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某網站9月15日發表的日本財團理事長尾形武壽《中日兩國應該著眼未來而不是介懷過去》的訪談文章，大為震驚，作為一個“長期致力于中日民間友好工作”的社會活動家，尾形武壽在歷史問題的認識上竟與以安倍為首的極右勢力如出一轍。在這篇7000余字的訪談中，到處充斥著似是而非的邏輯，充斥著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充斥著對中國的傲慢和偏見。
眾所周知，無論是甲午戰爭還是1937年的全面侵華戰爭，日本都是蓄謀已久，不僅中方的史料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近年來新發現的日本官方檔案也是鐵證。但是，尾形武壽對此視而不見，公然為甲午戰爭和1937年的侵華戰爭辯護。尾形武壽認為，甲午戰爭是在“沙俄一直南下擴張”的背景下，日本“出于防衛目的”而發動的。對于1937年的全面侵華戰爭，尾形武壽雖然極不情愿地承認日本建立偽滿洲國，“繼而南下打到上海、南京”是侵略戰爭，但卻將其定性為“典型的軍隊失控行為”，他還將太平洋戰爭解釋為“美方要把日本拖進戰局的一個戰爭行為”。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極力美化侵華戰爭，將甲午戰爭美化成“驅除韃虜”的“解放”戰爭，將1937年日本發起的全面侵華戰爭說成“被迫進行的戰爭”，是為了 “以日本為中心建立共同體應對西方勢力”的 “大東亞共榮圈”。由此可見，在侵華戰爭問題上，尾形武壽的觀點與日本右翼勢力并無本質不同，都是妄圖通過歪曲歷史事實、否認侵略性質、逃避戰爭責任，來為軍國主義招魂。
在東京審判的問題上，尾形武壽更是謬論迭出。東京審判雖然使天皇和一部分戰犯逃脫了罪責，存在不徹底性，但是總體上看，東京審判是一次正義的審判，因此國際學術界普遍給予高度肯定，認為其揭露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罪行，伸張了正義，懲治了邪惡，而且還為國際法特別是國際刑事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散布質疑甚至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拼命爭做政治大國，日本政府及其部分政治家和右翼學者認為東京審判的結果有損于日本做政治大國的形象，更加變本加厲地否定東京審判，使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學術、教育、文化等社會的各個角落”。
在該網站的這篇訪談中，尾形武壽就以“裁判者是戰勝國而不是中立國”而質疑東京審判的正義性，并公然詰問：“是誰賦予了戰勝者裁決戰敗者的權力?” 不僅如此，尾形武壽還進一步辯稱，當時的日本，沒有國際法律師，為日本國家戰犯做辯護的都是外國人，這樣做又是否合適?其言論比之安倍的“東京審判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不當審判”的謬論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其所言“為日本國家戰犯做辯護的都是外國人”，更是罔顧事實，因為清瀨一郎就是為戰犯做辯護的本國律師。
另外，遠東軍事法庭雖然確實是由戰勝國組成，但并非“戰勝者裁決戰敗者”，更不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報復。法庭的設立以及對戰爭罪、反和平罪的控告也符合既有國際習慣法的法理依據，在審判過程中，無論是檢察官還是法官，都嚴格遵循法理法律的規定，控辯雙方的權利尤其是被告方的權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審判中舉證質證都極其嚴格，定罪和量刑都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即使明知被告罪行深重，但如果沒有大量具體的證人、證言、材料，也不予以定罪。例如，由于不諳于英美法的訴訟程序，事前舉證時準備不充分，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出庭作證時只是籠統地講日軍“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惡行，結果法庭未采納其證言。東京審判既符合程序正義，又符合實質正義。
由上可見，在日本侵華問題上，尾形武壽所秉持的完全是一種扭曲的歷史觀，秉持這種歷史觀，其“不理解中國人為何對歷史問題如此敏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懺悔和道歉的問題上，尾形武壽的邏輯更加荒謬，在被問及日本政府對待這場戰爭的態度時，他公開為日本的不道歉、不反省做辯護：“眾所周知，德國、日本，包括意大利都是二戰的戰敗國，也就是說都已經敗了，已經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還要反省什么呢?”尾形武壽還辯稱，德國的懺悔和道歉針對的都是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虐殺行為，“并不是針對自己的戰爭行為”，指責中國拿德國的例子來說“日本沒有反省”不靠譜。尾形武壽的這一邏輯顯然與德國對戰爭深刻反思的實際情形相悖。
德國對戰爭的反思不僅停留在官方的道歉上，而是全方位、全社會的，是徹底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勇于向民眾公開歷史真相，引導民眾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德國還特別注重通過博物館、展覽館以及各種紀念活動來向公眾揭示二戰歷史的真相。“德國社會各階層每年都要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的墓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和忽視納粹犯下的罪行”，就連以汽車展覽為主的慕尼黑寶馬博物館都有一間專門陳列歐洲境內集中營和猶太勞工資料的展室，展室的醒目位置寫道：“從1940年我們開始使用二戰勞工，及至1942年，歐洲境內集中營中的大量猶太人也被迫為我們的工廠勞動，這是我們歷史上最黑暗的一章。”正是由于注重歷史真相和歷史常識的普及，戰爭的記憶在德國普通民眾之間口耳相傳，德國也因此獲得了自我反思的能力，保持著清醒的歷史觀。
反觀日本，除了像村山等極少數富有正義感的政治家外，大部分政客不僅拒絕懺悔和道歉，反而肆意歪曲歷史，真相因此被遮蔽，民眾因此被愚弄，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日本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為什么普遍缺少一種正確的歷史觀了。這也是日本右翼勢力猖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寬容大度的民族，中日關系的癥結不在于中國人對歷史問題的敏感，不在于中國人“介懷過去”，而在于日本對歷史問題死不認賬，不斷往中國人的傷口上撒鹽;在于日本正在一步步地重返軍國主義道路，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不穩定因素。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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