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毛澤東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

　　【內容提要】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對海外毛澤東研究產生了嚴重影響。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主要表現為：第一，從歷史發展不存在客觀規律性，而是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識這個前提出發認為，中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莫斯科陰謀制造的，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以及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外部偶然性因素、陰謀活動和玩弄權術的結果。第二，根據歪曲歷史事實的需要進行歷史評價，其具體評價方法是：違背史實進行評價，孤立、片面地評價，情緒化地以及根據需要來評價等。第三，在史料運用方面，采取偽造、剪裁、曲解、濫用史料等方法。

　　1937年，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出版后，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逐步成為海外中國研究關注和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近年來，海外毛澤東研究除了嚴肅的學術研究成果外，還出現了多部歷史虛無主義的作品。所謂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構建虛假歷史的各種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總稱。鑒于歷史虛無主義對中共歷史和毛澤東形象的嚴重歪曲、丑化，鑒于其在海內外毛澤東研究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深入揭露其錯誤觀點已經刻不容緩。本文選取張戎和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故事》)一書作為分析對象，具體剖析海外毛澤東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一、認為歷史發展不存在客觀規律性，而是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識

　　歷史虛無主義對于歷史發展的基本認識是：歷史發展是人們主觀意識活動的結果，不存在客觀規律性。這樣，歷史虛無主義者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意曲解、歪曲客觀歷史本體。在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歷史虛無主義者從這一前提出發，否定中國革命發生和勝利的必然性。

　　1.認為中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莫斯科陰謀制造的結果

　　海外歷史虛無主義者認為，毛澤東以及中共所領導的革命根本就沒有必要，是對社會發展的破壞。其論據主要是：中國革命是俄國、共產國際主觀制造的結果，是莫斯科的“陰謀”。《故事》一書認為，中國革命不僅沒有必要、不受歡迎，而且是一場災難。他們將中共誕生、中國發生革命歸結為俄國或共產國際的蓄意推動：“組建中共并不是陳教授(指陳獨秀--引者注)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這主意來自莫斯科……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劃在八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這樣，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就失去了歷史和現實的合法性，成為沒有意義的活動，從而也就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的歷史作用和貢獻。

　　不可否認，中國革命得到過蘇俄、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但是，將中國革命的發生乃至勝利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這一點顯然是將歷史簡單化了，是錯誤的。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魏特夫關于中國革命是莫斯科陰謀的產物的觀點，就遭到史華茲等人的批駁。“陰謀論”實際上在西方學術界早已喪失了市場。恩格斯曾明確指出：“把革命的發生歸咎于少數煽動者的惡意那種迷信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動蕩，其背后必然有某種社會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保證立即獲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強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鎖打碎。”這就是說，革命的發生不是人們主觀意識煽動、制造的結果，其根源在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當社會具備革命條件時，革命就必然要發生，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中國發生革命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所決定的。20世紀20年代后期，國民黨雖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依然沒有改變。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發生的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就證明了這一點。既然如此，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沒有得到解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必然要求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決定了實現這些目標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來進行革命斗爭。這一點已經成為海內外的共識。1944年，費正清就認為：“中國的革命運動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內在產物，它決不是CC系和戴笠的軍統特務們的高壓政治所能撲滅的。”

　　2.認為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偶然性因素、陰謀活動、玩弄權術的結果

　　由于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革命發生的客觀性、必然性。因此，他們無法從本質上解釋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也無法解釋中國革命領袖產生的原因。于是，他們只能將其歸結為外部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結果，或者從主觀方面尋找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的原因，并將其歸結為陰謀活動、玩弄權術的結果。

　　《故事》一書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了中國革命勝利和毛澤東成為領袖的原因。其一，蘇聯等外部因素的援助。張戎等人認為：“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軍火，最終使毛領導下的中共得以奪取政權。”這種論調實際上早已被海內外學界所否定。《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抗戰時期“蘇維埃俄國成了國民黨人的第一個異常慷慨的朋友”;“實際上俄國援助沒有一項是輸送給中國共產黨人的”。這說明，得到蘇聯援助的是國民黨，而不是中共。因此，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絕對不是蘇聯援助的結果。

　　其二，間諜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張戎認為，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得益于隱藏在國民黨內的“紅色代理人”。“紅色代理人是莫斯科傳給中共的無價之寶，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葉埋進國民黨的……許多紅色代理人還在國民黨內官至高位，他們為毛澤東奪取中國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里姑且不論張戎的觀點是否符合實際，其觀點中存在一個根本問題：這些人充當“紅色代理人”的動機是什么?張戎雖然聳人聽聞地描繪了“紅色代理人”的作用，但是，他們始終無法解釋這些所謂“紅色代理人”的動機。

　　其三，通過玩弄權術和搞陰謀活動，毛澤東成為中共乃至中國的領導人。張戎認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共領袖，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因為毛澤東個人的不道德和他對付其同志及中國人民的恐怖手段。張戎將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以及新中國的全部歷史，都描繪成毛澤東如何玩弄權術，進行陰謀活動，以維護自己的權力和統治。可見，在張戎等人的歷史觀中，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都是歷史發展中主觀意識的結果，沒有任何客觀性、必然性。張戎等人的這類認識本質上就是馬基雅維里主義。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就闡述了“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思想。

　　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黨內在客觀上確實存在意見分歧和斗爭。但是，如果完全以此來解讀中共歷史既是狹隘的，也是錯誤的。因為，在這種分析理念下，歷史發展的內在原因和動力，以及時代的客觀需求完全被排斥。對于這類歷史觀，恩格斯早在1886年初就給予了批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對于無產階級領袖的形成，馬克思曾引用愛爾維修的話：“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這就是說，領袖人物的產生并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依賴于陰謀或玩弄權術，而是客觀現實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自封、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是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領袖的。列寧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領袖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通過考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他們的威信、影響、經驗等完全符合領袖的標準。因此，歷史虛無主義者指責毛澤東依賴陰謀詭計、玩弄權術而獲得權力，完全是違背歷史實際的主觀臆測。

　　歷史發展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歷史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海外毛澤東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不僅不符合歷史實際，而且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其歷史觀的本質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

　　二、根據歪曲歷史的需要進行歷史評價

　　在歷史虛無主義視閾里，不僅歷史本體的發展取決于人的主觀意識，而且對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及其標準也完全依賴于研究者的主觀意識。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看來，建構歷史是否符合歷史實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建構的“歷史”是否符合自己的主觀目的。因此，歷史虛無主義者在評價中共歷史事件和毛澤東時，往往從主觀需要出發進行評價，其評價標準根據其歪曲歷史的主觀需要而確定。其反科學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違背史實進行評價

　　歷史虛無主義者對中共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和對毛澤東的評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虛構史實基礎上的。《故事》一書不僅大量虛構中共歷史事實，而且虛構了毛澤東所經歷的事件，在海外已經遭到嚴肅學者的批判。矢吹晉在《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文中，對《故事》中偽造、虛構的主要史實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批判。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國瑞等主編的《毛真是怪物嗎?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也對張戎等人虛構和歪曲史實的行為進行了系統批判。此外，許倬云、史景遷等也對該書歪曲和虛構歷史進行了批判。

　　從客觀的歷史實際出發，依據史實進行評價，是科學評價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前提和基礎。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要從物質的各種實實在在的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是設計種種聯系塞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而且一經發現，就要盡可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這就是說，歷史研究要從史實出發，歷史評價更應建立在史實基礎上，唯有如此，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評論。顯然，歷史虛無主義者的評價方法是根本錯誤的。

　　2.孤立、片面地評價歷史

　　割裂歷史事件的環境、背景、條件，孤立、片面地評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一個重要方法。

　　張戎在論述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所采取的游擊戰策略時，采取的就是典型的孤立、片面化的手法。其核心論點是所謂中共“游而不擊”，借機擴張自己的地盤與軍隊。這種論調在本質上沒有從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客觀歷史環境出發。從當時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實際情況看，絕對不允許與日軍進行正面大規模陣地戰。開展敵后游擊戰既是中共的傳統優勢，更是由中國、中共的實際情況所決定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在這方面也更是無視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作用。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在抗戰時期“共對敵作戰12.15萬次，殲滅日偽軍171.14萬人，其中日軍52.17萬人”。

　　此外，張戎等人還危言聳聽地說：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搞的第一個運動是殺人：鎮壓反革命”：在“鎮反”和“土改”運動中，“被槍斃、被打死、被逼自殺的人大約三百萬左右”。這里姑且不論其數據是否可信，其對“鎮反”運動的評論就是片面的。因為，當時特務、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等對社會安定構成的嚴重危害被張戎等人刻意屏蔽了。有學者指出：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潰退時，留下的政治土匪武裝達105萬之多。這些土匪到處破壞交通、襲擊基層政權，殘害軍民和干部，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定。僅1950年頭三個月，廣東地區就有2個縣城、6個區政府被土匪圍攻，86個鄉政權被土匪攻占;云南、貴州地區有數千名干部被土匪殺害;四川省遂寧、資中兩縣，在土匪的威脅下，上萬名群眾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在這種情況下，“鎮反”勢在必行。

　　可見，歷史虛無主義者的種種指責、種種評論采用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割裂相關的歷史背景，脫離具體的條件和環境，進行孤立、片面地評價，從而達到誤導讀者，實現自己歪曲、丑化中共歷史和毛澤東的目的。

　　3.情緒化、根據需要來評價

　　近年來，帶著明顯個人情緒來評價毛澤東和其他中共歷史人物，是海外歷史虛無主義者的又一個共性。

　　縱觀歷史虛無主義者的毛澤東研究，大多帶有濃厚的個人情緒和個人偏見。《故事》一書從頭至尾沒有一句對毛澤東的正面評論，對毛澤東的評價全部用批判性的語言。對此，有學者明確指出，張戎歪曲、丑化毛澤東的直接動機是源自于自身遭遇而產生的報復心態：“對張戎而言，毛澤東尤其是他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仍舊是讓她痛苦不堪的根源和產生報復心理的動機。”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郗士說：“在這本書中你感覺不到任何冷靜的分析，你能感覺到的就是仇恨，這有助于提升其可讀性，但是歷史研究不應該是這種方式的。”在歷史研究中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應該盡量規避研究的主觀情緒，防止情緒支配自己。恩格斯曾指出：“單憑憤慨，單憑怒氣迸發，不管多么正義都毫無用處，這里需要的是論據。”因為在情緒支配下的研究不可能是科學的，也不可能準確。由于張戎等人仇視毛澤東的動機和情緒貫穿于論著始終，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從客觀公正的角度，以科學的態度來評價毛澤東。

　　他們評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標準取決于詆毀毛澤東正面形象的目的。在海外毛澤東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者還采取了根據需要來決定評價的標準，即凡是有助于詆毀毛澤東形象的人物或者事件就給予高度評價和肯定，反之，則給予貶低和否定。在《故事》一書中，凡是在歷史上維護、擁護毛澤東的人，作者都給予否定和貶低;凡是反對、排擠、打壓毛澤東的人，作者都給予高度肯定。作者之所以如此評價和處理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因為貶低、否定毛澤東的支持者，抬高毛澤東的反對者就可以達到詆毀毛澤東形象的目的。所以，在黨的歷史上反對毛澤東的王明、張國燾等人都得到了作者無原則的全面肯定。

　　為了進一步達到虛構歷史、歪曲歷史，詆毀毛澤東等中共歷史人物的形象，歷史虛無主義者表現了嚴重的主觀唯心主義傾向。在他們那里，對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沒有任何客觀的、科學的標準和方法，有的只是其主觀的需要，評價的結果如何完全取決于這種主觀需要。

　　三、偽造、剪裁、曲解、濫用史料

　　恩格斯曾明確指出：“一個人如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時候學會按照作者寫的原樣去閱讀這些著作，首先要在閱讀時，不把著作中原來沒有的東西塞進去。”這意味著，在歷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須考證史料;必須完整、準確地理解、解讀史料;必須客觀、全面、準確地運用史料。偽造、剪裁、曲解、濫用史料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基本手段。

　　1.偽造史料

　　在《故事》一書中，作者大量使用了所謂“知情人”、“當事人”提供的資料。該書使用的訪談資料存在著嚴重問題：作者只給出訪問的時間，給出受訪者姓名，甚至很多受訪者連姓名也未提供，導致這類訪談材料的真實性無法驗證。目前已有多位受訪者否認他們曾接受過張戎等人的采訪，或否認他們曾與張戎等就相關問題進行過具體的、實質性的討論，或否認他們為張戎等人提供了可以論證其觀點的材料。弗雷德里克•泰沃斯表示：他與張只見過一兩次面，而且從未闡述過任何關于毛這個話題的具體觀點。據紀思道所言：章含之說，她確實與張戎有過兩三次非正式的會面，但是她拒絕接受采訪并且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可以確信的是，《故事》一書有諸多偽造的訪談。

　　2.剪裁史料

　　剪裁史料的通常做法就是抽取史料中的個別部分，用以論證自己的觀點。

　　張戎等人為論證毛澤東對于“大躍進”中出現死人現象是有心理準備的，其引用了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張戎等人在引用時，重新進行了剪裁、拼接，達到了斷章取義的效果。毛澤東在講話的原文中所要表達的“減少任務”、“壓縮指標”等意思，以及“不死人”等基本原則，經過作者的剪裁、拼接，被完全掩蓋。可見，經過剪裁的史料所要表達的含義與原意完全相反，完全成為張戎等歪曲毛澤東的材料。以剪裁史料的方式歪曲、丑化毛澤東充斥《故事》一書，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3.曲解史料

　　曲解史料有兩種情況。一是研究者有意違背史料本身所表達的意思，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將本不屬于史料的東西附加在史料上加以運用;二是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局限，錯誤地理解史料所表達的含義，從而導致史料被曲解、誤讀。

　　主觀故意曲解史料是海外毛澤東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者較為普遍的做法。這類做法往往與剪裁史料結合起來運用。在《故事》一書中，“大躍進‘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一章就大量使用了這一手法。張戎等人在該章結尾處引用了上文提及的那段關鍵性史料。在這部分論述中，張戎等人通過裁剪史料使讀者將那段講話解讀的重點放在死了多少人的方面。這樣，毛澤東所講的“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這句話，被從上下文中割裂開來，被曲解為：“大躍進”中中國必須(或者“肯定要”、“肯定會”)要死一半人，毛澤東對死人是無所謂的。根據講話全文，毛澤東所說“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實際上是前面所說的不斷增加指標這種假設的結果，也就是說，毛澤東表達的意思是：如果不斷提高指標，那么就會造成“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的嚴重后果：而“壓縮指標”、“以不死人為原則”則是毛澤東講話的核心思想。

　　另一類曲解是對毛澤東的話語僅作字面解讀，得出結論，從而曲解、誤讀史料。近年來，海內外歷史虛無主義者為了詆毀毛澤東，在論證毛澤東好戰、不惜發動核戰爭，對死人滿不在乎的結論時，經常引用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如果聯系毛澤東講話的全文，同時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語言風格就會很清楚，毛澤東的意思并不是要造成世界上“死掉一半人”這樣的結果;他所要表明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懼怕帝國主義國家發動核戰爭。同時，毛澤東也力圖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要避免核戰爭的。

　　4.濫用材料

　　所謂濫用材料，是指海外歷史虛無主義者在研究毛澤東的過程中對有關材料不加甄別地使用，或者使用明顯帶有偏見和未加證實的材料。這類情況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以孤證方式大量使用真實性存在問題的材料。海外歷史虛無主義者在研究毛澤東時經常互相引用的是真實性沒有得到證實，或者其真實性在學界被廣泛質疑的作品，并且在引用中多數是以孤證方式出現的。在《故事》一書中，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就多次以孤證形式被引用。

　　二是使用產生于特定背景下、可信度明顯存在問題的材料。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根據相應政治需要產生的材料，其真實性、可信度往往值得懷疑。使用這類材料，必須鑒別真偽，但歷史虛無主義者從來都不對這類材料進行鑒別。齊慕實就明確批判了《故事》一書的這類做法，張戎等人“不加甄別地使用回憶錄數據和使用例如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數據，眾所周知，這是一個中蘇之間相互抹黑的時期”。

　　三是將文藝、文學作品作為史料濫用。有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文藝、文學作品與作為歷史研究成果的人物傳記、歷史事件研究是有本質區別的。改革開放后，大陸出版了一系列關于中共歷史人物的文藝、文學作品。這類作品也經常被海外歷史虛無主義者所演繹、濫用，成為他們詆毀毛澤東的材料。

　　四是不加鑒別地大量使用如張國燾、王明等人所撰寫的相關資料。不能說他們所提供的資料都不可信，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他們的特殊經歷，導致他們在敘述有關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時往往不同程度地帶有個人感情色彩或傾向，從而導致史料與歷史實際存在背離的問題。

　　綜上所述，由于歷史虛無主義者將歷史發展完全歸結為人們主觀意識的結果，否定中國革命的客觀必然性，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歷史形象的基礎;歷史虛無主義者根據自己主觀需要構建歷史評價標準并進行歷史評價，這就將研究進一步推向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境地，從而為詆毀毛澤東的形象進一步奠定了基礎。最終，歷史虛無主義者通過偽造、剪裁、曲解、濫用史料的方法，按照自己的預設徹底顛覆了毛澤東的正面形象。由于海內外民眾對于有關毛澤東的史實不是很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所以我們對于歷史虛無主義的欺騙性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我們認為：在民眾中進行相關歷史史實和歷史學知識的教育，是消解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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