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那個周一，德國軍隊入侵比利時，英國宣戰。幾乎在不到一個小時后，英國派出割纜船進入英吉利海峽。黎明時分，在狂風暴雨中，英國船員割斷了德國最重要的5條大西洋海底電纜。一戰期間，德國與海外、甚至是其許多駐外使館之間的通信能力都遭到了削弱。
今天，不論是擾亂別國的計算機系統還是監聽公民電話，抑或偵察恐怖主義威脅乃至利用社交媒體影響外國態度，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信息戰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工具。這些手段(以及有關它們在民主國家的合適限度的爭論)因受到新技術的推動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但實際上，我們對這些手段的所有關注都能在一戰中找到根源，尤其是在手持斧頭的英國船員開始行動的最初幾個小時里。
參戰國搶占宣傳高地
在當今戰爭中經常討論的贏取當地人“心理”的概念早在100年前就在海外得到了應用，在國內也是如此。一戰前所未有的規模需要在國內大力開展動員工作。政府必須說服人們參軍，待在家里的人則要保護珍貴資源、繳納高額稅款、購買戰爭債券，并在血腥的戰爭面前以愛國之心堅持到底。
雖然英國趕在前頭破壞了通信設施，但所有參戰國都試圖盡快占領宣傳戰的高地。在德國入侵比利時當天，德國人發布了一本旨在向全世界證明其行為正當性的“白皮書”。其他國家也隨即發布了各種顏色的宣言書，如英國在8月6日發布了“藍皮書”，而非常不善于省略和偽造事實的法國人直到12月1日才發布了“黃皮書”。
參戰國都清楚，宣傳是一項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的工作。德國政府第一份媒體指南的禁止清單里就包括禁止提及任何有關自我審查的內容;法國禁止提及一名提倡外交解決問題而不要與德國人鬧翻的前財政部長;至于英國，盡管這里的民主傳統由來已久，但英國政府還是隱瞞了創立戰時宣傳局的行為。
美國是主要的宣傳對象。德國不想讓美國涉足戰爭，并希望美國政府向英國施壓要求其放松海軍封鎖。英國則希望獲取一切可能的物質支援，并且有人能主動出手幫助遏制德國。英國實施的海軍封鎖再加上其對大西洋海底電纜的控制，讓它得以竊聽包括領事信函在內的美國通信信息，他們也厚著臉皮這么做了。這是將華盛頓惹惱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像德國人對美國竊聽總理默克爾手機而感到不悅一樣。
德國人極力討好德裔美國人及代表他們的議員。為走近廣大讀者，他們購買美國報紙，甚至一度考慮買下《華盛頓郵報》。但德國人太笨了。其派駐美國的宣傳負責人經常口無遮攔，特別是對“盧西塔尼亞”客輪沉沒一事作出了荒謬的辯護，最終不得不返回德國。隸屬德國軍方的兩個部門在美國一邊承擔著宣傳任務一邊又奉命暗中破壞向協約國提供供給的美國工廠。后來他們被曝出圖謀煽動罷工并對美國總統威爾遜出言不遜而遭到驅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的吉爾伯特·帕克爵士，他所做的工作仿佛是社交媒體的先驅。帕克的夫人是美國人，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國讀者。身為小說家的帕克負責實施了一個秘密項目，與英國其他知名人物聯手在寫給美國重要人物的信件中力陳協約國的看法。
美設專門機構搞宣傳
美國加入一戰較晚。但在1917年4月參戰不到一周后，威爾遜總統就率先啟動了系統性地影響公眾態度的工作——公共信息委員會的成立。該委員會主任、激進派記者喬治·克里爾被視為一戰期間最富影響力的六位華盛頓政治人物之一。
公共信息委員會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報章雜志的文章、漫畫和廣告中、學校課堂上、大學教科書中、周日教堂的布道中、建筑物和商場店面的海報上、分發給數百萬人的小冊子中等等。
在國外，克里爾的手下組建了閱覽室，測試在敵區空投傳單的技巧，成立了有線新聞服務臺，并傳播有宣傳價值的電影。公共信息委員會在海外成功推廣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論調，對總統的宣傳之辭而言，此前從未取得過如此好的效果。
公共信息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有揭丑者、婦女權益者、市政改革者和進步教育人士。他們的遺產包括負責在海外解讀美國價值觀的使館公共事務官員以及《聯邦政府紀事》，后者源于公共信息委員會的一份旨在讓公眾了解政府日常行動的出版物。不過，在打造“民主世界”的過程中，公共信息委員會也不會拒絕動用其強大的權力來開創反民主的先例。
政府操弄輿論成傳統
克里爾在國內取消了官方的新聞審查，但公共信息委員會仍會壓制和刪節新聞報道與評論。克里爾說：“必須賦予新聞新的定義。”公共信息委員會提倡透明，但卻向新聞媒體提供不署該委員會身份的報道。它還成立組織代表它與移民團體和勞工組織打交道。它承諾不搞情緒化宣傳，但面對國內其他這么做的宣傳機構，它也參與了仇恨德國和德裔美國人的宣傳。
在海外，美國公共信息委員會為一些出版物提供資助，并賄賂編輯。狂熱和幼稚讓它公開了旨在削弱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虛假文件，導致與新俄國政府的關系惡化。在壓制異見人士方面，公共信息委員會成為根據1917年《反間諜法》等類似法律踐踏公民自由者的幫兇。
這部法律是現在的政府控告記者和泄密者的法律基礎。這僅僅是一種不祥的回音。當美國國家安全局官員拒絕解釋他們窺視我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時，我們仿佛聽到了克里爾為有關郵件審查的公眾討論而爭辯;當奧巴馬政府欲阻止記者接近政府官員時，我們仿佛聽到了威爾遜政府的國務卿堅稱其下屬沒有人跟媒體來往。威爾遜倡導“政府行為的全面公開”，他自己卻在一戰期間以國事纏身為由暫停了總統記者會。
一戰前，《不列顛百科全書》沒有“宣傳”一詞的條目，這個問題沒有得到重視。在一戰結束不久后出版的新版本中，“宣傳”這個詞的條目幾乎密密麻麻地寫滿了10頁。
美國公共信息委員會是政府塑造輿論的催化劑。這種行為已變得如此普遍，所以想要一一確認完全或部分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是不可能的。
100年前那場信息戰留下的最深刻的遺產是，它造成了人們對政府誠信的懷疑。知名傳播學者拉斯韋爾1927年寫道：“有關控制輿論的方式方法的所有討論，證明了傳統的民主浪漫主義轟然倒塌。”利用戰爭中公眾的希望所發表的強勢言論助長了這種讓人輕信的烏托邦主義，在許多人看來，它已經被犬儒主義和人們的醒悟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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