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9月8號就是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發表70周年了。我曾發表文章說“私有化是滋生貪官的土壤和溫床”。現在我還要說“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就不會出貪官”。為什么?請重讀《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隊伍中不允許有一部分人不是為著解放人民的，不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是為自己的私利工作的。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總綱開頭就明確無誤地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斗，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
接下來規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并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系。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
在第一章黨員中第2條黨員義務中第3款說的是“(三)為人民群眾服務，鞏固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了解并及時反映人民群眾的需要，向人民群眾解釋黨的政策。”
為人民服務或者為人民群眾服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宗旨，也是共產黨員的具體義務。
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未取得全國的執政權，絕大多數黨員按上述的規定履行義務就贏得了民心，給自己奠定了執政基礎。也就是靠這個，中國共產黨才能從西柏坡走進北京城，完成了開國的準備。在黨內無論職位高低，都必須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作為黨組織中的一員不允許有除人民利益之外的個人利益。若有就是謀私，就失去做中共黨員的資格了。在這樣的規定下，所有黨員都是一樣的，不一樣了，就是特權，就是對黨章的背叛。
正因如此，1959年10月26號，全國工業、交通運輸、基本建設和財貿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時，劉少奇身為國家主席，在接見時傳祥握手時才能說出：“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時傳祥靠工資養家，劉少奇也靠工資養家，都一樣的沒有額外收入。
隨著文革的被否定，現在“為人民服務”不時髦了，已經沒人說了。只有新華門的影壁墻上的“為人民服務”還在。有些單位就明確標出“為納稅人服務”了。納稅人是做買賣的人。納稅多的人就是老板們了，就不屬于屁民了。如果不能納稅還想辦事，那是很難辦成的。就是該辦的也是要好處費的。辦大事，好處費就自然多了。于是當官的就有所謂的“灰色收入”了。這僅僅是初級階段。政府部門就別說了，醫療衛生看病的大夫都收紅包了，甚至小學教師都有家長送禮金的。掙著工資干工作本是應該的，是本分，但都得按“市場經濟”的路數來走。把責任或者說職責也當商品走向市場了。
文革中就開始治理干部的特殊化，把領導干部的優厚待遇看成“資產階級法權”來反對和節制。干部隊伍不僅僅實現了“革命化”，而且在待遇上也是“平民化”的。我這里說的不是他們的工資就跟普通員工一樣的。而是說他們無論級別多高也都是只享受工資待遇，其他的沒有。
毛主席省吃儉用，一件睡衣打了73塊補丁。
周總理也節衣縮食，他經常穿的灰色中山裝補過不知多少次了。袖子上的補丁已經有袖子的三分之一大了。給周總理縫補衣服的工人師傅，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總是含著淚說：“幾十年啦，總理做了幾件新衣服，我們記得清清楚楚;但是給總理修補衣服的次數，誰也無法數清啊!”有一回，要接待外賓，周總理風趣地對工作人員說：“同志，我今天該穿那套‘禮服’了。”那位工作人員指著衣服上一塊織補過的痕跡說：“總理，您這件‘禮服’早該換換啦!”總理說：“這蠻好嘛，穿著補丁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客人，織補的痕跡不要緊，別人看看也沒關系，丟掉了艱苦奮斗的傳統才難看呢!”總理還有一套睡衣睡褲，是一九五一年做的。多年來縫縫洗洗，白底藍格的絨布，已經磨成沒有絨也沒有格紋的白布了。這套睡衣，光是鄧穎超同志就不知補過多少次了。可是，周總理一直把它帶在身邊，連出國訪問都使用它。同志們勸他換一套新的，他總是說：“艱苦樸素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本色。能穿的衣服扔掉了，不是太可惜了嗎?”他的那條浴巾，年頭也不少了。有一天早晨，周總理發現毛巾換了一條新的，就問工作人員：“我的毛巾呢?”“原來那條太破了，不能用了。”“能用，能用!”總理連聲說。一直到把那條毛巾找回來，周總理才洗臉。那條毛巾后來補了補改成浴巾。后來，做浴巾也不行了，就改成擦腳巾。總理有個補襪子用的襪板，是解放戰爭時期用的，他從平山縣西柏坡帶進北京城，一直用到他逝世。
江青愿意攝影，買膠卷都是自己花錢，從未報銷的。
毛主席給困難知青家長寄上300元，自己當月也就剩100多吧。
中央領導能以身作則，帶出的干部隊伍現在看基本是清廉的。為什么?他們認為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國家給他們開工資了，就該無條件、完全地、徹底地為人民，為老百姓辦事情的。如果沒辦到，或者沒做好，那就是失職了。周總理胸前的“為人民服務”的徽章一直戴到死。如果我們的干部都能把“為人民服務”放在心上，還能貪腐嗎?
文革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還政于民，逐漸從勞模當中選拔新人進入領導崗位。1975年37歲的吳桂賢當副總理了，仍然在西北國棉一廠開76元工資，參加會議時兩角錢的茶水費都舍不得。服務員問她為什么不喝茶水，她說怕睡不著覺。
42歲的李素文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在原單位沈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開工資。她身居高位，卻非常嚴格要求自己，沒有帶家屬，每天只有工作的權利，必須把思念之苦與七情六欲埋在心底。那時，她每月工資62元，是高級干部中的“窮人”，卻非常滿足，因為陳永貴副總理還掙工分。這種經濟狀況，自然出國訪問時連“行頭”都買不起，只好到對外友協去借皮箱和衣服，訪問回來再把那些東西歸還人家。她最怕家鄉來人，因為囊中羞澀。有一個月，家鄉來了四五撥人，結果月底時只好天天大蔥抹大醬。
40歲的姚連蔚和一起提升的吳桂賢、孫健(國務院副總理)、李素文等人實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資制度，提職不提薪。他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拿的還是西安機械廠1959年的四級工資。每月58元。他的糧食關系、工資關系一直留在陜西的工廠，因此，他實際上還是個工人，只是領取高干補貼而已。
60歲的陳永貴當副總理還掙大寨的工分。他們升官不發財，就是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不僅是黨員的工作目標，也是全民的工作目標。當時上班工作的背兜、戰士的挎包以及老百姓的拎兜，全都印上“為人民服務”的紅字。紅衛兵和后來下鄉的知青也都是用這樣的挎包。這充分表明“為人民服務”已經深入人心了。
現在，只有烏有之鄉還準備了這樣的挎包，提供給懷念那個時代的網友們。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無論職務高低，只要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要重，就值得開追悼會。反過來說，職務再高，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活著，已經沒意義了，那是該遭到鄙視的。死了就該如死條狗一樣的，開什么追悼會啊?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因為現在不再是為人民服務了，所以如果有缺點，就不是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了，而是不準批評、不讓你指出的。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沒有好處，那是不管的。老子想怎么著就怎么著。你反對，你就滾蛋!
“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如果我們不能“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興旺不起來的!現在我們黨員隊伍發展到8600萬了，數量是大大發展了，可是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有多少?不搞剝削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有多少?
好在新一屆領導人已經開始提純黨員隊伍，治理領導干部的貪腐行為，因此我還是比較樂觀的。群眾路線已經揀起來了，把“為人民服務”也揀起來吧!黨章上寫的，作為共產黨員，就該身體力行嘛!讓一部分人先富，還讓黨員帶頭致富，如果靠誠實勞動致富沒問題的。可是，只靠誠實勞動不搞剝削怎么能先富?“十人不窮一人不富”，不把別人的所得拿來歸己怎么能大富?有一條捷徑可走，那就是官商聯手，于是貪官就前赴后繼、層出不窮了!
毛主席說：“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他發動文革的用意也就在這里。他出身在農民家庭，他最痛恨的是靠土地資源不勞而獲的剝削行為。他最擔心的是資本主義復辟，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所以他帶領的中國共產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所以他才被譽為人民領袖。他執政后，努力把權力還給人民，所以注重從勞動模范選拔能忠于人民的代表進中央。這是那些跟著他打天下的認為該自己享受權利的人所不愿意接受的。這就是后來得把的人能有一部分老干部支持的原因。這也就為后來想否定他歷史功績的野心家提供了理由。
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可是有的人卻說，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沒搞清楚。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質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里顯然是缺乏社會屬性的。資本主義也能達到這個目的的。
列寧說：“只有把承認階級斗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
那么用這個試金石就不難識別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了。硬說自己的那套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豈不貽笑大方!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的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一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主席寫信：“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文革“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 “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又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并強調：“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172頁)
但是毛主席不在了，他就全盤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說：“我們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我們粉碎了‘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系列問題……我們破除了林彪、‘四人幫’所制造的精神枷鎖。堅持領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頁)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同上第169頁)“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同上第168頁“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確的。” “農業承包大戶我贊成，現在放得還不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
對于他說的這套，如果有人不贊成，他就說“黨員、體制內的人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得辯護，否則，不換思想就換人”。顯然不贊成也得贊成，不然就得離開干部隊伍。那么在他的路線指導下，干部隊伍怎么樣了呢?
看看現在落馬的貪官，真是如割韭菜了。干部隊伍都到了這個程度，怎么能讓人不懷念文革而喜歡改革啊?
連跟我們的文革沒有關系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對文革都有個判斷法：“文革是整走資派的，也就是整干部的。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隊伍變好了，就說明文革錯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隊伍變壞了，就說明文革做對了!”
這個判斷法多么淺顯而有意義啊!作為經歷了文革和改革的我們這代人哪個心里不清楚啊?只不過害怕被“換人”而不敢說而已。
丟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一心為了致富和發財，為人民幣服務，為私利而鉆營，不成為貪官才怪哩!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人們引向了“向錢看”的魔道。有發財條件和機會的發了財。沒有發財條件和機會的就創造條件和機會發財。無力創造條件和機會的就不擇手段地把他人的財物摸進自己腰包。這個毒害都殃及到幼兒園了。本月7號我在回老家的臥鋪車上，就遇見了一家3口(可能是在北京做買賣的)。40左右歲的父親躺在我對面的下鋪，只顧看手機，他飲水吃牛肉干都要叫妻子給拿到手上。妻子在上鋪，6歲大的女兒開始上上下下覺得有意思，就到父親的鋪位躺一會兒再爬上母親的鋪位待一會兒。后來娘倆都下來了，3口人擠坐在下鋪。小孩子要吃方便面，媽媽就以讀書做條件。那孩子不情愿，但又不能違抗，就小聲讀，她媽媽一再催促“大點兒聲”，我也沒聽出她讀的是什么。等她媽媽滿意了去給她泡方便面的時候，我看見了扣在鋪位上的封面：《我將來是個有錢人》。家長就讓孩子閱讀這樣的讀物，真是落實了“從娃娃抓起”了!試想等她(他)們長大了還指望他(她)們為人民服務嗎?
在這個黨章的第一章第3條黨員權利的第3款是：“(三)向黨的任何機關直至中央提出建議和聲明。”雖然不是現行黨章，我想這個規定不會改變的。那么我也就提個建議吧!
習近平總書記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該從干部隊伍下手，貪腐的要懲辦。這沒說的，都屬于犯罪了，不懲辦怎么可以?還沒到犯罪程度的黨員干部就都是合格的嗎?共產黨員不該是徒有其名的，而應是名副其實的，是貨真價實的。若想使黨員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就必須恢復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讓人民群眾來檢驗黨員隊伍，不合格的要清退，提純黨的組織，使共產黨像共產黨，是共產黨!
2014年8月28日 趕寫于梅河口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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