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口開河、造謠成性的秦暉--兼議毛澤東時代城鄉差距真相

　　信口開河、造謠成性的秦暉--兼議毛澤東時代城鄉差距真相

　　1. 關于城鄉差距的歷史發展趨勢：

　　a) 解放前兩極分化本來大

　　b) 解放后剪刀差城鄉差距逐步縮小

　　c) 改革開放初，利用毛時代物質積累反哺農村，城鄉差距一度縮小，隨后城鄉差距又總體急劇上升

　　d) 改革開放后城鎮內部階級分化情況加劇

　　2. 毛時代致力于縮小城鄉差距：

　　a) 毛澤東的農業發展指導思想：“農業就是工業”

　　b) 按照毛時代的戶籍制度，3000萬以上的農民勞動力按照國家計劃有序進城，并很快獲得城市戶口和相關福利保障。(改革后改變了毛時代的戶籍制度，幾千萬農民工常年在城市工作卻沒有相關戶口和福利，這在毛時代是難以想象的)

　　c) 大力推進農業合作化集體化

　　d) 分散工業化和就地城市化

　　e) 合作醫療體系、赤腳醫生和教育普及增加農民福利

　　f) 知青下鄉促進了農業發展

　　g) 三線建設客觀上縮小了城鄉差距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是反共自由派學者中學術水平較高的人之一，然而多年以來總是制造一些非常幼稚的試圖顛覆常識的結論，諸如毛時代的經濟績效比印度差，也比蔣介石的民國差(見秦暉：《中國改革前舊體制下經濟發展績效芻議》，《云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2期)，等等。類似的言論和著作已經成了中國學術界的恥辱之作，秦暉也被學術界稱為清華之恥。現在，稍微有點良知和常識的學者，都已經恥于和秦暉、張維迎、茅于軾這些極端反共反華文人為伍。

　　近年來，秦暉又接連發表了《從南非看中國》，并出版了《南非的啟示》一書，他將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黑人和白人，同城鄉二元體制下的中國農民和工人劃了等號，一并歸到“身份社會主義”名下，認為：“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發展就具有以‘剝削’農民來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所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導致過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悲劇”。秦暉等自由派人士類似的觀點非常多，卻沒有做任何詳實數據和嚴密分析，只憑感覺來污蔑毛澤東時代，信口開河、造謠成性、違背歷史真相，影響十分惡劣。

　　一、關于城鄉剪刀差的歷史發展趨勢

　　1、新中國城鄉差距是歷史形成的，解放前兩極分化就嚴重

　　據權威資料介紹，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手工業只是農業的附庸。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基本上按照它們的價值進行交換。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用武力奪取了對華貿易的各種特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主要是工業消費品)的市場和掠奪原料(主要是農產品)的基地。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國內剝削階級利用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不斷地提高工業品銷售價格，降低農產品收購價格，用擴大剪刀差的辦法剝削農民。如 1913—1918 年，天津市場粗布價上升 50%，而棉花只上升 28%;上海市場面粉價上升 24%，而小麥反而下降了 6% 。1926—1936 年的10年間，上海市場的工業品價格指數上升了 12%，而同期農產品卻下降了 13%， “剪刀差”上升了 29% ?？谷諔馉幈l后，物價直線上升，而“剪刀差”仍繼續擴大。1937—1943年，上海市場農產品價格指數上升 94 倍，而工業品價格上漲 182 倍。據安徽六安、廣西百色、四川大足和陜西安康等四地若干農村初級市場的典型材料算出，1936—1948年間工農產品交換比價平均擴大了65.1%。(轉引自：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3號國情報告《城市與鄉村--中國城鄉矛盾與協調發展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第 271 頁;田善符，《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工農產品價格差的變化》，中國近代經濟史問題，1992，2;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論》，黎明書局，1934，第 248 頁)

　　2、解放以后，剪刀差消除，新中國城鄉差距逐漸減少，但由于歷史原因沒有完全消除

　　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詳細數據，在毛時代每一個時期的工農業產品定價趨勢都是：農產品的價格是愈趨上升的，農產品跟工業品的交換比價是愈趨縮小的，沒有執行過擴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為100，一九五二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為12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為109.7，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90.2(以農產品收購指數為100)，交換比價縮小了9.8%。……一五期間，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20.2%，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了2.2%，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85.2(以農產品收購價格為100，下同)，交換比價縮小14.8%……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28.5%，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5.6%，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82.2，交換比價縮小了17.8%……文革時期，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1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降低了7.3%。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為83.0，交換比價縮小17%。”(見胡邦定(主編)：《當代中國的物價》，第16章第3節，《當代中國》叢書)

　　以下是具體情況：新中國建立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交通運輸事業逐步恢復，城鄉物資交流開始疏通，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較多，日用工業品銷售價格略有上升。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對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影響較大的主要措施是：(1)重要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價格有所提高;(2)對私營工業核定工繳貨價，制止工業品亂漲價和隨意提價;(3)降低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4)部分重要農產品在全年最高價格或接近最高價格的基礎上，取消了季節差價，實際價格有所上升。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這一期間，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20.2%，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了2.2%，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85.2(以農產品收購價格為100，下同)，交換比價縮小14.8%。到1958年，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已經縮小到1930～1936年時的水平。因此，從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實物形態變化看(即從同等數量的農產品可換得工業品的數量看)，從抗日戰爭開始至1950年期間擴大的剪刀差已基本上消除。

　　“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為了盡快地恢復和發展生產，政府較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并對糧食實行超購加價，同時降低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1965年與1957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28.5%，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5.6%，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82.2，交換比價縮小了17.8%。

　　文革中，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繼續有所縮小。1976年同1965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1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降低了7.3%。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為83.0，交換比價縮小17%。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解放前形成的城鄉差距本來就很大，此外農業自身的增長速度也沒有工業快，所以毛時代的城鄉差距依然是存在的。這符合老百姓的普遍感受。農村在經濟上仍然是國家為城市的工業投資而進行資本積累的來源之一，農業的盈余通過稅收、糧食征購和國家價格政策等方式進入國庫。

　　3、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城鄉差距總體上升

　　據世界銀行報告的統計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從1980年的2.5擴大到2007年的3.3(見World Bank，2009：34，圖2.36)，呈整體上升趨勢。

　　其中僅有兩次回落。第一次城鄉收入差距回落，是在1980-1984年，這是政府利用毛時代的物質積累，有意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補貼農村，農民收入普遍提高導致的。第二次是在1995-1998年，則是國企私有化工人下崗，城市工人普遍失業陷入貧困所導致的。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規定，糧食價格從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購部分再加價50%。征購指標在較長時期內穩定在1975年的基礎上。(來源：《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0293/70318/4852499.html)其他棉、油、畜等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也相應提高。同時降低農機、化肥、農用塑料等支農工業產品的價格。這兩項政策在當時對調動農民積極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農村看到顯著效果。但需要強調的是，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之所以有能力扶植農村，縮小城鄉差距，歸根結底正是由于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物質基礎，而非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導致。農業基本常識說明：農產品產量增長一是靠水利，二是靠化肥，三是靠種子改良以及其他科學技術的應用，四是靠農業機械和電的使用等，這幾個方面正是在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這些物質基礎，即使在管理方式和產品價格上改革，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產量也不會大幅度提高。事實上，中國農業產量從改革開放之前的1975—1978年就已經出現了加快增長的趨勢，80年代初不過正是這種趨勢的繼續而已。正如中國革命一樣，如果只講建國時的偉大勝利，而不講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次斗爭的成就，那樣能夠說明問題嗎?又如農業豐收了，如果僅僅看到收獲、分配時的成果，而不看開墾、耕耘、栽培時付出的勞動和汗水能行嗎?有投入才有產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難道能夠割斷事物發展中的必然聯系嗎?

　　從1984至1995年，從1995年至2007年，由于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私有化政策的干擾和破壞，改革開放以來絕大部分時間內城鄉差距都大規模擴大。90年代后半期以來，通過侵吞國有資產和剝削工人，中國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買辦暴富階層，他們和農村農民和城市下崗工人的收入差距，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一小撮暴富階層生活在天堂，而大部分人城市下崗工人和農民則在地獄。

　　4、改革開放后城鎮內部階級分化情況加劇

　　改革開放后，城鄉差距增大暫且不論，就其內涵和毛時代的就大不一樣。改革開放以后，兩極分化增速明顯。而城鎮大多數居民的貧困被少數富人一平均，就屏蔽了真實狀態。有一句順口溜：“張家有錢一千萬，十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家家都是張百萬。”城市里聚集著一批富可敵國的豪門巨賈，一個億萬富豪就可掩蓋成千上萬個室如懸磬的貧寒之家。其實，由于礦山給私人開采，農村同樣誕生了一批億萬富豪，擁有財富數以千萬元計的礦主多得很。但是這些礦老板幾乎全都在城市買了房落了戶，因此他們的財富并沒有“平均”在農村居民的收入之中。改革開放以后，城鎮居民中的政府機關公務員、媒體等事業單位從業人員以及部分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高管、白領等，工資漲幅很大，每年上一個大臺階。金融、電力等行業職員收入可觀。而這些人，農村是沒有的。農村只有中小學教師是事業單位從業人員，但就是農村教師，大多數也在城鎮買房落戶了，不屬于農村居民。第三，城鎮居民中，退休人員有退休工資，而且每年上漲;而農村老年居民一般是沒有退休工資的，更談不上退休工資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有那些呢?政府統計的主要是農民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收入，雖然農業生產由于免稅免賦等政策的實施，會有一定的增長幅度，但不會太大。大部分農民的實際收入，主要是來自進城打工和經商做生意所得，而占據主要位置的這部分收入，是不透明的，政府統計部門是無法統計進來的。

　　這就很清楚了解改革開放后城鄉居民純收入不斷拉開差距的原因所在。問題的關鍵(主要矛盾)不在于城鄉差距越拉越大，而在于富豪富可敵國、窮人揭不開鍋的兩級分化越來越明顯。不能用所謂城鄉差別越來越大這個偽問題，來掩蓋貧富差別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現實。而毛澤東時代的城鄉差距，可以較少考慮內部階級分化的情況。

　　二、毛澤東時期致力于縮小剪刀差的發展戰略

　　1、毛澤東的獨特視角：“農業就是工業”

　　新中國建立后的發展戰略是視政治經濟狀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工農業產品比價差，調節工農利益，協調城鄉發展。1956年匡算，國家從農業征稅約為農業總產值8%，從工農業產品比價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過12%，合計大約20%，不及蘇聯(45%)的一半。舊中國工農業產品比價差最小的時期為1930―1936年，此后逐漸擴大，1949年達到最高峰。新中國建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時的工農業產品比價差比1930―1936年仍高出34.4%，到1958年二者縮小了38%，已低于那時。(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馬泉山：《毛澤東的獨特視角：“農業就是工業”》，《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653.html)與此同時，農業得到恢復并有較大發展。

　　即使如此，農業發展滯后仍使毛澤東不安。1956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業增長162.3%，輕工業增長104.9%，農業增長20.5%。(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馬泉山：《毛澤東的獨特視角：“農業就是工業”》，《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10653.html)糧棉等主要農產品由于供求缺口過大已實行統購統銷，其他農副業產品和以農業為原料的輕紡工業產品也日益短缺。要多發展農業除適當增加國家投入，主要依靠農業自身積累。先讓農業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辦工業不明白這個道理，取之無度，工業也難以為繼。

　　因此，毛澤東擯棄斯大林“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區分農民為國家工業化的積累和為農業自身的積累，實行保證兩個積累而不是只有前一個積累的政策。他說：“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蘇聯的辦法只要前一個積累。從1933年到1957年的長時期國家對農業產品一方面高征購，另一方面低價格，把農業生產總值的40%以上聚斂自己手里支持發展重工業，農民不堪重負，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擴大再生產，甚至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農民為此反抗的結果，造成1932-1933年冬季大饑荒。(來源：張一凡：《蘇聯的計劃配給》，中華書局1947年7月初版，第99頁)毛澤東諷喻說：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那有這樣的道理!

　　2、戶籍制度使農民進城有序化

　　近年來，不斷有人質疑說毛澤東時代的戶籍制度是造成城鄉差距的罪魁禍首。秦暉在《從南非看中國》一文中就將我國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下的農民-市民比作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黑人-白人。我們知道南非的種族隔離是白人對黑人的殘酷壓迫和奴役，它是要將黑人束縛在黑人部落的土地上或者城市郊區，使黑人不可能享有和白人平等的各項權利。按照秦暉的類比，我國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設計豈不成了市民對農民的剝削壓迫，而且隔斷了城鄉人口的流動？實際情況顯然不是這樣。

　　新中國成立后，建設一個工業化強國的進程被提到首要位置。城鄉人口比例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的指標，必然要得到重視，而當年大量的城鄉人口的互動，尤其是農閑季節打短工的現象，很難區分城鄉人口的實際比例。能夠準確地計算出城鄉人口數字的戶籍制度的出臺已經刻不容緩。1958年1月9日，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由此建立。

　　這就減少了農民盲目進城四處流離的損失。新中國初建時，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城市就業機會非常有限，大量農業人口的涌入，只會造成大多數農民的無業可就，凍餓街頭在所難免，白白浪費時間和金錢。這樣是不是完全限制了農民的自由，堵死了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道路呢？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所以，我國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不是為了讓市民剝削農民，而是服務于整個工業化進程的。根據上文提到的毛澤東“農業就是工業”的經濟發展思路，我國的工業化是農業和工業同步的相互促進式的發展。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董志凱《從建設工業城市到提高城市競爭力--新中國城建理念的演進(1949-2001)》一文說：自1958年開始的3年“大躍進”中，由于龐大的工業建設，特別是全國大辦鋼鐵，各地紛紛增加新職工，農民大量涌進城市，使城市人口驟增。1957年底全國城鎮人口為9949萬人，占總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萬人，占總人口的19.8%，3年凈增3124萬人。全國設立城市數，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設立城市有177個；1960年底達到199個；1961年時又增加到208個，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2年中設市最多的一年。(來源：董志凱《從建設工業城市到提高城市競爭力--新中國城建理念的演進(1949-2001)》)當然由于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工業經濟效益下降，國家無力負擔那么多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又被迫下放人口。1964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工業戰線和市鎮其他部門又需要補充大量的職工。孫景澤先生根據《1983年統計年鑒》中市鎮人口和農村人口的變化計算出：困難時期城鎮人口下放農村期間漏報戶籍的那1510萬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年～1979年期間或者返回了市鎮，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這是主要的，大多數的)，或者在農村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來源：孫景澤《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

　　很多學者指出，毛時代的戶籍制度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戶籍政策也和國企等等一樣，被特色精英們轉了基因。毛時代城市缺少勞動力時，會從農村大量招工，國家會給這些勞動力城市戶口及相關待遇。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3號國情報告《城市與鄉村--中國城鄉矛盾與協調發展研究》一書統計，改革開放前的毛澤東時代，凈遷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約3000萬，這些城市所需的勞動力幾乎都馬上獲得了城市戶口及相關福利。改革開放以來，也有幾千萬農村人口在城市常年打工，但卻無法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獲得城市人口所擁有的福利。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1994年的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之間存在“不平等地位、不公正待遇、不公平競爭的制度性特征”，“政府的過度干預，即優待和保護城市居民利益，歧視和犧牲鄉村居民利益，是上述矛盾的重要根源”?？梢哉f，1995年以來，在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剝削程度和城鄉剪刀差急劇擴大，歧視和犧牲鄉村居民利益的現象更加突出了。

　　而在毛澤東時代，有很多農民及農民子弟通過招工、參軍、升學的方式十分順利地進入工廠、拿到戶籍、定居城市。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政策，當城市勞動力缺乏時，會從農村招農民進城當工人，農民進了工廠當工人就會比較快地獲得城市戶口，獲得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也就是說，按照毛時代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擁有固定工作的農民工，都應該獲得城市戶籍。在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會出現一個工廠常年使用一個勞動力，而不給這個勞動力解決戶籍、教育、住房、養老等問題的現象。

　　這些事實都證明毛時代的戶籍制度絕不是堵死了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道路，而是使城鄉人口流動有組織有計劃。而且那個時代的農民通過招工進城，根本不是現在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概念，那個時候不僅要解決進城農民的就業，還要解決他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糸列問題。而不是像現在盲目地放任造成了進城農民工中大多數基本權益得不到保護，淪為了血汗工廠的工人和嚴重的三農問題。

　　3、大力推進農業合作化集體化

　　集體經濟有管理上科學化，生產上有有機地組合的優勢。集體經濟需要團隊精神，分工協作。那時農村集體組織得好，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生產效益高，社會效益也在提高。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遠遠大于個體力量的相加之和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集體代表更高的生產力，適應現代化大規模協作化生產發展的要求，人民公社通過組織動員機制，將分散的農村勞動力整合起來，提高了農村生產力，擴大勞動力使用規模以彌補技術、資金的不足。那時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從根本上改善了農業生產基礎，幾乎每個地方的集體都做了許多改天換地(當然有些也破壞力自然環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大事情(如紅旗渠、大寨);同時還進行了農田改造，小田改成大田，澇田變成高田、保收田，旱田開渠引水變良田;修直、修寬、修平了機耕道路，加建、擴建了許多農業生產道路，開設了許多農技站，畜牧配種站等農業事業機構。

　　農田基本建設和開荒(萬公頃)

　　             機耕面積   灌溉面積   其中機電灌溉      總播種面積

　　1952年   13.6         1995.9          31.7                211884

　　1957年   263.6        2733.9        120.2              235866

　　1978年   4067         4496.5       2489.5             225156

　　農業事業機構（單位個）

　　           農業技術推廣站   牲畜配種站   畜牧獸醫站   種子站(公司)   國營良種場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1984年       1403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 中國統計出版社)

　　這些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我國糧食產量穩步增長(只是在1959-1961年大躍進期間一些官僚主義者干擾毛澤東的部署，大刮“五風”，使糧食產量有所下降)，農民收入增加。這些農業基礎設施為改革開放后的農業生產效益的提高，和雜交稻的推廣全面提高糧食產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直至現在，農村的水利基本建設設施，基本都是前三十年的生產隊集體的產物。

　　4、農村工業化和就地城市化

　　毛澤東時代還積極促進農村工業化和就地城市化。由于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眾多，而生產力低下，糧食生產緊張，因而毛澤東提出，必須大力發展農村工業，以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在鄭州會議上，他根據實踐情況，結合中國的基本國情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一想法實際上就是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點轉為“公社工業化和農業工廠化”，即分散的工業化和就地城市化。在1966年5月，毛澤東發表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一個理想社會的方案，毛澤東寫道：“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農民集體辦廠是和毛澤東一貫強調的農村的自力更生結合起來的。1958年1月，他在南寧會議上提出，地方工業產值要超過農業。而后國家經委據此起草了《關于發展地方工業的意見》，提出：“農業社辦的小型工業，以自產自用為主，如農具的修理，農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農產品加工等。”農村企業大部分是在當地籌措資金，而國家和城市很少提供資金;在管理上直接歸大隊、公社和縣政府管理。“文革”后期的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械化設備也由當地管理。

　　毛澤東所致力的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取得了許多成就：比如中國的化肥有一半是由農村工廠所生產，而迅速增長的農業機械產品中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地方農村工廠生產的。另據相關資料顯示，農村的許多小型工廠還生產水泥、生鐵、建筑材料、電力、化工產品、藥品和各種各樣的小消費品;更重要的是把近2000萬農民改變成為農村的專職或兼職的工業工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就業不足的問題。(來源：李熠煜《毛澤東縮小城鄉差別思想的現代價值》，《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03期)

　　5、赤腳醫生和教育普及增加農民福利

　　為了縮小城鄉差距、保證社會公平，毛澤東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合作也尤為重視。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農村衛生保健體系的構建。

　　新中國成立后，50年代培養的公共衛生工作者都集中的城市里面，興建的醫療衛生設施也集中在市區中，同時國家衛生部的資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到1955年，毛澤東已經開始批評國家衛生部只關注城市醫療，而不管農村的醫療需要。實際上，到60年代中期，還只有20-40%的醫生呆在農村，而農村人口當時占到總人口的85%(來源：臺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此文發表于科克藍主編、跨國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學及研究所層次的醫療社會學教科書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毛澤東的著名的1965年“6.26”指示開始嚴厲的批評衛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農村為主體的指導方針。毛澤東的指示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指示激發了大量的城市醫療衛生工作者在“下鄉”的運動中到鄉村去。據估計，在一些城市醫院，多達1/3的醫務人員到農村工作鍛煉。這些醫務人員——通常是在流動醫療小組中——花費半年到一年時間在農村。他們下鄉過程中，提供醫療和疾病預防服務，訓練赤腳醫生，加強農村的衛生組織，提高其教育程度，同時也在學習農民健康問題過程中接受“再教育”。這些來自城市的醫療衛生工作者中許多——大約有10萬定居在農村。毛澤東的指示發出之后，國家開始更加關注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例如，中央政府在文革之后有60%的衛生預算花費在農村。這與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鮮明對比(來源：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

　　此外毛時代建立起來的合作醫療體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地方基金提供經費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對于它的建立和運轉也是必不可少的。這使得農民們的經濟地位不論怎樣貧困，都能提供給他們基本的醫療服務。1969年以后，農村赤腳醫生的培訓計劃大大加快，合作醫療體系也使赤腳醫生和其它醫護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級醫療服務技術，使醫療服務在空間上同農民生活融為一體。到70年代中期，這類醫輔人員已經成為農村醫療保健體系中的骨干力量。從此農民有了基本的醫保，農民看病吃藥就到大隊的醫療室找赤腳醫生，大一點病就到公社衛生院去看，重病才到縣醫院治療。當時得了大病，到上級醫院治療醫療費個人承擔不起的農村集體也幫助解決。

　　這些醫療政策使得人民在健康狀況方面得到巨大的改善。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減。平均壽命從1949年左右的35歲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歲。出生嬰兒死亡率也從1950年估計的約千分之二百五十減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國的平均壽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國高的國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壽命的增長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其它國家(來源：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對于中國衛生部分的討論直接稱呼中國的成功為“中國第一次衛生保健革命”。

　　而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對于醫療進行了市場化改革，這使得國家醫療衛生預算對城市的投入相比對農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醫療衛生資源多被用于培訓高技能的醫療工作者、建設資本密集型的醫療設備和醫院以及購買高價儀器，所有這些都傾向集中于城市地區。結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地區投入的資源一直在減縮中。城鄉人均醫療費用的差距從1981年的3倍擴大到90年代的5倍(來源：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2004)。農村衛生站也經歷了技術人員的嚴重短缺。甚至，他們幾乎沒有人指導也沒有在職培訓。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價值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它包括教育權利平等與教育機會均等兩個基本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后，教育面領著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的選擇問題。毛澤東是精英教育的反對者,他從不掩飾對正規化、制度化的蘇式精英教育的抵觸。他在1958年和60年代兩度發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許多復雜的層面,其中之一,是對教育公平原則的強調和堅持。他關注的重心始終是面向大多數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他仍然強調廣大勞動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權利,這一努力有兩個方面,一是突破考試制度、分數門檻對工農子弟的束縛。另一方面,是通過改革和縮短學制,下放各級教育的管理權限,強調利用多種方式、多種渠道發展教育。毛澤東的教育發展策略使得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城鄉升學率差距在1962年很大;有84%的城市孩童由小學升入初中，而只有21%的農村孩童從小學升入初中，造成了60個百分點的升學率差別。而升入高中這一差距則一樣大：46%的城市孩童由初中升入高中，與此相比農村地區只有區區4%的初中學生升學，初中升高中有42%的差距。到1970年代晚期，在縮減城鄉高中升學率的差距上，雖然沒有太多進展。但農村自身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有很大增長;1962年4%的升學率在1977年上升到64%的高峰。在小學升初中上，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來源：英國謝菲爾德大學中國政治經濟學教授布拉莫爾：《毛澤東在教育領域的革命》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781/）。

　　6、知青下鄉促進農村農業的發展

　　解放前，我國長期以來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1949年鋼產量只有十五萬八千噸，連自行車都生產不了。一個國家的強大必須要發展工業，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我們不能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侵略去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來發展自己國家的工業，只能是靠農業來積累資金。中國地少人多加上農村文盲充斥，達到90%以上(來源：葛元仁《知青下鄉與農民進城》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4/03/316048.html)，極其落后，無法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這種落后的情況不改變，農業就無法發展，進而為工業積累資金?！?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80%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在千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的知青后來當上了民辦教師，成為貧鄉僻壤中一顆傳播文化的種子;有的當上了“赤腳醫生”，為缺醫少藥的農民排憂解難，解除病痛;有的成了農業技術人員，在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應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績;有的被推選為生產隊會計、保管，成了農民和農村的“紅管家”;有的被選拔到農村的各級領導崗位，成為深受農民歡迎、愛戴的帶頭人;有的則在社隊企業中積極奉獻、大顯身手，成為后來鄉鎮企業的開拓者、奠基人。這些顯然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這樣的例子有據可查。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耕地總面積增長42.5%;實現糧豆總產增長51.3%。大牲畜存欄增長31.3%。中小型工業企業發展到737個，實現工業總產值6.3億元，增長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倉”;內蒙兵團的知青第一年就生產糧食200萬公斤，6年來，農業團生產糧食16787萬公斤，上繳國家肉類706萬公斤;新疆兵團的知青把那里建設成了糧棉生產基地;云南兵團的知青和當地農工通過搞科研，打破了橡膠只能種植在北緯17度線以下的世界共識，將橡膠種到了北緯22.9度，擴大了我國橡膠種植面積，膠片產量比兵團組建前增加58%。改變了這種戰略物資依靠進口的狀況(來源：孫成民《知青研究：長遠意義的戰略部署 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4/05/319955.html)。

　　7、三線建設客觀上縮小了城鄉差距

　　如今人們對于三線建設的認識局限于它是應對戰爭危險的特殊政治行為，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它還是謀求改善生產力布局的一般經濟行為。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建設投資分配亦即財政資金的使用，無不體現國家的政策導向。就是說，不同的政策取向決定不同的資源配置。三線建設選擇的地域是“靠山、分散、隱蔽”的西南和西北的偏僻地區。這些地區當時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僅比當時現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和東部沿海少數大城市低的多，甚至連中東部的農村都不如。而三線建設的實施，使內地的一些城鄉發展成為各具特點的新的工業基地，改變了工業布局。一些城市如克拉瑪依等等，從無到有，從小到大。1978年三線范圍的內地和邊疆地區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份額達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個百分點。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業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由12.25億元增加到59.4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國的3.4倍);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個百分點(來源：馬泉山《再談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06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在《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中指出，由于經濟發展帶來商品、資本、人員、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會使先進的地區更先進，落后的地區更落后。為了避免“循環累計因果關系”的影響，防止地區發展中出現兩極分化，不能消極等待市場力量發生作用，必須由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刺激和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三線建設項目不僅是在經濟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而且是在這些地區的窮困山區，地形艱險，交通不便，原材料運輸和吃穿用物資供給都很困難，如果僅僅用市場經濟的辦法，這些項目是難以實施的，東西部地區差距必然會比現實更大。

　　綜上所述，不管是從城鄉差距的歷史發展趨勢，還是從毛時代的經濟發展思路和具體的政策制定上，我們都不能否定毛澤東對縮小城鄉差距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毛時代對縮小城鄉差距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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