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第六十五個國慶日。然而在這一天，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又出現在了天安門廣場中央，與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的畫像，遙遙相望。此舉不僅再一次令那些崇拜孫中山的公知們歡呼雀躍起來，而且也更加深了他們把孫中山看成是現代中國國父的無知心理。
孫中山和毛澤東，是對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進程產都生過決定性影響的兩個人。出生于公元一八六六年的孫中山，比毛澤東年長二十七歲。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歲的孫中山在美國的檀香山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而二十七年后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歲的毛澤東在我國的上海參與了我國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逝的時候，他所領導的國民黨，還是一個只占據兩廣一帶的地方勢力。而當一九二八年國民黨所建立的民國政府成為全國性的政權之后，為了通過樹立孫中山以提升自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于是不僅大肆神話孫中山，而且還更是尊奉孫中山為國父并尊奉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為國母。
一九二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之后不久，毛澤東不僅就象把自己的妻子和弟弟妹妹都領上了革命道路那樣為中國共產黨發展了大批的黨員，而且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等人先后舉起屠刀大肆殘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之后，更是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聯手反動統治的道路。從此，毛澤東創建了第一支人民軍隊，創建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開辟了農場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創立了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毛澤東思想，直至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國民黨反動派，從而創建了獨立的、擁有完整國家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孫中山病逝的時候，他所締造的國民黨還沒有建立起全國性的政權。所以國民黨人在建立起全國性的政權之后尊奉孫中山為國父的做法，盡管充分體現了他們不忘開拓者創業之艱辛，但終究太過牽強。尤其是自一九四九年被趕到臺灣等幾個海島上之后，國民黨政權就降為了一個地方性政權。由于國民黨政權既再也代表不了中國，也更再難以成其為國，所以孫中山的國父的稱號，自然也就難以為繼了。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然是對歷史上中國的繼承，但更是對歷史上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對歷史上的中國的性質和國運的改變。因此毛澤東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才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是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特別是由于抗美援朝戰爭所取得的勝利使國家政權得以鞏固之后，盡管毛澤東足以堪稱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父，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澤東始終牢牢地堅守著國家的人民性質和人民史觀，故而才沒有像國民黨那樣牽強附會地搞出一個什么國父來。
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國家性質的悄然改變和意識形態的混亂以及英雄史觀的興起，因此這才出現了中國現代的國父之爭。
毛澤東固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的締造者，但終究不是唯一的締造者。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賀龍等人，都可以堪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之爭如果是在他們這些人中出現，那還是不足為怪的。然而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當今這個仍然還是毛澤東親手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里，一大批不僅備受美國人的青睞，而且還更是被美國人封為了是公共知識分子稱號的從事人文科學的人，卻把孫中山認作了是國父。因此當著名學者劉小楓剛剛提出了“我們憲政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實際上毛澤東是中國學界和中國歷史上的大問題，問題就在于，誰是中國現代的國父呢?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中考慮，蔣介石已經被開出去了，那我們說是孫中山接著毛澤東，孫中山比起毛澤東差十萬八千里”這樣一個觀點之后，馬上就遭到了許多公共知識分子的圍攻。如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對劉小楓的觀點就提出了這樣的質疑：“他說孫中山不如毛澤東，可以說，但前提是得拿出證據來，不能光喊口號。”
能夠證明一個曾經擔任過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能力的證據，那就是這個國家在他的領導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狀態。新舊中國反差極為強烈的事實，足以充分證明了孫中山與毛澤東相比，即使差不了十萬八千里，那也絕不會少于十萬七千里。而至于能夠證明“孫中山比起毛澤東差十萬八千里”的證據，相信只要是稍具中國近現代歷史常識的人，就能夠信手拈來。
孫中山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的建黨總理，是國民黨軍的締造者，而且還更是做過幾個月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和廣州政府時期的非常大總統等。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又執掌新中國最高權柄二十七年。而當他們分別撒手人寰的時候，又都各自留下了一個怎么樣的中國呢?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逝于北京。孫中山病逝時留下的：
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
是一個有國無防的中國;
是一個人見人欺對中國;
是一個擁有治外法權的外國租界遍布的中國;
是一個面對外來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的中國;
是一個侵略者可以肆意踐踏的中國;
是一個由于文盲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國民由于普遍缺少現代國家和民族意識而一盤散沙的中國;
是一個漢奸遍地，以爭當洋奴、買辦為榮的中國;
是一個外國人可以橫行霸道的中國;
是一個民族矛盾四伏，邊疆危機深重的中國;
是一個軍閥混戰不斷而四分五裂的中國;
是一個匪患極其猖獗，階級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國;
是一個鋼鐵生產最高年份才只有九十二點三萬噸的中國;
是一個幾乎沒有現代機械制造業的中國;
是一個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科研體系的中國;
是一個國民普遍吃不飽、穿不暖而民不聊生的中國;
是一個普遍缺少現代教育和醫療的中國;
是一個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的中國。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也病逝于北京。而毛澤東留下的，卻是：
一個用幾年時間就結束了百年戰亂的中國;
一個消除了軍閥割據實現了大陸真正統一的中國;
一個沒有民族沖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國;
一個不再挨打的中國;
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外國駐軍的中國;
一個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國;
一個讓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
一個讓美國總統主動要求訪問的中國;
一個使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的"東亞病夫"，恢復健康到人均壽命六十五歲以上的中國;
一個把“一盤散沙”改變成了東方巨龍的中國;
一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中國;
一個實現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的沒有下崗、失業的中國;
一個在發達國家的長期經濟封鎖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而且比世界所有國情相似，經濟起點相近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國民得到實惠最多的中國;
一個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六以上，只有輕微腐敗的中國;
一個被國際經濟學家計算基尼系數在零點三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國;
一個不許一夫多妻、包辦婚姻的中國;
一個消除了惡霸、地主、買辦、資本家的中國;
一個沒有再發生大規模蝗蟲害的中國;
一個使三年二決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黃河從來沒有再決口的中國;
一個從小學到大學都實行免費教育，沒有因缺錢上不起學、大量拖欠教師工資的中國;
一個歷朝歷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幾年就徹底絕跡的中國;
一個基本消除了黃、賭、毒、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國;
一個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等疾病的中國;
一個識字率從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國;
一個人口死亡率從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一點八降低到百分之零點七三的中國;
一個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制造出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中國;
一個不必擔心貨幣貶值的中國;
一個不必擔心食品安全的中國;
一個不必擔心買到假冒偽劣商品的中國;
一個沒有多少假文憑、假學歷、假干部、假警察、假軍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廣告的中國;
一個水澆地占耕地面積從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八點五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三的中國;
一個每畝耕地使用化肥從一九五二年的零點二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九點四公斤的中國;
一個每畝耕地的用電量從一九五七年的零點一千瓦小時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三點七千瓦小時的中國;
一個原來不能大批量工業生產鋁、磷肥、塑料、合成橡膠、電影膠片、汽車、拖拉機、飛機、機車、大型輪船、電視機、計算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洗衣機、電冰箱、手表、化學纖維、合成洗滌劑，大型、精密機床，大型發電機.....以后全部能夠自行大批量工業生產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產量增長：鋼一百二十九倍、煤十五倍、發電量四十七倍、石油七百二十六倍、化肥八百七十四倍、水泥七十一倍、糧食二點五倍、棉花四點六倍、油料一點五倍、肉類二點三倍(與一九五二年相比)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年通車、通航里程增長：鐵路二點二倍、公路十點二倍、水運一點九倍、航空八點六倍(與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長：在校學生八點四倍、高等學校五點三倍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長：衛生機構床位二十一倍、衛生技術人員數四倍(與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國。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后的僅僅第五天，孫中山就發表了一份《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在這份《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中，孫中山代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向全世界發出了鄭重的承諾，全盤接受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的一切債務和賠款。孫中山通過這份《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所要向各帝國主義列強表達的愿望，無疑就是要明火執仗的去搶奪當時尚還存在的滿清王朝的一切債務和屈辱。
毛澤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初，立即就向全世界公開宣布廢除以往中國歷屆政府與所有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此來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就是由于孫中山根本就無法與毛澤東相比已經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常識，所以劉小楓的“孫中山比起毛澤東差十萬八千里”這個觀點，只不過就是重復了這個常識，而絕不是什么“光喊口號”。而正是孫中山自己由于只會喊口號、說大話、吹牛皮、大言不慚、大話無邊，因此這才在當時就被人譏諷為了是“大炮”。
在對待毛澤東和孫中山這兩個歷史人物上，當今的公知們始終采用的是雙重標準。譬如三十多年來，在毛澤東和江青這兩位最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婚姻問題上，當今的公知們用他們所能夠想到的最下流的語言，編造出了他們所有能夠想象出來的最為下流的故事。而孫中山和自己老朋友宋嘉樹的女兒宋慶齡的不倫之戀，卻被他們吹捧為了是純潔愛情的典范。
毛澤東和孫中山一樣，一生都共有過三次婚姻。毛澤東的三個妻子也與他一樣，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和第二個妻子賀子珍于一九三七年底分手之后，毛澤東和江青在延安正式結婚。此后直到毛澤東逝世的一九七六年，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時間里，毛澤東和江青這對堅定革命的伴侶，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與人類最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始終并肩戰斗，生死不渝。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摯友宋嘉樹的第二個女兒，當宋慶齡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孫中山不僅就看見過她，而且還更有可能抱過了她。一九一三年，在發動了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孫中山和好友宋嘉樹一家以及一些國民黨人再度流亡到了日本的橫濱。而此時的宋慶齡，卻正在美國留學。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宋慶齡從美國留學歸來剛剛歸來而抵達日本橫濱的第二天，宋嘉樹和宋靄齡就帶著宋慶齡去探望了孫中山。一九一四年九月，由于宋靄齡要回上海完婚，于是宋慶齡便接替宋靄齡擔任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之后，宋慶齡積極協助孫中山組建了每名黨員都必須要以按指模的方式宣誓效忠孫中山個人的中華革命黨。
在擔任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之后不久，由于朝夕相處，孫宋二人漸生情愫并私定了終身。為此，孫中山曾言：“能與她結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一九一五年六月，宋慶齡為了她和孫中山的婚事，專程從日本回到上海征求事先已經從日本返回到上海的父母的意見。得知女兒已經與孫中山私定了終身，宋嘉樹夫婦竭力反對并經常破口大罵孫中山。不僅如此，為了阻撓女兒與孫中山的不亂之戀，宋嘉樹夫婦還將宋慶齡軟禁在了上海的家中。
見由于自己與孫中山的不倫之戀而遭到了父母的反對并軟禁，于是宋慶齡買通了仆人給孫中山發去了一份求援信。接到宋慶齡的求援信之后，孫中山馬上派朱卓文到上海來營救宋慶齡。當與宋慶齡取得了聯系之后，在朱卓文的精心策劃下，宋慶齡以床單為繩滑下二樓從而逃出了家中，乘上朱卓文事先已經安排好了的車子直奔碼頭，然后登船直奔日本投入到了情人的懷抱。
孫中山和宋慶齡的不倫之戀不僅遭到了宋慶齡的父母及家人的堅決阻攔，而且也更是遭到了胡漢民和朱執信等絕大多數國民黨人的強烈反對。但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卻沖破了層層的阻撓，于宋慶齡到達日本第二天的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上午，就到日本律師和田的家中辦理了結婚手續。當天下午又借用孫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的房子舉辦了婚禮。孫中山和宋慶齡結婚時，盡管當時在日本的國民黨人有很多，可是到場祝賀的，卻只有廖仲愷與何香凝夫婦以及陳其美這三個人。而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在得知宋慶齡逃離了家中的消息后，馬上就追到了日本。見以自己之力無法阻止孫中山和宋慶齡的不倫之戀之后，宋嘉樹還以自己的女兒未成年為由，到日本的有關執法部門去控告了孫中山。但是由于孫中山在日本的友人很多，因此宋嘉樹在日本也遭受到了投訴無門的冤屈。于是比楊白勞還冤的宋嘉樹只好返回來向孫中山表示服軟。身為岳父的宋嘉樹在梅屋莊吉的家門外，當眾先是給孫中山磕了三個頭，然后再哀求他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并隨即又奉送上了一份豐厚的嫁妝。
一九一五年對于孫中山來說，可謂是最為春風得意的一年。這一年，孫中山不僅抱得了美人歸，而且還與日本人簽訂了一份只要日本人支持他推翻袁世凱而重登總統寶座，他便將滿蒙地區割讓給日本的名曰《中日盟約》的協議。這一年的孫中山和宋慶齡，真可謂是“宋二風流大炮狂，恨未中華入私囊。為謀再登總統位，欲引東師入沈陽。”
公知們在對待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問題上之所以會采用雙重的標準，不僅是由于毛澤東和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性質的根本不同而導致了他們在革命過程中、尤其是在革命勝利后的社會地位不同，而且還更在于毛澤東和孫中山領導革命方式的不同。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方式是“官兵一致同甘苦”，親力親為，艱苦卓絕，甘冒鋒鏑。而孫中山領導革命的方式，則純粹是“大話無邊信口吹，順手抱得美人歸”。而“大話無邊信口吹，順手抱得美人歸”這樣的優雅人生，又歷來就是只會坐而論道的我國傳統文人、也就是當下的那些公知們畢生所向往與追求的。因此這些公知們這才要拼命地妖魔化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又極其無恥地吹捧孫中山。
革命的勝利，當然離不開革命理論的引領。沒有革命理論的指引，任何革命都將無法取得勝利。但是正確的革命理論，卻又只能是在經過了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的這樣至少一個往復的過程之后，才能產生的。坐而論道，絕對創立不出什么正確的革命理論。脫離了革命的實踐而單純地坐而論出的道，就只能象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那樣，不僅不能將中國引向現代化，反而還只能是將中國推入到了軍閥混戰與四分五裂的血海深淵。因此孫中山從美國抄襲來的那個只為“驅除韃虜”的“舊三民主義”，不僅不是一條革命的正道，反而還只能是屬于純粹的邪魔歪道。
孫中山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特別是在其生命的晚期更是制定并堅決執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因此其歷史功績當然不可否定。然而在我們這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中，象孫中山那樣所極力鼓吹的狹隘民族主義，卻只能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極大的災難。特別是在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這個問題上，孫中山不僅在當上大總統之后的第五天，就宣布全盤接受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的一切債務和賠款。而且直到臨死的時候，還對帝國主義列強抱著能“以平等待我”這樣的極大幻想。因此，孫中山同樣也是近代中國崇洋媚外的先驅。只是到了晚年在屢屢失敗的殘酷現實面前，孫中山才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人所提出的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同時，更要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張。
現代化是一個時空相對的概念，而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因此現代化的中國，至少是一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是一個能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中國。現代化絕不能以吃好、穿好、奔小康為標準，而只能以能否維護民族的獨立，能否維護民族的尊嚴，能否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能否捍衛國家的主權，能否抗擊外來侵略為標志。因此現代中國的國父，那就只能是毛澤東。而無論是從當時中華民族正在形成的歷史要求來看待，還是以抵御外來侵略與奴役的急迫現實來衡量，拋開其他因素等暫且不論，后來如果不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發生了轉變，那么僅就孫中山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與首倡“東南互保”的李鴻章相互勾結而打算分裂中國的所作所為，將其稱之為國賊，可能更恰如其分。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中日甲午戰爭正酣的時候，孫中山在美國的檀香山成了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合眾政府”為綱領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團體。
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我國進一步淪落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淵。而帝國主義列強逐步加劇的軍事、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侵略，終于引發了我國勞動人民群眾的反抗。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河北、山東和山西等地的我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組織起了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旗幟，開始了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斗爭。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使帝國主義列強感到了恐懼。一九○○年四月，俄羅斯帝國駐滿清政府的公使就向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呼吁要聯合鎮壓我國義和團運動。而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的駐滿清政府的公使也聯合照會滿清政府，提出要“剿除義和團”并把海軍艦隊開到大沽口外進行威脅。從五月三十日開始，英、俄、法、美、意、日、德、奧八國的軍隊一千余人陸續侵入北京并進駐了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而另有兩千余人駐扎在天津的租借。同時，八國侵略軍海軍的二十四艘軍艦，也集結在了大沽口外。
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八國侵略軍兩千多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的率領下，從天津乘火車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民眾和清軍董福祥、聶士成等部聯合作戰，于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廊坊、落岱、楊村一帶，將侵略者打得潰不成軍，不得不沿著北運河敗逃回天津。
六月十七日，集結在大沽口外的八國侵略軍的海軍在沙俄海軍中將基利杰勃朗特的指揮下，向防守大沽口炮臺的清軍發起了瘋狂的進攻。防守炮臺的清軍在守將天津鎮總兵羅榮光的指揮下，進行了英勇的抵抗。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大沽炮臺的守軍與侵略者鏖戰了六個多小時，擊沉擊傷敵艦六艘，打死打傷敵軍一百三十多人，最終全部陣亡。
義和團運動的蓬勃發展、尤其是“扶清滅洋”這個口號的提出，使不甘心受辱且又在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屢屢失敗的滿清王朝統治者看到了“民心可用”。于是在一九○○年的六月二十一日，滿清政府下詔向帝國主義列強宣戰，同時詔令全國各地的督撫率兵勤王并召集各地的義和團民眾進京，由莊親王載勛等人統領，以軍民的共同力量，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于是軍民協力、同仇敵愾，從而掀起了中華民族自一八四○年開始屢屢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以來，第一次全民族的抗戰。
早在滿清政府對帝國主義列強宣戰之前，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等人，由于被侵略者的兇殘氣焰嚇破了膽，于是便秘密商議向帝國主義列強投降，以不給帝國主義列強進攻東南各省的借口。同時更密謀倘若北京失守而太后和皇帝遭到不測，則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的總統。
隨著時代的進步，滿清王朝圣旨的下達，也改用了電報的形式。然而滿清王朝向帝國主義列強宣戰和命令各地督撫率兵勤王并調集義和團民眾進京抗戰的這兩道圣旨，卻被時任滿清王朝郵傳部大臣的大買辦盛宣懷扣押了。特別是盛宣懷不僅扣押了這份圣旨，而且還更是給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發去密電，向李鴻章通報了滿清政府這兩道圣旨的內容。接到盛宣懷的密電之后，李鴻章馬上聯絡了東南各省的總督巡撫，偽稱滿清政府的這兩道圣旨是“矯詔、亂命”。一面共同抗拒執行滿清政府的這兩道圣旨，一面經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于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由上海道臺余聯元出面聯絡，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騤和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與各帝國主義列強駐上海的領事簽定了被稱為是“東南互保”的《保護東南章程九款》和《福建互保協定》，從而坐視八國聯軍攻陷了天津和北京并將京津一帶殺得十室九空而不顧。
在準備公開投靠帝國主義列強的同時，深諳狡兔三窟之策的李鴻章，又指使自己的和孫中山有同鄉之誼的幕僚劉學詢，主動與此時正活躍于日本的孫中山取得聯系。在得到李鴻章的主動聯絡之后，孫中山在六月八日與日本人宮崎滔天、內田良平、青藤幸七郎等和其他幾名興中會成員離開日本遠赴香港。在六月十七日到達香港之后，六月十七和十八兩日，孫中山派宮崎滔天、內田良平與青藤幸七郎這三個日本人代表自己，兩赴廣州與劉學詢進行了會談。
從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為了策動李鴻章脫離滿清王朝獨立，孫中山始終逗留在香港和南洋一代，并在此期間還與英國香港總督卜力達成了“在兩廣地區建立一個脫離滿清王朝的以李鴻章為大統領、以孫中山為顧問的由英國保護的獨立政府”的一致意見。
七月八日，李鴻章奉調直隸總督。七月十八日，李鴻章北上途中路過香港，英國香港總督卜力極力想從中促成孫中山與李鴻章的會面以謀求兩廣地區脫離滿清王朝。但是由于孫李二人此時還各懷鬼胎，所以不管卜力如何努力，孫李二人也未曾謀面。于是李鴻章繼續北上，孫中山則返回到日本。
李鴻章北上途中路經上海的時候，由于為了觀察形勢，于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時間。得知李鴻章在上海逗留而沒有立即北上的消息后，已經返回到日本的孫中山見有機可乘，于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和日本人平山周等人自日本的橫濱啟程，二十九日晚抵達上海并在日本駐上海領事的保護下，住進租界里的日本旅館，并與李鴻章進行了密謀。但不知何故，雙方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在策動李鴻章脫離滿清王朝獨立的同時，孫中山也做了另一手的準備，就是利用八國聯軍侵略的機會和日本人的支持，由興中會發動武裝起義，以推翻滿清王朝。
一九○○年九月二日，孫中山和日本人山田良政離開上海趕到臺灣，拜見了日本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后藤新平，詳細地向兒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陳述了他準備在廣東的惠州附近發起武裝起義，然后攻打惠州、直取廣州的計劃，并請求日本官方給予他提供武器和資金上的支援。盡管后藤新平拒絕了孫中山的借款請求，但是在孫中山的一再請求下，兒玉源太郎不僅允諾為孫中山提供足足可以裝備起兩個師的武器，而且為了給日本制造公開占領福建的借口，還更是建議孫中山在惠州起義發動起來之后，起義軍可以到廈門去搶劫在廈門的日本銀行里的可能足足超過二、三百萬日元的庫存充作軍費。在得到了兒玉源太郎大力支持的允諾和悉心指導之后，孫中山等人策動的這次惠州起義如期地舉行了。
按照兒玉源太郎的指示和默許，孫中山在日據臺北設立了起義指揮部，自己親自坐鎮，而起義前線則由鄭士良全權負責直接指揮。十月八日，惠州起義順利地發動了起來，然而盡管這次起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軍事上的勝利，但是，由于清軍的力量終究是遠遠地大于起義軍，所以這次惠州起義在兒玉源太郎還沒有來得及兌現他事前對孫中山所允諾的提供武器裝備援助的時候，只堅持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就以失敗告終了。
孫中山發動并親自領導的這次惠州起義，雖然日本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沒有來得及兌現他事前對孫中山所作出的承諾便失敗了，但是日本人山田良政卻不僅親自參與了，而且還死在了這次起義之中。
在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的同時，三萬余人的德軍在瓦德西的統率下趕到了北京。隨即便與法軍一道，攻占了保定和張家口一帶并向山西進軍。
八國聯軍自登岸之后，便對我國官民進行了純屬是侮辱性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和奸淫擄掠。僅京津一帶，就被殺得十室九空。而義和團民眾，更是被屠殺了三十多萬人。在民族飽受侮辱，同胞慘遭蹂躪的時候，手握重兵的李鴻章、張之洞和劉坤一等人，卻根本就無動于衷，不肯發一兵一卒進行救應。尤其是在孫中山看來，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而打掉了滿清王朝的一部分武裝力量，特別是鎮壓掉了中國民眾的反抗力量，因此正是他武裝推翻滿清王朝的絕好時機。
《辛丑條約》簽訂后，由于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撐腰和保護，因此滿清政府沒有敢追究李鴻章、袁世凱和盛宣懷等人的漢奸賣國罪責。因此，一些人也就沒有把李鴻章、袁世凱和盛宣懷等人所積極倡導、參與的《東南互保》，看作是漢奸賣國行為。滿清王朝覆亡之后，積極參與東南互保賣國行為的袁世凱，又直接當上了怎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而國民黨在取得了全國的政權之后，更是把孫中山尊崇為了是國父。所以孫中山在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侮辱與蹂躪期間發動推翻滿清政府的武裝起義，反倒成了是歷史的功績。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在接到帝國主義列強開出的只要她下令絞殺義和團并處罰那些敢于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主戰官員，便不僅可以放過她，而且還繼續支持滿清王朝的統治的條件后，馬上下令就絞殺義和團并處罰了主戰的官員。
滿清王朝先是利用人民群眾的愛國情懷來反抗外來侵略，在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失敗之后，又投降帝國主義列強反過來充當帝國主義列強的走狗鎮壓人民群眾，從而確實是徹底走向了歷史的反面。這樣的政府，也的確應該被推翻。然而象孫中山這樣在中華民族還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侮辱與蹂躪的時候，不顧中華民族的屈辱與苦難卻發動了推翻本國政府的武裝起義行為，其實不過就是向帝國主義列強表忠心，與滿清王朝爭當帝國主義列強的走狗而已。特別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孫中山在當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之后第五天，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的這種形式，代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向全世界，實際上就是向各帝國主義國家發出了鄭重的承諾，全盤接受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的一切債務和賠款的做法。就更能證明這一點。
關于對“東南互保”這一歷史問題如何評價，當今的中國出現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體制內的許多專家、學者、教授，特別是那些被美國人封為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人都認為“東南互保”使東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戰亂之苦，為國家保存了物質實力。而體制外、尤其是社會底層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卻不僅認為“東南互保”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漢奸賣國行為。而且還更是把體制內的許多專家、學者、教授，特別是那些被美國人封為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所持的那種觀點，認為是漢奸文化或是漢奸理論。而對于同一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如此根本性分歧，就是由于人們接受的是不同的文化才造成的。
拋開那些由于拿了美國人的錢而故意攪混水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其他那些認為“東南互保”使東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戰亂之苦，為國家保存了物質實力的人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的認識，完全就是由于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才造成的。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文化就成了漢族中國的主流文化。然而由于儒家文化不僅是一種極其腐朽的文化，而且還更是一種專門扼殺人的血性的文化。所以儒化以后的中國，也就成了屢屢挨打的中國。不用說南北兩宋，純粹就是靠“歲幣”才窩窩囊囊地殘存了下來。就是強漢盛唐，也不得不靠公主和親的屈辱做法，才保住了漢家江山。特別是一八四○年以后，中華民族挨遍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打。如果不是義和團民眾的奮勇反抗，中國早就被大卸八塊了。導致中華民族長達兩千多年時間的屈辱挨打，儒家文化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五•四運動”前后，覺醒了的那些先驅們為了號召更多的中國人奮起自我拯救面臨亡國滅種災難的中華民族，于是憤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這個口號。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由于儒家文化又以國學的面目恢復了其主流文化的地位，因此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我們中國，也就變成了“中美國”這樣的殖民經濟地。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種專門扼殺人的血性的文化，就在于儒家文化是一種過于講求智慧和恭敬，而又非常排斥、甚至是蔑視勇敢和冒險的文化。自古以來，儒家文化的《六經》之中，就以《易經》為首。而號稱是新儒家三圣之一的馬一浮，則更是認為《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說《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盡管是儒家傳人的自吹自擂，但《易經》對我們中國人，確實是影響極大的。在《易經•需卦》中，其彖辭是這樣解釋的：“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司馬遷在其千古之絕唱的《史記•禮書第一》中，也這樣寫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而孔子在回答子路對他“子行三軍，則誰與”的詢問時，回答得更是直截了當：“暴虎馮河，致死不悔者，吾不與也。必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就是由于受“敬之，終吉”和“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暴虎馮河，致死不悔者，我不與也”等這種思想的影響，所以中國人的血性也就越來越少，越來越缺少開拓進取的勇敢精神，而只剩下了遇事“求”的這種性格。求佛祖保佑，求菩薩慈悲，求貴人相助，甚至都到了求強盜發善心的程度。而養成了因為遇事一貫靠“求”的這種性格，因此中國人、尤其是中國主流的反抗精神，也就來越往后越衰弱、甚至是喪失了，所以這才會出現當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蹂躪的時候，飽讀了儒家詩書的李鴻章、張之洞和袁世凱等人，卻與帝國主義列強簽定了“東南互保”條約的這一奇怪現象。
“東南互保”的確是使東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戰亂之苦，為國家保存了物質實力。但是“東南互保”卻使整個中華民族遭受了奇恥大辱和慘重損失，特別更是導致中華民族幾乎徹底喪失了精神實力。《辛丑條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敗賠款，東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也沒少負擔。而精神實力的喪失，更是導致后來面對“濟南五•三慘案”和“九•一八事變”那樣的奇恥大辱和慘重損失時，蔣介石竟然都不敢抵抗了。
當年在中華民族慘遭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時候，手握重兵的李鴻章和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私下與帝國主義列強媾和以實現自己“保境安民”的做法，就是純粹的漢奸賣國行為;而今把李鴻章和張之洞、劉坤一等人私下帝國主義列強媾和，出賣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賣國行為鼓吹成了是“使東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戰亂之苦，為國家保存了物質實力”的正確行為，就是不折不扣的漢奸理論。
由于飽受了充斥著“敬之，終吉”和“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暴虎馮河，致死不悔者，我不與也”這種怯懦意識和腐朽思想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當年手握重兵的李鴻章和張之洞、劉坤一等人，才會私下與帝國主義列強媾和;而也同樣是因為受儒家思想的這種毒害，所以如今體制內的那些專家、學者、教授，特別是那些被美國人封為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才會把當年手握重兵的李鴻章和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在中華民族慘遭帝國主義列強蹂躪的時候私下與帝國主義列強媾和的做法，鼓吹成了是“使東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戰亂之苦，為國家保存了物質實力”這樣的正義之舉。
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積極促成了“東南互保”的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人在《辛丑條約》簽定后，由于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撐腰，所以不僅沒有受到滿清王朝的追究，而且李鴻章死后還被滿清王朝賜給了“文忠”的謚號;而袁世凱借武昌起義之機，干脆直接篡奪了滿清王朝的政權而當上了中華民族的大總統;特別是在此期間為推翻了滿清王朝而不僅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發動了的惠州武裝起義，而且在當上了大總統之后，又主動全盤接受了滿清王朝與各帝國主義列強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負責全部償還滿清王朝所欠各國一切債務和賠款的孫中山，更是還成了國民黨所建立的新中華民國的國父等這些歷史現象。使后來的那些飽讀了儒家詩書的文人深受啟發。認為只要按照儒家文化的“敬之，終吉”和“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等這樣的教導，只要遵守帝國主義列強制定的國際規則，只要“韜光養晦、絕不出頭”，不僅就一定能夠安然無恙，而且還更是能給個人帶來巨大的利益、甚至是名垂青史。所以，就是由于有了儒家文化這樣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和李鴻章、袁世凱與孫中山的榜樣作用，因此今天的中國才能形成越來越猖獗的漢奸文化。
當今我國體制外的那些人，特別身處我國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群眾之所以會把積極地參與“東南互保”的李鴻章等人定位是投敵賣國的漢奸，之所以會把鼓吹“東南互保”是正義之舉的這種理論和鼓吹這種理論的看作是漢奸文化和文化漢奸，就是由于他們是在“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和“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這種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所以只有他們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來侵略而維護民族尊嚴、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的明確意識和強烈愿望，只有他們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來侵略而維護民族尊嚴、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的犧牲精神和不屈意志，只有他們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來侵略而維護民族尊嚴、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的無畏勇氣和豪邁氣概，只有他們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來侵略而維護民族尊嚴、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的無限能力和無窮智慧，只有他們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來侵略而維護民族尊嚴、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的堅強決心和頑強斗志，只有他們才能夠在中華民族遭到外敵入侵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會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出賣民族利益和不敢維護民族獨立與民族尊嚴的中國人，就都是漢奸;而任何為漢奸張目的理論，都屬于是漢奸文化。一八四○年以來中華民族曾經屈辱與輝煌的歷史早就告訴了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在我們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中國人維護民族尊嚴、民族獨立和民族利益的勇氣、力量和智慧的來源。而“敬之，終吉”和“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這樣的儒家文化，不僅就是洋奴買辦漢奸們對外來侵略不必進行反抗的理論依據，而且還更是漢奸文化產生的源頭。
當歷史走到今天，當中華民族再次陷入了深重危機之中的時候。拯救中華民族，那就只有徹底鏟除漢奸。而徹底鏟除漢奸，那就只有先徹底鏟除滋生漢奸的漢奸文化。而要徹底鏟除漢奸文化，那就只有先徹底鏟除儒家文化這個漢奸文化產生的源頭和基礎。
儒家文化不僅是一種缺少民族獨立意識的怯懦文化，而且還更是一種典型的沒有絲毫邏輯知識的文化。在沒有缺少民族獨立意識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國人的性格越來越懦弱，早就失去了春秋戰國時期“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那種剛烈。而在沒有邏輯知識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中國人變得只有靠事實才能來進行教育，而很難靠理論進行說服。因此漢民族講求孝道講求了兩千多年，但直到今天，還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長期毒害而造成的認識問題的能力越來越低，因此有些中國人這才變得非常的愚昧。特別是有些人，甚至都到了冥頑不化這種程度的頑固。這樣的人，就如同是掉進湯鍋里的皮球，你說他(它)是個混蛋，他(它)還一肚子氣。而有的中國人盡管也經受了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的教育，但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太深，所以還是難改本性，還是難有提高，還是既缺少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意識，又沒有邏輯推理的能力。這個人由于沒有能力看到人類社會未來發展變化的趨勢和美國人的本性，而卻只能看到“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這個表面現象，于是便丟棄了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窮朋友而一頭就扎進了美國人的褲襠里。從而為“中美國”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漢民族儒化以后兩千多年來之所以會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難和屈辱;毛澤東逝世之后，新中國之所以從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敢于睥睨美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強國。僅僅三十來年，就自動變成了“中美國”這樣的經濟殖民地，根源皆在于此。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特別是在當今的我們中國為什么會產生那么多的漢奸，就是由于一些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民族情感和認識問題的能力出現了問題。而在對待毛澤東和孫中山的態度上，突出反映的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最起碼的民族情感和認識問題能力的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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