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毛澤東的農業夢

　　那年去日照五蓮山游玩，在回來的路上，猛然間被山坡上一片片廣褒的梯田震撼了，那些梯田綿綿延延，被郁郁蔥蔥的綠色渲染著，象祥云一樣沿著山勢環繞開去，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不是一個或幾個家庭的力量所能及的，那一定是集體的杰作。一位年長些的同事脫口而出：“大寨田”。一個多么熟悉的名字，記得小時候，農閑時節，父親常常半月二十天地不在家，說是在外面“戰山河”，修水庫，挖河渠，建大寨田。

　　“大寨田”來自于毛澤東倡導的“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大寨是太行山深處的一個小山村，山窮水惡，土薄人困。1953年，大寨實行了農業集體化，在陳永貴、郭鳳蓮等帶領下，大寨人在虎頭山上與天地奮斗，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起了層層梯田，徹底改變了大寨的面貌，窮山溝變成了“層層梯田米糧川”。1964年，毛澤東聽到了大寨的事跡后高興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農業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農業學大寨”的運動開始在全國次第開展起來。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大寨精神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的典型特征，億萬農民櫛風沐雨，戰天斗地，大搞農業基本建設，在中華大地上留下了溝渠縱橫，留下了水庫密布，留下了良田平整，也留下了“大寨梯田”。直到今天，在全國各地，雖歷經風風雨雨，“大寨田”的身影仍然會闖入人們的眼瞼，它默默無言，它蒼桑深沉，它奉獻付出，它讓人感嘆，它讓人看到了一個時代的激情澎湃。

　　毛澤東對大寨的道路持高度贊揚的態度，也一直熱情地推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發展。1975年9月，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毛澤東之所以對大寨保持著那樣高和那樣持久的關注，緣于大寨精神寄托著毛澤東對中國農業發展的期盼，大寨的集體主義，大寨的自力更生，大寨勇于改變落后面貌的實踐，在毛澤東的腦海里有著很重很重的份量。

　　毛澤東有濃厚的農村情節，他領導的是農民革命運動，他建立的是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實行的是農村土地革命，他執行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他對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業有著深切的了解和洞悉，也飽含著深情和厚愛。他意欲改變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的想法之深、之切、之遠是任何人都無法比及的。舊中國的農業是凋敝的、落后的，舊中國的農民是困苦的、無望的。美國著名記者西奧多.H.懷特于1946年根據自己在中國的見聞寫成的《中國的驚雷》一書記載：“中國農民被投機家、軍閥和西洋的工商業弄得破產，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關系之中，漸漸被迫得氣都透不過來……在現世界之中，只有中國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壞。”1926年5月至9月間，毛澤東在廣州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他在編撰的《農民問題叢刊》序中敏銳地指出：“農民問題本來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即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等人為的壓迫問題，與水旱天災、病害蟲害、技術拙劣、生產減縮等天然的壓迫問題。前一問題固然是目前的緊急問題，同志們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這里。但后一問題也是非常之嚴重，我們不能不積極地注意。要解決后一個問題，需要著全國的革命的政權與科學的方法，不是即刻能辦之事，但時期也就快要到來了，我們應得預先準備。”1927年4月19日，毛澤東在漢口召開的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有：一)使農民得解放。廢除地主及一切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實為本題的主要意義。(二)土地問題不解決，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能增加生產力，不能解決農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土地問題不解決，農民無力改良土地，生產必至日減。故第二個意義為增加生產。”從1927年至1933年期間，毛澤東深入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尋烏、長岡、東塘等農村進行了大量深入而祥實的調查，對農村的社會結構、勞動關系、人口分布、土地關系、風俗民情、農民運動的特點等都了如指掌，其調查之細致入微、之全面完整、之深入透徹，在今天讀來仍令人頓生敬意。

　　1931年2月28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在中革軍委《總政治部通訊》第四號上發表《關于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要求：“省蘇應該通令各地各級政府，要各地政府錄令布告，推促農民耕種，在令上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于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吃不完的，任憑自由出賣，得了錢來供給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儲蓄起來，或改田地，或經營商業，政府不得借詞罰款，民眾團體也不得勒捐。……缺牛一層，第一，要提倡耕種互助，鄰近鄉村牛多的幫助牛少的耕田。但這種幫助，不是完全白送，除牛多人家自愿送耕不要租錢之外，應該準許租牛，只有正式準許租牛，才能相當解決缺牛問題。第二，全鄉或全區缺牛太多簡直不能下耕的，縣區鄉等級政府，應為設法調劑，鼓動牛多區鄉把牛出借或出賣。在這里縣區兩級政府，應有全縣全區牛數的調查，有了這個調查，才能實行調劑。第三，禁止殺牛?，F在一邊缺牛，一邊各圩市尚有殺牛的，違反貧農利益，應加禁止。第四，紅白兩區域一般農產品與工業品流通交易，應許完全自由，沒有特殊情形(如米荒時)不加禁止并不限價(紅色區域內部更不限價)。但目前販牛出口，因為紅色區域缺牛太甚，影響很大，應暫時禁止。”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專門強調《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他說：“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谷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余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獲增多，恢復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并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對農村中出現的合作社運動作了一番調查，“合作社運動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戰爭結束后榔木鄉(長岡鄉那時屬于榔木)的顧嶺村。本村群眾以每股五角為單位，集了八十多元，開始做生意，有成績。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為榔木鄉合作社，沒有增股，貨比市上便宜，得到群眾歡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塊錢生意，賺了錢。去年九月，區社成立，全區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鄉社歸并于區。……　顧嶺村合作社為全縣合作社首創，又辦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稱。……每個鄉每個區都要學習長岡鄉與上社區的消費合作社!”1933年11月，毛澤東在《才溪鄉調查》中再次對合作社問題進行了調查，對這一形式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勞動合作社(別地稱勞動互助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組織了全鄉群眾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組織性進到了很高的程度，成為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范。……我們鄭重介紹長岡鄉、才溪鄉、石水鄉的光榮成績于全體工農群眾之前，我們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一齊學習這幾個鄉，使幾千個鄉都如同長岡、才溪、石水一樣，成為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就《我們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祥盡的報告，他說“只有最無恥的國民黨軍閥，才會在他們自己統治的區域內弄到差不多民窮財盡的地步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很多的地方組織了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⑵，以調劑農村中的勞動力;組織了犁牛合作社，以解決耕牛缺乏的問題。同時，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了生產工作。這種情形，在國民黨時代是決然做不到的。在國民黨時代，土地是地主的，農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們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對農民的生產加以提倡獎勵以后，農民群眾的勞動熱情才爆發了起來，偉大的生產勝利才能得到。……這里應當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關于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方面的困難問題，如勞動力問題，耕牛問題，肥料問題，種子問題，水利問題等，我們必須用力領導農民求得解決。這里，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務。而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的組織，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我們對于整個農村民眾的動員和督促，則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農民(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目前自然還不能提出國家農業和集體農業的問題，但是為著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各地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并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卻是迫切地需要的。在全中國卷入經濟浩劫，數萬萬民眾陷入饑寒交迫的困難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卻不顧一切困難，為了革命戰爭，為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在這次報告中，毛澤東頭一次提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觀點。在我回農村老家的公路旁邊，有一條棄用的渡槽，老遠就能看見上面書寫著這句話，過去很多年了，依然清晰可見，它在向后來的人們敘說著一段人們充滿豪情地向自然斗爭的歷史。1936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美國記者斯諾關于“外國政治權利和外國投資，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同國民黨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這個問題時說：“國民黨將其外債主要用于進行軍閥內戰或打紅軍，或者把錢浪費在其他愚蠢的行動上。它的借款給中國的政治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

　　1937年8月，毛澤東在其哲學著作《矛盾論》中，用矛盾的觀點對未來中國農業的發展作出預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農民的私有制又將轉化為社會主義農業的公有制，蘇聯已經這樣做了，全世界將來也會這樣做。私產和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梁，哲學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滲透。”1938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抗大干部晚會上的報告》中說：“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論》演講，指出將來的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么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并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1941年8月6日，針對邊區財政困難的財政問題，毛澤東在寫給邊區秘書長謝覺哉的信中說：“如能投三四百萬元于農業，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運動之動員，增產二十萬至三十萬擔糧食，則收二十萬擔糧稅數千萬斤草稅而民不傷，或尚可向綏、榆輸出數萬擔。如能使畜產繁殖及商業有相當繁榮，則年收二三百萬元羊稅與七八百萬元商稅而民不怨，財政的基本問題即解決了。”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軍的野蠻掃蕩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革命根據地遭遇到了很大的經濟困難，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關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的報告，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章中，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促進了各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撰寫《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要求：“黨委、政府和軍隊，必須于今年秋冬準備好明年在全根據地內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而以農業為主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陜北稱變工隊，過去江西紅色區域稱耕田隊或勞動互助社)，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發展為群眾服務的合作社。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對前者用了苦功，對后者便輕而易舉。一切機關學校部隊，必須于戰爭條件下厲行種菜、養豬、打柴、燒炭、發展手工業和部分種糧。……每一根據地，組織幾萬黨政軍的勞動力和幾十萬人民的勞動力(取按家計劃、變工隊、運輸隊、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價的原則下，把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從事生產，即在現時戰爭情況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勞動力的全部方針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據地的一律徹底減租，將是明年大規模發展生產的一個刺激。而明年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品，準備同災荒作斗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否則便將遇到極大的困難。”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作《組織起來》的講話，他說：“高級干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于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為了支持戰爭，為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為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黨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并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于戰爭環境，還不能做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須做到的。”

　　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在致解放日報社長秦邦憲的信中談道：“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作了一個《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講話，他說：“由于是農村，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著落后的生產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還為地主所有，農民受著封建的地租剝削，為了提高農民的生產興趣和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我們就采取減租減息和組織勞動互助這樣兩個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勞動互助提高了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我已得了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后，農民生產興趣大增，愿意組織如同我們這里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的勞動效率抵過四個人。如果是這樣，九千萬人就可以抵過一億二千萬人。還有兩個人抵過三個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是采取耐心說服、典型示范的方針，那末，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和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里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有所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礎的上面了。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心地研究這項工作，用極大的精力幫助農村人民展開生產運動，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斗，不但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藏大批糧食和日用品，以為將來之用。”1945年1月31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寫了《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的評論，對晉察冀邊區的生產運動進行了充分肯定：“許多人說：人稠的地方沒有土地。果真沒有土地嗎?請看晉察冀：‘首先在農業為主的方針下，解決了土地問題。他們共有九種辦法：第一，平毀封鎖墻溝;第二，平毀可被敵人利用的汽車路，在其兩旁種上莊稼;第三，利用小塊荒地;第四，協助民兵，用武裝掩護，月夜強種敵人堡壘底下的土地;第五，與缺乏勞動力的農民伙耕;第六，部隊化裝，用半公開的形式，耕種敵人據點碉堡旁邊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灘，起沙成地;第八，協助農民改旱地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動的村莊，到處伴種。”他在評論中要求“一九四五年，整個解放區，必須全體一致地從事一個比過去規模更大的軍民生產運動，到今年冬季，我們來比較各區的成績。”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報告指出：“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并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農業生產。……‘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后，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后幫助農民在自愿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在中國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今后應當盡量推廣。這里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F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毛澤東在報告中還殷切地期望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起來，他說：“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斗。”毛澤東還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他說：“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同志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我堅決相信，我們是能夠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的。”實現農業的近代化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之一。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談到生產問題：“各地必須作長期打算，努力生產，厲行節約，并在生產和節約的基礎上，正確地解決財政問題。這里第一個原則是發展生產，保障供給。”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草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農業方面，過去被官僚主義分子所把持的、對于人民群眾有害無益的那些變工隊和合作社都垮臺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毫不可惜的。你們的任務，是在于細心地保存和發展那些為人民群眾所擁護的變工隊、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經濟組織，并推廣這樣的組織于各地。……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即消滅封建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因此，對地主必須分給和農民同樣的土地財產，并使他們學會勞動生產，參加國民經濟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應當懲辦那些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查有實據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以外，必須實行對一切人的寬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亂打亂殺。……發展農業生產，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滅封建制度，才能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在任何地區，一經消滅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黨和民主政府就必須立即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將農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轉移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面去，組織合作互助，改良農業技術，提倡選種，興辦水利，務使增產成為可能。農村黨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須放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市鎮上的工業生產上面。為了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市鎮上的工業生產，在消滅封建制度的斗爭中，必須注意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采取辦法堅決地反對任何人對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破壞和浪費，反對大吃大喝，注意節約。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勸告農民在自愿原則下逐步地組織為現時經濟條件所許可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各種生產的和消費的合作團體。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目的。”在報告的最后，毛澤東再次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土改工作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1948年5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中強調：“將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轉移到團結農村中一切勞動人民并組織地主富農的勞動力為共同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奮斗的方面去。開始組織在自愿和等價交換兩項原則上的小規模的變工組織和其他合作團體;準備好種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產計劃;發放必要的和可能的農業貸款(以貸給生產資料為主，必須有借有還，嚴格區別于救濟性質的賑款);在可能的地點，做好興修水利的計劃。……在一切解放區，不論是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或者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都必須在今年秋季指導農民耕種麥地，并進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號召農民積肥。所有這些，都對一九四九年解放區農業的生產和收成有極大重要性，必須用行政力量，配合群眾工作，加以實現。”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開“九月會議”，毛澤東在起草的黨內的通知中要求：“在后方，減少國家機構的開支，減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動員，減少開會時間，注意農業的季節，不違農時，節省工業生產的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全黨動員學習管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做生意，盡可能地將各解放區的經濟加以適當的組織，克服市場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機操縱的分子進行必要的斗爭。”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西柏村召開的七屆二次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但他同時強調：“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南方)在鄉村中，則是首先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即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斗爭，完成減租減息的準備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軍到達那個地區大約一年或者兩年以后，就能實現減租減息的任務，造成分配土地的先決條件;同時必須注意盡可能地維持農業生產的現有水平不使降低。”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沒有合作社傳統，可能使得我們遇到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1949年6月30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報告，他指出：“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從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斗爭中關于農業的眾多論述和實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澤東心目中的農業發展方向和目標，那就是合作化、現代化和農業的基礎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踐行著他心中的農業理想和脈絡，并為此傾注了巨大的心血。1951年9月，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同年12月15日，毛澤東為黨內起草《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的通知，要求反決議印發至縣委和區委，他指出：“這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請你們當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3月19日，針對農村中出現的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等問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解決“五多”問題》的指示，他嚴肅地指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目前我國的農業，基本上還是使用舊式工具的分散的小農經濟，這和蘇聯使用機器的集體化的農業，大不相同。因此，我國在目前過渡時期，在農業方面，除國營農場外，還不可能施行統一的有計劃的生產，不能對農民施以過多的干涉，還只能用價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導農業生產，并使之和工業相協調而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之中。超過這種限度的所謂農業‘計劃’、所謂農村中的‘任務’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農民的反對，使我黨脫離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群眾，這是非常危險的。所謂區、鄉工作中的‘五多’問題，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這種過多地干涉農民的表現(另一部分成分是因為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產生和遺留下來的)，已經引起農民的不滿，必須加以改變。”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一些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進行了批判，他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作了《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的談話，他說：“中國農業現在大部分是個體經濟，要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要堅持自愿原則。不去發展，就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右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傾。要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我們歷來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準備但無把握之仗。過去打蔣介石，開始有些人犯主觀主義錯誤，后來經過整風，反掉了主觀主義，就打了勝仗?，F在是打社會主義之仗，要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全國人民的總任務。青年團如何執行這個總任務，你們應當按照青年的特點，作出適當的規定。”195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在會前與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同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潛在力很大。如果不去發掘，那就是穩步而不前進。腳本來是走路的，老是站著不動那就錯了。有條件成立的合作社，強迫解散，那就不對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錯的。‘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倒錯了的，應當查出來講清楚，承認是錯誤，不然，那里的鄉干部、積極分子，就憋著一肚子氣了。……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反對‘五多’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個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農具入了股，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到將來，由現在這種半公半私進到集體所有制，這個矛盾就解決了。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穩的，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將來也叫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要叫集體農莊)。”毛澤東勉勵農村工作的同志，“要成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專家，要成為懂得理論、懂得路線、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專家。”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講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講話中說：“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回顧了農業合作化人蔭芽到發展的過程，并非常樂觀地預測“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指出：“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我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在農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然后，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進一步地聯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于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全黨必須為了這個偉大任務的實現而奮斗。”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實現的步驟、合作化在工業化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合作化與機械化的關系方面都進行了展望，為了迎接這個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高潮，毛澤東指出采取的方針是“全面規劃，加強領導”。1955年9月、12月，毛澤東以極大的熱情、以飽滿的筆觸，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序，并為書中43篇文章逐一寫了按語，文字中洋溢著對農村合作化這一新事物的激情謳歌，他在序言中寫道：“在幾萬萬農民中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還在《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作的按語中寫道：“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句話曾經激勵著無數熱血青年奔赴廣大農村，在農村這片新天地里寫下了理想的青春歲月。1955年10月9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彭真在發言中提到的“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種自由，雇工自由，貿易自由，借貸自由)進行了批評，他在批語中指出：“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一筱最后徹底消滅農村中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滅富農階級的斗爭，是五萬萬農民群眾的一個翻天覆地的社會改革運動，是使城市資產階級徹底地孤立起來，造成一種使他們非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不可的形勢，因而可以徹底地消滅一切城市資本主義痕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次全會上作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的報告，就農業合作化問題引起的辯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對于規劃問題，他認為：“全面規劃應當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規劃;第二，農業生產的規劃;第三，全部的經濟規劃。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短距離的開荒和移民，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銀行，技術推廣站等等，還有綠化荒山和村莊。我看特別是北方的荒山應當綠化，也完全可以綠化。北方的同志有這個勇氣沒有?南方的許多地方也還要綠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內，我們能夠看到綠化就好。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還有什么規劃呢?還有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還有整黨建黨、整團建團、婦女工作，還有鎮壓反革命。在整個規劃里面都要有這些部分。”他認為在今后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質量，比規格。數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說的那個規定就行了，重點是比質量。質量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怎樣才會增加生產，怎樣才會不死牲口?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有全面規劃，要有靈活的指導。有這幾條，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質量比較好，就可以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我們務必避免蘇聯曾經犯過的大批殺掉牲口的那個錯誤。關鍵在今后兩年，主要在今后五個月，就是今冬明春。從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請你們各位注意，務必不要出大問題，不要發生死一批牛的事。因為我們現在拖拉機還很少，牛是個寶貝，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毛澤東還要求“勤儉辦社”，“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嚴格節約，降低成本，實行經濟核算，反對鋪張浪費。”對國營農場問題，毛澤東希望“將來國營農場的比重會一年一年大起來。”195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起草的給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作出了許多美好的規劃：“合作化的高級形式，爭取于一九六O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縮短一年，爭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同流域規劃相結合，大量地興修小型水利，保證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旱災……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十幾種不利于農作物的蟲害和病害。……在十二年內，基本上消滅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在十二年內，平均每畝糧食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要求達到四百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八百斤。……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鼠疫、腦炎、牛瘟、豬瘟等。……在七年內，將省、地、縣、區、鄉的各種必要的道路按規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在七年內，完成鄉和大型合作社的電話網。”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在關于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中，毛澤東提出了以重工業為主，更多地對輕工業、農業投資的觀點，他說：“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毛澤東特別強調了合作社與農民的關系：“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中共八屆二次全會的講話中說：“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后頭我們說不應當潑冷水，就來一個促進會。本來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時間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促進就很快。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上寫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現在看樣子今冬明春就能實現。雖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個促退會好，農民高興，農業增產。沒有這個合作化，今年這樣大的災荒，糧食就不可能增產兩百多億斤。在災荒區，有合作社，生產救災也方便。”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農業的作用：“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針對一些對合作化的指責，他指出：“合作化完成了，這就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個體農業經濟之間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擔心會不會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農民生產很起勁，雖然去年的水旱風災比過去幾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國的糧食仍然增產。……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斗中建立起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針對合作化過程中存在生產與分配的矛盾，他提出了一些解決的辦法：“在生產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的各個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個體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適當的計劃以外，都要服從合作社或者生產隊的總計劃。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做革命的促進派》報告，對農業問題，他指出：“要堅持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書記動手，全黨辦社。……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毛澤東還講到農業與工業的關系，他指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F在，要著重宣傳農業。”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講話中關于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講道：“經過兩年的實踐，基本要求還是那個四、五、八，就是糧食畝產黃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達到這個目標，這是基本之點。……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如合作化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相應的條文就作了修改。有些過去沒有強調的，如農業機械、化學肥料，現在要大搞，條文上就加以強調了。”1958年1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指示，要求各級黨委抓社會主義農業工作，要全部施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要普遍推廣試驗田，還要求“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并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農業學校應當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條件的人入學。農村里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課余時間回到本村參加生產。”1958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在農業中也是很復雜的，有高產、中產、低產同時存在。實行耕作‘三三制’是群眾的創造，北戴河會議抓著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種糧食。三分之一休閑、三分之一種樹。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1958年大躍進期間，一股浮夸風在社會上不斷蔓延，放衛星、放空炮這樣的事情一時大肆流行，在農業生產中也出現了“畝產萬斤”的不實之辭。對于這些不實事求是的做法，毛澤東通過深入調查，積極進行批評和糾正。1959年2月25日，毛澤東在山東歷城縣東郊公社調查。據時任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的鄭松在回憶錄中介紹，當鄭松匯報說東郊公社1958年畝產糧食740斤時，毛澤東還頗為懷疑地問：“有這么多嗎?你們怎么知道收這么多，又沒有過秤?怎么算出來的?”之后，毛澤東又分別于4月份、9月份到歷城進行了實地調查，在調查中毛澤東非常認真地對干部們說：“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實事求是，不要空口說空話。”1959年2至3月間，毛澤東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人民公社這種社會運動形式進行了高度評價，他說：“一九五八年，在全國農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農村中原來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擴大和提高了，并且開始帶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規模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實行了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結合，這就有力的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毛澤東對人民公社在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在一個新的、像人民公社這樣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不過就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系，正是我們所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針對公社中存在的“一平、二調、三收款”等侵害農民利益的現象，毛澤東要求“十二句話應再加兩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進一步強調：“今年你們要節制，盡最少放‘衛星’，如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銀行衛星等。共產主義是不是推遲了?早已推遲了，六中全會決議講了十年到二十年，還有五個條件沒有完成?，F在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想早一點，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點，越可以快。用‘無償’來搞共產主義不行。豬只有一條，你有他就沒有了。凡是勞動，總要等價交換的。……一平二調三提，不是馬列主義，違反客觀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義。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于放屁。”為扭轉人們的這種錯誤認識，毛澤東堅定地表示：“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等6級干部的《黨內通信》中談了幾個關于農業的問題，對于包產問題，他說：“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關于節約糧食問題，他說：“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關于機械化問題，他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提高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關于講真話問題，他說：“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通信中，毛澤東真切地說：“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1959年6月11日，毛澤東在同秘魯議員團談話時說：“中國是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工農業水平不高，有許多人是文盲。我們現在正在積極組織自己的經濟，積極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工業，使農業用機器裝備起來。……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總要花些時間。……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1959年6月、7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對農業發展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反思，他說：“工、農、輕、重、商、交方面，過去是兩條腿，后來丟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系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系，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贊成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人民公社會不會垮臺?現在沒有垮一個，準備垮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就是要辦好，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在吸取蘇聯忽視農業發展的教訓的同時，強調中國的發展方針：“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他指出：“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干什么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農民自己已經提出了農業支援工業的口號，就是證明。當然，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期間寫了《十年總結》，他對十年來各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尤其是農業方面，他說：“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毛澤東從哲學上分析了產生失誤的原因和真理的認識過程：“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10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10年的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1960年7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我們要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同美國作家斯諾談話時說：“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工業、農業要同時發展。……還要幾個五年計劃才能基本上解決機械化的問題和工農業擴大的問題。所以，我們說中國有進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親自審閱并多次修改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2條，其中指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7年不變;……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在今后20年內還是實行按勞分配，收入的分配實行少扣多分，扣留比例不能過大，積累不能過多。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徹底糾正“五風”》的指示，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對過去以來的工作進行了反思，他十分動情地說：“大家必須認真思考，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在出了這么多問題，原因究竟在哪里?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全國實行了徹底的工商業改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么，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事實;前幾年糧食增產，豐收了，鋼鐵指標也降下來了，為什么還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從土改到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們走的是集體化道路;我們要把全國人民的喜怒哀樂、冷熱苦暖時進刻刻掛在心上。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我們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應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領頭的，有缺點，有錯誤，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我向大家、向全國人民做自我批評，大家也可以批評我的每一個缺點和每一個錯誤，關鍵是改正;凡是愿意接受批評并愿意改正錯誤的人，我和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看了甘肅省委貫徹糾正“五風”的報告后作了批示，其中寫道：“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要求在“平調”和“共產風”中侵占的農民的財物必須進行退賠，他說：“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機關、部隊、學校圈用群眾的土地，要堅決退還，機關、工廠的花園，通通都拿來種菜。今后發展副食品生產，只能開荒地，不能占用農民土地。李世民勝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農民土地的辦法。清軍入關后也是如此?，F在是軍隊、學校都圈地，又不給人家錢，這實際上是封建殘余，一定要糾正。……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偟恼f來，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把整風搞好，把抽掉的勞動力壓下去，把‘共產風’搞掉，把壞人搞掉，幾個大辦變成中辦、小辦。這樣糧食生產多了，就可以多吃點糧了。還有，多產的要多吃一點，要有差別。”

　　由于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經驗缺乏，加上自然災害的頻發，國家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因糧食短缺造成的饑荒在全國蔓延。為了渡過難關，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確定1961年“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要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毛澤東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還把1961年定為實事求是年。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有些同志講到要破產還債。這個話講得不那么好聽就是了，實際上就是要破產還債?？h、社兩級，如果為了還債，破產了，那就再白手起家。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只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不然，對實際情況就不摸底。不摸清一個農村公社，不摸清一個城市公社，不摸清一個工廠，不摸清一個學校，不摸清一個商店，不摸清一個連隊，就不行。”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工作會議上要求《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他指出：“要解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是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好，就沒有可能充分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然后下決心，部署隊伍、后勤等等。歷來打敗仗的原因大都是情況不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現在，我要搞幾個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有些食堂難以為繼。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書記說，辦食堂有四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浪費勞力，三是沒有肉吃〔因為家庭不能養豬〕，四是不利于生產。前三條都是講的不利于生產，第四條是個總結。這個同志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強辦下去，辦十年也還得散伙。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1961年3月15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審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1961年5月21日，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對《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進行了修訂，取消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制度，規定了增產不增購，減產不減購的原則。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的講話，其中講道：“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1961年7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對前來探望他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說：“不搞集體化怎么行啊，不搞集體化，就沒得辦法搞大生產，也沒得辦法實現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管理，一家一戶也抵御不了大的自然災害……”1961年9月15日，毛澤東廬山與張仙朋談了自己的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以便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干部也是一個推動。”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于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里，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于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1962年7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毛澤東不點名批評：“現在的單干風，越往上風頭越大，他們代表的是誰的利益?是富裕階層的利益，是地主富農的利益。”8月5日，毛澤東與各區負責人談話：“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如果全都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8月6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針對包產到戶問題再次提出批評：“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在北戴河會議期間還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搞土地革命，搞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目的就是要根據我們中國的國情搞集體主義，充分發揮‘人多勢眾’和‘萬眾一心’的優勢，搞大生產和實現農業機械化，既可以有效地抵御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又可以團結人民共同奮斗，共同前進。人民公社以前搞的‘一大二公’固然不是很好，脫離了實際，但它集工農商學兵于一體，黨是領導一切的，優勢明顯。建國十多年，我們總算摸索出了一條比較成功的經驗。現在有人主張搞單干，刮單干風，從根本上講是路線問題。分田到隊可以，分田到組也可以試一試，但分田到戶不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畢竟是集體所有，單干絕對不行。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農業集體化，生產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戶，困難戶怎么辦?勞力不足怎么辦?時間長了怎么辦?如果那樣，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見分曉，窮的窮，富的富，我們共產黨人革命幾十年，難道還要學洪秀全?還要退回去?難道還要像過去的地主那樣向農民收地租?”1964年6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這不是說可以不要工業支援。水利、化肥、農藥都是需要基礎工業的。”1963年9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會會議上提出國民經濟設想：“把1963年到1965年這3年作為一個過渡階段，仍然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為這一時期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3年過渡之后，搞一個15年的設想，就是基本上搞一個初步的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或者說工業體系;然后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際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64年5月11日，毛澤東在聽取計委“三五“計劃時指出：“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建設要按客觀規律辦事，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留有余地。要注意種好16億畝，在這個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產、高產農田。”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1965年5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送別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時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中指出：“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方面聯系起來，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此種計劃而奮斗。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F在雖然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地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毛澤東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他對中國農業的探索和執著一刻都不曾動搖過，他探索的道路是中國歷史上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那是一條集體化的道路，是與中國傳統的小農道路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毛澤東看來，這條道路是把中國帶上社會化大生產、帶上高度工業化、帶上農業現代化、帶上高度文明進步的金光大道，這是毛澤東的原則，也是毛澤東認為的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然而探索者從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尤其是毛澤東選擇的是一條前無古人的天路，有來自于舊勢力的羈絆，有來自經驗的不足，更大的阻力則是來自于曾經的同志的分歧。毛澤東的一生，更是抗爭的一生，他與天奮爭，與地奮爭，與人奮爭，他要爭出一片理想國，爭出一條中華民族的康莊大道。毛澤東的探索與抗爭遭遇過許多挫折，付出過許多代價，但也取得了許多為世人稱道的功績。毛澤東堅持的農村基本社會制度的人民公社，就是共產黨人偉大理想與傳統農民美好憧憬的現實創造，它以“工農商學兵”于一體的天然優勢，創造了無數中國農業的奇跡。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說：“人民公社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軌跡，兩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被人民公社打破。”1968年11月17日出版的《參考消息》報道：“中國人民沒有剝削任何人，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地獲得這種驚人的發展的。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實際上只擁有自己工人農民的勞動力，只擁有幾乎建立在手工業水平上的工業，只擁有聽任旱澇為害的原始農業，而今天在食品和工業品方面已自給自足。中國現在依靠技術上先進的、能夠抵抗自然災害的農業，已有能力生產人民所需要的食品。”1975年9月8日出版的《參考消息》援引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的話說：“為了農業建設，現在全國各地設立了人民公社，每個公社獨立生產，注重農業科學化、水利化及在可能范圍下的機械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所著《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一書中寫道：“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么可觀。1952年至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年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化時期。從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對毛澤東時代的農業有這樣一些描述：“農民也獲得了利益，但這種利益用收入統計數字是表達不出來的，這種利益表現現為較大的安全感，老弱病殘的福利事業，農村教育和醫療條件的發展，以及農業機械化的開始試行。……同時建立起來的聲勢不太浩大的其他農村工業，卻是富有活力的并常常是創新的。這些工業依靠當地的人力和原料，通常采用比較初級的技術，較好地適應了農村的直接需求，實現了發展這些工業的目標。……到1976年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的化肥有一半是農村地方工業生產的。國家迅速增加的農機生產數量有相當一部分也是由農村企業制造的。……到70年代中期，一個縣擁有上百家生產數百種不同產品的小工廠也不足為奇。……拖拉機的產量由1970年7.9萬臺增加到1976年的19萬臺。……農村工業化計劃是毛澤東為實現農村地方社會經濟自給、縮小城鄉差別而制定的宏偉計劃中的一個部分(也許是最成功的部分)。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農村工業化計劃已取得了許多良好的成就，農村中約有2000萬農民成了農村工廠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工人，從而減輕了農村長期存在的半失業問題。……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農業生產以年均遞增3%的速度平穩地持續發展。……在70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階級的人數從1952年的300萬人增加到1800萬人。此外，在農村建立小規模工業企業的政策使得2800萬農民變成了公社或大隊工廠的工人……除此之外，在毛澤東時代還興修了大量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設施，如果沒有這些設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現這幾年來的農業生產和生產率的發展高潮。”在這本書中，莫里斯·邁斯納也對后毛澤東時代一些消極現象進行了描寫，他說：“由于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在日益多樣化和繁榮的市場經濟中衰退，集體資金已經耗盡，這就使對農村老年人、殘疾人和窮困戶進行照顧的福利事業大幅度減少，某些地區的大隊診所關閉，農村學樣入學人數減少，質量下降。……在許多地區，亂砍濫伐林木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其原因在于農民大興土木，濫修無計劃的房屋……承包制還使農業生產單位小型化和分散化，給未來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和機械化帶來了新的障礙。……集體制度的取消當然會破壞集體觀念，填補這種思想真空的各種傳統習俗、信仰、迷信及各種禮儀實踐的復活。”而莫里斯·邁斯納所看到的這些，不正是毛澤東所一直抗爭和憂慮的嗎?

　　1971年11月15日，在聯合國二十六屆大會全體會議上，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中說：“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中國從落后、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如果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視野里，用“非凡”這樣一個詞匯來描寫毛澤東對于中國農業的探索與貢獻是恰如其分的，毛澤東的農業，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大道農業”，他所做的是大格局之下的“大道之行”，縱然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它在日臻完善，它在朝著一個光明的前途行進，不管未來怎樣變幻，它只會偏離，但誰也無法扭轉它最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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