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革”的理智認識

　　我對“文革”的理性認識

　　文/陳兵浪

　　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對“文革”沒有什么記憶，人云亦云，都說是一場災難，一場浩劫。對于經歷過“文革”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說，也象現在我們看古代的宮廷戲一樣，是非難辯，黑白難分，說不清“文革”的是非曲直。

　　已過不惑之年的我，在“文革”中度過少年時代，隨父母經歷過一番階級斗爭，革命運動的風雨洗禮，留下了點滴痛楚的感受。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文革”就是滿街大字標語、口號、傳單和無休止的批斗大會。一輛輛汽車載著戴高帽子、掛著“xxx”名字牌子游行的“反動分子”在口號中被無知群眾觀看、辱罵。生死對立的兩派人群，義憤填膺地揮著同樣的紅寶書，喊著同樣革命口號的相互撕咬、斗打、流血。我和兄妹隨父母遷徙到農村，經歷過被侮辱和被欺凌的生活……這只是“文革”痛的感覺，而“文革”的病灶在哪里?對于我，乃至革命終生的父母也弄不清楚“文革”起因和目的。

　　“讀史使人明智”。關于“文革”這一段歷史，官方的記載是陳式化的描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國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被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這很難以說明“文革”的實質，其實，“文革”混亂只是初期，當權的老干部分裂成兩派，群眾也分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中又分了很多派系。“文革”中期處于整頓階段，老中青“三結合”，其中大部分老干部——“走資派”實際重新掌握了權力，并對造反派和支左的少數老干部進行殘酷地報復。“文革”后期，造反派以及支左的少數老干部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又對當權老干部進行批斗。粉碎“四人幫”后，“走資派”當權，開始清理“三種人”的名義打擊報復曾經批斗過自己的對立面……循環往復，你死我活。

　　為了認識“文革”運動的起因、性質，我陸續從書店買來許多作家的作品和黨的高層人士關于“文革”的回憶書籍，包括師東兵和葉永烈的“文革”系列作品。雙休日研讀，往往廢寢忘食，通宵達旦。讀史的結果使自己身心疲憊，思想沉重。

　　“文革”太值得后代人研究、反思、領悟，以避免過去了的歷史災難的重演。

　　“文革”究竟因何而起?很多人說是毛澤東為了搞垮劉少奇等政治對手，理由是毛澤東退居二線后，劉少奇有所不恭，自認為自己的思想、組織路線已經成熟。對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外交路線不屑一顧，甚至在黨的會議上無禮打斷毛澤東的發言，大權旁落的毛澤東奮起反擊，以至經濟受挫，人民遭殃。這種說法很普遍，但不全符合事實。分析一件事情的發展成因，不能離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這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一個基本原則。

　　重溫當時的時代背景，筆者認為蘇聯赫魯曉夫背叛斯大林，并多次挑撥中國領導層反對毛澤東的領導應該是促使老毛思考發起“文革”運動的一個主要成因。1962年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經過不斷升級的中蘇論戰，特別是經過“四清”運動，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中國有出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認定，中國有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而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他還認定，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一九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1965年8月11日聽取羅瑞卿匯報時的插話)就在1965年八九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 有一次他對身邊護士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歷史和現實的事實越來越使他感到問題的緊迫性。

　　其次，官僚主義盛行，許多官員橫行霸道，貪污腐化，造致干群關系惡化是“文革”發生的另一個主要成因。毛澤東認為干部的變壞是下面幾個原因：1，本來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混入黨內，即所謂“階級異己分子”;2，好人成了“蛻化變質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資產階級用“美人計”和幾斤肉，幾瓶好酒，幾條好煙等拉下了水; 3，脫離群眾，脫離勞動所造成。毛澤東曾經說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1967年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還說：“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毛澤東說過“……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在毛澤東的思想指引下，各地在放棄了黨的領導的情況下，各種社會矛盾，人與人之間平時的積怨，就在自發的、失控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和極端的形式，集中地爆發出來，造成社會動亂。

　　其三，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思想境界超越時代，渴望國民與其一樣，做到精神需求代替物質需求，打造一個道德高尚的世界。毛澤東認為小農經濟是資本主義賴以“經常地大批產生”的根基和土壤，還有工人之間的“八級工資制”、干部級別等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合理的差別，提出“縮小三大差別”，要求干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干部降低工資等。在毛的五十年代后期以來的言論中，特別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這就是一個高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戰爭年代高昂理想主義和人與人之間平等關系，擺脫物質追求，思想不斷“純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來實現這一偉大的理想目標呢?用毛的兩個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大抓階級斗爭和“斗私批修”——為了實現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進行持續的階級斗爭，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就是不斷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層面，就是不斷清除各種“剝削階級和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在大風大浪中培養無產階級新人，而斗爭的主要對象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受過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從他在“文革”中啟用的工農行業中的杰出人物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孫健等就知道，毛澤東喜歡那些品德高尚，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領路人。

　　以上三點原因導致了反修防修思想的出臺，并認為“階級斗爭為綱”是解決官僚主義引發資本主義復辟的唯一藥方。而劉少奇等人信奉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路線成為走資本主義復辟的特征。因而，毛澤東發動“文革”應是主義只爭、路線之爭、理想之爭。

　　劉少奇對內“三大自由”“三自一包”，對外“三多一少”的適合國情的現實主義路線必然要被崇拜大集體式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路線的毛澤東所唾棄。林彪跟劉少奇更不可比，他起初是沒有獨立的思想理論，只是緊跟毛澤東思想步伐——“毛主席怎么說，我就怎么做”。中期是大力推行造神運動，極力把毛澤東推向神壇，自己也隨之成為護壇大仙。“清君側”的計劃完成后，自己的野心開始膨脹，帶有個人目的地利用毛澤東的話，來辦自己的事，直至毛澤東警覺后，由兒子出面謀殺領袖失敗，無奈叛國外逃。至于新生的左派人物康生、張春橋等之所以得寵，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與毛澤東晚年的戰略思想合拍。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等報告，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理論內涵。

　　1975年毛澤東在解決四屆人大的問題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認為具有根本意義的“反修防修”問題。26日那天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直到次日凌晨。這也是相處近半個世紀的這兩位老戰友的最后一次深談。據周恩來說，談話涉及兩個方面：“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在周恩來后來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發的談話要點中，毛澤東對“理論問題”主要講了以下內容：

　　“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xx、xx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④(④毛澤東同周恩來的談話記錄(關于理論問題)，1974年12月26日。)

　　毛澤東晚年的理想、路線是不符合中國的生產力現狀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的基本國情，因而注定“文革”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但是，“文革”的意義深遠，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為后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成功提供了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一個“初級階段理論”，解決了理想與現實接軌的難題。所以說“文革”起因表象因私，實質為公。后來，蘇聯的演變證明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思考絕對正確。據說，毛澤東去世前一年，寫過一首詞《訴衷情•江山靠誰守?》：“當年忠貞為國籌，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當時毛澤東身體不好，疾病纏身，總理周恩來也身患癌癥，亦在重病中。毛澤東已經預感到，革命將發生曲折，他和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夙愿將要“付與東流”。他問自己，也問總理，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究竟“靠誰守”?這首詞，字數雖然不多，但情感真摯，讀來滄桑心碎，令人潸然淚下。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革”運動了。當然，中國后來的發展成就和社會不良風氣回潮之猛也證明毛的晚年思想脫離實際。

　　毛澤東的錯誤在于他思維過于理想化、對自己的力量過于自信。他想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思想教化來改變幾千年的中國國情，要求他所有的戰友、黨員、干部以及工、農、兵、學、知識分子都與隨他跳躍式的思想前進，繼續新的長征，落伍者一律淘汰。開始，確實是民心所向，萬眾一心。慢慢地發現，落伍者越來越多，隊伍渙散，人心混亂。從上至下的思想改造運動，變成了各級領導排除異己的運動。尤其是毛親自發動的理想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層的官員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人并不多，最終成了一場黨內的權力爭奪運動。而廣大的群眾則利用“文革”發泄自己對官僚主義的不滿，泛濫成自由主義運動，甚至為了個人私利，利用毛的語錄，合理合法地擾亂社會秩序。對此，毛看得十分清楚，在黨的“九大”提出“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原則，帶領出席九大的代表齊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革命歌曲。然而，毛因年壽已高，終無回天之力。據秘書張玉鳳的回憶，晚年的時光，看電影解放軍開進北京時，受到人民歡迎的鏡頭時，獨愴然而涕下。

　　毛澤東去世后，鄧領導的黨中央通過《共產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給毛一個以肯定為主的客觀評價，抵制了黨內的反毛思想蔓延。但在民間難以統一，尤其是隨著資產階級自由思潮的泛濫，對毛的評價不一，有無限真誠，有盲目崇拜，也有惡意誹謗。那么，毛澤東究竟是偉人還是惡魔呢?這個問題涉及到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問題。1976年5月起,毛澤東的病情不斷加重,身體極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毛澤東生前總結：“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

　　可以說，僅憑毛澤東以上的看法，就可以確立其百年偉人的地位。分析毛的一生，為自己的理想，為民族的利益，為國家的興旺應該是貢獻了一切。犧牲了六位家人，連累了妻子、子女還不算在內。其實，我們從史料上可以看到，毛從未對哪一個被打倒的領導干部“誅而不教”，只要你認錯他都給予解放、重用。更沒有對誰下處死令，包括劉少奇夫妻在內。如果不是毛的“刀下留人”，王光美早已成為刀下之鬼。毛澤東沒有博大胸懷，鄧小平又豈能復出?林彪的死黨又豈能安享晚年?但毛澤東為了他的主義之爭，過高地估計了他的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國民的道德水準。他的每一句話都成為了部下排除異己的理由，很多官員都打著毛澤東思想的旗號，首先迫害別人，最后被別人迫害。一些高官為了轉移斗爭矛頭，故意把基層干部分裂，留下了仇恨的種子，而且可能會影響幾代人的情感。到頭來，責任都歸于毛的頭上。這些帳后來都記在毛的身上。原因是國人都是為毛澤東的號召所鼓動，但沒有被毛澤東的理想所引領。這不得不歸咎于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頑劣，天高皇帝遠，地方官員欺上瞞下，公報私仇，結果責任都是毛澤東負，大家都成了受害者。

　　其實，很多人在運動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現在很多文章寫自己在“文革”中受害，那么害人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幾十萬的紅衛兵、造反派和保守派，還有支左部隊，誰沒有傷害過別人?還有，那些被整的官僚誰又沒有報復過整他的人呢?記得著名作家戴厚英寫有一本小說《人啊人》，就是從人的惡性上分析，得出的就是這個結論。人的心中有天使和魔鬼，在適宜天使環境下，天使出來;在適應魔鬼的環境下，魔鬼出來。但是，毛澤東希望人們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規范，終于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封建古訓所覆蓋。人們的思想經歷一個上升的階段，又回到了起始點，依然為利益所驅動，很多人放棄了自己原來追求的理想。“文革”給后人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記憶的傷痛、同志之間的仇恨和對理想信仰的絕望。

　　戚本禹是毛的秘書和信徒，后來又被毛拋棄，為了穩定軍隊老帥。但誰能想到當曾經做過毛的保健醫生的李志綏為了金錢，寫了一本污蔑毛的書，并在國內外流行時，他卻能站出來批駁呢?況且是在很多受毛恩澤不淺的人緘口不語之時。戚本禹說：“李志綏雖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但專職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識比較貧乏，以致在為了某種目的要攻擊毛澤東的時候，只能拾人牙慧，東施效顰式地趕著時髦去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壓迫農民、維護地主統治的世襲君主，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青年時即號「農民王」，終其一生都造地主階級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李志綏不過是個為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自己導師的猶大。但是我不滿足于簡單地把李志綏刻劃為一個卑鄙的猶大。他從來就不是耶穌真正的門徒。他是封建帝王御醫的后裔，后來是一個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意識培育下成長起來的自由職業者。共產主義意識對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國決定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迷誤。這個決定同他的人生理念、價值取向以及世界觀體系完全相反。當然，這些分析是我根據他的所作所為而做出的判斷，李志綏本人不可能對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認識。”看看，一個受害十八年之久的人能夠客觀評價，不認其過去錯誤多大，其政治品德難能可貴。還有受毛所害的黃克誠將軍在國人非毛猖獗之時，也慷慨陳詞，毅然陳書《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給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指出：“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或是要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我想，這些人都值得我們這些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和道德的徒子徒孫們敬仰。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堅決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堅決反對。”毛的這條語錄如果割裂時代背景來看，是形而上學的錯誤的東西，但在主義、理想的主張上應該是真理。也就是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正確的，但很多人理解的水平不夠，導致了“文革”的災難發生。毛澤東思想是偉大的，但很多野心家打著毛的旗號做壞事，影響了毛的威信。假如后人能夠去掉個人恩怨，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那么可以說毛澤東對人類進步的貢獻是誰也不可磨滅，他可以超越歷史時空，影響中國乃至世界。

　　長達十年“文革”正離我們的記憶漸漸遠去，但它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段特殊部分，值得后人研究。關于“文革”的評價，鄧小平曾經說過：“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樣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必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段歷史，可能會比今天我們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

　　歸納兩句話：“偉人已隨馬列去，功過是非任評說。”隨著歷史的發展，人民對毛澤東的認識由盲目崇拜，到痛苦反思，回歸理智認識，歷史終究承認：毛澤東是一位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為數不多的歷史巨人，毛澤東思想可以說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共存，過去、現在乃至將來，都影響著中國人類和世界革命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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