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決定了在發展中最先遭遇而且貫串現代化的全過程的問題是，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問題，或東方與西方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本質是中國向外國、向西方學習的問題。如作肯定的回答，又學習什么及如何學習?近代以來，有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是拒斥外來文化的保守主義;一種是盲目照搬的全盤西化論。在兩種極端的觀點之外，也有一種持中西結合的融合論。而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認為東西方文明各有優長，可互相比較補充。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過程中，他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全面闡述中外(東西)文化的關系，說明了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和學習什么、怎么學習等問題。
毛澤東以辯證的歷史的觀點來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看待各民族文化的價值，看待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從文化的時代性看，要承認近代以來，中國落后了，在文化上外國比我們高;從文化的民族性看，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也都有它的短處。因此，“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又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學什么?學優點，學普遍性的東西，學科學原理。他從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系來說明學什么和怎么學的問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應該接受，不接受是沒有道理的，也不利，但要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任何事物，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只承認個性、民族性，否認共性、普遍性，拒絕學習外國優秀成果是錯誤的。只承認共性、普遍性，否認個性、民族性，照抄照搬外國的東西，同樣是錯誤的。普遍原理不分中外、東西，普遍適用。學習外國就是學共性的東西，拒絕學習外國的優點，拒絕學習普遍原理，對本國的發展不利。針對歷史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保守主義，毛澤東簡潔而明確地說：“‘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學”是指反映普遍規律的基本理論，普遍真理不分中外、東西。正因“學”是普遍的東西，因此在學習外國時必須堅持普遍原理與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就解決了清末以來長期爭論什么是“學”的問題及怎么學習的問題，破除了傳統的“體用”的思維模式，既有力地批判了文化保守主義，又有力地批判了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
在如何向外國學習上，毛澤東強調：一要取分析態度，外國文化有優點，也有缺點，要學人家的優點，不要學人家的缺點;二是要立足中國的實際，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與中國的實際(包括現實實際和歷史文化實際)相結合，使之中國化，以適合中國的需要，“洋為中用”;三是反對迷信外國，反對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來，反對賈桂作風，反奴才習氣，反對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強調以我為主、獨立思考，強調自尊、自信、自強，強調創新發展，要有超過西方資產階級的雄心壯志。毛澤東決不是盲目自大的東方文化保守主義者，但他認為，從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看，革命中心由西逐漸向東轉移，依次由英國、法國、德國轉向俄國。俄國十月革命后，則繼續向東轉移。他說：“西方國家發展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現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漸轉向東方，東方國家不發展自己的東西還行嗎?”中國人要有這種自覺、志氣和責任，既要虛心向西方學習，又要破除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迷信，以創造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總之，毛澤東認為：“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認識更前進了，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大膽吸取人類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充分吸取和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有價值的成果，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今天，既有拒絕學習和借鑒西方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保守主義，又有迷信洋人、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毛澤東的中外關系的論述依然是治療以上兩種頑癥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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