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國防尖端科技戰略的成功決策與“兩彈一星”的歷史經驗

　　在新中國60多年發展歷程中，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極不平常的時期。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打破大國的核訛詐、核壟斷，毛澤東果斷決定研制“兩彈一星”，重點突破國防尖端科學技術。“兩彈一星”的研制過程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積累了豐富歷史經驗，也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毛澤東的成功決策與“兩彈一星”的輝煌成就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爆炸，近20萬日本居民以血肉之軀驗證了原子彈的巨大殺傷威力。當整個世界在原子彈的沖擊波作用下瑟瑟發抖時，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了斬釘截鐵的演說：“美國和蔣介石的宣傳機關，想拿兩顆原子彈把紅軍的政治影響掃掉。但是掃不掉，沒有那樣容易。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斗爭，原子彈是空的。”一年后，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進一步提出了“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的重要論斷。

　　毛澤東將原子彈斥為紙老虎，旨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堅定人民在極端惡劣戰爭環境下的革命信念，不要被一兩件新武器嚇倒。同時，毛澤東也強調在戰術上重視敵人，重視現代軍事手段的威懾作用。中國反對核戰爭，但中國必須擁有核武器，只有有了足以抵御外敵侵略的核武器，才能最終消滅核戰爭。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叫囂：“如果不能安排停戰，美國將不再承擔不使用核武器的責任。”同時，美國還同蔣介石簽訂《共同防務條約》，提出假如臺灣海峽安全受到威脅，他們有權使用原子彈。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打破大國的核訛詐、核壟斷，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和平，毛澤東審時度勢，果斷決定研制“兩彈一星”，重點突破國防尖端技術，作出了對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

　　國外學者對新中國在經濟和科技落后條件下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看法不盡一致，較客觀的觀點認為，這項決策主要基于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國必須永遠擺脫幾代人以來受強國欺侮的命運，這一直是毛在革命中的一個堅定信念。”因此，在反對美國核訛詐政策的世界和平人士中，有人希望中國掌握核武器。早在1951年10月，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委托中國放射化學家楊承宗回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你們必須擁有原子彈。”并將親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鐳鹽的標準源送給楊承宗，作為對中國核科學研究的支持。

　　鈾資源是制造原子彈的必需條件。1954年，地質部在綜合找礦中第一次在廣西發現了鈾礦資源。毛澤東滿懷信心地說：“我們有豐富的礦物資源，我們國家也要發展原子能。”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劉杰、錢三強關于鈾礦資源和核科學技術的情況匯報，研究我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問題，作出中國也要搞原子彈的決策。毛澤東指出：“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這次會議做出了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這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進入“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新時期”。6月，成立了由陳云、聶榮臻、薄一波組成的中央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工作。

　　1956年，中央在制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遠景規劃中，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為第一項重點任務。為了在短期內改變我國科技狀況，盡快接近國際水平，在具有關鍵作用的新學科領域制定了“1956年四項緊急措施”，同時部署了兩個更大的項目：原子能和導彈。4月，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聽取錢學森關于發展導彈技術的規劃設想。會后，成立了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航空工業委員會，負責導彈事業的發展。5月，周恩來再次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討論聶榮臻提出的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中央又果斷做出發展導彈技術的決策。10月成立了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具體負責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1958年，我國科學家提出研制人造地球衛星的建議。這年5月17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中央決定以中國科學院為主組建專門的研究、設計機構，撥出專款，研制人造地球衛星，代號為“581”任務。

　　毛澤東確定我國的國防尖端科技發展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強調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科學研究和實踐，培養人才，掌握技術。在中央的部署下，中國科學院、二機部、國防部五院(后組建為第七機械工業部)集中各所屬單位一大批資深專家和科技人員展開各項基礎研究工作，他們中既有許多才華橫溢、功成名就、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義無返顧回到祖國的著名科學家，也有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年輕大學生。

　　我國研制原子彈和導彈，一開始曾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從1955年到1958年，中蘇兩國政府先后簽訂六個有關協定，由蘇聯對中國提供技術方面的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蘇雙方簽訂新技術協定，規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蘇聯向中國提供導彈方面的技術援助。這些援助，對中國原子彈、導彈研制的起步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從一開始，蘇聯的援助就是有條件和有限度的，最主要的是蘇方盡量不提供軍事應用方面的援助。毛澤東在二機部的報告上批示：“尊重蘇聯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即奴才)是誰也看不起的。”隨著中蘇關系的緊張和惡化，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后，對中國研制原子彈、導彈的援助也全面停止。從這時起，我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原子彈、導彈研制進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階段。

　　蘇聯撕毀合同時，我國的國民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國防尖端科技項目是“上馬”還是“下馬”，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明確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不能放松或下馬。陳毅風趣地說：“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還不太硬，你們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聶榮臻堅持認為，為了擺脫我國一個世紀以來經常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我們必須搞出原子彈、以原子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國遭受敵人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手段，同時還可以帶動我國許多現代化科學技術向前發展。

　　1961年，黨中央《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加強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中央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縮短戰線，集中力量，加強各有關方面對原子能工業建設的支援。”1962年11月3日，針對二機部提出的爭取在一九六四年，最遲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規劃的報告(即“兩年規劃”)，毛澤東指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包括聶榮臻、羅瑞卿在內的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任務是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原子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1965年“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并將導彈和人造衛星統一納入“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領導范圍之內。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集中攻關。二十六個部委、二十多個省區市、一千多家單位的科技人員大力協同，表現出社會主義政治優勢在攻克尖端科技難關方面的偉大力量。

　　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東方巨響”震驚了世界。這一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國科學技術當時所能達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隨即，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的，完全是為了防御，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核威脅。中國政府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0年以后，我國科學家對氫彈理論的研究逐步取得進展。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和長遠規劃設想時明確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加快。1965年，中國科學家突破了氫彈研制中的關鍵，探索出一種新的制造氫彈的理論方案。1966年12月，中國成功進行了氫彈原理試驗。1967年，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實驗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中央強調，兩彈為主，導彈第一，要實現原子彈與導彈結合。在導彈和噴氣技術領域，中國科學家經過仿制、改進到自行研制三個階段的飛躍。1960年，我國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我國自行設計和研制的中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6年，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同年，中央專門委員會原則批準中國科學院《關于發展我國人造衛星工作規劃方案建議》，該報告計劃在1970—1971年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進入工程研制階段，代號為“651”任務。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我國的“兩彈一星”構成了民族自衛整體力量的重要盾牌，在維護世界和平和防止核戰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二、“兩彈一星”與中國大科學體制的優勢和特點

　　“兩彈一星”國防尖端科技發展戰略的體制基礎是有中國特色的大科學體制。中國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僅用了2年零8個月（如果以1967年12月中國第一次氫彈原理實驗成功為限，應為2年零2個月），而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實現國防尖端科技的重大突破，與中國特色的大科學體制密切相關。

　　大科學的先導為“規劃科學”，其基本含義是指由國家資助的規模巨大的科研項目。從一定意義上說，大科學與社會主義制度有某種必然聯系，蘇聯就是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大科學結合得成功榜樣。正因為此，蘇聯在20年代首創的“規劃科學”思想，曾被西方稱為“布爾什維克瘟疫”。新中國成立后，國防尖端科技發展很自然地走向了大科學體制，并在實踐中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第一，黨中央的科學決策、集中統一領導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集中統一規劃是大科學體制發展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曾多次親自主持會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的專門委員會，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針、原則和政策措施。實踐證明，“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重大經濟、科技建設項目，必須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做出決策，一旦目標確定，就堅決很抓到底。參與“兩彈一星”研制的科學家們高度評價說：“兩彈一星”的決策離不開黨中央的深謀遠慮和堅強領導，如果沒有中央決策，沒有黨的領導干不成。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集中統一規劃是國防尖端科技戰略決策實施的制度保證。特別是在中蘇關系破裂、國民經濟陷入困難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一些西方學者客觀地認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優劣并不是絕對的，前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的成功說明：“政府在組織和引導研究開發方面并不是無能為力的。”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某些成功的研究計劃也是由政府組織實施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的發展同樣也離不開科學技術，還需要我們發揮大科學體制的優勢，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加強國家對科技發展的宏觀管理。在這個問題上，任何短視和功利主義的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

　　在大科學規劃的實施中，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科研、生產、使用相結合，統籌規劃，對于加強科學管理，克服分散、重復現象，提高科技投資的綜合效益，集中力量辦大事，加速國防科技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大科學的經驗在大工程、大經濟建設方面都可以用。”當然，中國大科學體制是在共和國前30年中形成的，在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通過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正確處理“大科學”與“小科學”的關系已成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二，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走群眾路線的原則是大科學體制發展的指導原則和社會基礎。

　　毛澤東確定我國的國防尖端科技發展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外援為輔”的方針。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由于蘇聯正與美、英進行“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赫魯曉夫即將與艾森豪威爾進行會談，因此暫緩向中國的核計劃提供任何后續援助。7月16日，蘇聯政府又通知中國政府，蘇聯將撤走全部在華專家。他們譏諷說：離開外界的援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著這堆廢鋼爛鐵吧!毛澤東強調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1963年8月，中國科學家給即將誕生的原子彈取名為“596”，以讓后人永遠記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的歷史性開端。

　　從理論上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與群眾路線互相配合、互相襯托，其核心在于相信人民群眾的才智和力量可以完成任何艱巨而偉大的事業。毛澤東將群眾路線應用于中國的科學實踐活動，把群眾作為重要的科技人力資源，開發其中的創新潛能，為中國科技活動中的許多低技術和非技術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這無疑是人類科技發展史上一個大膽的創舉。人民群眾的主動精神和自信心通過黨的群眾路線的導引，構成了大科學運行所必須的動力和資源，這是中國大科學發展的獨特經驗。

　　因此，中國的原子能事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蘇聯和西方以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分工為模式的科研體制，而是采取了核能技術決策、科技專家與全民動員同時進行的方式；通過對民眾普及原子能知識、出版有關原子能方面的通俗讀物以及宣傳講話等措施，發動全國人民共同推進原子能事業，并且提出了“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的口號。通過“全民辦鈾礦”，獲得150余噸土法煉制的重鈾酸銨，為中國初期的核燃料生產提供了原料。外國學者評價說：“由于鈾的及時獲得，使中國在原子彈的競賽中縮短了一年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實在是一顆‘人民炸彈’”。

　　三、“兩彈一星”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國防尖端科技的輝煌成就，不僅是我國國防現代化的標志性成就，也創造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寶貴財富。江澤民概括出“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他說：“‘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活生生的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

　　首先，愛國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積弱”的歷史中不斷被強化起來的民族情感。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威脅和訛詐，使愛國主義以極大的滲透力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在“兩彈一星”的研制過程中，黨與知識分子在愛國主義基礎上形成的良性互動關系有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深刻印記，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和時代特征。“兩彈一星”的決策和科研模式，構成了黨與知識分子良性互動關系的重要線索，這還需要下功夫認真總結和研究。實際上，從“596”到“863”以及“國家創新體系”，黨與知識分子保持著“兩彈一星”以來形成的思想上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來自于愛國主義的政治基礎，在本質上是不可動搖的。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黨中央決策者、科技專家與人民群眾團結一致，形成了萬眾一心地投入到使中華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中去的合力。

　　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兩彈一星”事業匯集了我國一大批杰出科學家、科研人員、工程技術與管理人員，他們在戈壁荒灘、崇山峻嶺建立基地，艱苦創業。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們隱姓埋名，默默無聞地為祖國的國防尖端科技事業作貢獻，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科學家和一般民眾很自覺地把參與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視為使中國強大、不再受屈辱的神圣使命。這種使命感成為一種深遠的原動力，使他們很自然地消解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個人的服從性成為很普遍的政治和道德準則。“他們那種‘起來，不愿受核訛詐，不愿做核奴隸’的心情，那種‘奉命于危難之間’的責任感和光榮感”是真實的歷史反映。“兩彈一星”元勛陳能寬說：“我們所以認為中央的決策正確，是因為大家都了解當時的國際形勢，也知道我國的經濟很困難，科技水平很低。我們這一輩人，過去讓日本人、西方人瞧不起，覺得中國人也是人，也有那么光榮的歷史，為什么就不行呢?所以這樣是想出一口氣。我們民族這個特點使我們想干這個事。”

　　其次，在愛國主義基礎上形成的集體主義，構成了“兩彈一星”精神的堅實思想基礎。彭桓武在談及科學家在中國“兩彈一星”工作中的作用時說：“集體，集體，集集體”，“我們合寫一篇大文章”，反映了參加研制“兩彈一星”的科學技術人員崇高的精神面貌。早期參加研制尖端武器的人員，大多是從全國抽調來的科學技術尖子。他們不是諺語說的“荷葉包釘子”那樣，釘子捅破了荷葉掉在地上七零八落，而是有很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事實證明，“為了很快地搞好尖端國防與大型經濟建設，必須提倡集體主義精神。”因此，在社會價值觀和政治信仰上高度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集體主義精神，構成了中國大科學運行機制的重要動力資源和道德基礎。

　　再次，堅持創新和鼓勵探索的科學精神構成了“兩彈一星”精神的靈魂，其中重要的是管理體制和科技創新。

　　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技術民主是管理體制上的創新，這是“兩彈一星”科技管理的重要經驗。在這一過程中，廣泛運用了系統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陣式管理等現代管理理論與方法。在設計、實驗和工程部門之間緊密配合、創新攻關，從而提高了整體效益，走出了一條投入少、效益高的發展尖端科技的路子。中國科學家還提出了“理論聯系實驗”和“冷試驗”的科研理論和方法，其中“冷試驗”的研究方法開辟了“虛擬試驗”的道路。

　　實踐證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是我國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尖端技術不可能從國外直接拿來，即使有的一時可以從外國引進，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學習、消化和新的創造最終還是會受制于人。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術，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才能將祖國發展與安全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科研人員攻破了幾千個重大技術難關，制造了幾十萬臺件設備、儀器、儀表。他們的自主創新精神，不僅使研制工作在短時期內連續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有力地保證了我國獨立自主地掌握了國防尖端科學技術。“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黨的十八大提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新的機遇，新的挑戰，又一次把中華民族推到了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關頭。認真總結毛澤東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成功決策和“兩彈一星”的歷史經驗，繼續發揚“兩彈一星”的偉大精神，必將成為中國人民在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上奮勇開拓的巨大推動力量。

　　原載《觀察與思考》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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