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且家很窮，鄰居家很有錢。茍且看到鄰居愛喝咖啡，連忙學樣，逼著全家扔掉茶杯;偷窺到鄰居穿花褲衩，又強令全家人換上花褲衩。喝了百年咖啡、穿了八十年花褲衩，才發現鄰居的錢大多是父輩搶劫來的遺產。就此，茍且立馬深愛上了鄰居的祖宗，于是，天天在家罵完父親罵祖宗，夜夜夢見自己原本是鄰居家的兒子，后來索性給全家改名換姓。
罵祖宗與認洋人為主子，拒絕奮發圖強------這就是百年前胡適等人的所作所為。
胡適等人所做的一切，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中國不如歐美，是因為我們的祖宗和血統不如歐美。所以，他們堅稱中國“百事不如人”。面對“山河破碎風飄絮”的悲慘局面，他們始終只干一件事：罵自己的祖宗，摧毀中國現有的一切，同時拜洋人的祖宗。
古今中外的人們都是有思維定勢的。今天，通行于國內的許多真理般的概念、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主要來源于胡適等人的“學術成果”。
今天，胡適的徒子徒孫仍在繼續罵祖宗的事業。當今某些歷史學家、文化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依舊靠食胡適等人牙慧為生，匍匐于歐美面前，卻自以為思想先進，當為國人的精神領袖。
當今上海某大學一朱姓教授說：黃河是中國人祖宗的尿匯聚而成;長城是中國人祖宗的屎堆砌而成;中國人祖祖輩輩靠吃屎喝尿生息繁衍。此人品德如何姑且不論，既然此人深知自己是吃屎喝尿者后人，臭氣熏天，下賤無比，活著就是污染環境，他為何不趕緊懸梁自盡!
轉眼，中國文化界已經鬧騰了一百年。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漢唐盛世，傲視天下;宋遼金夏，美輪美奐;百年元朝，元曲流芳;明清不僅富甲全球，且四大名著將與人類共存亡。
最近這一百年，中國文化界留給后人什么?誕生過唐詩宋詞的國度，如今竟然沒有了詩人!凡是在“國際上”獲獎的作品，無不是大罵祖宗羞辱同胞的東東!
有誰靠罵祖宗成為大商人、大學者、大軍事家?罵祖宗的人，只會敗家!
沒有自立、自強精神的人，永遠不能稱之為正常人。以這樣的人為師長，只會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一邊向父母伸手，一邊棄養父母的飯桶和流氓。
胡適等人到底是什么玩意?我們有必要好好回憶回憶。
一、可悲可恨的荒唐時代
1840年，英國人為了向中國武裝販賣毒品鴉片，派出若干軍艦，在中國沿海地區開了幾炮，清政府發現洋人的槍炮很厲害，就在英國人寫好的條約上簽字畫押，割讓了土地，賠了不少銀子。在確認大清帝國不過是一只病貓后，做慣了海盜的洋人，比如美國，比如法國，紛紛跑到中國來要錢、要地、要特權。
自此，清朝皇室天天遭受奇恥大辱。洋人用槍炮頂著大清皇上的腰桿時說的話，當然是真理。用當今的詞匯，那時候洋人所說的，統統是“普世價值”。鴉片是高端商品，洋人以此實現貨幣回籠;中國人口是低端商品，洋人擄掠數以十萬計的中國青壯年，當豬仔賣;中國礦產是海水，出一點人工費，洋人便可以成船搬運回家;中國國土是羊群，洋人揮一揮鞭子，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便進入了他人的籠子。
被洋人抽打得滿臉鮮血，清朝皇室始終不長記性，幾十年里，不見有半點長進。
起初，有血性的中國人盡管不滿清政府的窩囊，還是希望依靠它振興中華;當千年小徒弟日本也來隨意欺侮中華后，大家開始痛恨與大清政府沾邊的一切，比如辮子啥的。氣著恨著，大家想明白了，必須推翻這個無德無能的政府，一切重來。
一個甲子之后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的軍人向他們的長官開槍了。不曾想，這一聲槍響，引發各省軍事強人接二連三宣布獨立，聲明不再聽朝廷的話。槍炮沒響兩聲，一夜之間，中國沒皇帝了。
軍事強人們立即派士兵上街，專門剪代表恥辱的辮子。把辮子當做物質上的敵人，大約是古今中外最奇特的一次武裝革命;而百余年后的今天，依舊把某人剪辮子作為革命精神寫入史書，則是古今中外最了不得的一次文化革命。
剪完辮子，啟用中華民國年號，大家便歡呼革命成功。
睡一覺醒來，軍事大佬們發現，頭上有沒有辮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了皇帝：我的地盤我做主。
人心不足蛇吞象。大佬們都想做全中國的老大，那就打吧。
推翻皇帝，還沒怎么打仗，而革命家的諸侯爭霸戰，從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開始，一直打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持續了整整25年。
在中國軍人打內戰的時候，西方海盜和后起之秀亞洲海盜日本并沒有閑著，他們坐地分贓，將中華大地大卸八塊，劃作自己的勢力范圍。離中國太遠而在中國周邊沒有殖民地的，比如德國，宣稱中國的山東省一切特殊利益屬于德國，其它國家不得染指。中國的鄰居俄國、日本，在中國周邊擁有殖民地的英國、法國，不僅圈占勢力范圍，而且不斷就近將中國某些領土收到他們的囊中。
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僅是中華歷史上最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為無恥的40年。
此時的中國亟需什么?強兵!只有強兵，才能抵御外侮，將橫行于中國的洋人兵艦、駐軍趕出中國，避免亡國滅種。對此，胡適們呲之以鼻。何況，熱愛租界的胡適們，從不認為洋人駐兵中國有什么不好，一旦洋人都走了，沒有租界了，胡適們住哪?
此時的中國亟需什么?富國!只有發展經濟，才能讓全國百姓吃飽飯，讓孩子們進入學堂，才能進一步強兵。對此，胡適們同樣是毫無興趣。老百姓不過是一些華老栓、祥林嫂、閏土之流，只配作飯后茶余的談資。更何況，胡適們從未感到過窮，比如胡適，月薪300多大洋，一年的收入可在北京城黃金地段買一座三進大四合院。當然，叫不叫窮，那是另一回事。
此時的中國，最最亟需什么?國家統一!只有國家統一，才有富國強兵的希望。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必須實現國家意識的增強、思想認識上的統一。偏偏，胡適們鬧騰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
軍人們推翻了“封建帝制”，把中華版圖搞得支離破碎。胡適們要和軍人們比個高低，干更大的事業：通過掃蕩舊文化，把中華精神砸個稀巴爛，徹底消滅國家的凝聚力。
他們鬧起了所謂的“新文化運動”。
二、丑惡無知的新文化領袖——胡適
我們不要過高地估計了民國時期“大師”們的知識與眼界。
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領袖們，處處標榜民主與科學，開口閉口世界大勢，實際上，他們對當時世界十分無知。1919年1月17日，北大畢業生，此時已身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協會會長的袁同禮，在《北大日刊》發表了一篇有關諾貝爾獎的文章。他僅列出一份并不完全準確的1913年前諾獎獲得者名單，對此后的可謂一無所知。專門負責搜集、管理世界學術信息的圖書館館長如此，其他的教授們的情況可想而知。
洋博士胡適應該比較了解歐美的實情。但是，胡博士回國后，主要給學生們教授“國學”，忙著寫什么“白話詩文”。他的導師杜威博士來中國講學，他做翻譯，他翻譯道：“美國男女平等，一點兒界限都沒有”。當時，在歐美，婦女不僅沒有實現與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沒有選舉權。顯然，這要么是他的老師胡說而胡適(假裝)不知道，要么是胡適亂翻譯。
當時有一位名士叫吳虞。吳虞僅游歷日本，未在任何大學接受過任何系統的教育。他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基本是來自對日本馬路上的觀感，拍腦袋想當然。可以說，是極端的性格，使他爆得大名。凡是儒家提倡的，吳虞都堅決反對，什么孝順、家庭、仁愛、貞潔等等，統統無條件的反對，他的理由是：西方人從來不要這些。因為他論證了孝順、家庭是“萬惡之源”，一下子贏得了“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的榮譽稱號。
這一時期，只要膽子大，缺德到一定級別，便可一夜成名。因此，每天都有雨后春筍般的驚世駭俗的學術成果誕生。比如吧，當時有“大師”研究后認為，孩子是父母快活時不小心弄出來的，所以，孩子沒理由，也沒必要孝順父母。相比之下，當今性學專家李銀河教授還局限于“性自由”階段，尚未延伸到性自由之后的問題，實在是太膚淺。
胡適、吳虞等著名教授絕不只是說說而已。北大教授集體嫖妓，有婦之夫的老師迎娶女學生，如此等等，成為當時臭名昭著的新聞。最有價值的實踐，莫過于吳虞，他唾棄孝順，便以拳頭痛扁親生父親;他討厭家庭，所以不給親生女兒學費;他高呼婦女解放，于是，一邊嫖妓一邊娶小老婆。
知識青年們的腦袋頓時炸了鍋，醍醐灌頂般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后，原來是孝順、家庭、仁愛、貞潔等玩意惹的禍。思想被“解放”的小伙子們，拋妻棄子離家出走，當上了“文學青年”， 女學生也離家出走，當上了 “娜拉”。 “文學青年”一邊與“娜拉”們愛得死去活來，一邊撰文大罵父老鄉親父母兄弟姐妹。“娜拉”們徹底解放了身體與道德，一邊與幾個男人同床共枕，一邊發表難以割舍其中一人的“愛情”日記。就這樣，誕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現代作家”。
忠孝是愚昧，貞潔是罪惡，家庭是牢籠，祖宗是魔鬼，父老鄉親則統統是愚民，只有自己才是古往今來的最聰明、最偉大的圣賢。以忠孝、貞潔為基礎結成的家庭鑄就的中華歷史、華夏國家與社會，自然是十惡不赦的。文學青年們以為，自己的責任就是要徹底顛覆這一切。
他們這些驚世駭俗的新發現，構成了“現代文學”主流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三、指鹿為馬的胡適
不過，在當時，成年人的社會依舊是理性的。吳虞等人的言行，成為知識界臭不可聞的臭狗屎。
這時，胡適出來了。胡適是當時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博士的學生，滿肚子的洋學問，時刻都保持溫文爾雅的風度。他大力提倡婚姻自由、不懈攻擊“小腳”，但是，他卻謹遵母命，將裹腳的女人娶過來做了老婆。當然，胡博士還是有偷采野花的癖好的，逛窯子、婚外情一樣也沒拉下。胡適以他過硬的洋學歷，敢于指鹿為馬的勇氣，不溫不火的性格，輕松贏得了學界領袖的地位，順利地收拾了殘局。
眾所周知，第一個鼓吹全盤西化的人，就是胡適。胡適現在所要做的，當然是用洋知識證明中國文化一文不值。
胡適當然知道，反對忠孝仁愛，否定家庭和貞操，等于想與野豬野狗為伍，無異于反人類。胡適是怎樣化解這一難題的呢?他說，忠孝仁愛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國傳統，中國獨有的寶貝只是八股文、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之類的玩意。這邏輯奇怪不：一個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塊疤，便說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這難看的疤才是他獨有的寶貝。倘若將這邏輯用到胡適身上，也很有趣：胡適家獨有的寶貝，就是他老婆那雙獨一無二的小腳。
胡適最大的長處，就是公然顛倒黑白。中國歷史上什么最強，胡適就說這方面中國自古就差的不行。他說：“中國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我們知道，中國自二千多年前的司馬遷開始，便開始以紀傳體記錄歷史，當時的歐洲人還在干嘛?僅就《史記》，其中的哪一個人物不是鮮活無比?當今有多少成語源自這一個個“傳記”?
他走上講臺上中國哲學史課，直接從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時期講起。為啥不談夏、商、西周的前十王? 胡適說了：此前的中國歷史不靠譜，“東周以前無史”，中國文明史也就二千來年。胡適當然知道有人正在研究殷墟甲骨文，不過，只有證明中國文化丑陋時，他才會想到，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商朝，特迷信鬼神。胡適為啥要抹掉這段歷史呢?因為此前的歐洲史，除了原始森林就是野人，連從西亞和北非搶幾個神話胡編幾個故事的機會也沒了。
胡適就收手了嗎?遠沒有。胡適親手培養的顧頡剛等“專家”成長起來了。在胡適的精心呵護下，一下子，幾乎所有的先秦時期的經典，都成了“偽書”。
胡適到底是如何做學問的?下面舉個鮮活的例子。
1934年，胡適完成了一部論著《說儒》。此時，胡適已經是聲名顯赫的文壇領袖了。以他30年代的著作為例，更有利于人們了解胡氏“學術”風格。
《說儒》洋洋灑灑數萬言，歸納起來就四個字：儒學下賤。
整個論證是這樣的：
1、一切從這個假設開始：“從儒服是殷服的線索上，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
2、接下來，不知依據什么，他說：“我們看殷墟(安陽)出土的遺物與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
3、接著，大膽判案：“這種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別訓練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喪禮需用相禮的專家。……他們只是‘儒’。
4、接著，初步結案：因為“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說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胡適猜想“大概當時的禮俗，凡有喪事，必須請相禮的專家”，接下來，他不知依據什么，作出結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即：所謂儒，就是專門靠為別人辦喪事混飯吃的人。
5、繼續推想：“他們(儒)既須靠相禮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講氣節了。”
6、于是，胡適宣稱：“在前三章里，我們說明了‘儒’的來歷”。
7、轉眼間，胡適翻臉不認人，忘記“推想”、“大概”這樣的字眼，出臺了鐵板釘釘的成果：“老子……然而他還是一個喪禮大師，還不能不做相喪助葬的職業;孔子……他也還是一個喪禮大師，也還是‘喪事不敢不勉’。”
就這樣，根據假設基礎上的假設，依靠推測基礎上的推測，胡適給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崗位：“喪禮大師”。
儒家、道家的祖師爺都是“喪禮大師”，很自然，春秋戰國時期所有的知識分子，“喪禮是他們的專門，樂舞是他們的長技，教學是他們的職業，而鄉人打鬼，國君求雨，他們也有事，----他們真的要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了。”
胡適有句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上述這一切，都是因為胡適發現了“儒服是殷服的線索”。
最最奇特的是，這個所謂的“線索”，依然來自胡適“大膽的推想”：因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別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歷史眼光的人，他懂得當時所謂‘儒服’其實不過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國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認那是他的‘鄉服’，而不是什么特別的儒服。”
胡適先生用一個“大概”，偉大的“線索”就誕生了。
哲學家胡適先生搞“學術研究”的套路，比前些時曝光的杭州警官破案還要大膽許多。叔侄倆被杭州警官大膽假設為強奸殺人犯，畢竟有實實在在的線索：這叔侄倆開車赴杭州，確實帶上了這個被奸殺致死的女孩。
據說，杭州的這個冤案有多次糾正的機會。
那么，胡適先生的這個判決，是否有疑點呢?當然有的是!我隨手就可提出幾個問題：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裝，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們是否是“儒”呢?是否著儒服呢?胡適沒說。胡適當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時期宋國國君之后;胡適還說過孔子的曾任宋國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貴族服飾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顯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辦“喪禮”為職業，難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這活的?
第三，胡適說，“喪禮大師”是“遭人輕侮”的下賤職業。可是，魯國讓孔子擔任大司寇并代理宰相，老子還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這是為啥?難道大司寇也以操辦喪禮為主要工作?難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圖書館官員，也主要是玩喪禮的?
如此等等，我都能想到的問題，擁有哲學家頭腦的胡適想不到嗎?打死我也不相信!
和流氓法官刻意制造冤案一樣，胡適有自己的目的。
流氓法官之所以胡作非為，是因為他忘記了自己是法官，眼里只有利益;胡適及其弟子們之所以“為學術而學術”，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祖宗當敵人，把自己當外國人。
正當日本侵略中國，國難當頭，國家呼吁炎黃子孫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的時候，胡適和他的弟子說：炎帝黃帝堯舜禹，都是后人編造出來的;當社會以屈原的愛國精神激勵全民族精忠報國的時候，胡適及其弟子說：根本就不存在屈原這個人。他們宣稱，漢朝以前乃至漢朝的著作，全是后人的偽作;漢朝以后的?統統一塌糊涂，一筆爛帳。
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日本為侵略中國，組織學者有計劃地摧毀中國文化。專門為日軍侵略打文化戰的白鳥庫吉弄出了《中國古傳說》，提出“堯舜禹抹殺論”。顧頡剛隨即跟進，超越日本人的想象，以“層累說”引經據典，不僅證明堯舜不存在，而且考證出大禹是一條蜥蜴。日本人一邊侵略中國，一邊對泰國說中國西南地區是你們民族的“失地”，為日軍侵入云南做準備。顧頡剛同樣熱情滿懷，直到1939年，他還在“研究”云南等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與中華無關。難怪有學者直斥顧頡剛是日本人豢養的漢奸。
就這樣，直到今天，關于堯舜禹，乃至夏朝，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統統使用“傳說”二字。
文革結束后，“大師”們終于又活過來了。不可理喻的是，這些“大師”依然故我。在他們的“傷痕”回憶錄中，竟然將自己遭受的報應歸咎于“封建專制”和“父父子子”傳統文化!
近三十年來，新一代“大師”崛起，他們在大罵祖宗同時，為了防患于未然，利用職權，一邊制定“常回家看看”的法律，一邊高喊要依法治國，企圖以法律的武器強迫孩子孝順自己。當然，這是否能真管用，還有待時間檢驗。
子曰：“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
不孝順自己的父母，卻要求孩子孝順自己，豬狗也會笑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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