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俊 程恩富：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摘要：共產國際時期，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按其階級本質是國際主義的”，發揮著世界革命基地和中心的作用。共產國際依據經典作家理論和俄國革命經驗指導中國革命，對中共的誕生、成長和形成理論自覺功不可沒,有力地推進了中國革命的大發展;但這其中的確存在沒有充分注意到中國革命所處的民族條件的差別的缺點，在判斷革命形勢等問題上也出現過信念脫離實際的失誤。共產國際強調中共應服從一定革命階段的中心任務，保持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重視以城市為中心的工人運動等，是重要和深刻的;但就此提出的行動策略或解決方案，過于拘泥于教條，并不完全符合中國實際。如同中共的思想認識在實踐中不斷發展一樣，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共產國際本身也在進行探索，總體上能夠根據實踐修正教條錯誤、改變政策策略，最終認識到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能夠“真正運用馬列主義”。

　　關鍵詞：共產國際 中國革命 斯大林 毛澤東

　　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積極倡導、組織和建立的一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從1919年3月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產國際存在達24年之久。它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中國革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近年來，大批史料的不斷披露，為深入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礎。無論是在領域的拓展上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進，成果豐碩且富有創新，特別是考實性研究成為學術亮點。但與此同時，與實事求是地分析共產國際的作用不同，有一些研究在分析問題時，不是去深入分析它的思想信仰、歷史背景、主客觀原因和具體情況，而是簡單化地以現行的國家交往的準則、慣例去解讀歷史;同時，缺乏對歷史應有的“溫情與敬意”和“表同情之理解”的態度，“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1總是情緒化地譴責前人和問責歷史。這些缺乏或脫離客觀根據的否定共產國際歷史和作用的思潮，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用“國家利益”或“現實主義”的思想觀點，來解釋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動機。認為共產國際不過是掛著世界革命的招牌，行蘇聯利益的工具，其“性質自始至終是民族利己主義、大國沙文主義”。2二是熱衷于片面地渲染共產國際的錯誤，將共產國際的失誤或錯誤固化，指責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在整個活動中都存在著指導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組織路線上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策略方針上的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3三是套用西方的“集權主義模式”和“權力斗爭”的觀點，把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說成是毛澤東與“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等人的斗爭史。與這些認識相關聯，在一些現代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和影視作品中，幾乎形成了一個普遍性的定格化形象，即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大多是以“中國革命的太上皇”姿態，居高臨下地夸夸其談，一味地“瞎指揮”和“幫倒忙”，一再給中國革命造成危害。

　　可見，隨著檔案材料的不斷涌現，研究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再是史料匱乏的問題了，而在于如何科學地解讀這些材料。當前仍然需要進一步正本清源，厘清真相。筆者認為，需在以下幾個方面推進該問題的研究：其一是澄清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動機問題，即究竟是主要出于意識形態信仰，還是“國家利益的驅動”，這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認清世界革命利益與蘇俄(蘇聯)國家利益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其二是理清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與政策依據。共產黨人的行動是有思想指南的，既然認為共產國際的動機是出于思想信仰，那么他們又是根據哪些思想理論去指導中國革命，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也唯有如此，才能對時人所批評的共產國際指導“錯誤”(諸如“片面強調工人階級成分”、“城市中心論”、“重視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等問題)，有一個較為深刻的認識。其三是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中呈現出的特點和趨勢，考察共產國際能否隨著實踐的發展而加深對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認識，能否總結經驗教訓、修正教條錯誤，等等。其四是厘清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失誤的本然和所以然。研究這些問題，“真正有意義的不是譴責中心主體及其意識形態，而是研究它的歷史形成、它的確立或作為一種幻景的實際構成，而這種幻景顯然也是某種方式的客觀現實。”4

　　一、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動機

　　由于時間的流逝，歷史事件遠離了它的原始境遇，帶給理解者一種“疏異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研究只有盡可能地從“彼時彼地”的歷史環境出發，通過設身處地地認知對方的思想感情和處境，才能對當事人的思想和行為有較為“合情合理”的解釋。美國漢學家柯文就認為，歷史研究必須“卸下那張緊緊地裹著史家自身的文化的、歷史的乃至個人的‘皮’，然后鉆進他所研究的對象的‘皮’里”。5考察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也應如此。

　　(一)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共產國際成立的思想動因

　　共產黨人分析國家、民族問題，以及劃分“敵、友、我”關系標準的理論指導與基本方法，是馬列主義的階級理論和國際主義學說。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種族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因素”。6他們提出在資本主義時代，“工人沒有祖國”，7各國工人階級只有進行國際聯合，才能推翻國際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列寧提出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觀察現代的民族生活”，使“民族要求服從階級斗爭的利益”。8 列寧認為分析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與民族問題，必須區分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后者也受國際壟斷資本的剝削，他們的斗爭構成了無產階級總問題的一部分，這樣，列寧把《共產黨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發展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斯大林也多次闡述：十月革命后，民族問題已經從國內問題轉變為世界問題、殖民地問題，從而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9總之，在共產黨人看來，民族問題的本質是階級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從自身徹底解放和全人類共同利益來看待世界民族問題;世界各民族中，只要是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無論是否屬于本民族，都是自己人，而一切帝國主義和剝削階級，則是共同的敵人。

　　早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進行革命活動時，社會上就一直存在著用民族利益去評判他們動機的言論。甚至是曾經的革命陣營內部，也有許多人并沒有達到正確理解“工人沒有祖國”的思想高度。譬如，在日俄戰爭中，孟什維克宣揚“愛國主義”，要求保衛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祖國”;一戰爆發后，第二國際內部大多數黨都支持本國政府“保衛祖國”;1918年布哈林等人也提出“俄羅斯利益和榮譽不可侵犯”，反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對此，列寧申言：在日俄戰爭失敗的是沙皇專制政府，“俄國的自由事業和俄篇(以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事業”，反而因此“得到了好處”。10 列寧批判第二國際中那些支持“保衛祖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言行，是“對社會主義的直接背叛”，并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等策略方針;11 也正是出于更加穩妥可靠地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鞏固起來的考慮，1918年2月列寧堅持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國際性的，一國的斗爭必須與國際斗爭緊密結合、互相幫助，為此，應該建立一個國際性的共產主義組織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十月革命勝利后，依靠蘇維埃俄國，無產階級國際革命運動第一次有了堅強的基地和堡壘。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認識到，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絕對規律，使得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俄國首先獲得勝利，但俄國革命只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和“一級階梯”。“在這里，俄國革命最大的困難，最大的歷史課題就是：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從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變成世界革命。”12鑒于第二國際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產”，為指導和幫助各國特別是“文明國家”無產階級開展革命活動， 1919年3月，列寧領導創建了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一大的宣言和二大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都明確把推翻國際資產階級、在全世界建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參加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都把自己看成是與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勞苦民眾的階級地位、根本利益和最終目標相一致的革命組織，視共產國際為領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勞苦民眾與反動陣營進行斗爭的堡壘和大本營。每個加入共產國際的組織都認同由列寧擬定的“無產階級的國際義務”，即“一國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而“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13

　　(二)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按其階級本質“是國際主義的”14

　　從理論上講，共產國際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的，每一個參加共產國際的政黨和組織，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統一領導。但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從成立開始，就一直以馬列主義為指南，尊列寧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領袖;同時，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蘇俄(蘇聯)一直是共產國際的大本營，布爾什維克黨又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共產國際在思想、政治、組織和財政上也是接受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的指導、幫助。這樣，就形成了如鮑羅廷所說的：“他們有時講蘇聯，有時講俄共，有時講共產國際，但通常都是一回事。”15在這樣一個特定歷史條件形成的客觀實際面前，我們分析共產國際支持世界革命的動機，關鍵問題就在于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是否“按其階級本質是國際主義的”。十月革命后，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俄國自身處于極為險惡、艱難的國內外環境中。但蘇維埃政權仍以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為己任，責無旁貸地承擔援助世界革命的主要任務，全力去指導、策動、援助和支持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利用各種手段，甚至是“變民族防衛戰爭為階級進攻戰爭”，去推動歐洲革命的爆發。凡此種種，說明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為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高利益”,的確做到了“承擔而且應當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16

　　經過幾年艱苦卓絕的國內外斗爭，蘇維埃政權頑強地生存下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世界也擺脫了戰后第一次政治經濟危機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列寧認識到，在世界革命高潮暫時沒有到來之前，首要的任務是保存和鞏固目前唯一的工農蘇維埃國家——世界革命的堡壘。因此，蘇俄應該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贏得喘息的時機，在國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從列寧晚年開始，蘇俄的對外戰略逐漸采取革命和外交的兩手策略，17即在指導和幫助世界各國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進行革命，促進世界革命發生的同時，借助通行的國際慣例與國家關系原則，爭取合法的外交承認，并且從西方取得工業化所需的技術設備，壯大自己。

　　當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只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沒有來臨之前的策略。直至逝世，列寧從來沒有放棄對世界革命的企盼與支援，仍把俄國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與世界革命的勝利聯系在一起。18正是出于國際主義的信仰，1922年12月，“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式更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是一個既沒有冠以民族也沒有表明地理方位的史無前例的國名。19 它的國歌是《國際歌》，國徽圖案也是按照國際主義理念來設計的。它的憲法(1924)開篇就寫道：“世界各國已分裂為二個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它將是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可靠堡壘，而作為全世界勞動者結合為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的一步。”20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通過對當時世界革命形勢的審視，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他認為，在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同時發生和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單獨一國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從而形成“個別蘇維埃國家內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范圍內組成的體系”21這樣一種革命格局。“一國社會主義”絲毫不意味著放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世界革命的根本戰略思想。斯大林強調，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但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最終勝利，因為社會主義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爭關系，這個國家還受著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受著外來武裝侵犯和舊制度復辟的威脅。22因此，要戰勝世界資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必須有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其支撐。縱觀斯大林時代，蘇聯內政外交戰略基本繼承和發展了列寧晚年的戰略思想，即以“世界革命”為根本目標，以“外交”促“革命”。一方面，在國內大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經濟發展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重點，以期贏得對資本主義的全面優勢。另一方面，在外交戰略上利用各種手段，23 不失時機地促進世界各地爆發廣泛的革命。

　　(三)蘇俄(蘇聯)國家利益與世界革命利益相輔相成

　　“蘇維埃俄國的事業就是共產國際的事業”。24在共產國際體系內，蘇俄(蘇聯是“國際革命的樞紐、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國際無產階級的唯一祖國、取得各項成就的最重要支柱、獲得國際解放的主要因素。”25維護蘇俄(蘇聯)的國家利益與維護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利益本質上是相通的、統一的。一方面，蘇維埃革命必須要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的統治才能達成最后的勝利，任何國家的反帝斗爭，都是對國際帝國主義的牽制和削弱，都是對蘇維埃政權的支持，因此，共產國際指導、支援其他國家的革命，本身就是為蘇維埃國家利益服務。另一方面，任何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所進行革命斗爭既符合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對蘇俄(蘇聯)的反帝斗爭的支持。

　　歷史的創造從來不可能在真空里進行，因為創造歷史的主體——人本身就是先前歷史創造出來的，在他們身上不可能不“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26盡管共產國際以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為政治信仰與實踐準則，但每一個共產黨人畢竟都有各自的民族和國家歸屬，民族情感、國家認同、生活經歷和文化環境等因素不可避免地會深刻影響著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特別是蘇俄(蘇聯)，兩度經歷存亡絕續的世界大戰，厚重的俄羅斯文化傳統和歷史遺產影響等因素，說它完全沒有國家利益的心理訴求和現實考慮，也非實事求是。但客觀地說，共產國際支持世界革命的動機，主要是出于意識形態信仰。即使是在為蘇俄(蘇聯)利益設想和籌劃的時候，也主要是抱著意識形態的觀點來認識問題的，即認為保衛蘇俄(蘇聯)就是捍衛社會主義事業，就是維護國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當然，隨著對世界革命理想熱情和信仰的褪色，特別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蘇聯領導人對自己國家利益的追求表現得更為突出，從而最終導致國際共運的大分裂、大挫折。

　　十月革命“建成了一條新的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27中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為了聯合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共產國際積極、主動承擔了指導、支持和援助中國革命的國際主義義務。作為世界革命組織，共產國際要考慮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革命布局，需要統籌整體和局部、主和次、先與后的關系，不可能只專注于某一個國家和某一個黨。28同時，蘇俄(蘇聯)自身處境也一直十分艱難，財政十分拮據。盡管如此，共產國際還是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和策略的指導，29向中國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彌足珍貴的物資、資金和人員培訓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這些情況隨著相關檔案資料的解密，已經日益清晰，越來越為人們所共知。至于中國共產黨人，也與共產國際其他政黨和組織一樣，真誠地相信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世界的等原則。中國共產黨人直接用中國的語言風格把共產國際翻譯為“萬國共產黨”，具有“萬國一致的階級色彩”。30 認為共產國際“是列寧手創的”，“是為全世界工人階級謀解放”。31強調“他們是拿真正的同情給我們的，他們是把我們當做弟兄看待的”。32 “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33中共一大提出“聯合共產國際”的綱領，二大專門通過決議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就更加緊密、更加深刻的聯系在一起了。

　　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主要理論與政策根據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34正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需要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一樣，共產國際的成立，原本就是為了把馬列主義理論和蘇俄革命經驗推廣到各國。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活動的理論與政策依據，除了上文所闡述的國際主義原則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理論外，主要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共產黨的性質和成分，無產階級與農民在革命中的關系，城市與鄉村的地位和關系，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落后國家革命，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政權的經驗等。正如馬克思所深刻概括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5從根本上說，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東方大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迫切需要共產國際關注和解決這些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

　　馬克思恩格斯一貫強調歷史條件規定和限制著人類改變世界的愿望和思想的力量，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及其全部結果，是社會主義革命基本的物質前提，而在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因素尚未成熟之前，無產階級革命是無法取得根本勝利的。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一步提出俄國要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并且強調對民主革命任務的任何忽略或輕視都等于背叛社會主義和為反動勢力效勞。

　　(二)共產黨的性質及其成分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為了把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進行革命斗爭，需要由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獨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列寧論證了工人階級政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這個著名命題。在領導俄國建立工人政黨的過程中，列寧提出：“工人有階級本能，工人只要有一點政治修養，就能相當快地成為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我很贊成在我們各委員會的構成中知識分子和工人的比例是二比八。”他要求注意“選拔盡可能更多的、能夠領導運動和黨組織的工人作為地方核心和全黨中央的成員”。36斯大林在論述黨的組成時，也總是把“工人階級的兒女”、“工人階級的一切優秀分子”放在首要的位置。37

　　(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革命中的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盡管農民在封建社會中是剝削的主要受害者，但在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中，起著“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卻是資產階級。他們指出，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革命需要得到農民的“合唱”，38但農民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時候，才能夠充當革命的同盟軍。列寧批判俄國民粹派的那種認為不需要無產階級的力量，僅僅依靠農民的力量，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空想。列寧提出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應當領導民主革命，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心問題，就是實現對農民的領導，要把農民看作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四)城市與鄉村在革命中的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歷史，是一個商品化、工業化、城市化和世界化的發展歷史。“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39他們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基礎，即大工業和現代無產者，是以城市為基地的。列寧提出：“城市比鄉村占優勢(無論在經濟、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一切國家(包括俄國在內)的共同的必然的現象。”40在總結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時，列寧詳細論證了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會不斷減少從事農業人口的比例，增加大工業中心的數目，隨之而來的是現代無產階級的大量出現，這使得城市成為現代革命的中心。41

　　(五)帝國主義時代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革命問題

　　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落后國家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和本國共產主義先鋒隊的領導下，完全有可能通過“勞動者蘇維埃”這樣一種非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42列寧強調，這些落后國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資本主義前的關系還占統治地位”，“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43這些國家革命的第一階段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民族革命運動，這些國家共產主義組織需要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臨時的聯盟，但不能淹沒在民族解放的潮流中而喪失獨立性。

　　(六) 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政權的經驗

　　俄國革命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斗爭，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05年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期間，主要是進行合法斗爭以教育工人、積蓄力量，為起義做準備。二月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勝利后，在主客觀條件業已成熟的情況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抓住時機，“立即”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44如同巴黎公社運動一樣，十月革命也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工業無產階級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發動的。利用資本主義爆發危機的時機，以工人階級為主要力量，聯合廣大群眾，在中心城市發動武裝暴動，取得政權，然后把革命從城市擴展到農村，這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基本方式。

　　(七)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

　　列寧充分肯定中國等東方各民族的解放運動蘊藏著巨大的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他對近代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兩方面的性質進行了闡釋，認為孫中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是一個在向上發展而不是在衰落下去的階級”。 45斯大林系統闡述了中國革命的理論：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動力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領導權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身上;前途將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46斯大林還提出,農民的土地斗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內容，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

　　需要強調的是，共產國際一開始就動員各國工人階級反對社會民主黨，把同右傾機會主義和中派主義決裂作為自己活動的重要方面。共產國際對改良主義的強烈批判立場，對中共的建黨原則、政策策略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就這一方面說，我們走了直路”。47此外，共產國際領導人一直保持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與渴望，特別是共產國際六大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預言將形成“新的革命高潮”，這些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考察

　　關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毛澤東的評價是：“前后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48對此，周恩來進一步闡述說：“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49即使是在分析共產國際指導失誤時，毛澤東、周恩來也反復強調，“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50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論斷是實事求是的。下面分階段進行闡述。

　　(一)中共創立前后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51而“中國黨的建設”，“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照著列寧的原則去建設。”52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赴華，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起聯系。共產國際代表首先在產業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工業城市建立了革命局。在他們的幫助下，中國共產主義組織得到迅速發展，并于1921年7月召開中共一大，宣告中共的成立。在一大上，中共接受了馬林所闡述的“國際無產階級必須相互援助”的觀念，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財政援助。在二大上，中共根據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幫助下，改變了一大確定的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主張，制定了現階段革命綱領，即聯合資產階級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初步形成了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目標和前途的科學認識。

　　(二)大革命時期

　　依靠成熟的產業無產階級，在現代大工業充分發展的城市進行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和俄國十月革命實踐經驗。早期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就是按照這一理論考察中國城市工人運動狀況。他們認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且軟弱”，中共尚不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與此同時，他們認為中國國民黨“就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中講到的那種‘民族革命運動’的力量”，53應該大力支持國民黨來領導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此時的孫中山也認識到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和避免國民黨在“墮落中死亡”，必須聯俄容共、徹底改造國民黨。但他認為中共“于各階級中之無產階級特別注意，以代表其利益”，而國民黨是“代表國內各階級之利益而奮斗”，54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鑒于此，馬林建議中共黨員直接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開展政治活動。馬林的這一建議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在共產國際看來，中國共產黨在“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條件下加入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不僅“直接關系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可以借此形式找到迅速發展的機會，“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55 “于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56

　　在整個國民革命運動中，共產國際視國民黨為領導力量，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現在同國民黨結成同盟，確切地說，是國民黨的組成部分，因此它不得不從現階段革命利益出發，竭力維護全民族的統一戰線來同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軍閥進行斗爭”。57盡管如此，出于同宗同源的信仰，共產國際只是把國民黨看作是一起合作的朋友，而把中共看作是階級弟兄，并且期望共產黨擔當起監督、指導和改造國民黨的任務。通過共產國際就國共合作問題發出的指示，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國際認為改組后的國民黨內部存在著代表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的左中右派之間的分別和斗爭，“分裂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58大體上，“國民黨左派與中共的政治主張基本一致，對外主張聯合蘇聯，堅決反帝;對內主張聯共，依靠工農大眾。而國民黨右派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與左派恰恰相反。”59共產黨可以在國民黨內活動中帶領左派、團結中派，與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在條件成熟時把右派分裂出去，使國民黨變成為工農聯盟性質的政黨，最終以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領導地位。這一戰略指導思想，用后來斯大林的話形容，就是“榨檸檬”：“像右派這樣一些人，應該利用到底。從他們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 然后才將他們像榨干了的檸檬一樣扔掉。”60由此，共產國際反復提醒中共在這種“黨內合作”關系中，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的獨立的政治面貌性為代價，應該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注意到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

　　對于共產國際這一戰略方針，國民黨新老右派是極為忌恨的。蔣介石就說過：“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是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61因此，他們不斷在容共問題上與蘇方人員發生沖突，并且發動一次次排擠、打擊中共的活動。隨著革命的深入展開，在國民黨內部階級之間和派別之間的斗爭不可避免地愈來愈尖銳起來，尤其在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等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的分歧更是不可調和，最終沖破“黨內合作”這一既有的合作框架幾乎是必然的。由于過于拘泥于既定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大方針，過于拘泥于以俄國革命經驗為藍本的“三階段論”，共產國際領袖和陳獨秀等人在大革命中，盡管對國民黨的右派和國民黨一步步向右轉的傾向持反對態度，但總是希望在維持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通過擴大“國民黨左派”的力量，恢復中派和左派之間的聯盟，來制止國民黨新右派的分裂，而未能將保持中共獨立性的原則徹底貫徹。另一方面，他們對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部迅速分化出現了新右派勢力的問題認識不夠，把以“左派”面目出現的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等視為是可以合作的“左派代表”而大力支持。即使發現他們的反蘇反共活動，共產國際往往從大革命中心任務的角度出發，指望這些國民黨新右派帶領軍隊，去反對北方軍閥和帝國主義”，而對他們妥協退讓，從而一再錯失采取果斷措施的機會，直至最后措手無策。

　　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席卷中華大地，北洋軍閥政府被推翻，中共力量得以發展壯大，由起初只有50多人，并處于秘密狀態的小黨，發展成為擁有5萬多名黨員、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全國性的政黨，并且在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和革命戰爭中得到了初步的鍛煉。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革命時期圓滿地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任務。從根本上說，大革命的失敗主要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以及中共尚處于幼年階段等主客觀原因所致。而共產國際的失誤，就主觀上講，不是理論本身造成的，而是將理論及經驗教條化所造成的。

　　(三)土地革命時期

　　1927年8月7日，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米那茲指導下，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會議認為中國革命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最主要的是因為他的現時客觀上的任務是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肅清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式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62會議確定了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方針，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和革命政權的基地創造了前提。八七會議認為黨的領導機關里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大革命失敗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黨的委員會負重大責任。63

　　1927年9月，共產國際認識到左派國民黨的思想確實遭到失敗，要求中共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64但在如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上，共產國際依據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要求中國共產黨首先在一些中心城市如廣州、長沙等地發動工人罷工和組織城市暴動，建立政權。然而一系列城市暴動的悲慘失敗證明，中國革命是不能走中心城市暴動的奪權道路。當時，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發揮了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開始發動農民運動，創建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共黨內存在著一種急躁拼命情緒，這為瞿秋白等“左”傾盲動錯誤的產生提供了溫床。應該說，共產國際代表此時提出的把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完成實現于反對已成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斗爭之中，以及“無間斷革命”等思想，是導致中共這次盲動錯誤的重要原因。但在糾正這一錯誤問題上，共產國際也起了主要作用。1928年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以及同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大，都重申中國仍然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而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就是城市工人運動的重新興起。同時，共產國際開始強調紅軍的作用。但出于“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觀點，他們又同時強調：“這些武裝力量的意義決定于工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農民游擊戰爭得不到最重要的城市的支援，它決不會使社會制度的性質發生變化。”65

　　1929年爆發了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空前嚴重的經濟大危機。在共產國際看來，這次危機驗證了共產國際六大所提出“第三時期理論”的預言，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資本主義正走向崩潰。在中國，1929年初開始，國民黨新軍閥之間不斷爆發大規模戰爭，中蘇之間爆發了中東路事件。戰爭引發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在共產黨人看來，戰爭是借以判斷革命形勢成熟與否和加速革命步驟，乃至奪取政權的重要條件。這一年,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四封信，內容都著重強調中國革命高潮的來臨。66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等人主持下，全力推進“龐大而宏偉”的在中心城市進行群眾暴動的計劃。在中國革命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問題，在期盼中國革命高潮到來和“保衛蘇聯”的心情上，李立三與共產國際是一致的。但李立三過分夸大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忽略了中國廣泛而強大的封建勢力，而這恰恰是斯大林、布哈林關于中國土地革命的理論所堅決反對的。共產國際不同意李立三對中國“直接革命形勢”的判斷，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67這些要求都遭到李立三的“多次對抗”。68

　　與李立三等人領導的冒險主義行為所造成的中心城市暴動的失敗和黨在白區工作的重大損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農村蘇維埃和紅軍力量取得迅猛發展。蘇聯《真理報》等報刊都以稱贊的口吻連續報道朱毛紅軍。69通過對中國蘇維埃運動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結果的思考，共產國際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和意義，認識到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具體形式將區別于歐洲革命，不能靠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來取得全國政權。70 1930年下半年開始，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出的指示中,很多都涉及紅軍、根據地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重要問題，蘇區和紅軍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加強。71當然，共產國際此時仍不忘強調無產階級要奪取最終勝利，根本手段還是要“準備工業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動，由暴動起來的工人和紅軍來占領這些城市”。72

　　由于對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在工作中的表現感到失望，共產國際認為，應該把更加熟悉革命理論也更加服從莫斯科指示的中國留蘇學生推上領導崗位。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直接參與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促成了王明等人的上臺。王明等人對中國國情和革命的具體實際缺乏深刻地理解，而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譬如他們把“中間營壘”看作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提出“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斗爭，真正準備總同盟罷工以至武裝起義，是共產黨最主要的任務”，73等等。這些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

　　總之，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十年土地革命斗爭。應該承認，這一時期中共三次“左”傾錯誤，很多是依據共產國際的指導而產生的，毛澤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在總結這個經驗教訓時，毛澤東、周恩來深刻地指出：“犯不犯錯誤主要還是決定于我們自己”，74 “是因為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75根源在于這些中國同志在認識論上是主觀主義的，在方法論上是形式主義的。當然，“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應該承認，土地革命時期，在險惡的環境和強大的敵人面前，中共黨組織得到鞏固、錘煉，不僅創建了堅強的武裝部隊，也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這些都和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此外，這一時期就在中共黨內排斥毛澤東的領導作用時，共產國際多次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政治地位和指揮經驗。76

　　(四)全面抗戰時期

　　20世紀30年代，世界法西斯勢力日益猖獗。1933年下半年，共產國際提出了團結世界無產階級、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制定起了推動作用。從1933年開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統一戰線等問題上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1935年8月他們起草的《八一宣言》以及同年8月召開的討論中國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會議，都突出強調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的設想。1935年12月，中共瓦窯堡會議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具體方針都被吸收到會議決議之中。1936年3月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過的《關于中國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草案明確指出：“組織全民抗日戰線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中心任務，其余的一切都應服從這一任務”。77 1936年8月，共產國際書記處向中共中央表達了不同意把“反蔣”、“抗日”口號并提的意見，指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78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聯蔣抗日”的方針和蘇聯輿論對此事件的反應，獨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定。1937年1月2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根本改變蘇維埃革命方針。79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通電，80在怎樣對待蔣介石、國民政府和土地革命這兩大問題上，終于做出了重大讓步。這種讓步對實現國共合作抗日是必要的。

　　整個抗戰時期，蘇聯與共產國際對華外交政策，有兩個基本點：其一，要求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堅持抗戰，爭取勝利，這是對華外交政策的中心內容。據此，蘇聯在同蔣介石政府保持正常關系的同時，也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并在抗戰過程中始終反對可能導致統一戰線破裂的任何傾向，維護統一戰線的存在。用斯大林的話來說，就是“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81 其二，“莫斯科從意識形態上考慮，自愿承擔了保護中國共產黨免受國民黨攻擊和其他形式壓迫的責任。”82為維護中共利益和防止國民黨發動反共內戰，蘇聯有時會采用強硬手段，諸如發表聲明、削減甚至暫停經濟和軍事援助等，對國民政府施加壓力。應該說，抗戰時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堅持國共兩黨團結抗戰，汲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血的教訓，保持中國共產黨組織獨立性等戰略問題上，與中共意見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實現團結抗日，如何保持中共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王明等人在抗戰時期與中共中央的政策分歧根源在此，當然，這里依然存在著王明等人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的問題。

　　在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民族危機下，要求國共兩黨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本身也為中共的發展和壯大創造了條件。不可否認，共產國際要求中國積極有效地抗日，使日本不能襲擊蘇聯的后方而與德國呼應，這是對蘇聯利益的維護。但應該看到，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支持蘇聯打敗它的主要盟友——德國法西斯，本身也是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抗戰時期，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但他顧慮到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現在還太弱，不能成為反侵略斗爭的領導者。而且“這種援助看起來像是向一個我們與之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輸出革命”。因此，蘇聯更加重視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國民政府。83盡管如此，蘇聯對華政策還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當時蘇聯外交部遠東司的報告就曾寫道：蘇聯大使館和大使本人在支持中共、捍衛中共利益方面，已遠遠超出外交的范圍，而扮演著中共代表的角色。84

　　共產國際七大要求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并且明確提出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國黨內部組織事宜。85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開始走向成熟，能夠從中國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的革命運動。共產國際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等“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更能夠正確領導中國革命，確信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86當中共黨內出現路線方針和權力中心歸屬爭執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這件大事的重大意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87盡管如此，共產國際還是對中共遠離了產業中心和產業工人、只是“依靠最貧窮、受壓迫最深和沒有文化的農民”的狀況而憂心忡忡，并且懷疑中共的國際主義精神不足。88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斯大林才徹底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堅持無產階級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原則的。89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上述論述，筆者認為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和啟示：

　　(一)共產國際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國際主義的原則，給予中國革命彌足珍貴的指導、支持和幫助，對中共的誕生、發展、壯大、走向成熟和形成理論自覺功不可沒。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90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主要是出于意識形態的信仰，為改造中國的革命實踐提供思想指南。在中共幼年階段，理論準備和干部準備都嚴重不足，政治上不夠成熟，經驗很不豐富，又面臨強大的敵人和險惡的環境，共產國際出于“同宗同源”的意識形態信仰，在關于中國革命主要問題、基本理論、主要戰略和重大決策等方面，給予中共彌足珍貴的理論與政策指導，滿足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需要”。毛澤東思想的萌芽、發展、成熟的全部過程中，都受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指導的深刻影響。對此，毛澤東從不諱言，這也是中共黨史的公論。譬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說：毛澤東同志……“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91

　　除了理論和政策上的貢獻之外，共產國際的指導對中國革命還有以下積極作用：(1)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中國，并且直接指導建立了中國共產黨。(2)有賴于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援助，國民黨重煥生機活力，領導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實現了北伐戰爭的勝利。(3)共產國際指導、幫助中共制定了統一戰線政策，同時通過對國共兩黨的援助和說服教育，促成了大革命和全面抗戰時期國共雙方團結御敵的大局，給中國革命和中共創造了飛躍性大發展的條件。(4)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重要骨干。(5)共產國際看重毛澤東的才干和能力，最終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應該說，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支持,貫穿于從中共建黨準備到抗戰時期的主要過程，作用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面和核心問題。如果沒有這些指導和幫助,很難想象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東方大國，共產主義革命會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迅速的成效。

　　(二)共產國際依照經典作家理論和俄國革命經驗來指導中國革命，真誠地希望在“正確理論和先進經驗”的指導下，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對他們把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與俄國經驗絕對化所導致的錯誤或失誤，應該予以更深刻的分析。

　　共產國際的指導始終堅持著如下幾個重要認識：其一，堅持馬克思、列寧強調的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基礎的觀點，從而產生了諸如中國“工人運動尚屬薄弱”，“還不能成為領導者”，“聯合資產階級革命”，“服從當前革命的中心任務”等指導意見。其二，從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基本原理出發，共產國際再三強調長期在農村環境中戰斗著的中共，要保持無產階級性質和實現對農民運動領導權。周恩來對此曾總結說：“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一講到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就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92 其三，恪守俄國革命經驗，認為中國革命應該是在中心城市發動工人的斗爭，通過城市暴動而形成全國革命高潮和全國勝利，反復要求中國黨把工作重點放在無產階級集中的城市。其四，念念不忘共產黨人的根本性質和歷史使命，期待與渴望著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大爆發。共產國際總是強調作為世界革命堡壘的蘇俄(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階級對立，期待著帝國主義總危機，一旦爆發經濟危機、戰爭、社會動蕩和工人大罷工等情況，他們就會認為這是革命高潮來臨的表現。上述幾種基本認識，反映出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和十月革命模式的信仰和固守，他們真誠地希望按照“正確理論和先進經驗”的指導，把中國革命搞成功。這一方面極大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會因為太執著、拘泥于馬列主義理論和俄國經驗，而產生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錯誤。對此，我們應該進行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

　　第一，共產國際強調的對于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必須重視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應該團結資產階級，這一原則判斷是唯物史觀的理論必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充分地吸收這一原理，并以此批判黨內的民粹主義、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應該說，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的大政方針是正確的，失誤在于過于拘泥既定的民族民主革命大方針，過于拘泥于俄國革命經驗。第二，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它應當在本階級中有牢固的基礎，這是馬列主義的天經地義。中共的黨章從來都是堅定地指明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長期以農村為活動基地，農民及其他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在黨內占絕大多數，這使得中共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由此，共產國際擔心中共會喪失無產階級先進性而變成“小資產階級農民黨”，反復強調要保持與城市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天然聯系等。這些觀點與理論在原則上是正確的，毛澤東也是這樣認識的，譬如毛澤東就反復強調“不要把黨同農民混同”，“如果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93共產國際失誤的地方在于“他們不能對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農民的主力軍作用作統一的理解”，94 他們所強調的中共力量應該集中在工人宣傳及組織方面，以及提出的解決中共性質問題的具體方法，即實現中共成分的工人階級化和指導機關的工人化等，與中國革命是不相適宜的。第三，依靠成熟的工業無產階級，在現代大工業已充分發展的大城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和俄國十月革命實踐經驗，而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并沒有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先例。因此，以城市為中心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即城市中心論)成為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共同認識。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科學認識也是隨著中國革命的實踐逐步形成。盡管毛澤東提出在中國革命特定條件下，需要首先在廣大農村積蓄力量，但他強調：“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95第四，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要領導、指揮世界革命，總是希望革命早些成功，認為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群體性的歷史現象。毛澤東充分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但他也是認定中國革命的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96 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失之于“容易犯這種急于求成的錯誤，夸大主觀的力量，夸大群眾的覺悟，貶低敵人的力量，夸大敵人的困難，而低估革命取得勝利需要經歷的困難”。97正如鄧小平所說：“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了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98

　　總而言之，共產國際的上述原則要求是重要和深刻的，理論信仰是可貴和真誠的，對中共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堅持馬列主義原則，具有重大意義。但由于過分拘泥于經典作家和蘇俄革命的具體論斷、經驗，沒有充分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他們就此提出的行動策略或解決方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國實際。這些錯誤不能不對中國革命的實踐帶來危害或妨礙。這昭示我們，搞革命過程中的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就顯得尤為重要，而把馬列主義革命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任務，理應由中國同志自己承擔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周恩來一方面反復強調教條主義產生，與我們黨不夠成熟、把共產國際指示絕對化有關，我們自己“有責任”;另一方面深刻地總結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勝利。

　　(三)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共產國際本身也在進行理論探索，總體上能夠根據實踐修正自己的理論，改變策略。正如周恩來在評價共產國際時所坦言的：“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發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發展的。”99

　　首先，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其戰略方針也是在不斷發展、演進。從指導中共一大確定的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幫助中共二大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反對中共沒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到要求土地革命;從只關注工人運動到開始重視“農民的革命作用”;從視中心城市暴動為革命唯一的途徑到重視農村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建設，等等，上述這些重大轉變都是共產國際根據中國革命的實踐，適時發展自己的指導思想的表現。其次，共產國際幫助中共糾正黨內錯誤路線、方針。中共的一些重大政策調整的會議，諸如西湖會議、八七會議、六大、六屆三中全會、瓦窯堡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等，都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影響下，糾正或部分糾正了錯誤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第三，中共有的錯誤的政策，雖然不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糾正的,但是共產國際至少表示了某種程度的贊同。譬如共產國際接受中共獨立自主召開的遵義會議的政治結果，對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集體立足中國實際的斗爭路線的肯定和支持等，都是共產國際支持中共獨立自主解決自身問題的表現，而這些政策的調整和轉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都具有重大意義。第四，隨著中國革命的不斷勝利，斯大林等人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照搬照抄蘇聯經驗可能存在的錯誤，越來越肯定中國獨立自主革命道路的正確性。1949年7月，在與劉少奇談話中，斯大林肯定了中國革命的首創精神，并且委婉地表達了“妨礙過”中國革命和“可能講錯話”的歉意。100

　　(四)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還是“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01。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并且正確回答了在中國革命具體情況下，如何實現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保持中共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等重大問題。

　　從根本上說，指導一個國家的活動，必須從它的具體國情出發，對它的情況有系統而細致的了解，正確地把握住這個國家各個社會階級和階層狀況，才能對不斷變化著的形勢做出準確的估量，采取恰當的對策。從這個意義上說，靠一個國際中心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方式，的確存在著“無法適應”中國革命“非常復雜而且變化迅速的情況”102 的問題。應該說，在中共幼年階段，由于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嚴重不足，需要共產國際事無巨細的指導和幫助，中共二大確認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種抉擇”。103但隨著中共的成長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共產國際這一組織形式與中國革命斗爭的需要越來越不相適合。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要靠中國共產黨自己“拿出完全的負責的態度與高度的創造力來”。104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通過系統地學習、吸收共產國際傳來的思想理論，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客觀分析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并且在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做斗爭過程中，去思考、總結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經驗教訓。認識來源于實踐，實踐發展著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逐步發展和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系統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

　　共產國際所強調的中國革命民族民主運動性質，以及與資產階級聯合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主要理論根據之一。毛澤東總結汲取了其中的歷史經驗教訓，注意到正確處理統一戰線內部的斗爭和聯合的問題，注意到堅持無產階級領導和堅持武裝斗爭這一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從而成為中共克敵制勝的法寶。對于共產國際強調的以工人運動和城市工作為工作重心的思想，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在中國特殊國情下，首先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以農村為積蓄和壯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以紅軍戰爭作為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與此同時，毛澤東反復強調，在鄉村斗爭中，農民必須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而等到革命將要取得全國勝利時，則應該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不轉變不得了，要犯路線錯誤。”“沒有工業和城市是會失敗的。”105對于共產國際強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問題，毛澤東同樣認為這個問題不能不是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之一。106然而，毛澤東強調，由中國特殊的社會階級構成所決定，主要從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而不是片面地在成分上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他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找到了一條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道路，在抗戰時期還運用整風運動來系統地改造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正如劉少奇所說：“我們黨采取了毛澤東同志的建黨路線，即使工人成分還不占大多數，也能夠建成并已經建成一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107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著重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與經驗最深刻的科學總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迅速壯大，很快獲得抗日戰爭和奪取全國政權的全面勝利。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2 樊安群：《蘇聯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海口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3 參見李景治主編：《國際共運史學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7頁。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39頁。

　　5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頁。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頁。

　　8 《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5、384頁。

　　9 《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60-61頁。

　　10 《列寧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141頁。

　　11 《列寧選集》第2卷，第518、519、524、526頁。

　　12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9頁。

　　13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頁。

　　14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根本法(憲法)》(1924年1月31日通過)，北京大學憲法教研室、資料室編：《憲法資料選編》第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182頁。

　　1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31頁。

　　16 《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頁。

　　17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9頁。

　　18 陸南泉、姜長斌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6頁。

　　19 肖楓：《兩個主義一百年》，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9—40頁。

　　20 北京大學憲法教研室、資料室編：《憲法資料選編》第5輯，第181、182、183頁。

　　21斯大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大連：大連新華書店，1950年,第47頁。

　　22 參見：《斯大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7頁。

　　23 這其中也包括運用情報系統、特務機關的活動等手段。相關情況可參見維克托•烏索夫：《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銘傳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2013年。

　　24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30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第701頁。

　　25 《共產國際綱領》(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討論通過)，轉引自高放:《三個國際的歷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95—296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頁。

　　27 《斯大林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頁。

　　28 參見張靜如為何云庵著《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所作的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頁。)

　　29 僅從1923年到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了738個決議，平均每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參見李鳳林：《中蘇關系的歷史與中俄關系的未來》，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序言”，第2頁。

　　30《蔡和森給毛澤東的信》(1920年8月31日)，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2頁。

　　31 《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頁。

　　32《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8頁。

　　33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83頁。

　　34 《列寧選集》第1卷，第311頁。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頁。

　　36 《列寧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7、167頁。

　　37 《斯大林選集》上卷，第169、261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84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

　　40 《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頁。

　　41參見《列寧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1-250頁，第551、552頁。

　　42 參見《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234頁。

　　43 《列寧選集》第4卷，第277頁。

　　44 斯大林按照俄國革命的經驗，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的“三階段論”，并且預言在第三階段資產階級將脫離革命或企圖反革命。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前后，斯大林曾經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249頁。

　　45 《列寧選集》第2卷，第292頁。

　　46 參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第93—103頁。

　　47 《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35頁。

　　48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頁。

　　49 《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頁。

　　50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83頁。

　　51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1471頁。

　　52《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235頁。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頁。

　　54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73頁。

　　5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76-77頁。

　　5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41頁。

　　5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618頁。

　　5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47頁。

　　59 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系史》(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第153頁

　　60 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機關積極分子會議上關于中國大革命形勢的講話》(1945年4月5日)，《黨的文獻》2001年第6期。

　　61 馬振犢選編：《蔣介石致廖仲愷函一件》，《民國檔案》1993年第1期。

　　62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頁。

　　6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239頁。

　　64 參見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7頁。

　　65 《黨的六大文獻檔案選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1期。

　　66 參見金沖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比較研究》，《黨的文獻》2000年第2期。

　　6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25頁。

　　6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314頁。

　　69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70 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87頁。

　　71 曹建坤：《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1927—1931年共產國際檔案資料評析》，《重慶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7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652頁

　　7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311頁。

　　74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02頁。

　　75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8頁。

　　76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7—19頁。

　　7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56—157頁。

　　7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36—1943，1921—1936補編)》第3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9頁。

　　79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1937年1月20日)，馬凡貴譯，宋洪訓校，《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80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頁。

　　81 《<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事件的記述》，華譜編譯，《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2 參見A.M.列夫多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365-366頁。

　　83 參見1940年斯大林對赴重慶國民黨政府擔任蘇聯首席軍事顧問的瓦西里•崔可夫的談話。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萬成才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35、36頁。

　　84 A.M.列夫多斯基：《斯大林與中國》，第274頁。

　　85 參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編寫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3—174頁。

　　86 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2頁。

　　87 《毛澤東七大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31頁。

　　88 參見1944年底斯大林、莫洛托夫與赫爾利的談話。《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第140頁;《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02頁。

　　89參見毛澤東、周恩來相關論述。《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88頁;《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02頁。

　　90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83頁。

　　91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3頁。

　　92 《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頁。

　　93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1頁。

　　94 沙健孫：《毛澤東思想通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3頁。

　　95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5頁。

　　96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頁。

　　97 《胡喬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頁。

　　98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頁。

　　99 《周恩來選集》上卷，179頁。

　　100 參見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652頁。

　　101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5頁。

　　102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頁。

　　10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第81-82頁。

　　104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2頁。

　　105 這是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參見《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27頁。

　　106譬如毛澤東在1945年4月20日就提出過：“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84頁。

　　107 《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0—3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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