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早期紅軍的新聞宣傳工作

　　摘要：毛澤東和早期紅軍的新聞宣傳工作，長期被學界忽視。事實上，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了新型人民軍隊，新型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事業也是從這里起步的。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富有創見地首次將新聞宣傳工作列入人民軍隊的重大任務之中。他規定了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任務，闡明了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意義，提出了改進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路線圖。毛澤東還創新和改造了一系列新聞宣傳的傳播形態和表達方式。井岡山根據地的蓬勃發展，與毛澤東領導和指導的新聞宣傳工作是分不開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人民軍隊新聞宣傳的歷史起點，他是當之無愧的我軍新聞宣傳事業的創建者、開拓者和建設者。

　　關鍵詞：毛澤東;紅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新聞宣傳

　　作者簡介：尹韻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732)

　　一、問題的提出

　　在毛澤東研究史上，毛澤東有一段活動曾經長期被忽視，以至于我們今天仍然對此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這就是：從上井岡到下井岡，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入中央蘇區這一段歷史時期中即：1927年10月至1931年中央蘇區中央局正式組建，中央領導成員逐漸抵達中央革

　　命根據地之前)，毛澤東領導當時紅軍隊伍是怎樣進行，又進行了怎樣的新聞宣傳工作的。翻查有關黨史,軍史和新聞史乃至井岡山根據地史，除個別文獻記錄和寥寥數語外，幾乎沒有任何相關論著認真負責地完整描述過這段歷史。因此，人們不能不心中生疑：向來被研究者們認為是新聞宣傳大師的毛澤東，在早期紅軍中究竟是沒有做過新聞宣傳故史無載籍，還是他確實做過，只是學界無人關注呢?

　　現有的研究已經證明，中央蘇區的新聞宣傳工作做得真是風生水起，生龍活虎。由此，人們或許還會問：這些出色表現與之前的新聞宣傳工作難道就沒有一定的聯系和銜接?

　　由此看來，厘清毛澤東領導早期紅軍如何從事新聞宣傳活動的史實，從而填補毛澤東新聞宣傳實踐研究的缺憾和空白，是十分必要的。

　　否則，我們將無法面對真實，作出應有的歷史交代。

　　二、毛澤東開創了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事業

　　毛澤東是1927年10月底率秋收起義余部組成的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的。這一年，毛澤東34歲。用毛澤東后來對外國友人說的話來講，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當教員，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他被迫拿起槍，搞起了武裝斗爭。

　　上井岡之前，毛澤東擅長的領域主要在新聞宣傳和農民運動兩個方面。毛澤東青年時期熱愛新聞工作，曾獲得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旁聽半年證書;因常為《大公報》等報刊撰文，曾被《大公報》邀為“館外撰述員”，即相當于現今的特約評論員。1919年7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親筆撰寫創刊宣言和連載評論《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轟動一時，備受社會關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毛澤東曾在國共合作期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政治周報》主編等職務。應該說，毛澤東的這些經歷為他以后領導和指導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新聞宣傳工作打下了扎實基礎。

　　毛澤東出身農家，對農民階級有著天然的樸素感情。他曾擔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發表過影響極大的長篇調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時人戲稱為“農運大王”。

　　上井岡之后，毛澤東以往駕輕就熟的本領基本上用不著了，而許多不熟悉的全新問題卻擺在了他的面前，迫切需要他去思考和解決。比如，過去從未想過當軍事家的毛澤東，如今軍事斗爭已成為他不得不面對的主業。毛澤東是在不經意間逐漸成長為人民軍隊統帥，成長為世界頂尖級軍事家的。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結合當時的重大現實問題，寫下了十余篇論文，諸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尋烏調查》等等。從這些文章反映出的問題來看，毛澤東最為關注的焦點，一是軍事斗爭，二是政權建設，三是經濟生活。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寫道：“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1]從未領導過軍事斗爭的毛澤東這個時候不得不一切從頭學起，在實際中學，在斗爭中學，小到槍支彈藥,士兵思想，大到防御布局,戰略戰術。井岡山斗爭的嚴峻形勢，將毛澤東身上的軍事家潛能逐漸挖掘出來,發揮出來了。

　　井岡山地勢險要，利于武裝割據，但土地貧瘠，物產不豐，“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2]，養兵成為大問題。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寫道：“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3]顯然，軍民的日用必需品和糧食,醫療等問題，也是毛澤東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但現在作為井岡山的最高首長，毛澤東必須想盡辦法解決，否則就不能安定民心,穩定軍心，紅色政權將難以保住。

　　同樣的邏輯也毫不留情地出現在新聞宣傳領域。盡管毛澤東有著豐富的傳媒經歷，是高超的行家里手，但井岡山的獨特生存環境使毛澤東感到舊有手段已基本不可用，如何創新新聞宣傳的方式方法，將是全新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探索。

　　從毛澤東發表的論著來看，上山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毛澤東的主要興趣和主要精力是優先放在軍事斗爭,政權建設和經濟生存等問題的解決上，而新聞宣傳工作不過是居于第二或第三位甚至更靠后的問題清單的排序名次。不是毛澤東不重視新聞宣傳，而是對井岡山的紅軍來說，前者比后者來得更加緊要，更加迫切和更具威脅性。雖然如此，毛澤東在井岡山初期仍然開展了少許被動式的,零星的、碎片化的新聞宣傳工作，因為無論如何，必要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怎么繞也繞不開的。

　　需要特別強調和指出的是，物質條件匱乏的井岡山，在傳播條件方面同樣極其匱乏。不要說沒有在當時上海,廣州已出現的無線電廣播,電報,報刊,印刷廠,造紙廠等等先進傳播設備，井岡山紅軍連每人每天五分的油鹽醬菜錢和每月二角或四角的零用錢都難以維持，哪里還有多余的經費用于宣傳。即使像毛澤東這樣的宣傳高手，恐怕也是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但是，如同軍事斗爭和政權建設一樣，毛澤東在新聞宣傳方面也必須披荊斬棘，開辟出一條新路來。

　　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了新型人民軍隊，而新型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事業也是從這里起步的。正是從這里開始，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事業從無到有，由小漸大，由弱漸強。在井岡山初期毛澤東寫下的最重要的兩篇文章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對新聞宣傳工作只字未提，《井岡山的斗爭》一文首次談到了紅軍的新聞宣傳工作，雖然著墨很少，但我們終于找到了我軍新聞宣傳事業歷史起點的權威記錄。根據毛澤東的論述，初期紅軍的新聞宣傳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政治宣傳。主動出擊，宣傳我黨我軍主張。毛澤東寫道：“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4]當時工農紅軍利用白石灰水在土墻壁,磚壁等墻上刷寫標語，宣傳政治主張。其中最多的標語是“打土豪，分田地!”“紅軍是窮人的隊伍!”等等。這種極為原始而落后的傳播媒介，卻最有效地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有效地爭取了民心和人心。普通老百姓通過這些簡潔,干練的寥寥數語，就知曉了共產黨的目標和人民軍隊的性質。

　　二是軍事宣傳。當時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毛澤東寫道：“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愿留愿去兩種，愿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他還寫道：“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5]寬待俘虜，救治敵軍傷兵，是毛澤東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手段，也是毛澤東十分強調的問題之一。當時井岡山根據地就出現過這樣用墨汁寫在白墻壁上的大字標語：“醫治白軍傷病兵，優待白軍俘虜。徹底分配土地。”[6]

　　三是對敵宣傳。井岡山地區土客籍矛盾嚴重，“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國民黨反動派為摧毀井岡山根據地，有意識地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斗爭，造成土籍農民反水。為挽回根據地損失，毛澤東采取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并出布告保護土籍農民。”[7]在毛澤東的有力干預下，井岡山土客籍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同時，毛澤東還注意糾正一些錯誤宣傳，例如當時湘南特委提出一種煽動性很強的口號“一切工廠歸工人”，毛澤東認為：“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8]毛澤東反對和停止了這種錯誤政策及其宣傳，改善了井岡山地區的商業環境。

　　以上三個主要方面的新聞宣傳表現，是毛澤東上山一年后初步的經驗總結。隨著井岡山斗爭的殘酷深入，加上黨內矛盾的起伏和緩和，善于總結,善于思考和善于提高的毛澤東對我軍新聞宣傳工作的性質,定位和任務等，逐漸打通了思路，明晰了判斷，厘清了認識。1929年12月，剛剛重新就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這個著名的決議，無論在黨史軍史還是我黨我軍的新聞傳播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也是綱領性的歷史文獻。它令人驚訝地顯示，在從1927年10月到1929年12月的短短兩年時間內，我黨尤其是我軍的新聞宣傳事業就從萌芽狀態獲得質的飛躍，達到了相對成熟階段。這個決議不但明確了紅軍的性質和使命，而且還史無前例地專門列出一章指示紅軍宣傳工作的意義和路徑。將新聞宣傳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紅軍工作中或創建紅軍以來還是第一次。可以說，突出紅軍宣傳工作的位置，也是“古田會議決議”的重大亮點之一。從此，我軍新聞宣傳事業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坦途。

　　首先，毛澤東富有創見地首次將新聞宣傳工作列入人民軍隊的重大任務之中。紅軍是人民的軍隊，人民軍隊的性質和任務肯定要區別于舊軍隊和歷史上的所有軍隊。毛澤東明確指出：與只是單純地打仗的白軍不同，“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9]。在這里，經過兩年的痛苦探索，毛澤東終于為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工作找到了準確定位，這就是：人民軍隊不但是武裝集團，還必須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新型人民軍隊必須具有人民軍隊的新型新聞宣傳事業，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工作來自于人民群眾的要求，必須扎根于人民群眾的土壤之中。對于人民軍隊而言，消滅敵人同新聞宣傳一樣重要，二者缺一不可。離開了新聞宣傳工作，人民軍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就是這樣，毛澤東將新型人民軍隊的新型新聞宣傳工作提升到一個戰略全局的高度。這在世界軍事史和中國軍事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在世界新聞史和中國新聞史上，同樣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在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在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同時，也豪邁地開創了人民軍隊的新型新聞宣傳事業。

　　其次，毛澤東規定了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任務，闡明了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意義。毛澤東寫道：“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10]從初上井岡山的被迫忽視和輕視，到兩年后的高度重視，甚至認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表明毛澤東對紅軍新聞宣傳工作即筆桿子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毛澤東曾經說過，干革命靠“兩桿子”，即槍桿子和筆桿子。毛澤東在井岡山是先拿起了槍桿子，然后在斗爭實踐中意識到筆桿子同槍桿子一樣重要，二者分量一樣，不存在孰輕孰重,孰先孰后的問題。這也正是毛澤東政治上高于當時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地方。別人沒有看到的，毛澤東看到了;別人沒有想到的，毛澤東想到了;別人可能看到和想到但沒有認識到的，毛澤東卻認識到了。沒有毛澤東的認識和努力，就沒有新型的人民軍隊，也就沒有人民軍隊的新聞宣傳事業。

　　再次，毛澤東正確而英明地提出了改進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路線圖。毛澤東不但是卓越的戰略家，而且還是精明的戰術家。毛澤東深通新聞宣傳工作，他對當時紅軍的新聞宣傳工作的諸多方面是不滿意的，有時是很憤怒的。毛澤東不僅批評了紅軍宣傳內容的缺點，如沒有發布具體的政綱,忽略群眾日常斗爭和婦女群眾的宣傳與鼓動,對青年群眾和流氓無產階級的宣傳不充分等等，而且還嚴厲批評了紅軍宣傳技術的缺點，如沒有夠用的宣傳費,對宣傳員的訓練沒有計劃,口頭宣傳又少又糟等等。毛澤東著重指責了紅軍宣傳隊不健全，他寫道：“宣傳員成分太差，俘虜兵也有，火夫馬夫也有，吃鴉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裝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當司書當不成器便送入宣傳隊去的也有，因殘廢了別的工作機關不要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現在的宣傳隊簡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執行它的任務了。……‘閑雜人’,‘賣假膏藥的’就是一般人送給宣傳員們的稱號。”為此，毛澤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操作性極強的糾正路線。在宣傳內容方面，毛澤東主張：“宣傳要切合群眾的斗爭情緒”，“到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又有依照不同的時間(如秋收與年關，蔣桂戰爭時期與汪蔣戰爭時期)，制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對城市中小商人,學生,婦女,勞苦青年,廣大游民等不同的群體對象，要有不同的“切實的口號”，以便爭取更多群眾;對反動武裝和受騙群眾的宣傳工作，也“特別要注意”。在宣傳技術方面，毛澤東強調：“紅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分，因此關于宣傳隊的整理訓練問題，是目前黨要加緊努力的工作之一。”毛澤東要求：紅軍中從軍到大隊都要成立宣傳隊，每個宣傳隊“隊長隊副各一人，宣傳員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傳品)，公差二人”;宣傳隊下設的宣傳分隊“有分隊長一人，宣傳員三人”;支隊宣傳隊,大隊宣傳隊,直屬宣傳隊,縱隊宣傳隊,軍宣傳隊等均接受相應政治部機關領導;“宣傳隊的用費，由政治部發給，須使之夠用”;各部隊應從“士兵中挑選優秀分子(盡可能不調班長)為宣傳員”;“對白軍士兵及下級官長的宣傳非常之重要”，等等。毛澤東還要求：“上門板,捆禾草等項是從行動中擴大紅軍影響,增加群眾對紅軍信仰的良好方法，應當好好地去執行”;“政治部及宣傳隊要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召集各種群眾大會，要預先規定開會秩序,演說人,演說題目及時間”，等等[11]。從以上掛一漏萬的轉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紅軍新聞宣傳工作的思考之全面,縝密，解決的辦法之細致、周到，真是達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他已經從外來的“一介書生”，完全融入了激蕩,火熱的井岡山斗爭之中。

　　三：毛澤東創新和改造了一系列新聞宣傳的傳播形態和表達方式

　　井岡山地區貧窮落后，資源匱乏，物流短缺，環境艱苦，這些都是紅軍新聞宣傳工作中的天然障礙和客觀瓶頸。最初，紅軍都是不得不借用和改造一些舊的傳播媒介來宣傳紅軍主張的思想和理念，如布告,歌謠,對聯,標語等。當時井岡山有一副著名的對聯，聯云：“紅軍中官兵夫(有個單人旁)薪餉穿吃一樣，軍閥里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12]這副對聯把紅軍隊伍中官兵平等的民主理念表達得酣暢淋漓，影響力頗大。官兵平等也正是紅軍吸引力很強的地方。

　　1928月，毛澤東、朱德率領剛成立不久的紅四軍設伏永新縣龍源口，一舉殲滅國民黨軍楊池生,楊如軒所部一個團，潰敵兩個團，史稱“龍源口大捷”，從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發動的第四次進剿。得勝的紅軍按照毛澤東要求，政治部立即編好歌謠，到處傳唱，云：“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真好，真好!快暢，快暢!”[13]歌謠短小明快，朗朗上口，這對文盲率極高的井岡山地區的普通老百姓來說，肯定會在他們中間起到極大的鼓舞作用和震撼效果。紅軍宣傳隊還將這首歌謠用濃黑的墨汁醒目地刷寫在一些房屋的白色墻壁上。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為鼓舞士氣，紅軍宣傳隊寫下這樣的標語：“勇敢沖鋒，拼命殺敵。多繳槍炮，擴大紅軍，活捉魯胖子，打倒蔣介石。工農解放萬歲，紅軍勝利萬歲。”[14]紅軍還曾使用過草紙傳單這樣低劣的傳播媒介。如1929年5月下旬，毛澤東率紅四軍奔襲福建龍巖縣城，全殲守敵陳國輝部一個營。為此，紅軍宣傳部門特地印發了不足二百字的油印傳單“紅軍捷報”[15]。

　　在舊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內，布告是一種極為有效的傳播媒介，也是舊政府上情下達的重要表達方式。普通百姓了解舊政府的動態和信息，往往也是通過布告這種傳播平臺。擁有千年歷史的布告及其信息，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普通百姓的傳媒習慣和閱讀習慣。在經費,紙張,條件,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布告這一古代社會傳統的傳播形式來宣揚紅軍的政治主張。

　　1929年1月，紅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毛澤東撰寫了《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曰：“紅軍宗旨，民權革命，贛西一軍，聲威遠震。……打倒列強，人人高興，打倒軍閥，除惡務盡。統一中華，舉國稱慶，滿蒙回藏，章程自定。國民政府，一群惡棍，合力鏟除，肅清亂政。全國工農，風發雷奮，奪取政權，為期日近。革命成功，盡在民眾，布告四方，大家起勁。”[16]

　　彭德懷是1928年底率軍上井岡山的。他領導的紅軍第五軍曾經出過這樣的布告：“……嚴懲貪官污吏，以儆為虎作倀;沒收豪紳土地，分給貧苦農民;所有苛捐雜稅，一律廢除殆盡;凡爾工農商賈，生產照常進行;敢有造謠煽惑，堅決執法以繩……”[17]當時地方政權也常常利用布告宣示我黨政治主張，如寧岡縣第三區第八鄉蘇維埃政府曾出過這樣的布告：“……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紅軍幫我工農，瓜分地主糧田;屬鄉均已分好，務*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拋荒，查覺重責難免;刻下稻熟之期，不準鵝鴨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領遵為先。”[18]布告的對象主要是普通大眾，故內容表達上要求通俗易懂，明白曉暢，深入淺出，這樣才能獲得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優化。實際上，布告這種簡便易行的傳播表達方式，我黨我軍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直運用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乃至建國初期。

　　毛澤東在井岡山初期最為鮮亮的新聞宣傳成就是創辦了《時事簡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專門提出：“壁報為對群眾宣傳的重要方法之一。軍及縱隊各為一單位辦一壁報，由政治部宣傳科負責，名字均叫做《時事簡報》。內容是：(1)國際國內政治消息;(2)游擊地區群眾斗爭情形;(3)紅軍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張，一概用大張紙寫，不用油印。每次盡量多寫幾張。政治簡報的編印，應注意下列各項：(1)要快;(2)內容要豐富一點;(3)字要稍大點，要清楚點。”[19]毛澤東還詳細規定了《時事簡報》的主辦單位和宣傳內容以及辦報周期,要點注意等。

　　《時事簡報》其實是一種既不像報又不像刊的另類報刊;它既不是油印，更不是鉛印，而是手寫，且沒有固定的出版周期編號。正是這種“不倫不類”的傳播載體，卻在普通群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1930年3月，紅軍攻占大庾后，立即出了一張《時事簡報》，貼在一座大木橋的亭子上，引來大量群眾觀看。好些人眼睛望著報，口里照著念，一座橋上充滿了歡躍的空氣。事實證明，毛澤東倡導和創辦的《時事簡報》的確是一種受到普通民眾熱烈歡迎的閱讀物和宣傳品。正因為如此，一年多以后的1931年3月，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的名義，下達“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的通令和下發關于“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毛澤東在通令中明確指出：“《時事簡報》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斗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于推動群眾斗爭更有偉大的作用。因此，本部決定要紅軍和當地政府普遍地舉辦起來。”毛澤東在“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中進一步強調：“農村里頭，小市鎮里頭，小城市里頭，都是沒有報紙看的。斗爭的群眾，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靈通,見聞狹隘這一點上講，是差不得很遠的。井里蝦蟆井里跳的現象，依然在群眾中保持著。”為著掃除此種現象，實施“代表大會,群眾大會,巡行演說,團體參觀等項固然都是好的，舉辦《時事簡報》更是一種好的方法”[20]。

　　毛澤東還就《時事簡報》的編輯內容,編排技巧和編輯原則，依次作了詳細介紹和規定：一是《時事簡報》不是印的是寫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張是大張;二是《時事簡報》不做文章，只登消息，消息內容包括：打土豪,分田地,捉LT團,起貧農會,消滅地主武裝,發展紅色區域等群眾斗爭消息，蘇維埃活動，紅軍活動，敵軍動態等等;三是登消息的次序，按照新聞的接近性原則，本鄉的,本區的,本縣的,本省的,本國的,外國的，由近及遠，分層展開;四是地方辦的《時事簡報》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話，紅軍辦的《時事簡報》要用十分淺白的普通話;五是《時事簡報》遵守真實性原則，嚴禁扯謊，例如紅軍繳槍一千說有一萬，白軍本有一萬說只一千，這種離事實太遠的說法是有害的，《時事簡報》不靠扯謊吃飯;六是《時事簡報》三天出一張，一個月出十張，斗爭緊張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張;七是地方的《時事簡報》由縣蘇維埃文化部主編，派人張貼到每個村子，每期《時事簡報》要有本縣,本地,本區,本鄉,國內國際等8條以上新聞，每條新聞字數不得超過》40字，每期不得超過400字;八是紅軍編的《時事簡報》每期新聞至多10條，字數至多400字;九是《時事簡報》的新聞，特別是本地和近地的新聞，一定要是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著的，這樣群眾才一定喜歡看，凡屬不關緊急的事不登載[21]。

　　毛澤東非常鐘愛他親手創辦的《時事簡報》，喜愛程度甚至超過了那些正規報紙。毛澤東寫道：“現在總政治部出的《紅軍報》，省蘇,縣蘇以至區蘇出的報紙，各軍各師出的報紙，凡屬印刷成功的小字出品，不論它的用意是怎樣安頓給群眾看,給士兵看的，實際都是只有干事才能看得懂!有許多下層工農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決不能拿了這些報去代替《時事簡報》。《時事簡報》是極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條，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眾的讀物。”[22]在毛澤東看來，《時事簡報》比正規報紙發揮的作用更大，群眾更喜歡,更愛看，也更加密切聯系群眾。由此可以看出，井岡山地區革命根據地能在短短兩三年內蓬勃發展，肯定與毛澤東領導和指導的新聞宣傳工作是分不開的。反過來說，井岡山蘇區的新聞宣傳工作，肯定為井岡山蘇區的猛烈擴大做出了自身重大份額的貢獻。尤其是《時事簡報》之類的傳播物，它們的影響力更大，貢獻率也更大。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從早期紅軍文獻中可以找到有關《時事簡報》的記載，但現在卻沒有發現任何一件原物，甚至《時事簡報》是何時終止的也沒有任何記錄，是來有影,去無蹤。最大可能是紅軍長征后，《時事簡報》自然而然地就停止“出版”了。類似這樣的遺憾，還有一些。譬如，毛澤東提到的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紅軍報》，也是屬于榜上有名，卻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只知道它每三天出一期，但軍史上無載，新聞史上亦無載[23]。又如，毛澤東還提到當時井岡山蘇區管轄內的省,縣,區政府和紅軍中的軍,師兩級等都出版過報紙，但這些報紙的稱呼是什么?何時創刊又何時終期?也同樣史無記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零星,碎片的記錄表明，井岡山蘇區的新聞宣傳事業是成長健康,發展壯大的。隨著井岡山蘇區的掌控面積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多，城市不斷增加，蘇區的條件也不斷改善，宣傳經費不斷增長，傳播能力和傳播環境也有所改變。到了1934年1月，中央蘇區已經出版各種報紙達34種。其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創刊于1931年12月，發行量從三千份增至四萬份;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青年實話》創刊于1931年7月1日，發行二萬八千份;中央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創刊于1933年2月4日，發行二萬七千一百份;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創刊于1931年12月11日，發行一萬七千三百份[24]。有理由推測，《紅星報》的前身可能就是毛澤東創辦的《紅軍報》，因為二者均屬軍隊總政系統，且《紅軍報》消失的時間與《紅星報》誕生的時間大體對得上。這種前后變化估計與當時黨內矛盾斗爭有著相當關系。據此，我更有理由斷定，創辦于1931年3月以前的《紅軍報》極有可能是人民軍隊新聞傳播史上的第一張軍報，是人民軍隊報刊史的起步原點，而《紅軍報》毫無疑問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創辦的。

　　還要特意指出，毛澤東高度重視新聞宣傳和信息傳播工作，同時也高度重視信息搜集和信息獲取工作。搜集和獲取信息，也是為了更好地傳播信息，更有效地進行新聞宣傳。由于井岡山地處偏遠的窮鄉僻壤，加上敵人封鎖，一向喜歡和善于通過閱報來搜集和獲取信息的毛澤東，卻一度無法得知山外的任何消息，令其非常苦惱。這一狀況直到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下山，向贛南閩西出擊，擴大根據地后，才得到相當的改善。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1929年4月初在瑞金以紅四軍前委名義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證。毛澤東寫道：“三年以來中央的刊物我們一本沒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鋒》第三,四期，《中國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滬同志出的《前響》第二期。在湘贛邊界時，因敵人的封鎖，曾二三個月看不到報紙。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長沙買報了，然亦得到很難。到贛南閩西以來，郵路極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廈門,漳州,南昌,贛州的報紙，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鍵的機關報長沙《民國日報》，真是撥云霧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25]這封信流露出作為成熟政治家罕有流出的孩子般的喜悅心情，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信息渴求是多么強烈。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當時信息的交流,溝通和搜集,獲取又是多么困難!顯然，毛澤東搜集和獲取各種信息的目的，一是為了客觀,準確,科學地判斷國內外大勢，二是為了新聞宣傳工作的需要。比如，毛澤東對《時事簡報》有專門要求，就是每期必須刊登兩條以上國內國際消息，而國內國際消息的來源就是從搜集到的各種報刊中，選擇有價值的消息再加以“二手”轉讓。歌德曾經說過：“巨匠在限制中表現自己。”毛澤東正是在極其惡劣,極其艱苦的傳媒條件限制中，表現出了巨匠般的偉大宣傳才能。

　　四、余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根據零碎史料梳理出毛澤東領導早期紅軍進行宣傳工作的史實，以及我軍新聞宣傳事業發展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厘清這段模糊不辨的歷史，不但對井岡山時期我軍新聞傳播史研究極為重要，而且對爾后中央蘇區新聞傳播事業的壯大不致感到突兀。可以肯定地指出，沒有毛澤東早期紅軍新聞宣傳的源，也就沒有后來中央蘇區根據地新聞宣傳事業繁茂的流。以往我黨我軍新聞傳播史研究在這方面的遺漏和缺憾，今天應當彌補上了。

　　井岡山時期新聞宣傳工作的艱苦探索，使毛澤東從擅長政治宣傳,城市宣傳逐漸變為同時也擅長軍事宣傳,政權宣傳和農民群眾宣傳。他沒有丟掉以往熟悉的東西，而是將熟悉的東西逐漸嫁接和植入不熟悉的領域，在新環境中逐漸熟悉起來，從而完成了從本領恐慌到本領擅長的歷史性轉變。對毛澤東而言，過去完全不熟悉的，現在逐漸熟悉起來了;過去完全不明白的，現在逐漸明白起來了;過去完全不懂的，現在逐漸懂起來了。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我軍新聞宣傳事業的創建者,開拓者和建設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群體和高層精英中，沒有任何人有著毛澤東那樣豐富的新聞宣傳實踐，毛澤東對人民軍隊新聞宣傳事業的偉大貢獻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

　　井岡山的傳媒磨難，拓寬了毛澤東的新聞宣傳視野，增加了毛澤東的新聞宣傳閱歷，更加豐富了毛澤東的新聞宣傳實踐，大大提高了毛澤東的新聞宣傳理論水平和認識水平。同時，毛澤東的早期紅軍新聞宣傳活動，也給我們深刻的啟示。比如，我們今天在談到國際社會的傳播活動時，常常有人抱怨說，我們之所以比不過人家，是因為我們傳播能力弱小,傳播技術低下,傳播渠道單一等等，而要改變這一切，就必須花錢增強我們的傳播實力;有了實力，我們的聲音就能“走出去”。這個說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具備充分的邏輯理由。試想：在井岡山時期，論傳媒實力，毛澤東與國民黨比孰強?論傳播技術，毛澤東與對手比孰高?論傳播渠道，毛澤東與對手比孰豐?顯然，毛澤東在各個方面都不如對手。但是，毛澤東何以又能以原始而落后的傳播設備和方式如石灰水,墨汁,歌謠,壁報等等，打敗了對手呢?這就說明，傳媒實力固然是傳播能力強的重大因素，但絕對不是唯一因素。其實，在國際傳媒界也不乏這樣的例證。如半島電視臺，論電視技術和電子設備等，它遠不如我國的中央電視臺，但就國際影響力來說，我中央電視臺在某些方面又不如半島電視臺。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傳媒經驗告訴我們：新聞宣傳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緊緊貼近人民群眾，反映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利益訴求，不但在內容上,技巧上，而且在語言表達上，都要緊緊抓住人民群眾這根傳播主軸。只有堅持不懈地這樣做，新聞宣傳工作才能煥發出無窮活力，事業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故此，我們的國際傳播活動是否應當依照這個邏輯反思一下自身的所作所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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