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教訓新啟蒙

　　(一)

　　奇文年年有，今年出得殊。

　　7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任仲平的文章就是新例。

　　此文題為《讓和平永駐人間——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百年之際》。

　　它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一戰帶來的教訓，究竟如何汲取?”

　　它引述道：“1917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序言中寫下了一段百年后仍值得深思的話：‘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經濟問題，不研究這個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認識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

　　它還引述：“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本來，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重頭文章，理應循此正確思路，闡述“一戰帶來的教訓”，聯系時事，實事求是，啟發群眾，教育后代。7月29日該報報道，也借“人民網網友熱議”，自贊此文“立意高遠、論述深刻、文風清新、令人沉思、催人警醒、激人奮進”。

　　其實大不然。

　　讀罷這篇洋洋灑灑、夸夸其談的宏文，人們不難發現，其引用列寧和毛澤東，不過是一種偽飾，用以掩蓋其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的真面目，招搖撞騙，蒙混于市。

　　至于什么“論述深刻、文風清新”云云，則令人很自然地聯想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他們“給自己的那幾條干癟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繡滿華麗辭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這些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罷了。”

　　謂予不信，只要讀一讀此文的結語，就足資證明：

　　“(八)100年過去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歷史已經翻頁，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

　　100年過去了，和平的期盼已經成為人類的共識，戰爭的災難卻仍然困擾著今天的世界。

　　冷戰之后，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接踵而來，在敘利亞、馬里、烏克蘭，劍拔弩張、兵戎相見、民族沖突、教派血斗，戰爭惡魔的腳步聲不停地響起……構建能夠有效制止戰爭的國際秩序任重道遠，探索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道路依然漫長。

　　在剛剛結束的拉美之行中，習近平主席引用巴西作家保羅·科埃略的話說：‘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氣憑借自己的才能去實現自己夢想的人手中。’

　　為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人類共同理想，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愿與各國攜手共建新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秩序，讓和平不再是‘戰爭的中場休息’。

　　我們有信心、有勇氣、有智慧開創大國崛起的歷史新篇，以‘和而不同 ’的中國夢為世界開辟和平發展的光輝道路。”

　　(二)

　　無巧不成書。

　　7月29日，《參考消息》編發的外媒反思一戰爆發的有關文章，就好像沖著任仲平的文章而來的。

　　日本《每日新聞》7月28日社論《要學會吸取歷史教訓》說：“有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而今是全球化的時代，不應與當時的情況作簡單的比較。不過，為了避免成為直到戰爭爆發才如夢初醒的‘夢游癥患者’，我們還是應該回顧歷史，吸取其中的教訓。”

　　美國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長蓋爾·勒夫特的文章，題目就直沖而來：《中國能從第一次大戰中學到什么》。他認為，一戰百年后，“隨著中國成為全球強國”，其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經驗教訓，首先就是：

　　“那場戰爭告訴我們，與普遍看法相反，全球化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并非和平與穩定的保障。一戰前，世界經歷了聲勢浩大的全球化，跟現在一樣，經濟融合被認為是世界政治的黏合劑和國際沖突的解毒劑。而隨著一戰爆發，全球化戛然而止。如今我們又聽到有人在說，由于現代經濟相互關聯，國際戰爭不大可能爆發。

　　中國應當從一戰中學到的是，全球化世界比看起來更脆弱。國內壓力會在經濟上相互交織的國家間制造嫌隙，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戰爭。真正的‘大幻覺’是臉譜網﹑麥當勞和自由貿易協定能讓世界免于沖突的想法。假如世界經濟繼續苦苦掙扎，那么20世紀初全球化在歐洲曾遭遇的強烈抵制就會再現。”

　　可見，任仲平認定，一百年后，當今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歷史已經翻頁”的“全球化新時代”，是多么虛妄不可信。

　　又可見，任仲平認為，世界掌握在“有信心﹑有勇氣﹑有智慧……以‘和而不同’的中國夢為世界開辟和平發展的光輝道路”者手中，是多么狂妄不自量。

　　換句話說，任仲平那種“夢游癥患者”夢囈般的高見，在西方有現實感的媒體和學者眼里，也無地自容，更不用說去面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經受“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的檢驗了。

　　(三)

　　百年前，1914年8月1日和3日，德國先后向俄國和法國宣戰后，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8月4日，第二國際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團，在國會中一致投票贊成政府提出的軍事預算。隨后第二國際幾乎所有主要黨派紛起效尤，都以“保衛祖國”的名義，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

　　在是年8月底至9月寫的《歐洲大戰和國際社會主義》一文中，列寧鮮明指出：“對社會黨人來說，最可怕的不是戰爭——我們一直擁護‘一切被壓迫者為了自己祖國的解放而進行的神圣戰爭!’——而是現代社會主義領袖人物的叛變，現代國際的破產。”而“現代歐洲國際的破產不是社會主義的破產，而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即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破產……正是這種傾向成年地教導人們忘掉階級斗爭和其它等等”(《列寧全集》第21卷第5、6―7頁)。

　　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如此史無前例的險惡形勢，列寧砥柱中流，力挽狂瀾，高揚馬克思主義革命大旗，率領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既向帝國主義，又對“現代社會主義領袖人物的叛變”，展開了不屈不撓、不可調和的斗爭。

　　在這場斗爭中，列寧把他的批判矛頭主要指向了考茨基(1854―1938)。這是因為如列寧所語，考茨基這個“第二國際(1889―1914)最著名的領袖”、“最卓越的理論家”，曾經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聰明博學”，“是一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來的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釋以外，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斯坦進行了論戰”，因而具有巨大聲望。另一方面，他又一貫以“中派”的面目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傾向，這就使得他較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更具有欺騙性，也更有害、更危險。所以，在1914年10月27日給施略普尼科夫的信中，列寧尖銳地表明：“我現在最憎恨最鄙視的是考茨基，……。

　　羅·盧森堡很早以前寫道，考茨基有‘理論家的阿諛奉迎的本領’，簡言之，奴顏婢膝——在黨的多數派面前，在機會主義面前奴顏婢膝，她寫得很對。對無產階級的思想獨立來說，目前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能比考茨基的這種丑惡的自鳴得意和卑劣的偽善態度更有害更有危險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蓋一切，想用詭辯和似乎是博學的廢話來平息工人的已經覺醒了的心。考茨基如果能夠得逞，那他就會淪為資產階級破爛在工人運動中的主要代表。”

　　“在俄國，目前任務的全部中心是要對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組織思想上的回擊，全部中心就在這里。”(《列寧全集》第35卷第151―152、153頁)

　　正是在列寧生前最后十年(1914―1924)的這場艱巨斗爭中，有了“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蘇維埃俄國及其后的蘇聯，創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推動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特別是中國人民大革命的長足進步，如任仲平引毛主席所言，“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世界歷史的時代”。

　　也正是在這場艱巨斗爭中，列寧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它推向了列寧主義新階段(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對此作了經典性論述)。列寧為我們留下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使我們至今依然受益無窮。

　　例如，任仲平文章中提及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就曾尖銳地指出∶“‘普遍’迷戀于帝國主義的前途，瘋狂地捍衛帝國主義，盡量地美化帝國主義，——這就是當代的標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滲透到工人階級里面去了。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

　　在這方面，列寧著重分析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列寧指出，不管“甜蜜的考茨基的意圖如何善良，但是他那個‘理論’的客觀的即真正的社會意義只有一個：就是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可能達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對群眾進行最反動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們不去注意現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某種所謂新的‘超帝國主義’的虛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里，除了欺騙群眾以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考茨基的這種“理論”“實際上卻等于更巧妙更隱蔽地(因此是更危險地)宣傳同帝國主義調和，因為同托拉斯和銀行家的政策‘作斗爭’而不觸動托拉斯和銀行的經濟基礎，那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不過是一種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極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現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它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對我們來說，列寧的這些論述，于今不是越顯其真理的光芒嗎?

　　(四)

　　引人觸目的是，任仲平的文章，雖然大談“一戰教訓”，也提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卻對上述所有這些噤若寒蟬，諱莫如深，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這等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雖然對“戰爭的災難卻仍然困擾著今天的世界”唧唧咕咕，卻又閉口不問其主要根由。它找了一個日本軍國主義為靶子，但對其背后的主要支撐不置一詞，唯恐傷其一根毫毛，還竟然斷定“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歷史已經翻頁”。其思維混亂到了如此前言不搭后語的程度，實在令人吃驚。

　　更加滑稽的是，任仲平認定：“正確反思一戰、吸取教訓的關鍵之一，恰恰在于西方大國應拋棄二元對立觀，避免在世界制造沖突、隔閡與對抗，導致兩敗俱傷，只有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同時，他又斷定：“毋庸置疑，中國堅持自己的道路并取得卓越成效，動搖著西方的制度自信。中國的出現，從根本上顛覆了他們的歷史邏輯觀。悲觀由此而生。他們怕的不只是一個不斷強大的中國，更怕的是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

　　他進而放言：“我們有信心、有勇氣、有智慧開創大國崛起的歷史新篇，以‘和而不同’的中國夢為世界開辟和平發展的光輝道路。”

　　任仲平這等顛三倒四、雜亂無章、毫無共產黨人氣節的表演，事出有因，恰如當年列寧所預料。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最后，列寧就指出：“萬一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話”，帝國主義就“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但還是必然要被消滅的。”

　　1917年1月31日，他在《世界政治的轉變》一文中，進一步寫道：“事物總是按照自己的客觀邏輯發展，1848年革命和1905年革命的扼殺者曾經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這兩次革命的遺囑執行人，同樣，帝國主義大屠殺的指揮者不得不實行某些國家資本主義性的改革和民族改革。此外，還必須作一些微小的讓步來安慰被戰爭和物價昂貴弄得怨氣沖天的群眾：為什么不答應(甚至部分地實施——要知道這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裁減軍備’呢?不要緊的，戰爭就是一個像造林業一樣的‘工業部門’：有幾十年的功夫又能生長起相當高大的樹木來……就是說又能提供相當豐富的年輕力壯的‘炮灰’。我們相信幾十年以后，在‘統一的’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一定會成長起來新的普列漢諾夫、謝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調和派考茨基之流……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照例都是一些走狗，人們通過這種或那種形式來收買他們，好讓他們用修補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鞏固資本主義的統治，麻痹人民群眾并引誘他們脫離革命斗爭。” (《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5頁)

　　近百年世界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特別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導致的蘇聯1991年“輕易地自取滅亡”，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列寧的遠見卓識。

　　就任仲平的文章而言，不就是“新的和善的調和派考茨基之流”的嘴臉，在那里活龍活現嗎?

　　由這篇文章，人們明顯可見，這35年間，中國共產黨在轉型中已經走得多么遙遠;中國共產黨內掌握意識形態領域“話語權”和領導權的“精英”們，“突破”、“超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是何其高遠。

　　執政的、世界上獨大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近9000萬黨員，其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有近14億人口，這在當今世界政治中的分量自不待言。因而，較之當年的考茨基，任仲平輩那種“丑惡的自鳴得意和卑劣的偽善態度”的有害和危險之烈，同樣不言自明。

　　在這里，人們當會自然而然地想起，毛主席在世時，高舉反帝反修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紅旗，與赫魯曉夫集團進行的“十年論戰”，與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未竟斗爭，其歷史意義多么深遠，其現實意義又多么鮮明。

　　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年之際，信仰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者，必定會從百年教訓中獲得新啟蒙。7月28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的任仲平的奇文之“奇”，切正在于此。

　　(201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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