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夜，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國共兩黨終于走上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征途。1937年的清節，在陜西黃陵縣黃帝陵舉行的祭陵儀式上，兩黨分別宣讀了祭文，陜甘寧特區政府代表林伯渠宣讀的祭文由毛澤東撰寫，這篇祭文磅礴恢弘，文采飛揚，被人稱為抗日“出師表”，其中寫道：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
漢奸何多!這一聲怒斥，是毛澤東憤懣的表達，從中也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漢奸的深惡痛絕。在中華民族追求獨立和解放的歷史中，有英雄的奮起，也有漢奸的阻扼，而漢奸之禍，上可使國道衰微，下可使民心淪喪，因此中國人歷來對漢奸的態度是鄙夷和憤恨的，比如宋代的秦檜，直到現在都還長跪不起，前幾年有人鑄了個站立的秦檜像，差點被唾沫淹死。人們對漢奸的這種痛恨往往溢于言表，習慣稱之為“狗漢奸”。而毛澤東無疑是中國漢奸的克星，他對漢奸揭露之深、批判之烈、懲治之厲，縱觀歷史，可謂無出其右者。
1935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指出：“繼東北四省之后，現在又是華北半個中國的淪亡。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們是要把全中國人民變為亡國奴，把整個中國變為殖民地。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在出賣東北四省之后，現在又在出賣整個華北以至整個中國，以維持他自己對于全中國人民殘暴的法西斯的統治。……只有全國海陸空軍與全國人民總動員，開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消滅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漢奸賣國賊蔣介石，中國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徹底的解放。”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指出：“沒收一切賣國賊及漢奸的財產救濟災民及難民。”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在《關于戰略方針和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中提出了“打倒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打中國人的漢奸賣國賊”、“ 打倒侵入抗日根據地的漢奸賣國賊”、“反對漢奸賣國賊擾亂抗日后方”、“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做抗日軍經費”等口號，指出1936年主力紅軍的主要作戰目標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但在日本占領區域及自治區，應盡量組織、擴大及聯合一切的抗日武裝力量——抗日義勇軍、抗日游擊隊等，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同時還應估計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軍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斗(晉綏察方面)。”他還指出：“游擊戰爭對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有很大的戰略上的作用。”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指出：“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么?因為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愿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只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于失敗。”
193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中指出：“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不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于國人，本軍當以漢奸賣國賊論罪。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抗日民族戰爭萬歲!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1936年5月5日，毛澤東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當局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后瓦解，必將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諸公深思熟慮之。”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在給閻錫山的信中說：“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制晉軍二度入陜，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后，是蔣氏迄無悔禍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愿與晉軍立于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1936年7、9月間，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指出：“日本人現在叫嚷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就是共產黨。但全體中國人民，除極少數賣國賊之外，都堅定不移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中國人民看來，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抗日，意味著民族解放斗爭，那末大多數中國人民就不怕這樣的共產主義，只有在漢奸賣國賊的惡夢里才存在所謂的‘赤色威脅’。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在給宋哲元的信中說：“曩者日寇入關，先生奮力邊陲，慨然御侮，義聲所播，中外同欽。況今日寇得寸進尺，軍事政治經濟同時進攻，先生獨力支撐，不為強寇與漢奸之環迫而喪所守。……目前日寇圖綏甚急，德王蠢蠢欲動，蒙古第二傀儡國之出現，大抵為時不遠，冀察政委會漢奸成分之增加，著著向先生進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當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后援。”同一天，毛澤東在給宋子文的信中說：“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為首倡，排斥賣國賊漢奸，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惟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愿聞明教。”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指出：“我們希望這些國民黨員能夠在國民黨中迅速形成一種支配的勢力，去壓倒那些不顧民族利益實際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實際成為親日漢奸的最壞與最可恥的國民黨員——那些侮辱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員，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貫徹’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始終’，‘貫徹’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囑的‘始終’，堅決地擔負起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責任，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愛國領袖與愛國人民一道，堅決地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于危亡而斗爭，為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斗爭，為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解除最大多數人民的痛苦而斗爭，為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及其民主國會與民主政府而斗爭。……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們，則一定會又一次地來破壞這種合作，因為他們明顯地知道這種合作會要給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們以致命的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向貴黨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謂‘三大原則’，就是這種預防及準備破壞國共合作的企圖。……假如你們同我們的統一戰線，你們我們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統一戰線，一旦宣告成功的話，那末，你們我們及全國人就有權利高呼：讓那些漢奸賣國賊以及一切無氣節的奴才們，在日本帝國主義暴力前面高喊‘中國無力抗日’吧!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們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國決不是阿比西尼亞!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終會有一天在地球上的東方，雄壯地站起來，高舉著民族革命最后勝利的旗幟，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攜手，連那個帝國主義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內，統治著整個的地球，統治著光明燦爛的新世界!讓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聯合戰線面前發抖吧，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1936年夏，毛澤東在給國民黨84師師長高桂滋的信中說：“時至今日，全國即將陷于淪亡慘境，凡屬食毛踐土之倫，實舍救國無急務，舍抗日無工作。敝軍間關南北，克抵三秦，所務者救中國，所求者抗日本。任何個人、團體、黨派、軍隊，凡與此旨合者則聯合之，凡與此旨背者則攻擊之。其聯之者，為民族革命增義旗也。其攻之者，謂其是真正之漢奸賣國賊，為四萬萬同胞誅妖孽也。閣下率領之數千健兒，與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復與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榮歷史，國人同佩。與紅軍為敵，諒出于賣國賊首蔣介石之驅迫，轉旆擊賊，則前事消忘。從此抗日討賣國賊之革命聯合戰線上，有廣大民眾，有紅軍，復有閣下之義師，無疑將更有無數之義師續續涌出于炎黃華胃之域，出中國于危亡，實為此之是賴。……當此國亡無日關頭，鄙人等決不因小節而忘大難。區區救國之誠，諒蒙賢者深察。抑更有進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討賣國賊，非有廣大之聯合戰線不為功，此不但在國內者為然，即在國際者亦然。環西北數省而軍者非盡漢奸賣國賊，其中盡多愛國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國滅種之禍，陳之以聯合救國之謀，動之以漢奸賣國賊之蠢與危，必有能感發興起者，閣下曷盡力圖之乎?”1936年10月，毛澤東在《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中指出：“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改革現行政治制度，撤廢一切限制民主權利之法令，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懲辦漢奸與親日分子，釋放政治犯，釋放已被逮捕之共產黨員，并承認以后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1936年，毛澤東在給國民黨67軍軍長王以哲的信中說：“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面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面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制蔣、以政制黨、以團制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干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愿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至于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復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志節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于謠言，或為蔣氏左右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干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秋風多厲，為國珍攝。”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談話時指出：“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國心，為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地壓迫剝削。”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⒅，對于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和對日抗戰的每一個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挑撥內戰和分裂。當我們現在和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地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達到目的。今后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傳鼓動和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著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和堅決的斗爭。……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斗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并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指出：“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并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斗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韋爾斯采訪時指出：“據我們所知，反對國內團結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揮之下的漢奸分子，……對這部分人，我們的辦法是盡量揭破其陰謀，使其在民眾中間不能起欺騙作用，使全中國人民認識他們是全民族的公敵，以便群起而攻之。”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指出：“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實援助第二十九軍。并立即開放全國民眾的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陸?？哲姕蕚鋺獞?。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和一切日寇的偵探，鞏固后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衛戰爭。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華北!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這就是方針問題。……近月以來，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分子積極活動，企圖包圍平津當局，適應日本的要求，動搖堅決抗戰的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確定游擊戰爭擔負戰略任務的一個方面，使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配合起來。肅清軍隊中的漢奸分子。動員一定數量的后備軍，給以訓練，準備上前線。……改革政治機構。容納各黨各派和人民領袖共同管理國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和漢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于國防的利益。禁止漢奸的宣傳。……財政政策放在有錢出錢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的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為了抗日。”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寫了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提綱提出十大救國綱領，其中在全國人民的總動員中要求：“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在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方面，要“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還有單獨一條綱領為：“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提綱最后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自己一貫的方針下愿意和中國國民黨及全國其他黨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手攜手地團結起來，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戰勝萬惡的日寇，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堅決反對那種投降妥協的漢尋理論，同時也應該堅決反對那種以為無法戰勝日寇的民族失敗主義。”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James Bertram)在延安進行了一次談話，談話的議題是“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毛澤東在回題貝特蘭關于政治上的必需條件時指出：“第六、嚴厲地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區則援助敵人，在后方則肆行搗亂，并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為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在關于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在回答關于投降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布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在關于民主制度的問題時指出：“不是一個階級的國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級互相聯盟的國家和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1937年11月中上旬，上海、太原失陷。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指出中國片面抗戰可能的三個方向：“第二個方向，結束抗戰，代以投降。這是日漢奸和親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反對。第三個方向，抗戰和投降并存于中國。這將是日寇、漢奸和親日派無法達到第二個方向的目的，因而實行其破裂中國抗日陣線的陰謀詭計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動這一著，這個危險嚴重地存在著。”在分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時指出：“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害怕戰爭對于他們的財產的破壞，另一方面害怕民眾的起來，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漢奸，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僅僅個別有特殊情況的分子是堅決的。”
抗日戰爭初期，黨內外許多人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規戰爭上面，毛澤東于1938年5月寫下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游擊戰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其中多次涉及到漢奸問題。在關于建立根據地的條件時講：“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要從這種斗爭中去肅清公開的或隱藏的漢奸勢力，要做到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眾的力量。……這個政權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它應該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反動派作斗爭。……保護商業應表現于游擊隊的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有真憑實據的漢奸之外，決不準沒收一家商店。”在論述戰略防御問題時指出：“在反對敵人的工作中，地方戒嚴和可能程度的堅壁清野兩事是重要的，前者是為了鎮壓漢奸，并使敵人得不到消息;后者是為了協助作戰，并使敵人得不到糧食。”在論述游擊戰爭的戰略進攻時指出：“敵人及其走狗漢奸的內部，則一方面發展著恐慌情緒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著對于游擊隊和根據地的仇恨，加緊地準備著對付游擊戰爭。”1938年5月至6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著名的演講《論持久戰》，指出“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在預測戰略相持階段的情勢時，毛澤東認為“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占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1938年10月14日，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明確了中共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報告中要求反對民族中的奸細分子：“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奸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親日派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奸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于民族奸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奸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只顧一方面，忘記另一方面，是完全錯誤的。……對于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托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的黨里來。對于這些分子的警惕和嚴防，一刻也不應該放松。不可因為奸細而把自己的黨關起門來，大膽地發展黨是我們已確定了的方針。但是在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于奸細分子和投機分子乘機侵入的警戒。
1939年5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運動》中指出：“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青年群眾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大會上作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精彩演講，關于革命的對象問題，他指出：“現在的革命對象是什么?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打倒漢奸。”在談到革命的責任時指出：“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在湖南平江制造了“平江慘案”，屠殺了6名革命戰士，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慘案烈士的集會上，毛澤東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他悲憤地說：“現在應該殺死什么人?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是，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了兩年仗，還沒有分勝負。漢奸還是很活躍，殺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戰士，卻被殺死了。”“照理說，什么人要殺抗日戰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殺他們，第二是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要殺他們。但是現在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漢奸占領的地方，而是在平江這個地方，在抗戰的后方，被殺死的是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志涂正坤、羅梓銘等。很明顯，是那班中國反動派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來殺人的。……他們干什么呢?就是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應該罰什么人呢?應該罰破壞抗日、團結、進步的漢奸和反動派。……同志們還要懂得，近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搗亂更加厲害了，國際帝國主義幫助日本也更加積極了，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他們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后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什么是異黨?日本帝國主義是異黨，汪精衛是異黨，漢奸是異黨。”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簽訂。毛澤東就此于1939年9月1日對新華日報記者作了“關于國際新形勢”的談話，在談到中國的前途時指出：“第一，堅持抗戰的立場，反對任何的妥協運動。不論是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打擊。”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接受了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的采訪，在回答記者關于國民黨的“限制異黨”問題時，指出：“什么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為它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這樣的黨，就應該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1939年12月冬，毛澤東與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了一本課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其中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后，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在抗日戰爭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叛變，已經變成漢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經不得不把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資產階級分子當作革命的對象之一。……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不是革命的動力。在抗日戰爭中，一部分大地主跟著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了日寇，變成漢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著另一部分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還留在抗戰營壘內，亦已非常動搖。但是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還有抗日的積極性，還需要團結他們一道抗日。……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并不廢除富農經濟。……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國主義和漢奸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而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分。”
1940年1月，《中國文化》在延安創刊，發表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文章論述了中國向何處去、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及經濟文化等問題。就關于國體問題，他指出：“‘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于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在駁左傾空談主義一節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武漢后，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于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作實業’。……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在解讀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時指出：“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嫌疑么?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嗎?……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日支新關系調整綱要》，毛澤東于1940年1月28日向黨內發出指示《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指出：“我們的方針，就在于在全國范圍內一切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極力擴大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宣傳。……我們應該在反汪運動中強調如下各項：(一)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漢奸汪精衛，打倒汪精衛的偽中央;(三)擁護國共合作，打倒汪精衛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衛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打倒暗藏的汪派漢奸;……(八)保證人民有抗日反漢奸的言論集會自由權;(九)鞏固抗日根據地，反對汪派漢奸的陰謀破壞;……(十一)發展抗戰文化，保護進步青年，取締漢奸言論。以上這些口號，應公開發布之。……延安定二月一日召開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民眾大會。各地應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聯合各界和國民黨抗日派，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1940年2月1日，延安民眾舉行了討汪大會，毛澤東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演講，一開始就指出：“我們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這里開會，為了什么呢?為了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又是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在聲討那些制造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時指出：“不管他們心里怎么想，他們是在實際上幫助了日本和汪精衛，或者有些人本來就是暗藏的漢奸。對于這些人，如果不加懲罰，我們就是犯錯誤，就是縱容漢奸國賊，就是不忠實于民族抗戰，就是不忠實于祖國，就是縱容壞蛋來破裂統一戰線，就是違背了黨的政策。”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了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其一曰：“全國討汪。查汪逆收集黨徒，附敵叛國，訂立賣國密約，為虎作倀，固國人皆曰可殺。然此乃公開之汪精衛，尚未語于暗藏之汪精衛也。若夫暗藏之汪精衛，則招搖過市，竊據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會。貪官污吏，實為其黨徒;磨擦專家，皆屬其部下。若無全國討汪運動，從都市以至鄉村，從上級以至下級，動員黨、政、軍、民、報、學各界，悉起討汪，則汪黨不絕，汪禍長留，外引敵人，內施破壞，其為害有不堪設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喚起全國人民討汪。有不行者，罪其官吏。務絕汪黨，投畀豺虎。此應請采納實行者一。”在要求政府取締窮兇極惡的特務機關時指出：“為保存政府威信起見，亟宜實行取締，加以改組，確實特務機關之任務為專對敵人及漢奸，以回人心而培國本。”1940年2月7日，毛澤東為延安《新中華報》改版一周年寫的紀念文章《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中指出：“為了抗戰就要反對投降，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反對汪精衛的偽政府，反對一切暗藏在抗日陣線中的漢奸和投降派。”1940年2月20日，憲政促進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其中說：“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對于憲政的概念，毛澤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對于政權的性質，毛澤東指出：“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護抗日的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的生活和鎮壓漢奸、反動派為基本出發點。”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只有一步一步地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的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但是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斗爭過程，不但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作殘酷的斗爭，而且須同頑固派作殘酷的斗爭。”在關于建立政權問題中指出：“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只有漢奸和反共分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該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真正的漢奸和反動派，保護抗日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生活，為基本出發點。”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央寫了對黨內的指示《論政策》，指出：“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積極反汪的漢奸等)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這種兩面派分子，和漢奸親日派加以區別。”在漢奸親日派中間，“對其親日的方面，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這種兩面分子，和堅決的漢奸如汪精衛、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區別。”關于鋤奸政策：“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但是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分子。對于反動派中的動搖分子和脅從分子，應有寬大的處理。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準的人以外，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其他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這對于孤立反動營壘，是非常有效的。對于叛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條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不要將國民黨一般情報人員和日探漢奸混為一談，應將二者分清性質，分別處理。要消滅任何機關團體都能捉人的混亂現象;規定除軍隊在戰斗的時間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機關和治安機關才有逮捕犯人的權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寫了對黨內的指示《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指出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派的階級，“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斗。共產黨的這種主張，是始終一致的。……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什么都好，別人是什么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談到了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指出“象魯訊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么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1943年7月12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中指出：“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開交的，單單就在于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漢奸黨和日本黨，這是什么緣故呢?當你們指使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這個主義，也只有在同一時期，經過孫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為載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三民主義，即革命的三民主義，才被一切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所痛恨，所不敢愛好，所極力圖謀打倒。除此而外，這個黨，這個主義，在排除了共產黨、排除了孫中山革命精神的條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的愛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漢奸汪精衛也愛好起來，如獲至寶地加以養育，加以扶植。……老實說吧，我們很疑心你們同那些日本黨、漢奸黨互相勾結，所以如此和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所以說出的一些話，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敵人漢奸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敵人漢奸要解散新四軍，你們就解散新四軍;敵人漢奸要解散共產黨，你們也要解散共產黨;敵人漢奸要取消邊區，你們也要取消邊區;敵人漢奸不希望你們保衛河防，你們就丟棄河防;敵人漢奸攻打邊區(六年以來，綏德、米脂、佳縣、吳堡、清澗一線對岸的敵軍，炮擊八路軍所守河防陣地沒有斷過)，你們也想攻打邊區;敵人漢奸反共，你們也反共;敵人漢奸痛罵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你們也痛罵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⑷;敵人漢奸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你們也是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敵人漢奸派遣反革命特務分子偷偷摸摸地鉆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你們也派遣反革命特務分子偷偷摸摸地鉆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何其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至于此極呢?你們的這樣許多言論行動，既然和敵人漢奸的所有這些言論行動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怎么能夠不使人們疑心你們和敵人漢奸互相勾結，或訂立了某種默契呢?……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并懲辦漢奸張滌非。我們向一切不愿撤離河防進攻邊區和不愿要求解散共產黨的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呼吁：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我們愿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學習與時局》的演講，其中指出：“自武漢失守以來的五年半中，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擔負了抗擊日偽主力的重擔，這在今后雖然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后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到了那時，我黨抗擊敵偽的任務又將加重了。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斗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斗，得到了增強戰斗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后中國的命運。”1944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中指出：“對于國民黨的寡頭專政，抗戰不力，腐敗無能，對于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敵寇漢奸從來沒有批評過，倒是十分歡迎的。引起人們一致不滿的蔣介石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日本帝國主義作過多次衷心的稱贊。關于改組國民政府及其統帥部一事，也沒有聽見什么敵寇漢奸說過半句話，因為保存現在這樣天天壓迫人民和天天打敗仗的政府和統帥部，正是敵寇漢奸的希望。蔣介石及其一群歷來是日本帝國主義誘降的對象，難道不是事實嗎?日本帝國主義原來提出的‘反共’‘滅黨’兩個口號，早已放棄了‘滅黨’，剩下一個‘反共’，難道不是事實嗎?日本帝國主義者至今還沒有向國民黨政府宣戰，他們說，日本和國民黨政府之間還沒有戰爭狀態存在呢!國民黨的要人們在上海南京寧波一帶的財產，至今被敵寇漢奸保存得好好的。敵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蔣介石的祖墳。蔣介石的親信們暗地里派遣使者，幾乎經常不斷地在上海等處和日寇保持聯系，進行秘密談判。特別是在日寇進攻緊急的時候，這種聯系和談判就來得越多。所有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指出：“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掉，并且在消滅他們之后，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眾運動的要求，就是為著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后，對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土地應當沒收，并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及其他人員提出警告：他們必須趕快認識自己的罪惡行為，及時回頭，幫助同胞反對敵人，借以贖回自己的罪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他們的。……共產黨人應當向一切有群眾的偽組織進行爭取說服工作，使被欺騙的群眾站到反對民族敵人的戰線上來。同時，對于那些罪大惡極不愿改悔的漢奸分子進行調查工作，以便在國土收復之后，依法懲治他們。……對于國民黨內組織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的背叛民族的反動分子，必須向他們提出警告，叫他們早日悔罪。否則，在國土收復之后，必然要將他們和漢奸一體治罪，決不寬饒。”1945年8月，毛澤東在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寫的給蔣介石的兩個電報中指出：“我們從重慶廣播電臺收到中央社兩個消息，一個是你給我們的命令，一個是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在你給我們的命令上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并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國的漢奸們。……請你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罷免貪官污吏和一切反動分子，懲辦漢奸，廢止特務機關，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民主黨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認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承認中國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解放區的軍隊，釋放政治犯，實行經濟改革和其他各項民主改革。……我現在繼續命令我所統帥的軍隊，配合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堅決向敵人進攻，直至敵人在實際上停止敵對行為、繳出武器，一切祖國的國土完全收復之時為止。我向你聲明：我是一個愛國軍人，我不能不這樣做。”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演講，其中指出：“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由于我們的堅決抵抗，大后方的二萬萬人民才沒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殘，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沒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領。……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去打，敵偽就不繳槍。”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中指出：“在中國，有這樣一個人，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領一群人，從黑龍江一直退到貴州省。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果然，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敵人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只要提到這些，中國人民就知道是蔣介石。……必須永遠記得：蔣介石所進行的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內戰，并不是因為大城市在共產黨手中而不在蔣介石手中，恰恰相反，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大城市都不在共產黨手中，而是在蔣介石或蔣介石所讓與的日本和漢奸手中，正是這樣，內戰就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十年，并局部地繼續到現在。……中國共產黨正是堅持這個主張，這就是‘聯合政府’的主張。實現這個主張，就可制止內戰。一個條件：要力量。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內戰就可以制止。”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東北局起草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指示中指出：“如果我們緊緊依靠群眾，我們就將戰勝一切困難，一步一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群眾工作的內容，是發動人民進行清算漢奸的斗爭，是減租和增加工資運動，是生產運動。應當在這些斗爭中，組織各種群眾團體，建立黨的核心，建立群眾的武裝和人民的政權，把群眾斗爭從經濟斗爭迅速提高到政治斗爭，參加根據地的建設。”
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中指出：“在進行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對待漢奸、豪紳、惡霸要放嚴些，對待富農、中小地主要放寬些。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改取緩和態度。對一切生活困難的地主給以幫助，對逃亡地主招引其回來，給以生活出路，借以減少敵對分子，使解放區得到鞏固。”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區在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條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變。在政權機關和社會事業中，除共產黨人外，必須繼續吸收廣大的黨外進步分子、中間分子(開明紳士等)參加工作。解放區內，除漢奸分子和反對人民利益而為人民所痛恨的反動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階級、男女、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后，解放區人民的私有財產權仍將受到保障。”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指出：“蔣介石為著維持獨裁，進行內戰，不惜出賣國家權利于外國帝國主義，勾結美國軍隊留駐青島等地，從美國招致顧問人員，參加內戰的指揮和軍隊的訓練，殘殺自己的同胞。內戰的飛機、坦克、槍炮、彈藥，大批從美國運來。內戰的經費，大批從美國借來。蔣介石則以出賣軍事基地、出賣空海航權、簽訂奴役性商約⑺等項比袁世凱賣國行為還要嚴重多倍的條件，作為酬謝美國帝國主義的禮物?？偠灾Y介石二十年的統治，就是賣國獨裁反人民的統治。到了今天，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都認識了蔣介石的滔天罪惡，盼望本軍從速反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要求美國政府撤退其威脅中國獨立的駐華軍隊，反對任何外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和使日本侵略勢力復興。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1948年5月24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電報《新解放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中指出：“新解放區必須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在解放后的相當時期內，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口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把主要的打擊對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國民黨方面堅決反對我黨我軍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時期只逮捕漢奸分子和沒收他們的財產一樣，而不是立即實行分浮財、分土地的社會改革政策。”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指出：“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于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斗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只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時局的聲明》中指出：“在這兩年半的戰爭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違背民意，召集了偽國民大會，頒布了偽憲法，選舉了偽總統，頒布了所謂‘動員戡亂’的偽令，出賣了大批的國家權利給美國政府，從美國政府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債，勾引了美國政府的海軍和空軍占據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美國政府訂立了大批的賣國條約，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參加中國的內戰，從美國政府獲得了大批的飛機、坦克、重炮、輕炮、機關槍、步槍、炮彈、子彈和其他軍用物資，以為屠殺中國人民的武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上述各項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指揮它的數百萬軍隊，向著中國人民解放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殘酷的進攻。……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同志注意：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并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們絲毫也不應當松懈你們的戰斗努力。對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之。”1949年2月5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發言人關于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中指出：“中國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場大決斗剛剛完畢，一個對外戰爭剛剛完畢，你們就發動這次對內戰爭。你們打敗了，要求談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戰犯岡村寧次無罪。我們剛剛向你們提出抗議，要求你們重新監禁岡村寧次并準備交給人民解放軍，你們又慌忙將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戰犯一齊送往日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的先生們，你們這件事做得太無道理了，太違反人民意志了。我們現在特地在你們的頭銜上加上賣國二字，你們應當承認了。你們的政府很久以來就是賣國政府，僅僅為了節省文字起見，有時我們省寫了這兩個字，現在不能省了。你們除去歷次的賣國罪以外，現在又犯了一次賣國罪，而且這一次犯得很嚴重，和平談判會議上必得談這個問題。無論你們叫節外生枝也好，不叫節外生枝也好，這件事必得談，因為這件事是發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沒有包括在我們原來所提的八個條件以內，因此我們認為必須在第一個條件中增加懲辦日本戰犯一個項目。這樣，這一條就有兩個項目，即是：(甲)懲辦日本戰爭罪犯;(乙)懲辦國內戰爭罪犯。”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1949年4月4日，毛澤東在《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中指出：“兩條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面前：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于盡;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在南京的李宗仁何應欽政府中，存在著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堅持地走第一條路。無論他們在口頭上怎樣說得好聽，在行動上他們是繼續備戰，繼續賣國，繼續壓迫和屠殺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們是蔣介石的死黨。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條路，但是他們還不能作出有決定性的行動。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動向不明的人們。他們既不想得罪蔣介石和美國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陣營的諒解和容納。但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漢奸并不鮮見，尤其是近代以來，國門被列強用槍炮打開，爭先恐后地瓜分中國利益成為列強們百年來的頭等大事，他們或強取豪奪，用戰爭方式搶奪財富;或以所謂親善方式，在中國大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用和平方式獲取資源，這就為漢奸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甚至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漢奸文化。漢奸的泛濫，一方面導致中國利益源源不斷地外流，一方面又引狼入室，導致國土淪喪，主權盡失。所以毛澤東才會憤怒地說：“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毛澤東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對漢奸這一丑惡的群體懷有一種天然的厭惡和痛恨，他對漢奸的聲討不絕于耳，他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對漢奸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打擊。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主權實行完全的獨立自主，經濟體制實行了公有制經濟，國體實行了人民民主專政，文化實行了為工農兵服務的大眾文化，從根本上清除了漢奸產生的溫床，漢奸這一中華民族的毒瘤在中華大地上銷聲匿跡。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對漢奸實施徹底手術的第一人，因此他也成了漢奸的死對頭。后毛澤東時代，隨著否定毛澤東的逆流愈演愈烈，曾在毛澤東時代一度消失的許多丑惡現象又死灰復燃，漢奸也粉墨登場，漢奸文化大行其道，在許多媒體，尤其是新媒體上，人們經常會看到對毛澤東進行瘋狂詆毀的現象，其中的參與者之一便是新興的漢奸群體。因為他們最害怕毛澤東，毛澤東對漢奸的那一個個厲聲的斥責，象霹靂一樣在他們的身后炸響，他們這么賣力的詆毀甚至是毫無理性的謾罵，只是為了掩飾他們內心的不安和恐懼。
漢奸并未遠去，重溫歷史上漢奸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創傷，重溫毛澤東對漢奸的窮追猛打，絕不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情，而是恰恰相反。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