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第四版，1946年3月17-18日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來在東北的抗日斗爭，是一部用血淚寫成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在暴敵侵凌下所顯現出的光榮和驕傲。但由于過去戰爭環境的限制及日寇的封鎖，國人對聯軍的英勇斗爭很少知道。為此，記者特遠道往訪東北抗日聯軍領袖周保中將軍及其部下老游擊隊員數十人，經半月以上的訪問詳談，就所得材料將中共及抗日聯軍十四年在東北的斗爭史實，略述如下：
一、抗日運動的萌芽與舊抗日軍的瓦解
中國共產黨東北組織遠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就進行了長期的地下黨的工作。當“九一八”事變爆發，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使日寇毫不費力的掠奪了滿洲，一個空前的民族災難首先降臨于東北的時候，中共即開始在遼寧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日運動。首先，在沈陽、撫順、本溪、鞍山等城市工礦區組織了數萬工人的抗日救國運動，但很快的均被日寇多門師團以武力鎮壓下去了。其領導人物如楊美奎(中共黨員)等許多重要干部，多遭逮捕慘殺。以后東北黨組織的領導機關移至北滿，在日寇未到或統治薄弱之處，不論城市和鄉村，都廣泛組織了各種公開或秘密的抗日活動。其中尤以哈爾濱之學生運動作用最大。哈爾濱之工業大學、第四中學、法政學校以及永吉之吉林師范等校，多數學生均卷入愛國運動，且在運動中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干部，如王光宇、陳名亞、唐堯仆等。
在這一時期中，雖然國民黨正在進行“剿共”內戰，但中共東北組織以國家民族為重，指示全黨同志，組織群眾愛國運動，武裝反抗日本。但當時在一部分人(特別是上層分子)的心目中，還相當普遍的存在著希望南京政府出兵及國聯調查團會武裝干涉日本的幻想，因此阻礙了運動向前開展。為此中共東北組織特根據中央指示，廣泛向群眾宣傳，指出：東北人民唯一的出路，不是指望國民黨和國聯，而是自動組織起來，普遍發動游擊戰爭，不怕開始是無組織的，散漫的，但在斗爭中卻會逐漸團結統一，增強其戰斗力量。這些主張曾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別在東滿、北滿地帶及延邊高麗人民中，無不踴躍響應，參加抗日救國運動者絡繹不絕。
當時在東北還有一部分抗日的舊軍隊，如黑龍江的馬占山、遼寧的唐聚五、吉林的馮占海等部，以及丁超的二十八旅、李杜的二十一旅、被趙芷杏遺棄的十九旅以及蘇炳文、宮長海、李海青、王德林、姚振山等，這些舊軍隊將領雖然懷抱著不同的動機，且內部斗爭激烈，部隊脫離群眾，但當時卻都起著抗日的作用。對于他們，中共當時是采取了團結幫助政策，一方面動員愛國的青年學生成立義勇軍，大批的充實其力量;一方面又派自己有力的干部去幫助他們，如在中東鐵路東線和南線的幫助自衛軍，在沈陽、撫順、本溪、鞍山等地發動工人響應唐聚五的遼寧民眾自衛軍等;在遼西、熱河一帶中共更派遣張壽篯等同志動員和組織民眾，幫助抗日軍進行活動.在這一時期中，中共黨員到處為抗日軍奔走呼號，幫助抗日軍做參謀，做幕僚，甚至當兵;在前線作戰流血犧牲的共產黨員，比比皆是。周保中同志，先在自衛軍擔任宣傳指導工作，后任救國軍總參謀長，劉鐵鋼同志(留比學生)任自衛軍楊耀軍部參謀長，楊靖宇同志在吉海、沈海線一帶活動，馮仲云同志奔走沈海線組織民眾自衛軍。在松花江下游，在烏蘇里江左岸，在寶慶饒河附近，中共優秀干部很多都參加了抗日自衛軍。
這時，中共曾多次向抗日軍將領建議，希望他們一方面要團結聯合，一方面要各自為戰，建立長久的根據地，但在軍政策劃上要力求互助策應，要建立一定的聯合組織，對內要肅清內部奸細及投機分子，嚴肅軍隊紀律，對外要吸收各階層愛國分子參加，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做到武裝與人民結合。在戰場上，主張沒收漢奸財產，為了顧及民眾生活，不能立即實行軍費征發，各黨各派不要受南京政府擴大內戰的影響，要互相幫助，一致抗日。但可惜的是中共這些愛國主張未能為舊抗日軍將領所全部接受，特別是吉林的自衛軍、馬占山的抗日軍、遼寧民眾自衛軍等，均過分帶有舊軍隊的封建色彩，與群眾脫離甚遠，只是依靠單純的軍事，加之他們內部派系復雜，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因此使敵人奸細有隙可乘，預先埋伏了毀滅的危機。
當時敵人在東北的兵力，已從一個師團增至三個師團和兩個旅團，開始由南滿向北滿活動，并在吉林利用張海鵬，在北滿利用張景惠，在遼寧利用于芷山等漢奸充當先鋒，更布置大批特務奸細到抗日軍中充作內應(其最著名者如王子佑、李華生、劉占奎等)一步步的向北滿壓迫。潭江一戰，馬占山部潰敗，影響所及，舊抗日軍軍心渙散，很快的，丁超、李桂等部即從哈爾濱倉皇撤退。三二年底，遼寧民眾自衛軍在東南滿也受到嚴重打擊，唐聚五、王邵文等部相繼瓦解，唐、王均單身逃入關內。
這時，吉林東部王德林的救國軍，由于周保中，胡澤民、李延祿等同志的幫助，能容納愛國群眾，接受中共主張，遂得到大大發展。但不幸由于內部派系分裂的影響和日寇奸細的挑撥，自衛軍與救國軍竟發生了意見分歧及軍事上的沖突摩擦，當時周保中同志在救國軍中任參謀長之職，在中共滿洲省委指示下，曾極力從中調解，團結兩軍。在他的斡旋下，李社、王德林、吳義成及一些進步人士聽從了他的主張，調整了內部糾紛，并開始建立了聯合軍總司令部，以丁超為總司令，王德林、李社副之，周保中同志擔任總參謀長，共同制定了統一的作戰計劃。
但是糾紛雖已解決，武裝沖突雖已避免，日本帝國主義從內部分裂抗日軍的計劃卻并未從此結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敵寇一路從哈爾濱、珠河向東侵進，另一路從方正、依蘭侵進，自衛軍與救國軍都遭受截擊而先后瓦解，丁超投降，李杜、王德林、孔憲榮率萬余人逃往蘇聯。此時在西面，官長海、馮占海、李海青、田霖等部，也受內部派系斗爭的影響，意志渙散，士無斗志，在松花江邊中了日寇的奸計，榆樹一戰，四五萬人都被消滅，僅馮率三千余人敗走熱河。吳義成在汪清、東寧間見勢不妥，亦發生動搖，準備繼王、李、孔之后逃之夭夭。
至此，這些東北舊抗日軍遂大部瓦解，只有中共吉東黨組織，以周保中同志為首，積極主張收拾殘局，重整旗鼓，堅決抗日到底。
二、中共統一戰線政策與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
一九三三年夏至三四年初，舊的抗日軍將領雖死降逃散，但抗日武裝卻并未消滅。其中大部分潰散為零星部隊，各自為戰，有的且以胡子、山林隊等形式反抗日寇，如長江好、天下來、老雙勝、平南洋、東雙勝、三江好、小白龍等。這時許多沒有武裝的群眾，亦紛紛加入大刀會、紅槍會等組織繼續抗日。這時，抗日重心是在吉林東部松花江下游一帶。在鏡泊湖，以周保中同志為骨干組成了新的東北國民救國軍。救國軍以吳義成為司令，周任總參謀長，下率姚司令振山、柴司令世榮等九路(李延祿同志獨編一抗日游擊軍)，并動員了大批愛國青年及共產黨優秀干部充實救國軍的骨干。救國軍以額穆、安圖為根據地，軍隊有組織的向沈海吉海一帶挺進。
與此同時，在中共直接領導下，尚有下列各地人民游擊隊的出現：
(一)巴彥游擊隊：為中共北滿黨于三二年派出之干部所組織，以張聘揚(平大學生)等為首，數目達五、六千人，在巴彥一帶與日軍作戰。
(二)饒河游擊隊：在松花江下游，烏蘇里江左岸地區，以崔石泉(韓人〉、李學福、張景楷、李斗文為首，在富錦、賓清、佳木斯一帶進行活動。
(三)磐石游擊隊：在楊靖宇同志直接領導下，以中韓工農為基礎。
(四)珠河游擊隊：在哈爾濱東，以李啟東(韓人，云南講武堂十七期步兵科畢業)、趙尚志等人為首，在中共北滿省委及珠河縣委幫助動員下組成。
(五)東南滿聯合游擊隊：以中共東滿特委書記童長榮、王德泰等人為首，為中韓人民聯合抗日游擊隊。
(六)寧安游擊隊：以張建東，于洪仁等為首，在吉東寧安縣委領導下組成，先為抗日農民義勇隊，后改為寧安游擊隊。
(七)湯原游擊隊：以夏云階、戴鴻賓為首，在中共地方黨幫助下成立。
(八)海倫游擊隊：由中共海倫地方黨直接領導組成，力量不大。
(九)密山游擊隊：在中共密山縣委直接領導組成。
這時抗日運動的特點，從軍隊方面來說，有下列三種形態：第一是人民的軍隊，他們有組織，有紀律，依靠群眾，以愛國知識分子及工農分子為基礎，如上述各地之游擊隊，他們武裝雖壞，但戰斗力很強，因此他們能給日寇很大的打擊。
第二種是舊軍隊，如自衛軍，救國軍以及和土匪山林隊合流組成的抗日義勇軍等。當時屬于這一類型的有田霖、閻孝直(飛云龍)、李華堂、王蔭武等部隊。這些部隊的特點，是違反群眾利益，內部派系復雜、軍中容納奸細，且作戰大都表現消極。
第三種是救國軍姚振山及柴世榮等的部隊，其素質介于上述兩者之間。
合計以上三種軍隊，其總數不下二十五萬——三十萬人。雖然當時在滿洲的日軍已由三個師團增至六個師團，二十個左右的守備隊，以及兩三個步騎混成旅。但就全局觀之，抗日軍給日寇的打擊較諸過去更加有效。如在敵人修吉會路時，曾用重兵步步為營，掩護修筑，而掩護部隊卻經常受到游擊隊的殲滅打擊。中東路線由于抗日軍的截擊，交通幾乎成停頓狀態。此外吉敦線的列車、松花江的航運亦經常不斷在抗日軍的打擊威脅之中，日寇所占各城市、據點，其情形亦無不如是。敵滿洲駐軍如板垣、清水等師團沒有一個不曾受過游擊隊的打擊。一九三四年的滿東日報，曾根據日寇自己統計，日寇官兵在這一年“討伐”中戰死負傷者，達五萬人以上，實際尚不止此數。
在這一時期中，中國共產黨不僅以自己的武裝積極行動，成為打擊日寇的模范和主力，在政治⊥也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所有的抗日武裝，如南滿在楊靖宇、魏拱名(注：應為魏拯民)等同志領導下，把各種部隊集中起來，改編為抗日人民革命第一軍，他們進出于通化、臨江、長白等地，并曾占領濛江、撫松地區。在東滿以童長榮、王德泰、陳翰章、王潤成為首，編成抗日人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王德泰。他們占領了東邊四縣，進出敦化、額穆。在吉東，以周保中、張建東、柴世榮為首，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包括吳義成、孔憲榮、姚振山的救國軍及寧安、吉東游擊隊)，經常出襲寧安、牡丹江、穆棱、葦河一帶，并曾占領綏芬河。在珠河一帶，以趙尚志、張壽篯、馮仲云為首，組織了抗日人民革命軍第三軍，并建立松花江沿岸之聯軍司令部，包括珠河、湯原、依蘭、通河、方正等地。以李延祿等為首的第四軍也成立起來了。一時軍威大振。
三、東北抗日聯軍的組成
三五年春在中共的領導下，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地游擊隊統一起來了，全部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共轄十一軍。第一軍為楊靖宇，第二軍為王德泰、魏拱名，第三軍為趙尚志、李兆麟(即張壽篯)，第四軍為李延祿，第五軍為周保中、柴世榮，第六軍為夏云階、戴鴻賓，第七軍為李學福，第八軍為謝文東，第九軍為李華堂，第十軍為王亞臣、蘇安仁(注：應為汪雅臣、張忠喜，第十軍正副軍長，1941年1月30日同時犧牲)，第十一軍為祁致中。
以上各軍，以一軍、二軍、三軍、五軍等為其中之基干部隊，成份最純，作戰力最強。改編后，軍隊中建立了各種制度，如教育、供給、政治工作等，在軍事上更劃分了作戰地區，配合活動。
由于聯軍的統一和鞏固遂引起了敵人極大的注意，立即于滿洲增兵至三十萬之眾，不斷的向聯軍進行“討伐”。此時聯軍除堅持反“討伐”戰爭外，也加強了對日滿軍的政治攻勢，很多日軍因受中共反法西斯以及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等思想鼓動，不僅愛看聯軍的報紙傳單，而且發生了同情抗日聯軍的行動。如寧安日軍七十八名，秘密逃向哈頭溝去，經農民廖老頭的關系，要轉投抗日聯軍第二軍，后因迷失路途，無人引導，不得已又轉回寧安，被憲兵捕獲處死。又如東城日兵三人，曾把討伐隊的子彈裝滿一汽車，偷偷地開往聯軍陣地，連車帶子彈轉送給了第五軍，并留下一封熱情的信。
在我政治攻勢下，偽滿軍反正嘩變的事也曾屢屢發生。如號稱偽軍戰斗力最強的李壽山的《靖安軍》，在遼東作戰受到楊靖宇部一次嚴重打擊，及政治宣傳后，發生了大批的殺死日本軍官嘩變反正的事情，后該部開至吉東一帶，與二、五軍作戰，因在我政治宣傳下，又有大批官兵在軍官吳剛、楊德仁的領導下，投降過來。至此，日寇急將其調回，并將殘余三千人全部繳械，重新改編。其它警備旅及地方警察隊等，由于聯軍兵威，亦多畏懼作戰敷衍了事，從此可以看出中共領導下的抗日聯軍的力量的強大。
為了消滅這一“心腹之患”，敵人曾由南而北，由西而東進行了無數次“掃蕩”，并嚴密防范從長春到延吉一線，企圖把南北滿抗日運動截然分開，還在群眾中采取殘酷的燒殺政策和歸大屯、保甲制、連坐法等統治。同時，又派遣大批特務到游擊區和抗日聯軍內部來，到處破壞，并在中韓人民雜處之地，挑撥民族感情，企圖使中韓軍民互相沖突。但這些陰謀詭計，很快的都被東北聯軍團結有組織的群眾揭露粉碎了。
四、抗日聯軍的輝煌戰績
一九三六——三七年是東北抗日運動高潮的時期，中共除堅持與擴大東北的抗日運動外，并與關內愛國人士取得聯系。聯軍曾特派張健東、李延祿代表東北抗日軍民到京滬平津各地要求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團結全國一致抗日，出兵援助東北，雖未獲實際效果，但擴大了聯軍的影響，興奮了祖國的人心，一時長江下游各界如馬相伯等愛國人士，及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諸將軍多解囊相助;張學良將軍亦再三派遣自己的代表信使往還，表示國仇家難誓死雪洗。西安事變前后，聯軍復派代表奔走呼吁，援助平津學運，支持綏遠戰爭，并數次通電，主張全國抗戰，指出東北地位的重要。三七年上半年，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戰，東北抗日聯軍按照南滿、東滿、北滿三地區劃分軍區，改抗日聯軍十一軍為三路指揮，第一路總指揮為楊靖宇，魏拱名同志為政治委員，其基本部隊活動于南滿及朝鮮北部;第二路軍總指揮為周保中同志，其部隊以五軍柴世榮軍為主干，包括四、七、八、十、十一(注：十一軍歸屬三路軍編制)各軍，活動于東滿，直達松花江下游，烏蘇里江左岸;第三路軍總指揮為張壽篯同志，政治委員為馮仲云同志，其部隊包括三、六、九軍(那時夏云階同志已戰死)，活動于北滿。各路軍都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及良好的軍民關系，辦學校，出報紙，組織群眾，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抗日高潮。
同年，東滿和北滿地方人民政府成立，直接與日偽滿政府對峙，一時在人民政府領導地區的廣大城鎮鄉村中，遍插起抗日的旗幟。群眾高唱抗日歌曲，處處歡迎抗日聯軍。許多敵占區的居民亦多受此影響，偷偷搬來。每遇敵人“討伐”時，群眾即組織自衛軍，擔任通訊、擔架、偵察、警戒等工作，甚至抬著土槍，配合聯軍作戰，宣誓要死守根據地。這是東北抗日運動的頂點，也是聯軍所謂“騎大馬過大山”的順利時代。
七七抗戰爆發，東北抗日聯軍更加積極活動以打擊敵人、以援助關內抗戰為中心任務，攻城奪寨、破壞交通，到處襲擊敵鐵路據點。在南滿，楊靖宇部展開攻勢，由東而西而南，曾幾度進出南滿線，威震朝鮮，消滅日軍守備隊甚多。在東滿，沿鏡泊湖岸及汪清、延吉、敦化間，第二軍陳翰章部予敵人打擊尤重。此外，由于全國抗戰的影響及在聯軍的號召與攻勢下，偽滿軍普遍動搖，首先有寧安警察大隊李景文(注：應為李文彬)部全部反正，投降了第五軍，且在牡丹江、佳木斯一帶，屢次給日寇部隊以極大的打擊。接著滿軍三十八團大批發生叛變，投降第六軍。號稱滿偽軍精銳的二十九團赫奎武部，亦在其部下殺死了日本軍官十余人后，全部投降于抗日聯軍第二路軍。一時影響所及，反正抗日之舉不絕。
五、艱苦奮斗的時期
一九三八年開始，日寇在滿洲增兵至四十萬——五十萬，不斷的向聯軍“討伐”，企圖消滅其心腹大患。三八年至三九年間戰爭異常激烈，各地聯軍均遭受重大損失。南滿楊靖宇部在擊潰日滿軍精銳三十四、三十二兩團，斬俘數千人，沖擊了日寇一個軍管區兵力的包圍，殺開了八道帳篷之后，終于在敵人重兵追襲下不得不向東北東部山林撤退。臨行時根據地群眾扶老攜幼，迤邐隨行，聲言愿和抗日聯軍同生同死，不愿再受日寇的壓迫。
北滿、東滿情況更加嚴重，日寇企圖用計誘引聯軍部隊齊集下江(松花江)，好一網打盡，結果被我識破，未能得逞。此時日寇所到之處，極力破壞游擊區，不惜用毒辣手段將與抗日聯軍有關系的群眾盡行殺光。以撫遠(注：應為撫松)一縣為例，該縣植人參的散戶五、六千家全被殘殺。沿遼吉邊區長白山麓之牡丹嶺、老松嶺，沿牡丹江兩岸，及烏蘇里江左岸，所有山邊村落，山中的獵戶，全部被日寇驅殺殆盡。以偽三江省而言，過去人煙熙攘，居民熱心抗日，日寇稱之為“共產黨的樂園”，燒殺過后，早已是一片荒涼了。
此外敵人更厲行“集團部落”和保甲連坐政策，將山溝森林中的零星居民全部集中起來，深溝高壘，以日寇正規軍為主，屯田兵為輔，還有準備隊與特務警察，把聯軍與群眾的聯系完全斷絕了。
這是東北抗戰最困難的叫期。東北抗日聯軍這時幾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叢山密林間，時與野獸同居，饑寒相伴，沒有房子住，便背著斧鋸，在一片無邊無際的大森林中砍倒大樹，建造“密營”。后來“密營”又遭敵人破壞，從此他們就經年累月的在雪地上睡覺，火堆是他們最親愛的朋友，腿骨痛時，火堆又成了他們的醫生。有時候在傾盆大雨中，地下江成水灘，他們便在水中壘起斷木，冒著雨，穿著濕衣睡在上面。這情形曾一連半月以上。沒有糧食吃，他們便搶奪敵人的牛馬或以草根樹葉為食。因為每吃一頓飯，都必須以血肉和生命來換取。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曾吃過樹皮、馬皮，甚至脫下自己腳上的靴煮食。數十天不見一粒糧食的事是極平常的。有時候他們因為饑餓，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路，很多人跌在地下就不會再起來，哨兵必須倚著樹身站崗。一根稍粗的斷木他們不用很大的氣力就不能跨過。一到冬天，風雪寒冷的威脅在叢山密林中更加嚴重，大雪常深達腰際，偶一不慎，便會被風雪掩埋起來。由于敵人的封鎖，他們買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單薄，常有凍掉腳凍破臉甚至全身凍僵而死者。平常手一拿出來就即刻凍白，一離開槍栓手指就會粘下一層皮來。
這時候，雖有許多群眾冒險于夜間組織運輸隊以糧食、布匹、食鹽、火柴等物供給聯軍或將糧食留在地壟里，上面蓋以土雪，任聯軍挖食，但十有八九都遭日寇慘害。以致聯軍凍死餓死者為數極眾。
然而聯軍并不因此氣餒，他們仍然沒有一天不行軍作戰，沒有一天不設法打擊日寇。群眾也并不因此屈服，仍然結群集伙，紛紛參加聯軍，在中共吉東省委的領導下和敵人奮戰，至死不屈。
六、周保中同志獨撐危局
一九三九年，滿洲日軍增加至七十萬之眾，以四十萬用來“討伐”抗日聯軍，戰爭達到空前頻繁與殘酷的階段。馬屁盔山、蓮花泡諸役，聯軍傷亡數以千計。三九年五月，王德泰在南滿樺甸大蒲財河戰死(注：王德泰已于1936年犧牲)。接著楊靖宇同志亦于四○年二月二十日(注：應為二月二十三日)在濛江殉國。他的戰友魏拱名、周旭杰、曹亞范等亦相繼犧牲。一時抗日聯軍將領及中共省委縣委以下優秀干部犧牲者甚多，大部分部隊亦多被日寇擊潰，那時候鄧鐵梅及王亞臣已被擊潰，李延平、王光宇雙雙戰死于北滿松花江一帶。于九江亦告兵敗。(注：于九江實為策劃叛變被處決)而一部分民族敗類如謝文東、李華堂等卻在嚴重的考驗下，在一九三九年春先后投降敵人。此時中共鑒于形勢的嚴重，乃一面改組黨及群眾組織，埋藏起來，進行潛伏活動，一面極力將軍隊加以整編，西部以金日成、陳翰章、陳名亞為中心，依據敦化、王爺嶺及鏡泊湖以西地帶進行長期苦戰。東部以柴世榮、王汝起、張鎮華、黃玉清為中心，在牡丹江、寧古塔及松花江下游地區活動。另一部崔石泉、季清江(注：應為季青)、李文彬等部，繼續在烏蘇里江左岸依據完達山脈，分頭活動。其中王效明部直達江邊，截船攻島，給日寇運輸及捕魚等小隊很大打擊，一時插著抗日紅旗的船只曾沿烏蘇里江歡唱行駛。
此外，完全出敵意料之外，聯軍北滿第三路軍在張壽篯(李兆麟)、戴鴻賓等領導下，突入黑龍江平原，切斷濱通線(哈爾濱至通化)，攻占克山、拜泉，進入三肇地帶(肇泉、肇源、肇州)，引起敵偽很大驚慌。當時哈爾濱偽滿航空學校三百余名學生，激于義憤，群起暴動，向肇泉移動，準備參加抗日聯軍，但不幸為敵寇追擊，于中途全部消滅。以上這些活動，都以中共吉東省委為中心，以抗日聯軍領袖周保中同志及其戰友柴世榮、崔石泉、張壽篯、馮仲云等同志共同支持，因此敵人對周恨之入骨，到處畫影圖形，懸賞捉拿，并且曾宣布：如割得周保中一兩肉可換一兩金子。且曾直接下戰書給周將軍，其中稱：“周保中將軍，你若真是英雄，請擺開隊伍來打，不要老是偷偷摸摸的襲擊……”。
蘇德戰爭爆發后，日本于四一年冬在滿洲增兵達百萬，同時關內正面戰場日趨消沉，使日寇便于集中軍力進攻抗日聯軍，企圖消滅共產黨。此時情況更加嚴重，抗日聯軍彈盡糧絕，日以菌類野草覓食。群眾完全被隔絕，數十天不見一人，即令偶爾見到一兩個山中獵人或伐木的樵夫，亦大多數是被敵人訓練的特務奸細，一見到聯軍人少，則加以戕害，人多就跑去報告日寇。平時聯軍行動為了避免敵人尋跡追擊，需要消滅雪跡，廣設疑路，以迷惑敵人。戰爭之苦實出人難想之外。許多同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非死于敵人的槍彈，即死于凍餓。最后，迫不得已，在周保中同志領導下，不得不分散軍隊，組織極秘密的游擊隊，依據完達山脈，奔板子嶺與北滿東西興安嶺，進行游擊活動，非到有利的條件下不襲擊敵人。如遇敵人大部隊來襲時，或隱蔽于密林中，或作數百里的大轉移，以保存僅余的部隊及各部婦孺病弱同志。這是東北抗日聯軍最難支持的時代，但在周保中同志堅貞忠勇至死不屈的意志下，終于支持下來了。在此期間，部隊中由于高度的政治覺悟及鐵的紀律，從未有過叛變者。他們很久以來即與中共中央及關內黨斷絕了聯系，完全是孤軍苦戰，因此敵人曾繪了這樣一幅漫畫諷刺他們：畫中畫抗日聯軍站在一棵大樹上，下面是“皇軍”，在砍樹，樹已經傾斜，眼看抗日聯軍就會掉下來。敵人企圖以此來動搖聯軍的軍心，但是，聯軍同志們看過后，都氣憤憤的說：“現在無論如何不會掉下來，下來的時候還在將來，那時候不是從樹上掉下來，而是從上面跳下來，殲滅你們!”
一九四三、四四年，抗日聯軍的分散部隊曾在綏化、東興、慶城等地出沒無常，不斷給日軍以打擊，并破壞其軍事設備。東部王效明、姜信泰、劉雁來所部，在松花江下游秘密活動，并以小部進出牡丹江、西葦河、寧安、敦化一帶。金日成部亦有計劃的分布到遼吉邊區地帶及延邊北部。在哈爾濱附近，聯軍農民將領王名順部始終堅持對敵斗爭，至死不屈。他們只能作三五人的小組活動，然每到一處必襲擊車站，破壞交通，盡力恢復東北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堅定人民對抗戰最后勝利的信念，并以實際活動告訴敵偽：無論如何艱苦犧牲，東北抗日聯軍是消滅不了的。
七、東北抗日聯軍的復起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滿洲形勢突起變化，全東北各地分散活動的東北抗日聯軍，在周保中早日準備計劃下，到處蜂起，在日寇各條戰線后方打擊敵人，搜剿殘敗敵偽軍，協助紅軍作戰，并于蘇軍占領區協助維持秩序，領導人民進行民主運動。聯軍在十四年抗日戰爭中，經過干錘百煉而培養出來的一批干部，已均在群眾熱烈歡呼下出發至東北各地參加工作。現在東北抗日聯軍已改編為東北人民自衛軍，分布于東滿、北滿各地，部隊總數已達十五萬人。目前已和在關內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戰的原東北軍張學詩、呂正操、萬毅等部及熱遼的八路軍合組成將近三十萬人的東北民主聯軍，準備為爭取東北人民的民主自由而進行堅決的斗爭。
附文1：憶東北抗日游擊戰爭
周保中
本文原載《星火燎原》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1985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周保中文選》。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英勇地堅持了東北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東北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這個斗爭，在民族解放戰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按照毛澤東思想加以系統地總結，這里僅是個人一些粗略的回憶。
一
舊中國有句廣為流傳的話：“關東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其實不如說是："關東有四寶，高梁、大豆、水稻、小麥長得好”。東北真是個富庶之地。這里有黑嫩平原的肥沃的土地，有聞名世界的原始森林，還有數不清的名山大川，埋藏著無盡的寶藏。可是“九一八"日寇一聲炮響，南京反動政府便在“以和平對野蠻”、“不準抵抗”的賣國政策下，把這片大好的河山拱手送給了日寇。東北三千萬同胞從此陷入日寇的鐵蹄之下，到處唱起了這樣的怨歌：
“攘內安外”蔣主張，夜贈領土百萬方;
金陵城頭發亂令，叫爾小民做羔羊!
歷史完全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東北人民的救星。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共產黨就不斷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事變之后，又首先主張武裝抵抗。并指出：日寇侵略東北的目的，是要侵略整個中國;東北人民的災難，是南京反動統治者蔣介石賣國政策的結果;東北人民和一切愛國軍隊，不能抱任何幻想，自己組織起來救國自救是唯一的出路。黨的這些主張，反映了三千萬東北同胞的意志和愿望。隨著東北三省的失陷，一個自發的抗日高潮，便在各地轟轟烈烈地掀起來了。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游擊隊、大刀會、紅槍會、山林隊，各式各樣的抗日旗幟都打出來了。一部分舊東北軍，在民眾抗日怒潮推動下，也被迫違背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意志起來抵抗日本。
還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中共東北黨的組織便在延邊、綏寧以及吉(林)海(龍)鐵路沿線組織、領導過地下武裝赤色游擊隊和人民自衛隊，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這些隊伍雖然人數不多，而且多用原始武器，存在的時間也不長，但它對于后來的群眾革命武裝斗爭，卻是一個有價值的預演。事變發生后，黨一面著手在上述有過武裝斗爭基礎的地區組織人民抗日武裝，一面派干部，黨、團員，以及工農知識分子中的先進人物，參加到救國軍、自衛軍、義勇軍、大刀會等抗日隊伍中去，力圖在黨的政策指導和工作活動還有局限性的初期，采取合法與秘密的方式，以及爭取上層與打入下層齊頭并進的工作方針，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爭取和領導他們抗日。為了同一目的，黨還以極大的努力，在各地給那些抗日武裝以支援。
那些以舊軍隊為基礎的抗日軍，雖然裝備優良，兵額充足，有些部隊還有過實戰的鍛煉;但是，軍隊的絕大多數的領導者是國民黨人，反共積極，抗戰消極，甚至有的暗中與日本特務勾結。他們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幫助和支持群眾的抗日斗爭，而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反動政府的“出兵”。各派之間又經常為了爭名奪利、搶地盤、擴充個人勢力、騙取關內外愛國捐款等，相互爭吵，相互火并。對共產黨的正確主張更談不上接受，甚至多次收繳我黨組織的游擊隊的槍支。日寇充分利用了這些上層人物反動、腐敗的弱點，施加政治分化、特務滲透、誘降等活動。就這樣，三十多萬舊抗日軍，不到一年的光景，垮的垮，降的降，跑的跑。名揚一時的“抗日英雄”馬占山，搖身一變，成了“滿洲國”的國防大臣。(注：馬占山1932年初一度就任偽滿“軍政部長”，旋即反正繼續抗日)原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丁超當了漢奸。李杜、王德林、唐聚五、馮占海之類，紛紛繞道逃回關里。各地方一些自發的抗日武裝，有的也因被地主階級把持，或沒有正確的方向，被日寇擊破。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浪潮趨于低落。
在這種局面下，只有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一些小游擊隊，沖破重重困難，發憤圖強。同志們握著原始武器，去襲擊鬼子的據點;有的赤手空拳裝成打架告狀的，混到偽警察署去摸槍;許多黨、團員與反日會員賣短工，發動婦女同志紡線織布，賺了錢去買槍買彈;有的同志冒著極大的危險打入到偽軍中去，組織兵變。就是這樣，黨的武裝力量在斗爭中不斷壯大，先后在延邊、磐石、珠河、海龍、寧安、密山、湯原、饒河等地，建立起了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的抗日游擊隊。雖然，這些游擊隊在前進道路上曾經受了不少挫折，有的發展到相當的規模被日寇打垮了;有的剛剛組織起來被“抗日軍”繳了械;有的因階級路線不明確被地主階級篡奪了領導權，或是被叛徒出賣了，但是，困難與挫折嚇不倒堅定的革命戰士，同志們失敗再起，一次不成再二次，從血的教訓中學習領導本領。
東北游擊戰爭重新活躍起來，是在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堅持抗日統一戰線，堅持武裝游擊”的一次指示信到達之后。這時，各地的游擊隊都已發展了，壯大了。東滿延邊人民游擊隊，打破了日寇挑撥民族團結的政策后，漢族與朝鮮族之間更加親密地團結在一起，因而使部隊迅速得到了發展，并且擴編為東滿抗日游擊隊。南滿磐石和海龍游擊隊合并為南滿游擊隊，發展更快。珠河中心縣委領導的武裝正式成立了珠河游擊隊，并且吸引著一萬多人的舊式武裝向它靠攏。后來，湯原游擊隊經歷了數起數落的斗爭也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開展起松花江下游的游擊戰爭。此外，饒河游擊隊與密山游擊隊也在烏蘇里江西側展開活動。同時，黨又在各路舊軍隊中，廣泛展開了統一戰線工作。一些負責同志參加了重新組成的救國軍總司令部，團結了一些救國軍的領導人，整編了一些潰散的舊軍隊，并且積極展開了戰斗活動。雖然有些隊伍整編以后不到一年又垮了，但是從全局來看，由于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群眾抗日斗爭的積極性，提高了黨的政治成信，在統戰工作方面是有成績的。后期抗日聯軍第二軍第二師和第四軍的建立，與統戰工作的成績是分不開的。特別是抗日聯軍第五軍，多數部隊是利用救國軍的基礎加以改造的。
到一九三三年底，新的斗爭局面已經形成。黨所領導的人民游擊隊，先后發展成為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成為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核心力量;南滿和北滿以統一戰線的形式組織起來的各種抗日救國軍已基本上接受了我黨的領導;各地游擊區進一步鞏固，幾乎普遍組織了抗日救國會。
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經過初期的挫折之后，又活躍起來了。
二
熱河失陷之后，日寇為了加緊法西斯統治，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組“滿洲國”為“滿洲帝國”。繼之又迫使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它簽訂了“塘潔協定”。喪權辱國的國民政府，承認了長城為“滿洲帝國”國境，并把冀東二十二個縣劃歸日寇統轄范圍。這種賣國行為，進一步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與此同時，日寇對東北人民加緊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統治。在占領區推行保甲制度、連坐法、身份證，強迫群眾組織所謂“協和會”，施行奴化教育，大量地收繳地照和民間槍支，掠奪民族工商業，并實行武裝移民和經濟封鎖。在軍事上，則不斷地增加日寇關東軍，收編擴大偽軍，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為主攻對象，不斷地進行大“討伐”。日寇妄圖用這種法西斯手段，在較短的時間內達到“治安肅正”和鞏固“滿洲帝國新秩序”的陰謀。然而，和侵略者的夢想恰恰相反，由于民族壓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和我黨奉行的正確政策的影響，新型的抗日軍隊的成長，東北人民的抗日怒火越燒越旺。依蘭縣土龍山的數萬農民舉行了大暴動，并在十天之內，在一個縣區就打死打傷了日寇飯塚大佐(注：飯塚朝吉，死后追贈少將)以下三千余名(注：原文如此，疑系“三十余名”之筆誤)。南滿、東滿、北滿、吉東各地抗日游擊隊，積極向日寇占領的中小城市、鐵路沿線據點襲擊，多次粉碎了日偽軍聯合的大“討伐”。
一九三四年底，中共滿洲省委根據這一人民武裝抗日運動新發展的局勢，著手把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反日聯合軍等隊伍，先后改編成十一個軍，并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宣言(注：《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宣言》是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于1936年2月20日發表的)。其中第一軍到第七軍，從創建開始，就是我黨直接領導的部隊。各軍大都實行三三制編制，每軍三個師，每師三個團，每團五到七個連。武器裝備除了步馬槍和輕重機槍外，還有追擊炮、狙擊炮、步兵炮。這些武器都是從日寇手中繳親的。軍隊中建有政治委員制度，各級有黨委會，連有黨支部。十一個軍的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五萬五千余人。此外，還有不在聯軍編制之內但接受統戰指揮的武裝約二萬人。人民喜慶聯軍壯大，到處流傳著這樣的頌歌：
“十大聯軍”十萬人，救國抗日一條心，
步炮聯合除倭寇，鐵騎縱橫掃妖氣，
但愿民族獲解放，白山黑水慶升平。
日益成長壯大的聯軍，不斷地向各鐵路沿線進攻，長白山下;松花江畔，遍地烽火起。偽靖安軍在吉東地區被打得狼狽潰敗。南滿東邊道地區“剿匪”總司令邵本良和大漢奸偽軍頭子李壽山曾多次向日寇三毛司令許愿活捉楊靖宇，然而一碰到抗日聯軍的部隊，則成團成營被殲滅，最后邵本良自己也作了我軍的槍下鬼。摩天嶺一戰，日寇死傷近千人。輝南、安圖、湯原、方正、賓州、依蘭等縣城曾先后為我軍攻克。日寇拚命要修筑的京圖(注：此處“京”指偽都“新京”即長春，“京”圖鐵路即下文的長圖鐵路)、圖佳(注：圖們、佳木斯)、虎林(注：原文如此，實為“虎饒”，即虎林至饒河)、綏佳(注：綏芬河、佳木斯)等鐵路線，在我軍的不斷襲擊下，其計劃不得不被迫推遲。修筑綏芬河的“國防”公路的計劃，在連遭我軍五次打擊之后而徹底破產。中東、吉海(注：吉林、海龍)與南滿的各鐵路線，屢遭我軍破壞，成列的軍用火車被顛翻在道旁。一些孤立的偽軍據點經常被襲擊。特務、暗探潛入我游擊區，被游擊連、農民自衛隊、婦女會等組織破獲。就是在日寇占領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沿線，也有秘密的救國會展開各式各樣的斗爭。一九三五年秋，滿洲省委撤銷(注：滿洲省委于1936年6月正式結束工作)后，南滿、東滿、吉東、松江(北滿)四個省委相繼建立。從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抗日聯軍十一個軍逐步改編為三個路軍。第一路軍轄一、二軍，活動于西起遼、沈，南達安東(注：今丹東)，北至長圖鐵路，東至鴨綠江地區，共約三十余縣;第二路軍轄四、五、七、八、十軍，活動于中長路哈長段東側、牡丹江流域、松江右岸、烏蘇里江左岸地區，共約二十余縣;第三路軍轄三、六、九、十一軍，活動于松江下游左岸、小興安嶺東西、黑龍江右岸地區，活動最遠時到黑嫩平原，共三十余縣。
“七七”事變前后，東北人民抗日游擊戰爭發展到了最高峰。許多老游擊區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準備組織人民政府。尤其是松江下游兩岸、牡丹江流域及偽“三江省”，大部分農村為聯軍控制。偽軍紛紛動搖，曾經成連、成營、成團的投誠起義。日寇驚呼著：“三江已成共黨樂土”。
三
東北三省，是日寇執行“大陸政策”侵略全中國的后方基地，又是“反蘇策戰”的前進陣地。抗日聯軍的發展壯大，便成了它的“心腹之患”。日寇為了鞏固這塊基地，關東軍從一九三四年的三十萬增至七十萬，同時對東北軍民展開了“總體戰”。它一面加緊施行“歸屯”政策，凡成游擊區的小屯子全部燒毀，群眾集中到大屯嚴加控制，在經濟上采取嚴密封鎖，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糧都不準外運;另一方面對我加緊軍事“圍剿”，采取分區包圍、穩扎穩打、輪番“掃蕩”的戰術，在一塊地區內來回拉網，鞏固一個地區以后，再向其他地區進攻。
隨著斗爭的日益尖銳，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進入了一個極端艱難的時期。在日寇的瘋狂進攻下，我游擊區不斷遭到破壞，部隊不斷受到挫折。我軍不得不轉入深山密林里露營。
在露營的日子里，部隊除武器外，帳幕、小火爐、小鍋、碗筷、鍬、鎬、斧、鋸、針線、藥品等一切都要攜帶。生活正像當時流行的一支歌中所說的那樣：“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鄉，野菜野獸是食糧。”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隊還穿著單衣。篝火，成了野營生活中絕不可少的東西。一首“露營歌”里，生動而逼真地描繪了這種生活：“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草桔金風疾，霜沾火不燃”， “煙火沖空起，蚊吮血透衫”。在糧食最困難的時候，山果、野菜、樹皮、草根以至靰鞡底，都成了食物。偶爾獵取到一只野獸，那是上等食品了。至于醫藥，更是奇缺，戰士們負了傷，連一條白布綁帶也沒有，從身上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來繼續戰斗。醫務人員的藥包里，除了少量的紅汞藥水，唯一的內服藥就是一點鴉片。更嚴重的是，日寇還經常以“篦梳式”、“踩踏式”圍攻山林，到處縱火、施放毒藥。同時他們還無恥地把女人畫片、女人服裝掛在樹上，甚至到處留下酒食和“親懇書”、“招降書”，企圖從精神上瓦解我軍。然而，這一切都不能動搖我軍的堅強意志。戰士們說：頭可斷，血可流，革命的意志不可摧。第一路軍總指揮楊靖宇同志，在日寇層層包圍中，飲冰雪，食草根，率領一支小部隊戰斗到一人一彈，壯烈殉國。冷云等八個女戰士，在重圍中英勇奮戰，最后高呼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投入牡丹江;一個班的戰士在“十二烈士山”上，和數十倍的日寇奮戰一晝夜后，全部壯烈犧牲，寧死不做俘虜。趙一曼、夏云杰、王德泰、陳翰章、李延平、王光宇、張鎮華、許亨植、樸吉松、馮治剛……無數抗日英雄的美名，永銘在東北人民心中!
在嚴重的斗爭關頭，吉東、北滿、東南滿三個省委的負責同志集會討論，提出了逐漸收縮保存實力的方針，并重新劃定了新的游擊活動計劃，將三個路軍的各軍整編為十一個支隊，繼續堅持同日寇強虜進行殊死的斗爭。
一九四一年初，吉東、北滿、東南滿三個省委的同志再度集會。這次會議，比較正確地估計了全國的局勢，提出了長期斗爭的問題;批評了黨內一部分同志的“取消主義”，提出“不論環境多么困難，要團結在黨的領導下，保持抗聯的旗幟，堅持到最后勝利”。從此各支隊便統一在東北黨委領導之下，徹底改變了過去的游擊方式，主力隱蔽整訓，另外組織了十五支小部隊展開活動。小部隊的主要任務是進行軍事偵察，聯絡群眾，進行抗日宣傳，在可能的條件下發展地下武裝。各隊隊長和政治委員，都是最有游擊活動經驗的中級干部，戰士都是經選拔出來的最優秀的同志。這十五支小部隊，在東北黨委會的負責同志直接指揮下，分遣在北滿、吉東、延邊、遼吉邊區等地，展開了機動、靈巧的活動。……
四
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這一期間，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雖然處于低潮，但并不像日寇自欺欺人所宣傳的“大東亞圣戰基地鞏固了”、“滿洲共產黨覆滅了”。抗日的火種仍在東北的土地上燃燒。日寇的一些孤立的據點常被襲擊。 一九四三年初，我軍一支小部隊在東寧二十八道河子一次伏擊戰就殲滅了日寇一百多人。我轉入以整訓為主的部隊，更加緊進行軍事、政治、文化學習，積極準備迎接新的局勢。干部都學習了一些有關黨史的文件，并從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上讀到了“加強黨性鍛煉”“整頓三風”等重要文獻。長期以來，東北抗日聯軍處于和黨中央隔絕的狀態，當讀到這些文獻時，同志們無不感到鼓舞。對照東北多年斗爭的實踐，干部進行了思想整頓，政治水平、指揮能力都有了顯著提高。經過整訓的部隊，雖然人數遠不能和一九三七年發展最高峰時相比，但是質量提高了，面貌煥然一新。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夜，我們從無線電中收到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更是歡欣鼓舞。東北黨委會和抗聯指揮部負責同志，估計到新的局勢;立即擬訂了新的行動計劃。八月九日，當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時，東北抗日聯軍又和蘇聯紅軍、八路軍一起，參加了解放東北的戰斗。
東北抗日聯軍十四年的斗爭是從艱難、曲折的道路上走過來的，其中有著許多經驗教訓，有待參加這一斗爭的同志進一步探討。盡管這一斗爭還有許多弱點，并且曾經遭受過嚴重挫折，但是這一游擊戰爭是有巨大意義的。在全國抗戰爆發前，首先給了日寇以嚴重打擊，阻礙了日寇侵略計劃迅速實現，有助于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當“七七”抗戰爆發后，又從敵人背后側擊，配合了關內的抗戰。正像毛主席所說：“那里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箝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僅據日寇官方縮小了的統計，前前后后被抗日聯軍斃傷俘的官兵約十八萬人。至于偽軍被消滅的，不知要超過這個數字多少倍。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更精確地描繪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面貌，指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
附文2：痛悼周保中同志
王一知
《人民日報》 1964年5月6日
在革命斗爭中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親密戰友保中同志，同我和我的孩子們永別了。我們黨失去了一名忠誠的戰士，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同志。這些天來，保中同志的音容笑貌，一幕一幕往事，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我和孩子們都感到無限的悲痛。
保中同志從入黨以來，三十多年如一日，忠誠地執行了黨組織所交給他的任務，積極地為黨工作，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偉大的革命事業。“九一八”事變后，黨派他到東北去工作時，因他是云南人，首先要與酷寒作斗爭;第二他是白族，說南方話，要進行語言上的革命。因此他在東北群眾中能扎下根，鬧起革命，是克服了無數困難的。在那些艱難的戰爭歲月里，令人難以置信的艱苦生活條件下，他始終堅定地表現了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和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他堅信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日寇必敗，中國革命必勝。
從大革命到東北人民抗日游擊戰爭中，他一直是站在武裝斗爭的第一線，與國內外敵人作堅決的斗爭。他曾先后負傷五次，在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中就有三次，其中一次傷勢很重，腸子也打出來了，當時斗爭艱巨，又無醫療條件，他自己毫不呻吟地將腸子又裝進傷口，采點野草敷起來。他這種安靜如常的態度，影響到其他傷員也不再喊叫了，對其他同志也是很大鼓舞。他帶著傷每天還要行軍和指揮作戰。宿營時又要給同志們上軍事課或政治課，或開會研究對敵斗爭部署等。同志們勸他休息一會，他則說：“多少同志倒下去了，沒倒下的就要堅持斗爭，鬧革命就是要經得住一切艱難困苦的考驗。”
全國抗戰開始后，東北游擊戰爭進一步得到發展，抗日烽火到處燃燒，使日本侵略者到處碰壁，到處挨打。日寇為了侵略全中國，首先要拔除插在它心臟上的鋼刀――東北抗日聯軍。那時日寇精銳部隊關東軍增加到五十萬人，對東北抗日游擊部隊進行了瘋狂的“掃蕩”和圍攻。在那些殘酷的斗爭年代里，斷糧斷鹽，吃草根樹皮，已是家常便飯。有時冬天換不上棉衣，在那大雪飛揚，烈風刺骨，敵人步步追蹤，有時一天要打幾仗的情況下，雖然饑寒交迫，困累難當，可抗日聯軍越戰越堅強，在敵人的包圍之中與敵人進行你死我活的搏斗。這時他鼓勵同志們說：“咬緊牙關，勒緊褲帶，堅持下去就是勝利!”他常說：“雖然我們不在黨中央毛主席身邊，但他們會知道東北人民子弟兵是在怎樣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假如我們在勝利以前倒下了，中央也會來收尸的。若能和中央取上聯系那該多好，真是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溫暖懷抱。”這正是當時所有共產黨員、革命戰士們心坎上的語言。
記得在一九三八年的一個夜晚，部隊已經露營，保中同志在篝火前召集了本戰斗隊的全體指戰員，他手中拿著兩張舊報紙，如獲至寶一般興致勃勃地說：“同志們，這是《新華日報》，有毛主席的《論持久戰》，……”他的話還沒說完，全場就響起了：“黨中央來了，毛主席來了，斗爭更有辦法了!”那種激動人心的情緒，是難以形容的。盡管那兩張報紙已殘缺不全，每到露營或休息時，他就和同志們一起坐在篝火前或山坡上進行學習討論，并貫徹到實際戰斗中去。
一九三八年冬整個情況愈加惡劣，敵人繼續增兵到六十萬，并采用依靠據點，穩步前進，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實行大包圍套小包圍，來回網羅搜攻;漫山遍野，滿坡滿谷，四出進攻，以數十架飛機輪番偵察、掃射、轟炸，以步兵騎兵交替搜索，妄圖一網打盡，徹底消滅東北抗日聯軍。盡管在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北風怒吼，大雪齊腰，凍得斷指裂膚這種極度饑疲困乏的情況下，深陷在敵人的層層包圍中，而他卻堅定地向同志們講清敵我情況與斗爭前途，鼓勵同志們：“振作革命精神，鞏固革命必勝的信念，必須堅持革命，戰斗到底。即使在不能避免犧牲的情況下，也要戰斗到最后一滴血，決不茍且偷生，玷污偉大革命戰士的氣節。目前，要以迅速的行動進行突圍。”為了迷惑敵人，部隊就跟著敵人蹤跡行動，然后穿繞過敵人數道封鎖線，經過兩晝夜的強行軍，行程二百里，鉆出牡丹江東岸的敵人包圍圈。緊接著又以神速的行動，襲擊了方正縣陳家亮子日寇森林采伐隊，達到了殲滅日偽軍、補充槍支彈藥、服裝給養的目的;并解放了一千多木業工人。他指揮的部隊，在其他抗日游擊隊的配合下，就是在這樣困難重重的條件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大討伐”計劃。
正是由于他忠于民族解放事業，忠于黨的事業，同日寇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戰斗，給日寇以沉重打擊。因而日寇對他深惡痛絕，罵他是“逆賊”。早在一九三六年日寇就先后在牡丹江地區，松花江下游等地區，張貼布告或散發傳單，捉拿他和購求他的首級，賞金由五萬元增加至十萬元。
在解放戰爭中，他在林彪同志的領導下，仍在第一線指揮作戰。后來又參加解放大西南的工作。當他來京參加南下準備工作時，就發現了嚴重的心臟病，醫生勸他要治療休息半年，他說：“多少同志們倒下去了，我這點病又算得了什么，眼看多年來的理想――解放全中國，就要成現實，決不能掉隊。”他決然南下了，回到他的故鄉――祖國西南邊疆云南省。由于他是白族，早期出來參加革命，對多民族的云南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他帶病堅持了三年多的緊張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冬，心臟病就更加嚴重了。醫生再三勸告他一定要堅持休息治療一年，同志們也都勸他聽醫生的話，這時他才肯休息治療。接著組織上調他到西南工作，他到了重慶，根本沒有考慮治病問題，馬上投入了工作。在他的心中只有黨的工作，他總認為個人的病算不了什么。到一九五四年夏，病情已發展到難于支持的地步，才來京治療。
九年來，他一直在和疾病作斗爭。他又有膽結石病，每次發作都嚴重地威脅著心臟，隨時存在著生命的危險，但是他始終以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處理自己的疾病，只要他的病痛稍有減輕，他就又忙著看文件，整理歷史資料，接見來訪同志，或出去參加會議等。我曾勸他少看點文件，多休息一會，他就說：“我為黨工作的日子是越來越少了，只要我能動，就要為黨多做些工作，不看黨的文件怎么行呢?”
一九五九年他發生了嚴重的心肌梗塞，正在醫院臥床時期，從外地來了兩位同志要找他談問題，由于考慮到他的病還在危險期，醫生囑咐不準會客，秘書就遲延了幾天才告訴他，他就批評秘書：“遠道來的同志更應及時接見，我不能起床，躺著談談也好嘛。過去斗爭時和群眾在一起，今天更不能和群眾疏遠。”很多同志勸他多休息，把病養好了為黨做更多的工作。他總是說：“有口氣、能吃飯，就應該工作，否則就是人民的‘賬主子’了。”
保中同志對待群眾、對待同志，有極深厚的階級情感，熱心地關懷和幫助同志。對來信來訪是有問必答、有求必見。有的事已隔年久一時想不起來，他就寫信向老戰友詢問后再回答。答復來信和接見來訪同志，他都是很認真的。有的信他直接復，有的復信秘書寫了還要他修改后才發出。今年元旦前，因病積壓了些未辦件，待病體稍有減輕時，就同秘書一起加班加點的趕了兩個多星期。我勸他不是急件何必忙呢?他說：“就是不該積壓，能動時就應趕著辦完。”
保中同志一向嚴格要求自己，處處注意儉樸，遵守制度。對孩子也從小就教育他們要養成艱苦樸素，能吃苦耐勞的習慣。他經常向孩子們講，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先烈流血犧牲才換來的;飲水要思源，不要忘記過去的艱苦斗爭;因而孩子們也能較嚴格地要求自己。
保中同志永遠離開我們了。在這悲痛的日子里，我們受到了黨中央和各方面的領導同志、老戰友們及同志們、朝鮮戰友及其他國際友人們的親切關懷，我衷心的感激。我和我的孩子們一定不辜負黨的期望，一定要繼承保中同志的未竟事業，我要更好地工作，教育孩子永遠跟著黨走，永遠跟著毛主席，成為紅色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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