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毛澤東主席在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會議的講話中指出：“有三種東西即糧食、棉花、煤油，這是幾十年來入口貨的大宗，中國的外匯主要買這些東西。只有這三種東西靠自己，經濟建設問題才能徹底解決。”毛主席在講話中還列舉了清朝皇帝、北洋政府、國民黨政權對這三種東西的漠視，揭露了舊政權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反動本質。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半年，百廢待興，亟待解決的問題難以計數，毛主席為什么在這個時候特別提出這三種東西要靠自己?為什么把這件事看作徹底解決經濟建設問題的標志?查閱資料可以發現，歷史和當時的現實都表明，這三種東西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和夜間照明，是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這三種東西不解決，人民不得溫飽，就不能安居樂業，社會也不會安定，國家建設更不可能順利進行。清朝皇帝、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相繼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從不關心以這“三種東西”為主的民生，依賴從外國進口，耗盡中國極為稀缺的外匯資源，國家經濟社會狀況江河日下，民不聊生，直至喪失政權。
我于1946年5月參加工作，2003年3月離休，在舊中國和新中國連續工作了57年，其中43年是在這“三種東西”有密切關系的紡織工業部門、石油化學工業企業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度過的，見證了這“三種東西”實現靠自己的全過程。我的切身感受是：正是靠了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靠了“靠自己”的志氣、智慧與奮斗精神，新中國只用了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就達到了目標，基本實現毛主席提出的“經濟建設問題徹底解決”的愿望。這是新中國歷史的光輝一頁。
下面，是“三種東西”從1950年到2013年的生產增長情況(見圖)。
從2001年起，中國的廣大農村已經實現電氣化，電力供應覆蓋到全國1613個縣(旗)，夜間照明已普及電燈，不再使用煤油。煤油主要用作航空和地面交通器具的燃料。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中國人口已增加到136072萬人，為1950年5.5億人的246.53%。人口增長帶來的巨大需求和增長壓力，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2013年中國生產的糧食為1950年的4.55倍，遠遠大于人口增長的2.46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高達99%，用全球8%的耕地面積，養活了全球21%的人口，舉世公認，這是中國對世界的巨大貢獻。
一、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執政宗旨，高度關注和改善民生
“人心向背”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精髓。人心的內涵，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質的，兩者相輔相成，不可缺失。中國共產黨講人心，從來都是重視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把群眾的冷暖放在心頭，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執政宗旨。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就明確指出，如果我們“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以“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毛主席的講話，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奮斗目標，成為新中國建國綱領的重要內容。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后不到半年，剛剛受命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的陳云，即在上海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研究全國性的經濟問題。他在會議的報告中分析了全國形勢，指出：“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需要動員和組織各方面資源，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同年11月13日，陳云在《制止物價猛漲》的指示中強調，控制物價猛漲，主要要掌握糧食和紗布，“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棉布。”陳云抓“兩白”(大米、棉花)，一黑(煤炭)生產供應、打擊投機倒把活動和平定物價成功，毛主席稱贊“這一勝利的意義不亞于淮海戰役”。
查閱《周恩來年譜》可以發現，在群眾生活困難的年月，周恩來總理最為操心操辦的大事就是糧食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書記處會議、國務院會議，同毛澤東、陳云、李先念、譚震林等人個別談話，找糧食部、農業部算賬，找主要產糧省商量調出糧食，幾乎三天兩頭地研究糧食工作，安排群眾生活。我確信，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有這樣的工作記錄。
二、把執政宗旨變成立國綱領，成為治國良策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開始了工業化的進程，國家制定的歷次五年計劃和年度國民經濟計劃，都在列出各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指標的同時，優先安排好糧食和棉花播種面積與產量指標。1956年4月，毛主席發表《論十大關系》，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講“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強調發展農業，保證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從60年代初期開始，中央又先后制定并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實行按照“農輕重”順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指導原則，為農業生產提供水利、化肥、良種、農藥、農業機械等物質技術條件，確保“糧食、棉花、煤油”三種東西，在各項計劃編制和實施中優先得到保證。
正是認真承傳了這種執政為民的宗旨，中國人民在糧食、棉花靠自己的前進道路上，不斷創下里程碑式的光輝業績。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即開始了土地改革，廢除持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農業生產力。與此同時，國家和地方政府年復一年地進行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首先開始了農村改革，批判和消除“左”的思想和政策影響。1992年修改的憲法，正式刪除“人民公社”，改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規定“長期不變”。根據市場供需變化，政府在放開農產品自由貿易的同時，不斷提高糧食、棉花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1993年2月，停止執行了38年的糧票供應票證制度。2001年中國正式對外宣布，“中國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生活質量大幅提高”。2005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廢除在中國實行了2600年、被歷朝歷代奉為“皇糧國稅”的全部農業稅(僅保留了煙葉稅)，全面減輕農業負擔，廣泛激發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
為了確保中央的決策得到落實，國務院還多次召開年度全國棉花會議，動員各地多種棉花。周總理每次都親自到會，直接聽取匯報，了解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一次棉花會議上，總理問到會的產棉大縣常熟縣縣委書記，知道不知道有關翁同龢的一副對聯?縣委書記說不知道。周總理說這副對聯的上聯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意為諷刺李鴻章;下聯是“司農常熟世間荒”，則是指主管稅賦的戶部尚書翁同龢，身為常熟人，只顧熟了常熟，卻荒了四方。總理講這副對聯，意在教育干部，要顧全大局，為國分勞。
三、抓住機遇，實施工業化“支農”戰略
中國人口多，土地相對不足，解決吃飯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難題是糧棉爭地矛盾。這個矛盾是人類發展中的普遍現象，發達國家是靠工業化辦法解決的。這是歷史經驗，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1972年初，周總理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抓住中美關系解凍、西方國家急于同中國做生意的有利時機，經毛主席同意，決定引進4套石油化纖和2套石油化肥的成套項目。接著，又擴大為進口13套化肥設備。這批先進設備生產的尿素，有效養分高達46.3%，比國內原有的小化肥高出近3倍，農作物增產效果極為明顯。以后，我們又陸續引進、消化、創新，總產量達到年產尿素1593萬噸，年增產稻谷6500萬噸—8000萬噸，約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4%—17%。
用化學纖維替代棉毛、羊毛、蠶繭等天然原料，效果更為顯著。1972年，在中國引進石油化纖先進技術設備時，全國只能生產低檔的維尼綸和粘膠纖維，總產量約占當年全部紡織原料的5.5%，2013年這個比例已高達80.4%，總產量達到4121萬噸，成為世界第一化纖大國。現在，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衣食住用行中，衣著狀況是最好的。不論是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國內的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相比，城鄉男女老少的衣著差距都是最小的。不僅如此，中國的紡織服裝還出口到全世界227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量占到全球紡織服裝貿易總額的38%。沒有紡織原料靠自己，沒有紡織生產的極大發展，我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實現糧食、棉花、煤油三種東西靠自己，涉及到國民經濟的眾多方面，需要細致的決策、組織和協調，確保各個環節工作到位。《周恩來年譜》記載，1962年2月，周恩來兩次找紡織工業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副部長，研究發展化學纖維問題。隨后，我隨錢之光部長一起去了遼寧、吉林的造紙廠(生產人造纖維原料)和黑龍江的大興安嶺林區，調查研究，著手各項籌辦工作，開始了“靠自己”的艱苦創業進程。
1972年，最早引進的石油化纖項目建在上海，工程進展較快，但也受到“四人幫”及其在上海余黨的干擾。1973年6月，鄧小平復出不久，即到上海視察上海石化總廠工地。2年后，即1975年5月，鄧小平再次視察這個工地，詳細詢問工程進展、引進設備及環境保護等情況。回到北京后，立即指示谷牧副總理以國務院名義召開現場會議，給以多方面支持和協助，推進工程建設。在上海石化的帶動下，我國現代石油化纖工業異軍突起，30年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化纖大國。
60多年前，毛主席提出糧食、棉花、煤油三種東西“靠自己”，形式上是講三種具體東西，實質上，我理解它含有更深的意義，表達的是一種自信，一種決心，一種奮發圖強精神。在當年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正是弘揚了“靠自己”的精神，我們解決了中國歷史上從未解決的吃飯穿衣這個首要的民生問題。今天，我們實行改革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合作與競爭，發展的大環境空前改善，只要我們繼續堅持和弘揚“靠自己”的精神，在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中，我們就一定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辦得更多，做得更好。
(作者：全國政協原副主席)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