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并“中央文獻”

　　四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并“中央文獻”

　　為何用小平同志最厭惡的方式塑造“鄧小平”?

　　一清

　　我在此前所發“三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及“中央文獻”文章后，有個自稱可以“答一清”的人冒了出來，烏七八糟地作了些“答”。不過，打死我也不能相信這種文字能力的人是《鄧》劇或“中央文獻”的槍手。但我已經注意到了，中央文獻的同志認為《鄧》劇不能算是“文獻片”，是個電視劇，也就是說，是一個藝術片，是一個可以“創作”的紀錄片。

　　這下可好，我們先且不管中央文獻的同志在紀念當代歷史人物的時候能不能進行創作，可不可以“編”一些原本不屬于當事人的故事。從其所言，認可其是電視片或者藝術片。那么，我們從創作的規律、手段等細部入手，來看看《鄧》劇編、導們都在干什么，他們還在哪個世紀的藝術舊路上踏著一二一的節奏。

　　在文革結束后，流傳著很多小平不愛看革命現代樣板戲的的段子。鄧小平不愛看“革命現代京劇”(樣板戲)這是有著當然理由的，因為文革期間的藝術作品，無論戲劇、電影、小說等，都有一個“三突出”的問題，也是就文藝創作的“三突出”原則。這是個什么樣的原則呢?當代的年輕人可能不太清楚，我這里提一下。就是要求作者(當然也包括編劇)在創作時做到“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對文藝創作的戧害是很深重的，因為按照這一原則創作出來的東西，基本上就沒有人物特性和藝術個性了。因此在文革結束后，這個創作原則被文藝人以及時代所遠遠地拋棄。

　　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創作原則被《鄧》劇組及“中央文獻”的同志重拾了過來，通過他們的紀念性實踐，大有復興“三突出”原則的勢頭。謂予不信，請看下文：

　　《鄧》劇中的“所有人物”包括這樣的幾類人：一是反對改革的，如反對包產到戶的、反對當年高考招生的、反對在四人幫被粉碎幾天就持鄧小平出山工作主張的，一句話，凡是與“鄧小平”的主張相對的、或者跟不上趟的，都是“所有人物”中的“一般人物”。正面人物就是剔除了這些反面人物的其他人物，包括要求不愿集體生產而逃荒要飯的人物，如梨園村的張大爺劉大娘的;包括不愿意留在農村而愿意上京請愿甚至上鐵路賭車臥軌的知識青年;包括一切被當時的公安盯著的造反者、撲網者、逃港者，以及一切與《鄧》劇組所認為的與“改開”之前的體制為敵的人，他們都是劇中的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當然就多了，包括田源、夏建國、劉金鎖等，包括夏默、田志遠等，包括“葉劍英”、“王震”、“李先念”、“胡耀邦”等。最后就是主要英雄人物——“鄧小平”“三突出”原則中，主要英雄人物只有一個。

　　“三突出”的原則的外延實際上含有“四類人”。在“所有人物”中，其實還隱性地包括了“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等，看他們是哪一類的人，只要看他們的僵硬的表情就知道《鄧》劇編導們的歸類了——這倒很好，可以讓我們直觀地判斷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個方法曾經是上世紀幾十年里的電影、電視分清好壞的主要標志。記得1973年左右的《參考消息》報導過一則外國人評中國樣板戲的文章，說只要燈光變成陰暗，一定是反面人物出;音樂變得嘈雜，一定會有壞人出鏡。我后來觀察，還真是這樣。本以為這樣的經驗將永遠成為過去，誰料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經驗”又復活了：誰的面相僵硬、誰的出語木訥，誰就不是“正面人物”。試舉幾例：

　　★粉碎“四人幫”的當天晚上，在香山召開的政治局臨時會議上，表情最僵硬的當然是陳永貴和吳桂賢二位莫屬了。他們不是驚愕，還是木訥、是僵硬。

　　★華國鋒在香山政治局會議的表情或者算不得太僵硬，但他卻“僵硬”在全劇所有屬于他的戲份上：一個一貫到底的表情，一個從春到夏的服裝，一個永不變化的發式，即使中央各次大會的正堂上掛著的“華主席”領袖照是板寸頭的，也非得讓華國鋒從1976年起就背著大背頭，這種“僵硬”強化和暗示的是其人的“不思變”的品性。

　　(1976年的華國鋒是板寸頭，所有中央會議上掛著的領袖照是有印證的)

　　不是正面人物的人一般都反對改革，而反對改革或是不同意“鄧小平”戰略的，大多是脾氣暴躁，舉止無當，說話忒不文明的那種，或者是長相疴磣面相難看的那種：

　　★高考改卷的老師中，就有長得難看的人，而這樣的人一定是主張給田源打低分的人;

　　★第46集中，安排的幾位在夏默組織的調查會上“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發言人，都是喜歡拍桌打椅的人。他們或者搶文件夾，或大聲呵斥派，他們不屑于和不擅長與他人討論，“粗野就是粗野者的通行證”，這樣的刻板符號就是反對“改開”者的DNA，就是臉譜。

　　(反對改開的人一般都是沒修養的，都是喜歡拍桌打椅的)

　　在“三突出”原則面前面，這些搶文件夾或者粗聲大氣說話的人，當然是英雄人物的反襯，夏默們的形象就因之高大起來。

　　那么，《鄧》劇又是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呢?第45集成都的“劉大娘”、菜場老板，46集的國貿大廈的建筑領班、47集的珠海某村的一群群的村民。所有這些人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都說著同一的臺詞：“是鄧主席讓我們如何如何……沒有鄧主席，就沒有我們的好日子”，他們同樣只有一個稱呼：“鄧大人”、“鄧大人”、“鄧大人”!

　　田源、夏建國、燕子等肯定是屬于《鄧》劇的英雄人物。所以，劇中一般安排其在某一個“鄧小平”故事完成后，由他們說一段“發自肺腑”的話：

　　★第45集無厘頭地讓一對情人說著偉光正的話：燕子：(“鄧小平”)他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時代的偉大，感受到了一個領袖的偉大。夏建國：我感到了有鄧小平這樣偉大的設計師而感到自豪、感到幸福。

　　★在38集里，田源更是捶胸頓足地感動，“感動”得讓人一頭霧水，一身雞皮疙瘩。他在與父親的通話中說著的是比黨旗下的宣誓更見力度的主流之聲：“爸，我見到了鄧小平了……在云南農場那會兒，我們沒有睡過一天的好覺，白天被螞蟥叮，晚上被蚊子咬，那時，我們死的心都有了……我們都絕望了。是他，讓我們回家，給了我們幾百萬知青重生的機會，還有高考，給了我們無數人重拾夢想的機會，給了我們上大學的機會，還有，促進我們返城知青就業的政策，讓我們這些沒有上大學的的行業知青，重新找回了自信。我們沒有成為社會的累贅，相反，我們用我們青春的體魄，成為了國家真正的脊梁。我們在這個社會里，實現了自我的價值，——這哪里是父子間的對話，這是一個“轉折時期”的歷史總結啊!說到這里，這個劇中的“英雄人物”為了陪襯“主要英雄人物”的崇高與偉大，他能夠有的表現就一定只有話語哽咽，泣不成聲。

　　(田源泣不成聲)

　　讓人訥悶的是，這位“英雄人物”的眼淚是怎么流出來的?正常人會有這樣么?田源所贊揚的“鄧小平”同志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他可是一件都沒有領受：“鄧小平”讓他考大學，他考了，錄取后，他將錄取通知書給撕了，從此再不考試。“鄧小平”給了他那么多重拾自信的機會他一直不去拾，他游走在社會的邊緣，與煎餅較勁，終于也沒有能煎出啥好餅子。他哭什么呢?——這就是“三突出”創作原則造下的孽：所有人物，不是來自于生活，而是來自于“突出……突出……突出”的模式。正是這種模式下，劇中需要什么人物出現，需要這個人物在某一刻的表現，不必有任何鋪墊，當哭便哭，當笑便笑，來時如雷，去時亦如雷，不帶稍減半分火威的。至于劇中角色有沒有血肉和正常的情感，這在“三突出”創作者故事編撰者的下，是不需要考慮的。

　　在《鄧》劇中，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是為“主要英雄人物”而設定的。夏默和田志遠這樣的角色有什么性格的區別?田原與夏建國有何獨特的人性特點?更惶論其他“正面人物”了，那些個些小人物，都是些“打和聲”的角色，什么時候需要他們一下了，他們就出來鼓個掌;什么時候需要他們了，他們就出來喊一個口號，而且個比個的喊得熱淚盈眶。

　　第10集里，為了表示“高考改革”的偉大與及時，讓所有的知青都在畫面里高呼：“我要上大學了!”“我也要上大學了!”“我報北大，我一定能考上!”、“我報清華，我也一定能考上!”連金鎖這樣的說得更是讓人目瞪口呆：“我一定能考上大學，我念完大學就回來!”——這真讓人難堪，請問劇組和文獻的同志們，那可是1977年啊!如果你們中有人參加過那一年的高考，你們這樣的電視呈現就是胡扯!或者你們都是人中鳳雛，都是人中驕子，都是勝券在握才俊，但那也只是你們這么幾位呀?怎么可能幾十號幾百號人一個個口號震天地斷定自己一定要上大學了?你們不是口口聲聲、反反復復說，文革耽誤了一代人嗎?不是說他們連初中水平都不如嗎?為何突然之間他們就個個都可以上北大清華了呢?或者你們會說：這不是表現知青們的興奮嗎?表現知青們對于高考改變命運的喜悅之情嗎?——是什么樣的腦瓜和什么樣的思維才會編出這樣的情節呢!?真是神劇啊!超級神劇啊!

　　以“北大才俊”夏建國為代表，我們看“三突出原則”的害人誤事。按說，除了“鄧小平”這個主要英雄人物，編劇一開始在夏建國身上著墨是不少的，但劇中所呈現的是個啥樣的人呢?如果不是一開始讓他“考上北大”，我們幾十集下來還有誰會看到他作為一個北大學生在影劇中的性格存在呢?他整個就是一個“鼓掌”的機器，與田源一樣，他們就是在需要比鼓掌更熱烈一些地“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時出場表達“擁護”與“熱愛”的一個工具，以至于最后一集中他們的集體婚宴上，我們看到的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對于“歷史轉折”的總結盟，偉光正的話一直要帶到婚床上才最后松手。夏建國和田源，他們沒有血肉，沒有性格，只有“改開”之前對這個社會的切骨難消的恨，“改開”之后對這個社會死心踏地的愛。

　　當然愛是不會有錯的，愛“改開”后的中國，更沒有錯，但是，能不能不這么恨“改開”之前的中國呢?我們為什么在第九個餅子撐飽了自己后，一定要去掉前面墊底的幾個餅子的存在并切齒地痛恨于它呢?

　　(國家到底糟蹋成什么樣子了呢?請問編劇們?)

　　(這是要問誰呢?)

　　習近平同志反復囑咐我們理論界和文化界的同志們，不要搞兩個互相否定，這一囑咐，可謂意味深長。但是，《鄧》劇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錯誤思想是嚴重地存在著的，以至于劇組通過金鎖之口說出的是“難道我們共產黨還不如封建時代的一個小和尚嗎?”也透過黃山拜“活菩薩”的老太太之口說出了“共產黨好是好，就是吃不飽”這樣的話——這當然都是說“改開”之前的共產黨。在所有這些“一般人物”中，他們心中與口里的活菩薩就只有一個人：“鄧小平”：這是一個超乎共產黨組織力量的神人，這是一個開天辟地扭轉乾鋼的超人，這是一個在反對“兩個凡是”斗爭中又能創造出“新凡是”的前無后絕的超級圣人!

　　托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福，我們在克服思想僵化的創新之路上走了很遠很遠了，我們以平靜的心、從容的態在打量著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自信的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胸量對待共和國曾經的歷史，我們不再咬牙切齒地記恨于某件事某個人。我們藝術的表達，已經把“三突出”這一類僵死的東西拋進了歷史的垃圾桶，當下的藝術創作不再需在類似于《歡騰的小涼河》、《決裂》這樣為反而反的無血與無恥之作。我希望 吳子牛先生從舊有的那些個創作框架中走出來，也希望中央文獻的同志除了多讀點書，也跟你們家中的下一代多接觸，多交談，從灰黃的紙堆里站起身來抖落一下身上的塵土，不要津津樂道于那種似文獻非文獻的“藝術創作”了!世界多美好啊，“走出彼得堡”吧，外面的天空很高、很闊、很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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