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并“中央文獻”
為何將“兩個不能否定”的囑咐當成耳邊風?
一清
在《鄧》中,有一個人物假得讓人惡心,就是那個假惺惺地流著淚從考場中退出、立志要改變農村與農民命運的“三不像”農民劉金鎖。這把所謂的“金鎖”就是《鄧》劇編導們寄托著全部否定“改開”前執政黨一切成績的幽門之“鎖”。當然鎖鑰一定是在編劇手中控制的:讓這把“鎖”什么時候“開”口說什么話,就是“鎖鑰”的妙處之所在。
(《鄧》劇打開所有問題的那把“金鎖”,總在頑強地問著這個問題。《鄧》劇在這個問題上究竟要一個什么樣的答案呢?)
我不知道《鄧》劇為什么要塑造這樣一個矛盾到極點的“典型”。這個人并無什么擔當精神,當國家受困時,他能選擇的就是“逃港”,就是“撲網”。當然,作為個體,這是他選擇的自由。但是就國家管理而言,偷越國境、邊境,什么時候都不能成為理直氣壯的理由,更不能成為“英雄”,至于說是想“到那邊去看看”以改變“鄉親們的命運”更是無恥之調、無稽之談。但《鄧》劇別出心裁,冒天下之大不韙,將三個偷越境者都打造成了劇中的英雄:一位是帶著港資來拯救北京煎餅事業(第35集)的吳怡茹大美女,一位是自稱“成為了國家真正脊梁”(第38集)的帥哥田源,一位是承包一年便超過了15年糧食總量的神級農民劉金鎖。正是編劇們的帶有傾向性的“樹立”與“安排”,這樣三位偷越境者作為劇中英雄,都成為了“鄧小平”接見的人物,成了《鄧》劇打造的楷模。
這幾個別樣的人物,當然也是《鄧》劇組搞“兩個否定”的得力工具。“兩個否定”的對應物是“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鄧》劇是要歌頌“改開”后的,這當然很好,但卻時時不忘否定“改開”之前的,而且是要徹底否定“改開”前的。而完成這個“否定”任務的主要工具就是這三個偷越(境)者。
(《鄧》劇打造的三位偷越者第一次在這里齊聚,后來他們都成了“改開”的英雄)
將三個偷越境者打造成英雄典型,就是對“改開”前國家制度、社會管理的最大否定。
在劇中,“吳怡茹”的話語不多,她只是劇組實施“三突出”原則的一個臨時性工具,但她不多的話,有著不可小覷的陰暗能量。在第2集中,她與“偷境三英雄”的另外兩位(金鎖、田源)有兩句對話,田源說你也去參加撲網,那會是九死一生啊。吳怡茹說出的話就可以看出編劇們的用心之陰惡了:“九死一生,也還有一生啊,也比回農村再受侮辱強。”吳怡茹作為上海知青的這話中之話所含的潛臺詞,是對整個“上山下鄉”運動的女性參與者是一次集體侮辱。
在《鄧》中,田源的存在,就是對“改開”之前的全部否定。因為這個人物在“改開”之前基本上算是一個絕對問題人物。有關情況,我已在《五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及“中央文獻”》中對這個人物有了詳細的描述,這里不再重提,但正是這樣一個時時、事事、處處與整個社會相對立的爛崽,被塑造成了“改開”后的英雄人物,它本身對“改開”前的否定就是昭明如火的。
再說說寄予了《鄧》劇編劇及“中央文獻”全部心思的那把“金鎖”。劉金鎖的存在,并沒有任何個性,因為他的周身散發的都是一種假,是一個恐怕連編劇和“文獻”人也自不能信的“假、大、空”人物造型。這個周身無處不散發著假氣息的人物讓人發笑之處在于:他的偷越邊境,居然是出去看看,看能不能救貧苦的鄉親們(第2集),他自信本事超人,“我一定能考上大學,我念完大學就回來”(第8集)為鄉親們服務,拔掉鄉下的窮根。他在考場里答題,突然想起了鄉親們討飯的情景,于是,毅然中斷高考要去改造農村舊面貌(第10集)。他思考的都是“大于天”和“超越古今”的問題,他應該是個哲學家或是歷史學家:“600年前,我們鳳陽的朱元璋統一中國,我真不甘心啊,這才幾百年啊,就被弄成現在這個樣子了?”“難道共產黨還不如封建社會的一個小小和尚嗎?”(第4集)于是,他以一個生產隊長的力量要“改寫”中國的歷史,《鄧》劇通過34集的一個細節就表現了這位農民超越歷史的眼光:他所主持的18戶人家的包產到戶計劃和簽字文書被作為情人同時又是梨園公社副主任的夏建紅發現了,并將之燒掉。金鎖非常痛心地說:你要知道,這可是一份歷史,燒掉了,就沒有了這個證據。——這簡直是個幽居在鄉野僻壤的奇人、怪人、神人。當然,這樣的神人一旦被編劇賦與以“英雄”的模樣,就注定會顯示出透身的假來。
劉金鎖的假不但表現在他的那種裝憨賣萌上,更是表現他的所謂改變農村面貌的嘗試中。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偉大不得的事呢,竟至于在“中央文獻”花重金打造的《鄧》中要占得如此大的名份呢?他不過就是完成了劇本中一個試行“一包萬靈”的角色。這樣的角色的品性也依了他的秉性“活”著,便是在“鄧小平”面前,也決不放棄他的假的臺帳。在《二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及“中央文獻”》一文中我已提到過一組數據:第39集中,這個梨園生產隊隊長的劉金鎖向久未見面的田源與吳怡茹吹牛他們這個生產小隊的糧食總產量時是這樣說的:“大包干這才干了一年,糧食就大豐收。我估算了一下,我們18戶,糧食的總產量達到了6萬多公斤。比我們生產隊從1955年到1970年糧食的總產量還多。”接著在黃山上又見到了“鄧小平”:“鄧副主席,我們梨園生產隊今年的糧食,從此前的3萬斤,搞到了現在的12萬斤,超過了歷史的任何一年。”——從1955年到1970年共是15年,此前的糧食3萬斤,15年的總量是45萬斤。不知道這12萬斤為何比45萬斤的總量還要多,這算術是怎么算的?這個假怎么就能做出來的?
(一個生產小隊“包”了一年,糧食收成超過了1955到1970年的總量,“鄧小平”聽得津津有味)
問題是,正是因為這個假人物的各種表現,包括行為、語言。其人所要體現“價值”的全部就是要否定“改開”之前的一切。編劇們提到的數字和否定的基準年是從1955開始的,正是從1955年,中國展加快了農村所有制改革,在完成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任務以后,進入農業合作化運動,后來實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應該說,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為共和國開國困難時期的發展作出了極其巨大的貢獻。當時中國工業基礎薄弱,需要有廣大的農村與相對優勢的農業的支持,正是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為共和國的各方發展打下基礎。從這個方面說,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是為國家作出了不可埋滅的貢獻的。歷史要記住這個貢獻。“中央文獻”更要用你們的權力銘記這樣的貢獻。《鄧》劇借助于這把“金鎖”說出的不僅是否定十年,更是否定此前的25年,進而否定共和國的建國歷史,否定“改開”前的所有功績。這樣的作品出現在“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全黨共識達成三十年后的今天,出現在“十八大”召開以后,這是匪夷所思的!習近平同志明確要求理論界、知識界和黨內同志不要搞“兩個否定”的今天,《鄧》劇如此作派,真是讓人生出無限的感慨。
在《鄧》中,通過田源的口說出的是“國不像國”,通過夏建國的口說出的是“國家被糟蹋成這個樣子了”,通過吳怡茹之口說出的是可以有九“死”,卻沒有一“生”的現實悲慘,通過夏默、田志遠甚至“鄧小平”說出的話都離不了“我們這個樣子的一個國家,這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國家”。我不知道編劇們、吳子牛們、還有“中央文獻”諸同志們到底要表達什么樣的訴求,這個國家在“改開”之前真的就一無是處嗎?“改開”之前真的就“連封建時代的一個小和尚都不如嗎”?類似于“中央文獻”這樣的機構,你們為什么要對那一段歷史如此否定徹底且不留空間呢?
再強調一次,“兩個不能否定”,是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論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時提出的。所謂“兩個不能否定”是指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一命題涉及到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問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同時這一命題也凝聚了朝野共識,成了人們評價共和國成長歷史的基礎點和航行標。希望龍平平們、吳子牛們還有中央文獻諸同志們認真聽起、記起,不能將之當成耳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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