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毛遠新在學習問題上的批評和教育

　　按：據新華社8月22日電，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同志出席第二屆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時，在講話中強調會議要圍繞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核心任務，積極開展教育咨詢，推進科學民主決策，如何辦好人民滿意教育，如何為實現中國夢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撐，這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教育改革要深化，那就是說，這個改革不是單兵獨進，而是比較系統的全面的改革，故又稱其為綜合改革。那么這樣的改革必須有明確的目的性和針對性，也就是對我們當前教育工作的現狀要有問題意識。首先要弄清楚我們發展教育事業的目的是什么?它應該是為我們三、四億城鄉青少年在未來若干年如何健康成長，如何為實現中國夢的棟梁之才，從而為中華民族繁榮富強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撐，故作為發展教育事業的各類學校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及其屬性，應該是由國家財政支持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所以它不是什么支柱產業，更不是什么商品生產的單位，不是什么學店式的牟利單位，它的任務是滿足城鄉三、四億青少年接受良好教育的需要，如何幫助他們成長為實現中國富強的人才。

　　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標尺來衡量這幾十年來我們教育事業的發展究竟存在什么問題，我們教育事業發展的現狀與人民需要之間的缺口在那里。比如說，我們怎么去滿足農村二億多留守兒童接受教育的需要，這不是搞幾個典型哄哄人，而是切切實實不遺留任何一個地解決所有留守兒童接受教育的問題。如何去滿足農民工在城市的子弟于所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需要，如何滿足城鄉幼兒教育的需要，如何讓他們更方便他們就近地接受教育。這些問題都應該以方便青少年們受教育的客觀需要為中心來考慮，而不是從管理的方便來考慮，不是從教育管理者為中心來思考問題，而是以青少年的需要為中心，管理只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而不是謀求自身工作上的方便，這是教育事業如何發展的一個帶有方向性的問題。這不僅僅是相關教育部門的責任，應該在全黨形成共識，在全社會形成共識，大家齊心協力地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它需要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統籌兼顧，共同實施。在城鄉兩元結構下，城鄉公共服務最大的差異在教育、醫療、養老這三個方面，對未來影響最大的是教育，因為全國適齡青少年中，農村青少年無論是留守在農村還是隨父母打工而生活在城市的，占到青少年人口的大部分，原因是那時農村人口增長要高于城市，他們是未來勞動力和人才的來源，他們的健康成長關系到共和國未來的命運，這是關系到能否實現中國夢，使中國走上富強的大問題。從公平正義上講，城鄉在這方面的差異應如何處理好，比較起來教育發展的問題更是刻不容緩，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時刻，這是擺在我們面前刻不容緩的大事，如何發展鄉村教育事業，改善民辦鄉村學校的條件，無一例外地提高所有民辦教師的待遇，使農村的學校能留住優秀的教師。希望工程還只是蜻蜓點水，要根本改變面貌得靠國家政策的扶持，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留守兒童目前的困境。城市農民工子女，所在地區的學校，應把他們也納入義務教育的范疇，打破戶籍制度的限制，在工廠打工的學齡兒童所在企業及地方政府都有責任給他們提供基本的職教機會，為他們將來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不能單純作為勞動力來使用。這些都是教育事業發展最迫切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因為它關系到我們國家未來的命運。這方面存在大量的問題，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發展的艱難困境，所在城市的教育部門承擔應有的責任了嗎?為什么讓農村留守兒童長途跋涉地去學校讀書?為什么不能讓他們就近入學呢?教育主管部門和相關地區政府的責任在那里呢?只是許多人都視而不見，所在地區的教育部門都極力推卸自己應有的責任。這是從教育事業發展和人民的需要之間存在客觀距離的問題。

　　再從學校教育的過程來看，那就提到錢學森之問來了，為什么我們的學校教育培養不出第一流的杰出人才來呢?這就是涉及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設置，教學方法和考試制度，人才的評定制度，這些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說起來由來已久，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是知識灌輸式的，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如今的考試制度，特別是高考制度是實施這種灌輸式教育方式的工具，把學生變成死記硬背標準答案的動物。學位、學術的等級森嚴，扼殺了多少青少年的創造能力。教育產業化本質上是商業化的表現，這是完全錯誤的東西，這些年教育事業在數量上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由于高昂的教育費用，在高中以后，把農村的青少年都堵在學校大門之外了，即便在一般城市的平民家庭，從幼兒教育起，教育費用已經是一般家庭難以承受的重負了，當中小學教師也熙熙攘攘地奔向利益的角逐場時，其結果往往是師德蕩然，它還影響學生品德的成長。關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學方法，考試制度這些方面的問題，都要在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的過程中，在澄清觀念的基礎上，逐步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改革。為了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就有必要再回顧一下，毛澤東與鄧小平在64年2月春節座談會上有關教育革命問題的許多觀念，了解一下毛主席對毛遠新在教育問題上的許多談話，這對我們今后著手深化教育綜合改革之前，認真思考一下我們面臨的狀況和問題還是有益的，對如何回答錢學森之問也是有益的，它能為我們如何深入教育改革的科學決策打開思路，真正使我們深入綜合教育改革，從而在教育事業上打開全新的一頁。使教育最終獲得人民的滿意并能在未來幫助我們致力于建設富強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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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鄧小平在1964年春節座談會上的對話

　　我們教育工作中的許多問題，毛主席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就提出來了。記得在1964年時，毛主席對那個時期的學校教育是不滿意的，最近我讀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馬社香整理的毛澤民夫人朱旦華的訪談錄，其中有她談毛主席對毛遠新有關教育問題的多次談話。我過去讀過1964年2月及以后毛主席與毛遠新二次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那時毛遠新正在哈軍工讀大學。然而那二次談話的記錄雖然也涉及教育方面的問題，談得更多的是關心他們參加社會生活實踐去農村參加四清的問題。另外1964年春節，2月13日毛主席與鄧小平一起召開過一次關于教育革命的座談會，這次會議主題是討論關于教育方面的問題。先是毛主席講：“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辦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現在這樣不行，請鄧小平同志講一講”。于是鄧小平提出現在教育方面主要是學生負擔太重，學制太長，考試的方法有問題，學生不能獨立思考，還講到如何讓學生去部隊學軍的問題。這次談話的記錄稿還在，大家都還找得到。毛主席的插話，既風趣，又非常生動。在鄧小平同志講學制縮短的問題時，毛主席應了一句“可以縮短”。鄧小平同志講了學制問題的設想是小學五年，中學四年，然后讀二年職校，去工廠農村參加勞動和工作。讀大學時先上預科，文理分科，一般四年，工科五年，醫科六年。問題是當兵時間怎么安排，是否到軍隊當一年預備兵。毛主席插話說：“這不要緊，男生當兵，女生也可以當娘子軍，過半年到一年的軍事生活”。(現在新生入大學以后，都有一個短時期的軍事生活的訓練，都是由此而來的。)鄧小平同志談到課本的問題，毛主席插話說：“現在課程太多，害死人，學生太緊張，中小學生近視眼成倍增加，這樣不行”。(是啊!這個問題現在越來越嚴重了。)鄧小平同志講考試太緊張，門門五分也沒有用，(在這個問題上，錢老是怎樣對待自己孩子的呢?錢學森就沒有要求他兒子門門都五分，他的兒子叫錢永剛，孩子小時候成績單并不漂亮，他總有幾個四分，但父母看了，只是笑笑，從來不說，從來沒有說你再努把力，考個滿分，他們認為丟個一分半分很正常，硬讓孩子拼出個滿分來太累，也沒有必要。錢永剛上初一那年，班主任把他叫到辦公室，看看你的成績單有什么問題嗎?永剛看了半天，沒看出問題，老師說，這是你的問題，對自己要求不高，像你這樣的家庭應該消滅四分，全拿五分。吃晚飯的時候，永剛給父親說起這件事，父親聽完一句話也沒說，呵呵一樂，走了。那年期末考試，永剛果真全拿五分，他想一定會得到父親的表揚，誰知父親看后，笑道以前也不錯的。看來學校教師的教育思想是有問題。)這里考試方法有問題，學生不能獨立思考。毛主席插話說：“現在考試的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突然襲擊，出偏題、怪題，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的章法，我看這種考試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考題，讓學生去研究如何解答，有創造性見解的可以給一百分，照標準答案的給五十分或六十分。要搞得活一些，不要太死”。(這就完全顛覆了現在考試的評分制度。即使是論文答辯，也難以做到這一點，關鍵是教師在評分的觀念上要變，不僅是評分，還應該有評語，這個評語是給學生提示創新的道路和方向。其實好的評語對學生的鞭策，比分數的作用要大的多。)這次會上陸定一、林楓都有發言。陸定一也講學生負擔太重，現在的教學方法有三套，蘇聯凱洛夫的一套，英美杜威的一套，孔夫子的一套。錢學森在那篇文章中就表示，“我看以前在我國教育界奉為大師的蘇聯凱洛夫，似乎不能回答我們的問題。反之，也許就是因為我們受了凱洛夫的影響吃了虧。”在那次會議上，毛主席的話，都是順著鄧小平的話頭展開的，從觀念上講，比鄧小平同志的話更加深刻。應該說1964年時，他們在對教育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教改方向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這些談話的精神，放到現在來看，它沒有完全失去時效，令人感到惋惜的是，這幾十年我們幾乎完全淡忘了毛澤東與鄧小平他們倆在一起的那么多提示。當然，如果真要把這些問題在實踐中找到恰當的辦法來變革現有的教育制度，那還是很困難的。如果要完全改變考試制度及與考試相關的評分標準，那就很困難，提出問題還容易，解決問題就很復雜了，但那時提出的一些設想也并非都不能實現，如在有的地區，讓高中或初中畢業的學生，先進行二年職校的學習和培訓，讓青年學生參加勞動，然后再通過選拔給予深造的機會，是可以做到的，今年6月23到24日在京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加快職業教育發展的講話，提出要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新的時代風尚，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努力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要堅持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知行合一，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的體系。在過去的教育革命實踐中，我們有過這方面的嘗試，即使在現在，如新疆阿克蘇地區對農村青年的初中畢業生采取免費上職校的辦法就很好。問題是我們忽視了當時很好的設想，沒有從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使它完美化和制度化，沒有努力去做那些應該做，也可以做到的事，其實這個設想是鄧小平在1964年春節座談會上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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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對毛遠新在學習問題上的批評和教育

　　至于今年1月出版的朱旦華的訪談錄中，毛主席與毛遠新的談話，則偏重于教育思想，它是結合毛遠新同志那時學習的狀況來展開的，顯得更加生動而具體。那時毛遠新的學業成績門門都優秀，但主席很少稱贊他，反而多次批評他學習沒有重點，缺乏主動性，批評他只會跟著考試分數的指揮棒轉。還說對各門功課要分輕重，門門課考試都要得五分(當時我們學校實行蘇聯的五分制)的思路，本身就是錯誤的。(按：當時鄧小平與他的子女也都是這樣主張，他自己也對毛主席親口說過。)主席認為，學校應該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他批評毛遠新不會獨立思考，為考試得五分死記硬背標準答案。毛遠新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年年成績都是優秀，主席卻多次挖苦他，說他沒有真正掌握學習的要領，只不過掌握了一些應付考試的本領。這種本領只有在學校里有點用，可以得到老師的稱贊，獲得學習優良的獎狀和獎章，考上重點大學。但到了實際工作崗位，到了實踐中，屁用也沒有。說毛遠新這樣的學習方式，將來肯定沒有出息。當然也說過，這不能都怪他，是整個教育制度造成的。

　　主席還給毛遠新講過自己上學的情況，說他讀書時，對文史類課程感興趣，最討厭是數學，特別是幾何。上幾何課時，他基本不聽，自己在下面偷看歷史書。毛遠新問：“那考試怎么辦呢?”主席說：“我就在考卷上畫了個圓圈交卷了。”毛遠新問：“那是什么意思?”主席說：“你不是考幾何嗎?第一，圓也是幾何嘛。第二，你要給我打零分，不勞費心，我這個圓圈就代表零分，幫你打好了。我利用上幾何課的時間讀《資治通鑒》，收獲不小哪。”在主席讀書的年代，學校是以各科的平均成績及格作為升級的標準，主席文史成績特別高，一平均就通過了。主席還問毛遠新：“你敢不敢在考卷上畫圓圈?”(按：這個“敢”字，就是反潮流的精神，這可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反對一切錯誤潮流，都要有一個敢字當頭的精神。這里我想補充一個關于白卷英雄張鐵生的故事，1973年張鐵生作為工農兵學員，參加那時的高考，他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寫了留言，說自己是一個生產隊長，沒有時間讀書，說自己看不起那些在農村的青年，身在農村，心在讀書，希望招考部門考慮一下他升學的要求為盼。那時毛遠新在遼寧工作，肯定了張鐵生在試卷背面所寫內容。7月19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頭條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這個生產隊長的這封信。這大概是毛遠新借此回答毛澤東對他的批評，這件事轟動了中央和全國，從此張鐵生成了有名的白卷英雄，被遼寧的農業大學錄取。老子說過“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倚”，事物的發展是辯證的，張鐵生因這個白卷英雄的名聲后來判了十多年刑，刑滿出獄以后，他還是從農牧業方面發展，他成了禾豐牧業公司的副總裁，這個公司的股票被上交所正式批準上市發行了，他作為東北最大農牧業集團領導人之一，持有股票身價達1.89億元人民幣。交白卷的英雄畢竟還是英雄，真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反之有所失亦必有所得，問題是你如何看待得和失，正確的態度，那你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如果把問題回到始點，那就是如何從才學識三方面評價一個人的問題，無論哪一個人，都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嘛，對任何人都有一個取舍的問題。1973年白卷英雄的事情轟動全國，那時在上海也考了一下名教授，記得考卷是王知常出的，題目都是常識性的，在復旦，劉大杰、嚴北溟都交了白卷，有的人在卷子上吟詩一首。在文藝會堂，還把全市醫學系統的名教授請來考試，有一個題目是量體溫，在臺上把肛門表與口腔表放在一起，我們的教授先生居然把肛門表放到口腔中去。這不是搞惡作劇、嘲笑大學教授們，只是為了說明，對任何人，我們都應揚長補短，而不應求全責備，如果求全責備，那反而會失去真正的人才，要允許對某一門課程交白卷的道理就在于此，失與得是緊密相聯的，我們應當辯證地看待這一切。)毛遠新說：“我是班長，我可不敢，影響不好。”主席又批評他為了面子，沒有志氣。還說幾何并不是沒有用，除了建立立體平面的概念，主要是訓練推理判斷邏輯思維的能力，完全不必花費那么多時間，搞反復論證、煩瑣哲學。主席說過這樣的話：“人的一生時間是有限的，有所放棄才能有所獲得。”

　　朱旦華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毛遠新托人從上海買來線裝書的《管錐編》。她簡單翻過一遍，聽說錢鐘書考清華大學時，數學才考了十五分，后來成為公認的大學問家。吳晗考清華大學時，數學是零分，考北大，數學也是零分，聞一多赴美留學考試數學也是不及格。

　　主席問過毛遠新，他最頭疼的是哪門課，毛遠新想了想，說是作文。主席笑著說：“那就對嘍，做文章必須有感而發，老師出的題目，往往是學生不熟悉或不感興趣的事，硬要你搜腸刮肚，憋出一篇東西，那可是人生痛苦的事情。出題做文章，慘無人道啊!”(按：今年江蘇高考考卷中，有學生在作文試卷上寫了“跪求零分”，就缺少“敢”字的精神，為什么不能站著說，為什么學生在試卷上如此反應呢?今年江蘇的作文題為“什么是不朽”，這是“話題作文”，比起命題作文自由度要大，文體表達的方式也能多樣，然而這與現在中學語文教學的訓練距離較大，長期以來學生缺少思辨方面的訓練，他們面對這種題目就手足無措了，與其說是作文題，不如說它是哲學上的思考題。面對現在中學生，作文題應這樣出嗎?出題的主旨應該是讓各類學生都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不是把學生當敵人，想方設法如何來刁難他們，讓他們出洋相，這樣做只能是出題老師缺德。我們不妨看看美國高考的作文題，便有“主題和細節”，“進步和缺陷”這一類題目。問題是我們的學生有沒有經歷過這方面的訓練。過去我們給學生講辯證唯物主義，給學生上哲學課，現在很少講了，而美國反而講得多了，新加坡的作文題居然有“中國的崛起是近年來對世界最大的威脅，請評論”，那不成為時事評論了嗎?而且他們在政治上的傾向性非常強，比較起來，我們的話題作文，離學生的實際生活太遠了，也不敢在話語上與西方的觀念針鋒相對。)前面的那些話都是主席的原話，在毛遠新說給朱旦華聽時，她既驚詫又覺得有道理。主席認為，這種作文教學方式，只能逼孩子學會編造假話，嘩眾取寵。(按：現在高考的命題作文的問題，還是不能從學生的實際生活和社會生活出發，無法讓學生真正根據自己的感觸發表自己的議論。)他認為，評價學生作文，首先看文章是否是發自內心的真話，對現實生活的矛盾和問題，有自己的真見地，只要有好的見解，便是好文章，盡管文法文采差些，大不了將來不當文人、作家。如果養成了編造假話的習慣，那可能要誤孩子一生。朱旦華說，她當過老師，也當過中學教導主任，她能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想得比一般人深透和長遠。

　　毛遠新在101中學讀書時，主席曾詳細問過他每天及每周時間的安排。主席掰著手指頭算來算去，突然問他，為什么在英語上花那么多時間?毛遠新說，那么多英語單詞、短語，每天不背怎么行?主席說，外語只是個工具，漢語才是根本。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外語只要掌握了基本規律，將來需要用時能自學就行了，就像你學自行車，漢語是你自己的雙腿，外語不過是輛車子，用那么多時間背單詞，不如去讀《古文觀止》。

　　朱旦華還說，總的感覺，主席對當時整個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很不滿意，或者說他一直在醞釀著對整個教育制度進行一場革命。毛主席提倡教育革命，提倡有遠大理想的主動性學習，師生之間建立平等的教學關系，老師可以批評學生，學生也可以批評老師，互相促進，深入學習。(按：韓愈在《師說》中講：“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圣人無常師。”“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吾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故師生之間，教與學互相取長補短而已。)

　　朱旦華還說，毛主席認為，知識不僅包括書本知識，更包括實踐知識。毛主席生前多次說過，歷史上考中狀元的人，沒有幾個是有真才實學的，反倒是七十歲連舉人也沒考上的蒲松齡，能寫出《聊齋志異》。至于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不要說舉人，連何時考中秀才還有待考證。(按：那時的學位學銜是秀才、舉人、進士、翰林院的學士。現在是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院士這一類學銜，和學士、碩士、博士這一類學位，我們現在對群眾中有創造性的人才重視不夠，他們很少有深造和出頭的機會，似乎知識、文化、創造力都體現在等級化的學銜學位上，其實這正是思想僵化的表現。)毛主席對毛遠新說過，他曾設想，理工科大學畢業生，能不能在某一工種上，達到相當于三級工以上的實際操作水平?還說，對農學院畢業生，要以能否勝任基層農業技術員為考核標準。(按：我們幫助和培養青年掌握學識的同時，還必須培養他們熱愛勞動，掌握生產的技能，僅有書本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主席還問毛遠新，醫學院剛入學的大學生，有沒有可能先用半年時間下病房當護理人員，學會照顧病人，喂飯洗腳，倒屎倒尿，同時學習一些基本的護理知識，第二個學期再開始上課，要從學生入學的第一天起，就注重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思想。(按：如果醫藥事業也商業化了，藥品貴，看病難，怎么會不激化醫患之間的矛盾呢?農村老人自殺率那么高，事見《中國青年報》今年7月30日《農村老人自殺的平靜與慘烈》，武漢大學社會系在湖北、山東、江西、山西、河南、貴州等11省40多村調查，結論是從1990年起，農村老人自殺率大幅上升，并一直維持在高位。還不是因為怕子女因老人患病而致貧。顧慮的是花了錢，又治不好病，讓子女辛苦照料，最終落一個人財兩空。所以知道治好病的希望不大時，寧可借自殺早一點一死了之。而那些遭遇人財兩空的農家，加上醫療上有事故，態度不好，醫患矛盾自然就激化了。這些事我們要將心比心，都為對方想一想，究竟應如何正確對待。所以過去毛主席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醫療事業要樹立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的思想，關鍵在農村。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取消農村合作醫療是一件多么嚴重的錯誤。)

　　毛主席說過，國民黨軍隊中那些能打仗的將領，大多是早期黃埔軍校出來的學生，因為他們聯系實際，從士兵做起。后來陸軍大學出來的將領，書讀得不少，卻沒有幾個真能打仗的，就是因為他們脫離實際。主席不僅這么說，毛遠新從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原本分到指揮機構當參謀，主席則非要他下到基層連隊，從戰士當起，也是基于這種考慮。(按：《孫子兵法》云：“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領要知兵，必須從連隊蹲起，才能與士兵建立共生死的關系。《史記·吳起列傳》講了這么一個故事：“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故《韓非子·顯學》講“猛將必發于卒伍”，因其知兵，故能得兵之死力。反之，軍隊如若腐敗，兵將相離，乃是亡國之兆。明亡，軍隊的貪腐是一重要因素，明遼東之敗，敗于軍隊自中樞到邊鎮之腐敗。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把軍隊內部的反腐斗爭進行到底，否則的話，官兵對立，軍隊怎能有戰斗力呢?毛澤東要毛遠新別在機關當參謀，下連隊去，是秉承中國的傳統。)

　　主席多次給毛遠新講戰國時趙括的故事，他最擔心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在培養趙括式的知識分子。趙括是讀了很多書，但在長平之戰卻打了大敗仗，結果是趙國四十萬軍隊為秦國所坑殺。主席認為只有書本知識而沒有實踐知識，上了大學，就覺得高人一等，當精神貴族，其實你只不過比別人多讀幾本書而已，真正到了實際斗爭的第一線，會誤事誤國，害人害己的。(按：毛澤東一輩子反復地強調一個人的才能是在實際斗爭中形成的，領兵打仗，紙上談兵沒有用，有沒有真本領要在戰場和練兵場上見。同時這也就提出我們的大學，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如何培養人才才能適應實際斗爭的需要，如果只會嘴巴上的功夫，只會寫文章，不會在社會生活中解決實際問題的話，那我們要吃大虧的。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實習是為了讓學生到實際工作部門去參加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歷練，在這個問題上要有長遠的眼光，要學校與企事業，甚至政府各部門共同協調才能做好事情。)

　　毛主席在1964年的春節座談會上便講了教育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但辦法不對，這個辦法不對是指教學方法不對，是灌輸式的滿堂灌，扼殺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個性和創造性，教學過程缺少啟發式地引導學生如何掌握獨立思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是批評考試的方法和評分制度太呆板，沒有給學生發揮創造性提高解決問題能力的機會，是指學生可能負擔過重，學制過長，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脫節。然而從整個教育設置的方向上講，從這些年考公務員熱的現象看，它還不完全能擺脫“學而優則仕”的老框架。從歷史傳統上講，這可是產生我們這個社會極其僵化的官僚等級制度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官員與學者可不是完全跑在一股道上的車。至于農村教育發展上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暴露，有的也沒有現在尖銳，二億多農民工去城市打工才使這個問題尖銳地凸顯在人們面前，這樣不僅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面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趨于尖銳，同時教育文化事業發展上的問題同時更尖銳起來，教育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并不奇怪，只要我們能直面它，并且正面的處理它，這些問題的解決并不非常困難，希望中華民族的素質在未來幾十年，在世人面前顯得更加光輝而耀眼。

　　題外的話

　　記得1920年1月間，毛澤東曾起草過《湖南自修大學章程》，還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青年自學成才也是一條正道。現在我們有在職自學考試制度，也是幫助青年自學的一種辦法，網絡提供青年自學授課也是一個辦法，這方面各個大學都應該可以有所作為。目前我們出身于農村二十到三十歲的青年在城市打工的數量不少，其中有一個很大比例沒有上過高中，有的連初中也沒有念完便外出打工了。這么一個龐大的輟學青年群體不能讓他們長期處于自流而荒廢青春的狀態。故怎么讓他們繼續學習，使之自學成才，也是一個大問題。所在城市的企業、學校和教育部門應該看到這方面的狀況，并都有責任去關懷他們。怎么讓他們也有一個邊工作邊學習不斷提高的機會，這就包括文化學習和技術培訓二個方面，做好這件功德無量的事，也需要教育部門去做大量組織協調的工作。這件事對提高我們勞動力的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安定社會秩序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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