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調節如何張如何馳的這根弓弦，說到底就是國家權力調整階級關系的弦。一切社會矛盾，說到底大都是階級關系上的矛盾，既有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有統治集團內部為權力利益再分配上的矛盾。從國家關系上講，既有國內矛盾也有國際關系的矛盾。這些矛盾有時會交叉，其態勢時而緊張，時而松弛。所謂和諧無非是各種矛盾協調得比較穩妥而已。然而矛盾總是存在的，且它的態勢總是隨著形勢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樹欲靜而風不止，這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故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如何掌控好這根弦，要張弛有道。這個道說到底要有利于全國大多數人民，要保護好弱勢群體，不使社會矛盾過于激化而導致社會的分裂。所以要有張有弛。無論張或弛都有一個度，超過了這個度，弓會散架的，事物會走向它的反面，那樣得重新建立弓架了，費力很大。故如何掌握好一張一弛之度很重要，惟其如此，才能運用自如，其樂無窮。在國際關系上要有理有利有節地反對霸權主義，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爭取更多條件和時間。從歷史上看，一張一弛也是一個客觀規律。張久了必然要弛，弛久了也必然會張。在這個鐵律面前，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秦皇到漢武的歷史也告訴我們，誰也不能背棄這條客觀規律。回顧一下這段歷史經驗和教訓，可以幫助我們頭腦更加清醒地認清和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潮流。這于于國于人于己皆有益。
(一)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語出《禮記·雜記下》，文武，指周文王與周武王，此言治國之道，如同使用弓弩一樣，要有張有弛。這是孔子以弓比喻治民之道，原文是子貢與孔子之間的對話，“子貢觀于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蠟”通“臘”，是每年農歷的十二月初八，進行蠟祭，迄今仍是民俗節日，那一天家家戶戶都要吃臘八粥。蠟祭，祭八種神和動物，如祭祀的嗇是農神。動物則有貓，因其食田鼠;虎，因其食田豕。這反映了農耕文化的習俗。《禮記·郊特牲》云：“八蠟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蠟乃通，以移民也。既蠟而收，民息已，故既蠟，君子不興功。”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如果四面八方不能豐收的話，那便要注意節約，不能舉行蠟祭了。如果四面八方都能豐收，那便可以舉行蠟祭。蠟祭以后，便要讓百姓休息了，君王在這個時期便不能征發民眾以興事功了。這便是所謂蠟祭。那么再回過頭來看孔子與子貢在《雜記》的對話，便可以理解其中的意思了。因為在蠟祭的那一天，允許百姓盡情歡樂、飲酒和歌舞，以慶祝豐收，所以孔子會問子貢，你在觀看蠟祭以后，有沒有感到民眾歡樂的情緒。而子貢的回答是舉國之人都那樣如癡如醉，我看不到他們有什么歡樂的感覺。孔子對子貢說，農民在百日的勞苦之后，有一天的休整與歡樂，這一點你是感覺不到的。然后孔子以弓為喻，講治國的道理也是如此，人們的生活總要勞逸結合，如使弓一樣，張而不弛，圣君若周文王與周武王也做不到。反之，弛而不張，周文王與周武王也不會如此做的。所以講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從一個人的生活講，要有勞有逸，從一個國家的管理講，既有緊張拉弓的時候，也有松弛休整的時候。在社會生活中，矛盾總是客觀存在的，有時候階級斗爭那根弦要拉得緊一點，人與人相互關系要緊張一些。有的時候，多講一點團結與和諧，對某些政策作一點調整也是非常必要的。勞逸結合既是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團結和諧與緊張斗爭，則是國家管理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有時表現在不同的側面，有時則表現為不同的時期。以弓為喻，無論張還是弛，它都有一個度，超過了一定的極限，事物都會走向它的反面，這應該既是我們生活的常識，也是國家管理，或者叫治理的一個基本常識。故這個度掌握得好，對矛盾的處理恰到好處，那大家都受益。如果這個度處理不好，過猶不及，那事物的發展便會有反復。我想《禮記·雜記》中，孔子與子貢講的這番道理，是曾經反復為歷史所證明的一個真理，也是我們今天國家治理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
在中國歷史上，從秦皇到漢武，中間經過文景之治，所經歷的矛盾和斗爭，也就是反復地一張一弛的過程。弓拉緊了，必然要弛，如果你不弛，那你就會被自然淘汰，別人會代替你來弛，因為社會生活還要繼續。反之，弓弛久了，矛盾還會尖銳起來，弓自然還要拉緊，生活也必然會產生相應的人物來擔當這個角色。因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只能在生活中順應這個自然規律的需要。這個客觀規律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毫不留情的，它表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聰明的人能認清形勢，順勢而為。在事物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往往還得小心注意，當反對一種傾向時，同時注意被其掩蓋的另一種傾向，還不能完全隨波逐流，要善于在激流中識別方向，否則的話，你自己被沖向哪里也不知道，弄不好會死無葬身之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非常精辟的觀念，而這些觀念，如若放到中國歷史中去考察，更能夠讓人看清楚其中的精彩和光芒。
秦二世而亡，其原因是什么呢?賈誼在《過秦論》中說：“二世不行此術，與民更始，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后奸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從上面這一大段話可以知道，秦始皇是張弓之人，他滅六國，建立了統一的秦帝國，弓弦已張至極致了。二世即位以后，應該松弛已太緊的弦，與民更始。他卻反其道而行之，結果是眾叛親離，陳勝吳廣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這就是秦二世不懂得一張一弛的道理，不知該弛反而仍張，那就只能自取滅亡了。
我們再看一下劉邦進咸陽以后的措施。《漢書·高帝紀》記載劉邦在漢元年(公元前206年)進入咸陽后，十一月召集諸縣豪杰，他說：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他“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如果把秦二世與劉邦進咸陽時的政策對比一下，那一張一弛，什么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就非常清楚了。關中之所以會成為劉邦與項羽爭奪的后方根據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漢初從劉邦到惠帝，先后是蕭何與曹參為相，班固把蕭何與曹參同列一傳，在其傳贊語稱：“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那就是說漢初的統治，改變了秦法的虐苛，所謂與之更始，也就是由張而改弛，從而保持了漢初比較穩定的局面。接下來是漢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漢書·刑法志》對漢文帝執政的時期，也有一段簡明的概括，其云：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這里“戶口浸息”，是指戶口增加了。“罪疑者予民”，是指疑罪從輕。“斷獄四百”，是指在他執政的二十三年，重案只有四百。刑錯，指刑罰幾乎被擱置起來了。從這一段文字可見文帝時期基本上延續了蕭何、曹參執政時期的無為而治的方針，與民休息，楚漢之際那幾年戰亂所造成的經濟凋敝得以恢復。《漢書·食貨志》對于漢初到文帝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也有一段簡明的概括，其云：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
這一條記載說明當時統治者還沒有窮奢極侈的狀況，天子的馬車，四匹馬還不能做到同一種顏色，功臣將相乘的是牛車，君王和貴族的消費不從國庫里開支，漢文帝帶頭講究節儉，《漢書·文帝紀》班固的贊語稱：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贊語的結尾稱贊孝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漢景帝在位十六年，班固在《漢書·景帝紀》的贊語中稱：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所謂的“文景之治”，便出自班固在景帝紀中的贊語，它反映了漢初五六十年時間，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取得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秦是一張，建立了統一的大秦帝國。秦二世該弛而不弛，所以垮了。經歷秦末的大亂，到漢帝國的建立，在治國的方針上，與民更始，由一張轉為一弛，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三)
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那就是在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過程中，總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特別是商人先富起來，土地的兼并開始了，社會上奢侈的風氣抬頭了，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也慢慢露頭。這是小農經濟恢復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現象。這種情況在文帝時已經顯現出負面效應，賈誼的《治安策》中已經顯露端倪，其云：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賈誼在《治安策》提出的潛伏的危機主要是三條，一條是匈奴的問題，自劉邦在平城之困以后，漢對匈奴一直奉行屈辱的政策，對匈奴的“嫚侮侵掠”始終抱著忍讓的態度。他說：
“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第二條是同姓諸侯王之尾大不掉，他說：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指淮南厲王劉長，為劉邦之少子，文帝之弟，驕橫不羈，謂其以文帝之親弟圖謀在東方稱帝稱霸。《漢書·淮南厲王長傳》稱：“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集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最后被召至長安問罪，不食而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指齊悼惠王劉肥，文帝之兄，劉肥之子興居為齊北王反而舉兵攻滎陽)，今吳又見告矣(指吳王劉濞，劉邦兄之子，封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孝文帝時，吳太子與皇太子博弈時發生爭斗，吳太子被皇太子殺死，吳王怨望不朝，故有人告其謀反，文帝賜吳王幾杖，老，不朝，以釋其疑)。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
故賈誼認為當時“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后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足炙)盭(此言腳掌反過來，不能行走了)。”賈誼這個話到景帝時，還是應驗了，那就是吳楚七國之亂，靠周亞夫才把亂事平息下去。諸侯王的問題，真正得到解決是漢武帝時候的事。
賈誼《治安策》的第三條，是講當時富豪多起來了，商人的發展，社會風氣變了，奢侈靡糜之習流行，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不得安寧。他在《治安策》中說：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里，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這里賈誼著眼點還在社會風氣的變化，實際上這個變化背后還蘊含著更深刻的社會矛盾，那就是貧富兩極分化。僮可以買賣，也就是人口的買賣，其中買者與賣者表現為貧富兩個極端。同時富者，即“富人大賈”，財富的來源，當然不是靠自身的生產勞動，而是對工農業生產者的剝削，在這背后便是階級矛盾的發展。“富民墻屋被文繡”，那就是如今房屋的室內裝修富麗堂皇，倡優為后飾，還不就是如今文藝界引領服裝的潮流，時裝模特的展覽，這些東西在我們今天已是熟視無睹，并以此為尚，構成一個時尚的產業了。至于“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那就是消費與生產之間不成比例了，消費超過了生產的能力，少數人的揮霍浪費，犧牲了多數人生活必要的消費，社會風氣狀況的背后是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的變化。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給田家英的信中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賈誼《治安策》中這三條，今天讀來，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這三方面矛盾表現的形式亦有很大不同，在本質上還是有某些相似之處，賈誼提出的那些問題，仍值得我們深思。班固講的“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美矣”，這也是事實。那時國家很富足，因為沒有大規模的戰事，老百姓的生活還算安定，這是社會現象的一個方面。一種狀況背后，還隱藏著另一種矛盾，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認為天下太平，不要庸人自擾，那不就是賈誼在《治安策》中所言：“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這在當時來講，誠為盛世之危言。
盛世與危言，是同一事物的二個側面，自劉邦漢五年敗項羽于垓下之后到景帝去世，前后六十余年，漢武帝即位時只有十六歲，經過那么多年的休養生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的景帝末概括那時國家的情況，其云：
“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后，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這一段文字，對漢帝國建國初六十余年的發展講得比較全面了，其中敘述了漢朝經過那么多年休養生息，社會繁榮富足的情況，那就不是漢初那種戰后凋敝的情況，而是人給家足，國家則是府庫有余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阡陌街巷之間馬匹成群，這就為漢武帝出兵討伐匈奴準備了條件。至于豪強武斷鄉曲，兼并細民，這就為漢武帝加強法制懲治地方豪強準備了條件，無論在思想統治還是地方治理，漢武帝需要拉緊國家治理的弓弦了。從文景到武帝，弓弦是由弛而張的歷程，這中間也包括對諸侯王的處置。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出的那幾個問題，到了漢武帝親政以后，才真正提到具體處置的議事日程上來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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