛澤東詩云，“風物常宜放眼量”，難道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編審們不應取這種態度嗎?

　　三 、盡快恢復出版《毛選》和籌備出版《全集》意義重大，掀起學習馬列和毛著高潮應是時代要求

　　從197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出版《毛澤東選集》和準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到現在已經整整過去了38年。雖然這個《決定》曾經作為某些人的一個手段而使它蒙羞，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央領導人改變過去的錯誤做法，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這個《決定》，繼續把《毛澤東選集》出版下去，并且積極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那么，中國共產黨這一歷史上的污點還能夠為人們所理解；如果仍然堅持過去的錯誤作法，不再繼續出版《毛澤東選集》和不再準備出版《毛澤東全集》，那就會使人們認定，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和正確的黨，而是一個不講信仰、不講原則、沒有信用，并且是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的假共產黨。這樣的結果，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也是人們不愿意看到的。恩格斯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頁)作為一個受黨教育65年并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非黨群眾，我寫這篇呼吁，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

　　當然，恢復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盡快出版《毛澤東全集》，也不僅僅是為了兌現38年前《決定》的諾言，消除那段不光彩歷史的不良影響，它有著非?，F實而又深遠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受當時一些領導人的影響，各級干部紛紛出國考察，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崇洋媚外之風，好像一切都是西方好，資本主義好，好像社會主義就是落后的代名詞。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就以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來說，1964年10月16日我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到1967年6月17日就實現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只用了兩年零8個月時間，而美國卻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的進步比所有這些國家都快。(熊杏林：《程開甲》，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第123頁)有人說文革大大拉大了與其他國家的距離，而氫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等等都是在文革期間研制成功的。這種崇洋媚外的思想，也影響到社會科學領域，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再行時了，似乎唯有西方的資產階級學說才是先進的、科學的。在論壇和講壇上，西方的庸俗社會學說被看作是主流，而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則被邊緣化。不僅一般高校如此，黨校、干部學校以致一些以馬克思主義命名的學院也是這樣。一些人以反馬列、反毛澤東、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為時髦，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那個茅于軾。他公開聲稱，他在反右時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定為右派沒有錯，不需要平反。中央黨校的教授也公開宣傳，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當然這也不能全怪這些思想很右的人。因為黨的政策就是要向西方學習，要發展資本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講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保守，思想沒有解放。一些以前搞過馬列的人由于信念不堅定，他們為了適應形勢，結果走上了改換門庭的道路。這樣一些人不僅沒有受到批評，甚至還受到鼓勵。結果造成，“黃鐘毀棄”，“瓦釜高鳴”。中國號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顯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一貫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有很高的學習自覺。早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他就閱讀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后來又閱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寫的《共產主義ABC》。上井岡山之后，由于長期生活在戰爭環境，又得不到需要的書籍，還是設法把僅有的幾本書油印出來，送到連隊供大家學習。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他得到了列寧的《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書，如獲至寶，不僅自己如饑似渴第學習，還將前兩本書寄給彭德懷，供他學習。長征途中，生病在擔架上也手不釋卷，潛心讀書。到陜北后，條件大有改善，他又閱讀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具有批判主義》、《談辯證法問題》和中國翻譯出版的一些哲學教科書，同時直接中國革命的經驗，寫下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1938年10月14日，他在擴大到六屆六中全會上，做了著名的《論新階段》的報告，更發出了學習馬恩列斯理論的偉大號召。他說：“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比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知道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還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膠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他強調，“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現在已較過去有了一些進步，但是還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有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地喝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解決的大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頁)經過整風，在1945年召開了七大。毛澤東提出，干部要讀五本書，就是馬恩的《共產黨宣言》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還有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到1949年舉行七屆二中全會時，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成定局。毛澤東又提出了十二本“干部必讀”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思想方法論》。要求干部閱讀這些馬恩列斯著作，實際上也就是要求干部們能夠不忘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適應取得政權以后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經過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但是，事實上，許多人還是看不到這種革命的轉變，在國民經濟恢復和土改、鎮反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完成以后還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又是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了三大改造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新時期。應該說，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都是成功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是成功的，這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也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所取得的勝利。

　　當然，在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方面也有不足。毛澤東曾為他自己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而感到是一件憾事，也為他的幾個秘書包括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沒有系統地讀《資本論》而感到遺憾。而且并不是所有領導人都像毛澤東那樣重視馬恩列斯理論的學習。鄧小平就是其中一個代表。他說，“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說的實事求是。我們過去打仗靠這個，現在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用一個實事求是就可以概括。其實，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如果不肯花功夫，不認真讀書學習，那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的。毛澤東批評他“不懂馬列”是很有道理的。下面我想結合《鄧》劇再就這個問題說一說我的看法：

　　在《鄧》劇里，編劇用很大篇幅寫了鄧小平的所謂農村改革。其實，在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根本就沒有討論農村改革。相反，“公報”說，經過深入討論，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而在1979年9月舉行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決定”里也強調，“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決定”還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頁)據杜潤生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華國鋒、李先念以及負責農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堅決主張要搞集體經濟，反對搞包產到戶。鄧小平當時沒有對此表態。(見《包產到戶提出過程中的高層爭論》，《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但是到了安徽爬黃山時就公開地不顧一切地表態支持搞包產到戶了。搞包產到戶，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原理和黨所制定的有關農業生產的方針政策。而安徽那個所謂的“梨園生產隊”(其實就是小崗村)的一些黨員居然還秘密按手印立下生死狀，要與中央的決定對抗到底！這樣反常的事居然也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支持和贊揚，豈非咄咄怪事！為什么后來中國共產黨的黨風會那么不好？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貪污腐敗？推行包產到戶過程中的一些言行顯然是難辭其咎的。為了貫徹轉型接軌，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鄧又借年輕化，運用組織手段，設法讓胡耀邦、趙紫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讓他們分別取代華國鋒擔任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而萬里則取代王任重擔任農委主任，并讓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去領導職務。我們知道，第11屆中央委員會的領導班子是1977年8月在十一大后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產生的，僅僅兩年兩年半時間就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動也是很不正常的。在《鄧》劇里，鄧還說到他1962年7月7日在《怎樣恢復農業生產》一文中講的“貓論”，并且還很蠻橫地說，“我不收回!”實際上，三年困難時期是指1959年到1961年，1962年7月已不是困難時期，國民經濟已經開始好轉，他卻打著恢復農業生產的旗號大講什么不管黃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企圖用分田到戶取代集體經營。應該說，黃貓與黑貓的不同只是表面和現象的不同，而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的區別是本質的區別，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論。他的這個意見當時不僅毛澤東反對，就是劉少奇也是反對的。劉在當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在1959年、1960年遇到的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堅持克服困難，堅持毛主席、這樣的革命道路，繼續勝利前進。第二種，在困難面前被嚇到，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后倒退，單干。毛澤東插話：名義上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說是經營管理方式，實際上就是單干。劉少奇說，第三種，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第二種態度是動搖，不堅定、喪失信心，不懂得馬列主義;第三種是敵對階級的態度。毛澤東說，第二種是不懂馬列主義，屬于認識問題，......”(《毛澤東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頁)看來，曾經反對農村搞互助合作的劉少奇，此時也和毛澤東一樣，認為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懂馬列”的。

　　在《鄧》劇里，有關向外商出租土地問題的爭論也很值得注意。在我看來，這個爭論的真正背景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受列強欺侮，帝國主義在一些中國城市租借土地，劃定“租界”，并且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管理，成了“國中之國”，直到新中國成立時才取消了這種所謂“租界”。中國人對這段屈辱的歷史記憶猶新。而且，當時香港還沒有收回，英國租借的香港大片土地的租期還未滿，仍然統治著這塊地方，我們怎么又向外商出租深圳的土地呢?人們對此提出異議是很自然的。而谷牧在會上居然大發脾氣，還拍了桌子，企圖以勢壓人。劇中那個既懂法學又懂經濟的何教授對此顯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因此而離開了。而那些所謂改革派們為了要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找到依據，組織了十多個省委政研室的“秀才”挑燈夜戰，刻苦攻關，連劇中鄧小平的左右手之一的夏默和廣東省委書記也參加助陣。攻關中有人出《資本論》里找了一句話，夏默問”有沒有“土地”二字？因為沒有被否定了。最后有人找到這么一段話：“這些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的用益權，至少在過渡時期難以無償地轉讓給個人或團體。同樣，消滅地產并不是消滅地租，而是把地租——雖然形式發生變化——轉交給社會。”夏默接過了書又讀了一遍，并把書舉起來面向觀眾說，“《列寧全集》”。我一看，他手中的所謂《列寧全集》其實是一本偽造的書，因為《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我都接觸過，其裝幀、封面和他舉起的那個《列寧全集》完全是兩回事；至于那段話，我也還有一點印象，好像是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說的，——經查，那是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書中說的，怎么變成是列寧說的呢?問題還在于，恩格斯此話所以，是為了說明“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全部勞動工具，絕不排除保存租賃關系”，這與將土地出租給外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夏默在劇中是被鄧小平譽為“既有知識分子的修養，又有共產黨員的風范”的人物，但是，我們從他在這場戲里的拙劣表現里可以看出，他既沒有知識分子的修養，也沒有共產黨員的風范。人們知道，《鄧》劇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把關的，真不知有關單位的領導和編審們是怎么把關的？對馬列著作如此缺乏了解，并且出現如此弄虛作假、張冠李戴的現象，不能不讓人產生許多遐想，——人們不能不為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感到深深的擔憂。

　　《鄧》劇中還有一件事就是關于特區對外資的稅率問題。本來，國家對內資的稅率是33%，對外資按照這個同樣的稅率已經是給予“國民待遇”的優惠了，但是在制定“條例”時，谷牧、夏默等改革派卻堅持按照17.5%的低稅率。在他們看來，香港的稅率只有17.5%，如果特區的稅率高于香港就不能吸引外資了。其實，外資正處于過剩的狀態，他們正想要尋找出路，而中國工人工資遠遠低于資本主義國家，投資中國遠較投資香港有利得多，制定33%的稅率對于他們來說仍然非常有利，他們是不會放棄投資的。但是，谷、夏二人仍然堅持對外資17,5%的低稅率，為此而吵得不可開交。他們還說，特區應該有特殊政策，否則就不叫特區了。反對方當然不會同意他們的這一看法。于是兩人又到鄧小平那里求援。而鄧小平竟然進一步將稅率由兩人要求的17.5%降到15%。用如此低的稅率討好外商，實在讓人匪夷所思！這樣的“超國民待遇”無疑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稅率過低使國家的稅收減少；外資的過低稅率，大大削弱了內資企業的競爭力；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這種隨意性很大的政策還可能會讓有關的工作人員會犯貪腐錯誤。人們不能理解，特區的這種政策規定，究竟是為了中國，還是為了外商?相關人員主張制定這種吃里扒外的政策規定，是不是得到了外商的賄賂?記得90年代初，我參加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和《經濟研究》編輯部在大連召開的一個學術討論會，在小組會上，一位剛剛在深圳進行了調查的年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說，我的調查結果是：如果把深圳科長以上的干部統統槍斃，也不會有冤假錯案?？梢娞貐^的違法犯罪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改革派們難道沒有責任嗎?今天全國范圍的貪腐如此嚴重，“始作俑者”難道沒有責任嗎?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既打老虎、又拍蒼蠅”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但是，僅僅這樣做，只是與結果做斗爭，而不是與造成結果的原因作斗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們實際上已經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邪路，原因是我們沒有搞好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理論的學習，放松了干部隊伍世界觀的改造。要真正徹底解決問題，就必須標本兼治，把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當作一件大事來抓。而繼續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就應該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這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主張要完整地準確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你不出版相應的原原本本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而只是出版一些水平并不高的人二手編輯過的東西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當然，這也不是說，只要恢復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以后的各卷，出版了《毛澤東全集》就萬事大吉了。出版這些書是重要的，但是，出版以后的學習和應用是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一百多年前，當考茨基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曾經在恩格斯的指導下寫過一本《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曾選用萊辛的《致讀者格言詩》作為題詞：

　　誰不稱贊克洛普斯托克的美名?

　　可是，會不會人人都讀他的作品?不會。

　　但愿人們少恭維我們，

　　閱讀我們作品時多用心。

　　列寧對這首格言詩也很欣賞，他在批判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時曾轉引了它，并且寫道：“正是這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應當燒稱贊馬克思，多用心閱讀它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認真思索自己所讀的東西。”(《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萊辛的格言詩寫得多好啊，列寧的話也說得十分到位!我們不能停留在只是稱贊、恭維偉大人物的美名這個層次上，而應該多用心讀他們的作品，并且更認真思索自己所讀的東西。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應該是這樣，對毛澤東的著作也應該是這樣。

　　但愿我們的領導人和高級干部們能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在中國掀起一個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的高潮，同時也希望一切堅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同志能夠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作出貢獻!這是時代的呼喚，也是階級的要求，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