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知青”歷史和作用的一點看法

　　“知青”，是我們這代人中的許多人共同的稱呼，也是留在我們身上永恒的印記。“知青”也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知青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與中國的現代史，與新中國的歷史分不開的。

　　如何看待“知青”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知青”對人生的礪練?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情緒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它需要聯系具體歷史，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新中國的歷史和知青的成長史，具體地分析。

　　1.如何看待“知青”?

　　我們習慣上所說的“知青”，大體上包括兩部分，一是20世紀50和60年代“文革”前上山下鄉的知青，一是“文革”中插隊和去兵團的青年學生。“知青”涉及千家萬戶，給上千萬的知青本人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和不能忘卻的記憶。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知青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如何認識知青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我以為，要客觀地、科學地認識知青，就不能不具體地分析當時的社會情況和條件，認識知青產生的根據。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農業、農村對中國來講，都是命脈，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她所創造的農業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顆明珠。新中國成立以后，“以農業為基礎”也是一個長期的方針，“中國80%是農民”，這是我們在上學時就知道的。農村是認識中國國情的一個極為重要、不可或缺的維度。

　　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校教育中， “教育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口號、標語是非常普遍的，這也是當時的教育方針。對于畢業后的方向，是“一顆紅心，兩手準備”、“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教育的導向是非常明確的。學校如此，在當時的社會宣傳上，也是如此。比如，董加耕、邢燕子等知青的下鄉務農，在《中國少年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上都有報道，讀到這些報道的時候，我上小學三四年級，老師在課堂上也講過，說他們是學習的榜樣。還有電影《軍墾戰歌》，特別是其中的插曲《邊疆處處賽江南》傳唱廣泛，影響很大。這些報道、宣傳對當時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學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為他們后來的上山下鄉打下了思想基礎。

　　“文革”中，特別是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鄉的人員之多，范圍之廣，涉及面之大，都是“文革”前的上山下鄉所無法比擬的。1968年和1969年間的知青，包括1966、1967、1968年初中、高中畢業生和一部分1969屆初中畢業生。這七屆學生，也是我國當時的工業生產能力無法消化的。當時學校的教育，社會的倡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造就了這一代人的信念、理想和他們的革命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這些，都為這個時期的上山下鄉準備了社會根據和思想基礎，并不是單純的、突如其來的運動。實際上，1967年，就有自發的去農村、去邊疆的學生，他們的行動也成為后來上山下鄉知青的榜樣。

　　談到這個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離開當時的社會和思想背景，是無法理解的。把它說成是某個或某些領導人的個人號召或命令，是缺乏說服力的。由于“文革”中大規模的上山下鄉與“文革”有著密切的聯系，就簡單地把它說成是“文革”中的一個運動，與“文革”等同，也是失之偏頗的。至于說知青上山下鄉，是“把知青趕到農村，是對城鎮化的反動”，則是用今天去曲解昨天的一種非歷史的看法，完全忽視了當時的歷史。

　　2.對知青的由來和階段的看法

　　“知青”并不是“文革”的產物，甚至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有之。

　　與“知青”聯系密切的論述，最著名的，是毛澤東1939年5月1日在《五四運動》中所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5月4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提出了“知識青年”的概念，他說：“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并再次重申了他在《五四運動》中所說的話。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不少青年學生奔赴根據地，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的革命進程中，向他們提出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問題，并把這個問題作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界，無疑是有著極其重要的實踐意義的。

　　事實上，自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黨就非常重視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結合的問題，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比如，鄧中夏到長辛店，劉少奇去安源，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等等。可以說，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是黨的一貫思想。毛澤東1939年提出的“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成為那個時期的知識青年的努力實踐，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發揮了積極的、不可否定的作用。當然，那時所講的“知識青年”與后來的“知識青年”是有不同的，但“與工農相結合”的思想是一貫的。

　　新中國成立后，在20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毛澤東在《<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按語》中提到：在這篇文章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里提出了“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工作，而當時的合作化正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的經濟現狀，農業國的現實，改變廣大農村落后的需要以及社會主義縮小三大差別的目標，都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著現實的意義和價值。

　　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前的知識青年是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生力軍到農村改變落后面貌的，他們中的代表，比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等，在農村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成為一代青少年學習的榜樣。這一代知青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中，特別是毛澤東1968年12月22日發表的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規模宏大的運動，涉及千家萬戶。這一代知青，與作為革命先行者的知識分子，與“文革”前的知青，有著一個明顯的不同：他們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到農村是要“改造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要“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把自己鍛煉成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可以說，這一代知青，肩負著改造和建設的雙重任務。這與當時所說的“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不能說沒有聯系。

　　即使同是“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青，在不同的階段，也有不同。70年代以前去農村插隊的知青，主要是1966—1968年畢業的六屆初高中畢業生，此外，還有少部分1969屆初中畢業生，對這些知青的要求是“扎根農村一輩子”的，而此后到農村插隊的知青，則有一定的時間要求，比如兩年，就好比上學，要有一定的年限，似乎把插隊作為當時教育體制的一部分。“文革”中的知青，是在接受再教育中思索，同時也為農村的建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插隊逐漸停止。

　　3.知青的得與失

　　上山下鄉，對知青個人來說，無疑是有得有失的。從我個人而言，我是1968年12月20日到山西夏縣插隊，1978年2月入學離開農村，插隊將近10年，這是自己人生中一段不短的時間，知青的經歷和體悟，給我此后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插隊時，我還不滿16歲，可以說還是個孩子，缺乏獨立生活的能力和知識，不會做飯，甚至不會洗衣服。插隊使我學會了自己生活，學會了自己面對社會，自己處理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等等，使自己具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

　　插隊前對農村的了解，是在課堂上，在報刊書籍中，是一種書面的知曉，只是偶爾的勞動，使我們對農活有所體會，可以說，對農村的了解，基本上停留在“農民伯伯”的稱呼上，在青山綠水、田野牧歌的想象中，可以說，除了這些，我對農村沒有了解，對農民沒有體會。插隊，和農民的天天接觸，共同的勞動、共同的生活，和他們的交流，特別是自己的親身體驗，使我學會了農活，體會到了農民的艱辛，在和農民的交流中了解了他們的所思所想，從而對農村有了一定了解，這為自己以后的學習和工作都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在插隊的艱苦生活中，我體悟到了家人的親情，體悟到知青與知青、知青與老鄉的友情，懂得了感恩。我體會到，插隊十年，雖有艱辛，五味俱全，卻給我留下了一生的財富。

　　“文革”中的知青，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所受的學校教育是不完整的。除1966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基本完成了初高中的學業外，1967、19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都沒有完成初高中的學業，而1969屆的“初中畢業生”只是名義上受過初中的教育。這種不完整的教育給不少知青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響，甚至逐漸地被邊緣化。也有不少知青，盡管是不完整的教育，還是有了繼續學習的起碼基礎，也正是教育的不完整，使他們在農村的生活和勞作中，體會到了學習的重要，成為他們進一步學習的動力和以后事業的起點。

　　1968年以后的知青，“接受再教育”是首要的前提，就參加農業勞動，就了解農村而言，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再教育”成為知青的標志，把知青看作教育的對象，甚至將“再教育”等同于“改造”;在城市的一些地方，插隊知青遭到歧視，哪怕他們是原是本地的學生，他們也被視為“工作對象”，這給知青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消極的影響。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反映了這些地方的一些干部對知青認識的偏差。從一定意義上講，也使這些知青經受了另一種風浪的考驗，增加了他們對社會的了解。

　　由于“文革”的具體歷史背景，“文革”中的上山下鄉產生了一些本不應該是上山下鄉本身所具有的消極的東西，對社會、對知青個人都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但是，我們不能以其中的消極的東西來否定上山下鄉對知青的鍛煉，否定上山下鄉對知青的成長的積極影響，甚至否定“知識青年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作為個人而言，在自己的十年插隊生涯中，有過迷茫，有過彷徨，有過失落，有過喜悅。正是在農村，我完成了從少年到青年的轉變，對了人生的道路有了初步的體悟，懂得了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盡管蹣跚，還會跌跤。今天回過頭來看，那是我人生中的一所不忘的學校，盡管那時有太多的艱辛，卻為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礎。我遇到不少知青，不管他們今天在做什么，也許在給人看車，也許在公交站上引導乘客，也許他們些許的退休金將夠溫飽，但他們的樂觀、豁達、積極的人生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談到在農村插隊的歲月，是歲月的訴說回憶，是體悟，而不是埋怨，更不是詛咒。

　　4.知青的個性和共性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知青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即使是同一時期的知青，由于他們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也有著不同的特點，比如插隊知青和兵團知青，就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甚至同一地點插隊的知青，由于其生活經歷的不同，各自間也有不同。這些不同的特點或曰個性，構成了知青的豐富的歷史。

　　從知青的歷史和整體來看，貫穿于知青整體的，是“與工農相結合”，是面向中國的實際，是勇于承擔國家的重負，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擔當，也是奉獻，更是實踐，在這個實踐中，培養了一種不屈不撓、不畏艱險的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民主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為知識分子賦予了嶄新的面貌，為共和國的建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知青，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為改變國家一窮二白的面貌，為國家的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文革”中的知青，也不例外。

　　“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是知青上山下鄉的一個階段，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文革”的特點和印記，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是“文革”的產物，如果由于這一階段的歷史特點而把它看作“文革”的產物，認為否定“文革”必然地就要否定知青，這既不符合歷史，也是否定歷史。盡管“文革”中的知青背負了本不該背負的重負，承受了不少委屈甚至鄙視，但知青的要義和承擔是一樣的，知青奉獻了青春，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也在農村艱苦的環境中成熟起來，留下了自己不可磨滅的痕跡。

　　5.對“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看法

　　“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是新中國城市學生最大規模的向農村的流動，其影響之大，涉及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加之當時“文革”的歷史背景和影響，使得對這一段的知青歷史的看法眾說紛紜。

　　應該說，這一時期的上山下鄉必然帶有這個時期的歷史印跡，有著它所特有的特點。我想，起碼有以下幾點：

　　(1) 強烈的政治色彩

　　“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比如“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等等，來發動和進行的。與以前的上山下鄉的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再教育”成為這個時期上山下鄉的首要特征，遮蔽了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建設的主要任務，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2) 采用運動的形式

　　學校的“革委會”、工宣隊的組織動員，居委會、家長單位的動員和工作，加上輿論的宣傳，各種各樣的“歡送”，等等，形成一種強大的氛圍，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當時的一種運動，下鄉不下鄉，似乎成為革命不革命的一個界限。

　　(3) 知青本身的年齡和受教育的不完整

　　1968、1969年上山下鄉的“老三屆”為主體的知青，大部分人的年齡不大，特別是1967、1968、1969屆初中畢業生的年齡更小。以我本人來說，插隊時還不滿16歲，盡管有不滿16周歲不動員插隊的說法，但在我報名插隊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告知過，而且很快批準。在知青中，還有年齡更小的。加之大部分人所受學校教育的不完整，使得他們不得不過早面對社會，而這個條件卻為當時所忽視，他們過早地被作為成人對待。

　　(4)動員宣傳同現實情況的反差

　　學校和工宣隊在動員學生上山下鄉的時候，介紹的情況和實際相差較大，當知青到了農村，發現與介紹不符時，產生失望甚至受騙感。在相當一部分農村，知青辛苦一年，甚至不夠自己的柴米油鹽的基本費用，無法養活自己，只能靠家人負擔。大部分知青的這種狀況，甚至無人過問，造成知青和知青家人的不滿。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文革”中上山下鄉的規模大，范圍廣就把上山下鄉歸結為“文革”的產物，不能因為其中存在的問題或因為“文革”被否定了就得出知青上山下鄉也應被否定的結論。那樣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實。

　　從知青個人而言，畢竟，在這個歷史時期的上山下鄉中，我們了解了社會，了解了農村，對國家的現狀也有了一定的體悟。農村的生活，使我們能夠獨立生活，能夠自己面對社會，能夠自立。農村的勞作，不僅是學會掌握了農活，不僅是鍛煉了自己的體魄，更重要的是，培養了自己的一種精神，即不畏艱苦、不屈不撓的勇氣和信心，這是自己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的寶貴財富。

　　從知青和農村的關系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僅自己有所得，而且也為中國農村的發展、為城市和農村的交流做出了貢獻。知青在農村充當赤腳醫生、民辦教師，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等等，為農村的建設出了力。知青所帶來的新的生活習慣、有關農村之外的信息，還有不少知青所具有的積極、樂觀、向上的精神，也開闊了農村的眼界，有些甚至影響了農民和他們的下一代。現在，不少曾經有過知青的農村，提起知青來，還保留著良好的記憶和懷念。我總覺得，在談論知青的時候，從知青本身談論的較多，而談論作為知青與之相結合的農民和農工，他們對知青又有什么樣的看法卻很少，這不能不說是缺憾。

　　從知青的歷史來說，“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是知青歷史的一個階段，它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期的特征，也使知青本身遭受了本不該承受的東西，但貫穿知青歷史的承擔、責任、奉獻、進取，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精神仍然是這代知青共通的特點。在艱苦的環境中，知青成長并成熟了。在農村的歲月，成為不少知青以后事業的堅實的起點;在這個歲月在養就的精神，成為此后生活和工作的寶貴財富，萬金不換。

　　知青應該真實地反映自己的歷史，既不溢美，也不埋怨，更不詛咒，這是對知青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負責。真誠地對待歷史的人，才能真誠地看待自己。2013年，我出版了回憶自己插隊十年的書《五味青春》，遵循不說假話，是什么就說什么的原則，力求對自己的插隊有一個真實交待，也對在那些日子中幫助過自己的人表達一種感恩。出版后，能使我有所滿足的，是我插隊的夏縣胡張鄉西晉村的劉學禮的話：“好像又回到了我們當年生活過的情景一樣。”他所轉達的西晉村的鄉親們對知青的懷念，其中包含的對知青的情誼使我深受感動。

　　我為知青自豪，也為自己曾經是個知青自豪!

　　(山西省夏縣胡張公社西晉大隊插隊知青 郇中建 )

　　郇中建，1953年生，1967年北京育英中學初中畢業，1968年12月20日到山西夏縣胡張公社西晉大隊插隊，1977年12月參加高考，被北京大學哲學系錄取，1978年2月入學。現為人民出版社編審，所編輯的圖書多次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獎，榮獲“全國優秀中青年編輯”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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