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談談斯大林如何重視理論學習

　　本文將根據大量事實，具體談一談斯大林如何重視理論學習。這里說的理論學習，主要指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下面準備講兩個方面。一方面講斯大林如何身體力行，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理論修養，成為名符其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另一方面講他如何重視干部群眾的理論教育，作出一系列指示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他從戰略高度來看待學不學理論、是否具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問題，認為它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以及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下面先講第一個方面。

　　一

　　斯大林自幼聰穎，勤奮好學，喜歡讀書。在哥里正教小學上學期間，索索(斯大林的小名)主要讀的是一些格魯吉亞的作家和詩人的作品。給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卡茲別吉的中篇小說《弒父者》。這部小說在敘述高加索各族人民反抗俄羅斯討伐者的歷史事件的背景上，用鮮明的色彩描繪了一個為自由而奮斗的戰士柯巴的形象。索索特別喜歡這個人物，將其看作自己學習的榜樣。他希望成為像柯巴那樣的著名戰士和英雄，便開始自稱為柯巴。從事革命活動后，曾把“柯巴”作為自己常用的化名之一。除小說外，索索還特別愛讀格魯吉亞詩人的作品，尤其喜歡魯斯塔維里的著名長詩《虎皮武士》。

　　1894年6月，索索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哥里正教小學，同年9月進梯弗利斯正教中學學習。當時這所學校如同在《斯大林傳略》中所寫的那樣，“是在青年中傳播各種解放思想的溫床，其中既有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也有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思想;校內充滿著各種各樣的秘密小組”。[①]索索處于這樣的環境中，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只顧學業，開始參加一些活動。后來他在同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談話時這樣說道：“我參加革命活動是從十五歲開始的，那時候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秘密小組發生了聯系。這些小組對我有很大影響，使我對秘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發生了興趣。”[②]學習期間，常到舊書店去，看見感興趣的書，就站在柜臺旁讀了起來。他還花點錢，把需要的和感興趣的書從書店租來，發動要好的同學將其抄寫下來，然后裝訂成冊，保存起來，以供仔細閱讀。時間長了，索索的“藏書”變得相當可觀，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亞里士多德、達爾文、海涅、亞當·斯密、圖甘-巴拉諾夫斯基、司徒盧威、普列漢諾夫、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屠格涅夫、杜勃羅留波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以及格魯吉亞作家巴拉塔什維里、恰夫恰瓦澤、卡茲別吉、尼諾什維里、伊奧謝利阿尼、阿卡基·策烈鐵里等人的書。[③]與此同時，索索還不顧校方禁令，從校外廉價圖書館借書來讀，曾兩次被助理學監發現，他借來的書被沒收，后一次被發現后，校長下令罰他關禁閉。從上述情況來看，索索讀書的范圍明顯擴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像自己所說的那樣，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發生了興趣，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書，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斯大林傳略》里這樣寫道：“斯大林努力頑強地提高自己。他學習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熟悉列寧反對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義’和‘經濟主義’的作品。”[④]

　　1898年正教中學校方借口索索因“不明原因”未參加考試而開除他的學籍。于是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動之中，成為一個革命者。他用過不少化名，其中比較常用的是上面提到過的“柯巴”。后來他把自己的這段經歷分為三個階段：“從學徒的稱號(梯弗利斯)，經過幫工的稱號(巴庫)而到俄國革命的一個師傅的稱號(列寧格勒)”。[⑤]前兩個階段說的是1898年離開中學后，他先在梯弗利斯進行活動，后于1907年被派到巴庫工作的時期。他深入工人群眾，向他們進行革命宣傳，發動他們起來進行反抗沙皇專制統治的斗爭，組織示威游行、罷工等活動。在這時期他不忘努力學習，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以豐富自己的理論知識和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與此同時通過創辦和參加創辦《斗爭報》、《無產階級斗爭報》、《高加索工人小報》、《新生活報》、《新時代報》、《火炬報》、《我們的生活報》、《時報》、《巴庫工人無產者報》、《汽笛報》、《梯弗利斯無產者報》等大大小小的報紙，起草各種傳單，撰寫長短不一的文章，大力宣傳革命思想，深刻揭露統治者的殘暴，批判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這樣做的同時也鍛煉了自己分析問題的能力，提高了文字表達的水平。1906年到1907年，柯巴撰寫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理論文章《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將其發表在《新時代報》、《我們的生活報》、《時報》等報紙上。他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論述了他對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的理解，引用大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批判了蒲魯東、克魯泡特金、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論點，顯示出他具有廣泛的理論知識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觀點。

　　柯巴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歷盡了艱辛。曾六次(一說七次)被捕，一而再地被關押和流放，五次從流放地逃出，重新投入革命活動。就是在監獄和流放地的艱苦條件下，他仍不忘讀書學習，努力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和提高理論水平。一個曾與他一起被關押在巴庫監獄的人證實說，只要有可能，柯巴總是在讀書。1911年，柯巴在索利維切戈茨克的流放期滿后，曾在沃洛格達暫住。一個在那里認識柯巴的姑娘回憶說，她記得柯巴常到沃洛格達市立圖書館去讀書。這一點也為當地憲兵機關的材料所證實，根據密探的報告，這個“高加索人”在市里逗留的三個月里到圖書館去了十七次。這些事實證明柯巴具有頑強學習的精神，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堅持學習。

　　這位化名為“柯巴”的人的活動引起了列寧的注意。1905年他的小冊子《略論黨內分歧》出版后，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曾給高加索聯合委員會寫信，要求把這小冊子給列寧寄去。同年12月在芬蘭塔墨爾福斯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柯巴第一次見到了列寧。通過學習和實際工作的鍛煉，斯大林作為一個革命者變得愈來愈成熟，1912年1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國代表會議結束時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被缺席補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代表會議上被任命為剛成立的中央委員會俄國局成員。同年4月中旬，他與國家杜馬代表波克羅夫斯基和波列塔耶夫以及作家奧利明斯基和巴杜林商談了創辦《真理報》的問題和編輯方針，并編發了創刊號，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我們的目的》一文，提出辦報的目的是捍衛工人事業的利益。12月他應列寧邀請到克拉科夫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隨著革命運動的開展，在多民族的俄羅斯如何從理論上以及理論與實踐結合上說明民族關系的問題顯得日益重要。大概由于斯大林曾在多民族的工人中工作，具有處理民族關系的實際經驗，于是列寧建議他寫一篇關于這個題目的文章。斯大林同意了，寫了題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的長篇文章，發表在《啟蒙》雜志上。這篇文章得到列寧的高度評價，他在給高爾基的信里提到了這件事，這樣寫道：“我們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在埋頭給《啟蒙》雜志寫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它的材料。”當有人提議把這篇文章當作討論的文章時，列寧不同意這樣做：他說：“當然我們絕對反對。文章寫得好極了，這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我們對崩得混蛋們絲毫也不放棄原則立場。”[⑥]這篇文章后來被稱為斯大林的“畢業論文”。

　　斯大林從國外回來后不久又被捕，被流放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回到了彼得格勒。這時他經過長時間的實際工作的鍛煉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由于頑強的學習，思想上和理論上已經趨于成熟，于是他像自己所說的那樣，成為“俄國革命的一個師傅”，參加了十月武裝起義的準備和實施的領導工作，后來又奔赴國內戰爭的各條戰線，在領導反對白衛軍的武裝斗爭中建立了功勛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當選為俄共(布)中央總書記，擔負起了領導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重任。他的地位和工作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需要對各個方面的工作全面負責。首先需要正確把握總的方針政策，同時需要了解各個部門的情況，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這就要求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多方面的知識。同時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當中，就理論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來說，他這個只有正教中學的學歷、基本上自學成才的人并不處于優勢，為了做一個稱職的領導人，鞏固在領導層的地位，迫切需要改變這種情況。加上黨內在大政方針問題上正在進行激烈的爭論，這場黨內斗爭也促使他頑強學習。因此他在做好各項具體工作的同時，抓緊時間讀書。這時條件已大大改善，他不僅可以讀到他需要的書，而且可以收集圖書成立自己的圖書室，以供經常翻閱。斯大林購買和收藏圖書純粹是為了學習，不講究版本，不看重善本。在他的藏書中主要是社會政治、哲學、歷史、經濟等方面的書籍，同時也有不少文學書。這時他讀文學書已不僅出于愛好，而且也是為了通過閱讀了解情況，對文學進行指導和領導。

　　在檔案館里保存著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文件。其中有一份講到斯大林委托他的助手托夫斯圖哈為他建立個人圖書室的事，開列了這樣一份給圖書管理員的分類表：

　　“給圖書管理員。我的建議(和請求)

　　1.不按作者，而按問題將書分類：

　　⑴哲學;

　　⑵心理學;

　　⑶社會學;

　　⑷政治經濟學;

　　⑸金融;

　　⑹工業;

　　⑺農業;

　　⑻合作社;

　　⑼俄國歷史;

　　⑽其他國家的歷史;

　　⑾外交;

　　⑿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

　　⒀軍事;

　　⒁民族問題;

　　⒂黨的、共產國際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機構(及決議)，不要法令和法典;

　　⒃工人狀況;

　　⒄農民狀況;

　　⒅共青團(所有單獨的出版物中關于共青團的一切);

　　⒆其他國家的革命史;

　　⒇關于1905年;

　　(21)關于1917年二月革命;

　　(22)關于1917年十月革命;

　　(23)關于列寧和列寧主義;

　　(24)俄國共產黨的歷史;

　　(25)關于俄國共產黨內的辯論情況(文章、小冊子等);

　　(26)工會;

　　(27)小說;

　　(28)文藝批評;

　　(29)政治雜志;

　　(30)自然科學雜志;

　　(31)各種辭典;

　　(32)回憶錄。

　　2.從這些分類中將下列書籍拿出來單放：

　　⑴列寧的書(單放)

　　⑵馬克思的書(-)

　　⑶恩格斯的書(-)

　　⑷考茨基的書(-)

　　⑸普列漢諾夫的書(-)

　　⑹托洛茨基的書(-)

　　⑺布哈林的書(-)

　　⑻季諾維也夫的書(-)

　　⑼加米涅夫的書(-)

　　⑽拉法格的書(-)

　　⑾盧森堡的書(-)

　　⑿拉狄克的書(-)

　　3.所有其他書籍均按作者分類(各種教科書、小雜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類放在一邊)。”[⑦]

　　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將要成立的圖書室的藏書將遍及哲學、社會科學、金融和工農業、外交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收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外，還收集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以及先后成為反對派首領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書。

　　從檔案館里還發掘出了1926年4月至12月給斯大林住宅送書的清單，總共三百多種。這大概是根據斯大林的要求送的，這些書包括上述分類表中的各個門類，其中文學書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在這之后到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每年購書約五百冊。進入三十年代后稍有所減少。到他逝世，藏書的總數相當可觀。據有人估計，總數大約為兩萬冊。在他逝世后，有一部分交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保存，另一部分轉交列寧圖書館，還有一部分已經散失，因此已很難確定藏書的確切數字。

　　斯大林的藏書原來存放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從1934年起，他大部分時間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孔采沃別墅，于是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搬到那里以便于翻閱。除了購書藏書外，還由工作人員從莫斯科的各個圖書館借來他需要的書。因此他所讀書籍的范圍遠遠超過他的藏書。

　　斯大林除了工作之外，就是讀書，幾乎天天如此，沒有什么節假日，除了每周看一兩次戲或電影外，沒有別的娛樂活動，更沒有像后來的某些領導人那樣，學習沙皇貴族搞打獵之類的事。而且看戲和看電影，也像他讀文學書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領導文藝工作的一部分，常常對所觀看的戲劇和電影提出自己的意見，指出創作的成功之處和不足，對作者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和進行指導。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大致是這樣安排的：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批閱各種正式文件，與約請來的人談話，召開會議，與政治局委員們和各個部門的負責人討論各種問題并作出決定。然后他去別墅，在那里翻閱一部分他認為重要的郵件，寫信、寫文章和起草各種講話。再就是讀書。這里要補充說一句。在克里姆林宮，他在工作的間隙也抓緊時間讀書。到辦公室里來見他的人常常看見他站在書柜前的小梯子上，手里拿著書，可以說，做到了“手不釋卷”。在別墅里，他把各種事情處理完后，就抓緊時間讀書。有時失眠，那讀書的時間就更多了。有人斷定他每天甚至有讀書的“定額”，約為五六百頁。為了達到這個“定額”，需要有快速閱讀的技能。除了一些需要仔細鉆研和反復思考的重要書籍外，有的書他就快速閱讀，憑借自己超人的記憶力來把握書中的主要內容。這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

　　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斯大林在學習中自然把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放在首位。他購置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各種版本的著作供自己鉆研。他下大力氣研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其內容非常熟悉。根據曾任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的謝皮洛夫的回憶，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找他談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問題，說到列昂季耶夫編寫的初稿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不對、不符合馬克思的說法時，當即找出《資本論》第1卷，指出第24章里不是那么說的。這本《資本論》是舊版本，封面已經磨壞了。[⑧]可見斯大林反復讀過，對其內容非常熟悉。他仔細閱讀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還有《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德意志意識形態》、《法蘭西內戰》、《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等等。

　　斯大林自稱為“列寧的學生”，說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不愧為列寧的學生”。[⑨]他一直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為了更好地繼承列寧的遺志，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他就努力學習列寧的著作，領會列寧的思想和意圖。另一方面，在列寧逝世后黨內各種機會主義思想有所抬頭、黨內斗爭變得非常激烈的情況下，對斯大林來說，列寧的思想觀點是他批判反對派和衛護自己的“劍”和“盾”。因此，他收集了列寧著作的所有各種版本。許多重要著作他曾反復讀過，其中包括《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

　　斯大林在讀書時通常手里拿著鉛筆，一邊讀，一邊畫出他認為值得注意的段落和句子，或者在頁邊寫上長短不一的批語。他在讀列寧的書時就是這樣做的。他在反復閱讀的過程中，在所讀的書上做上各種記號。根據這一點，以及根據上面所說的他收集藏書的清單，可以斷定他也讀過西歐的一些著名活動家(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盧森堡等人)以及本國的一些領導人(例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書。順便說一下，在讀這些人的書時他常常抱著批評的態度，這可從他在書上所做的記號和所寫的批語看出來。舉例來說，他在讀考茨基的《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書時，就寫了“哈哈”、“嘿嘿”、“瞧你的”等字眼以表示驚訝和嘲笑，直至罵他是“笨蛋”、“壞蛋”、“下流胚和壞蛋”等。

　　斯大林除了花很大工夫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外，為了更好地指導某一部門的工作，曾抽出時間讀有關這些部門的書，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增加這方面的理論知識。例如當社會主義建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時，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增加自己的經濟學知識和提高理論水平，曾提倡讀這方面的書，自己身體力行。又如在戰爭爆發前，他開始讀有關軍事方面的書，戰爭期間在軍務繁忙的情況下仍堅持這樣做。有時他讀書也根據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情況和需要。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哲學領域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參與和引導這場爭論，他花大力氣學習哲學，不僅自己讀書，而且請著名學者給他講辯證法。學習的體會和收獲后來反映在他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撰寫的《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節之中。又如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斯大林發現語言學界以馬爾為首的學派宣揚語言是上層建筑、具有階級性的錯誤觀點，排斥其它學派，他認為這種情況很不正常。于是不顧年邁體弱，讓秘書找來關于語言學的書進行閱讀，并邀請持有不同觀點的語言學家長談，最后寫出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書，糾正了馬爾關于語言的錯誤觀點。具體情況下面還要談到。

　　斯大林在上小學時就讀過格魯吉亞作家的作品，后來閱讀范圍不斷擴大，開始讀俄羅斯作家和西歐作家的作品。這使他有豐富的文學知識以及高度的文學修養和審美能力。他后來曾在自己的文章和講話中廣泛使用各種文學典故。他的少數文章就是用文學筆法寫的。這也使他能夠作為“內行”領導文學工作和評論新創作的各種文學作品。

　　二

　　上面說過，斯大林說他自己作為一個革命者，經歷了“學徒”、“幫工”和“師傅”等三個階段。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有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也可分為開始學習和初步掌握、理論上變得成熟起來、最后達到熟練運用并有所發展的階段。他在1898年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到1906年至1907年寫出了上面提到過《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文，這標志著他已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篇文章是為反對格魯吉亞的無政府主義者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和歪曲馬克思主義而寫的，它聯系實際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文章在說明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根本區別時首先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社會主義理論，而且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是一個哲學體系，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是從這個哲學體系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的。這個體系叫做辯證唯物主義。”[⑩]接著密切聯系實際闡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文章第一部分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根據這些原理指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處于永恒的運動中，一切都在變化，都在不斷產生、成長和死亡，因此生活中總是有舊東西和新東西，保守的東西和革命的東西，它們之間總是進行著斗爭。辯證方法要求從運動和發展中來觀察一切，確定生活走向哪里和怎樣走法，分清生活中的新事物和舊事物，從而確定自己的態度。第二部分講唯物主義理論。作者批判了唯心主義和二元論，堅持唯物主義的一元論，強調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相反。他進一步指出，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和它的內容是經濟的發展，因此要改變不適用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形式，改造人們的風俗習慣，就應當改變經濟關系。第三部分講社會主義，強調“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得出來的結論”[11]。它必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來實現。

　　從以上簡要的介紹中可以看出，文章的作者信奉馬克思主義，他已初步掌握了這一理論的精髓，并開始運用它的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論調。這說明他已開始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不過他尚未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出更深入和更詳盡的論述，因此還不能說他已完全掌握和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正如他自己后來在《斯大林全集》第1卷序言里所說的那樣，應該把他的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包括這篇文章在內的文章看作是“一個年輕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一個還沒有完全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著作”。[12]

　　上面提到過，1913年初斯大林根據列寧建議寫了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的大文章。民族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這之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還沒有就這個問題發表過重要著作。當時研究得較多的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斯大林大膽地接受了列寧的建議，查閱了大量材料，寫出了這篇洋洋數萬言的大文章。他在引言中開宗明義地說，“在民族主義浪潮日益洶涌地逼來，大有席卷工人群眾之勢”時，“社會民主黨負有崇高的使命：給民族主義一個反擊，使群眾不受一般‘時疫’的傳染”，“用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武器，用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斗爭去對抗民族主義”。他批判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鮑威爾等人的唯心主義民族概念，具體地、用發展的觀點分析了民族的發生和發展，給民族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并且強調說：“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13]他承認各民族之間的矛盾的存在，認為“工人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14]他主張各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反對“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張，認為“民族區域自治”是最可接受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文章不同意按民族劃分工人，提出應按國際主義的原則來進行組織，指出：“在各地把俄國各民族的工人團結成統一完整的集體，再把這些集體團結成統一的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15]

　　斯大林在這篇文章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民族這一復雜的問題，批駁了錯誤觀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獨立的見解。在此后的幾十年里，這篇文章在蘇聯一直是論述各種民族問題的理論基礎，斯大林則被認為是民族問題的“行家”和權威。十月革命勝利后，他被任命為蘇維埃政府的民族人民委員，恐怕也與此有關。這一切說明，他已經基本上形成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高了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思想上和理論上已趨于成熟。提前說一下，蘇維埃時代他繼續就民族問題不斷發表文章和講話，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1918)、《論黨在民族方面的當前任務》(1921)、《論民族問題的提法》(1921)、《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1923)等等，進一步闡述有關民族的各種問題，其中包括民族文化與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

　　斯大林在擔負起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重任后，尤其是在列寧逝世后，他在理論上關注的重點是如何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列寧的理論遺產和革命傳統的問題。他這樣做，既是為了明確今后工作的方向，同時這也是因為受黨內斗爭所迫使。1924年4月初，他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作了題為《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講演。這個講演共分九個部分：一、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二、方法;三、理論;四、無產階級專政;五、農民問題;六、民族問題;七、戰略和策略;八、黨;九、工作作風。講演對列寧主義形成和發展以及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新的貢獻作了全面的說明。他給列寧主義下了這樣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16]

　　1926年2月，斯大林又發表了題為《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的長篇文章，其中重申了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反對季諾維也夫所下的如下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季諾維也夫的定義“就是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的學說變成俄國特殊情況的產物”。[17]斯大林在這篇文章里再次講了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講過的基本觀點，尤其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他說：“既然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么列寧主義的主要問題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是闡明這個問題，就是論證這個問題并把它具體化。”[18]他在引用列寧的大量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因此，無產階級有三個主要方面：

　　㈠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和其他各國無產者之間的聯系，促進世界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

　　㈡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完全脫離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群眾的聯盟，吸引這些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實行國家領導。

　　㈢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消滅階級，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所有這三方面的結合。其中無論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個特征，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成其為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危險。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19]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斯大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除了使用暴力鎮壓剝削者外，還有團結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和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等方面的任務。

　　斯大林在他的講演和文章中都談到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勝利的問題。大家知道，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得出的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同時舉行進攻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列寧根據國際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提出了另一種看法。1913年他在《論歐洲聯邦的口號》一文中說：“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20]十月革命后，他在《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以及《論合作社》一文中，都強調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具有通過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21]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說，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又說，在一個國家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還不等于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還不能最終鞏固社會主義并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免除復辟。[22]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中，他的說法有些改變。他引用列寧的話，斷定蘇聯擁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23]而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說，他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把兩個不同問題連成一個問題的做法是有缺點的，再次作了說明，并且強調說：“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擁有為建成這個社會所必需的一切。”[24]

　　斯大林在上述演講和文章中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全面論述了列寧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以及它的理論和方法，并對列寧主義的精髓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以及關于農民和民族等的理論作了專門的說明。從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對列寧的思想和觀點不僅是贊同的，而且有全面、深刻和正確的理解。

　　上面提到過，進入三十年代后，斯大林注意到哲學界的思想斗爭，讀了不少哲學方面的書。同時他也重視歷史和歷史教育，對歷史教科書〔其中包括蘇聯歷史教科書和聯共(布)黨史教科書〕的編寫給以關注。1934年8月8日，他曾與日丹諾夫、基洛夫一起批評了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說它是“俄羅斯歷史的提綱”，沒有把其他民族的歷史包括在內，沒有指出“沙皇政府是各民族的監獄”，沒有分清封建主義和封建主義前的時期，沒有區別反動和反革命、“一般”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概念，使用了一系列舊的概念，沒有說明民族解放運動的條件和根源，沒有反映西歐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對俄國革命運動的影響，沒有揭示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沒有展示蘇聯共產黨內的派別斗爭等等，等等。總之，問題很多，而且都是一些原則性問題。最后結論是：“我們需要的蘇聯歷史教科書是，大俄羅斯的歷史不脫離蘇聯其他各族人民的歷史，這是第一。而蘇聯各族人民的歷史又不脫離整個歐洲歷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脫離世界歷史，這是第二。”[25]8月9日，三人又對近代史教科書提綱提出意見，指出該提綱的主要缺點在于沒有突出法國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深刻差別和對立，正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相對立的思想，應成為近代史教科書的“主要中心”。[26]

　　在這之前，斯大林在1931年曾就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志編輯部寫了一封長信，對該雜志發表斯盧茨基的“反黨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論文”《布爾什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表示“堅決抗議”。信中列舉事實，對斯盧茨基的論點進行了駁斥，指出，“把論壇供給這一類‘歷史學家’以便利他們的走私勾當，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雜志編輯部應做的事情”，“編輯部的任務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我們黨的歷史的研究工作納入科學的布爾什維克的軌道，加強注意去反對我們黨的歷史的托洛茨基偽造者和其他一切偽造者，經常揭穿他們的假面具”。[27]這就明確地提出了把研究聯共(布)黨史中的問題提到應有高度并用科學態度進行研究的任務。1932年1月7日，政治局用征詢意見的方式通過《關于編寫聯共(布)歷史》的決定，并確定了審校人員和編寫人員的名單，其中包括斯大林、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領導人以及一些著名歷史學家。在這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編寫工作進展緩慢。1937年4月6日斯大林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重提編寫黨史的問題，要求加速編寫工作。斯大林親自抓這項工作，而且抓得很緊很具體。他不僅設計了全書的總的框架結構，而且擬定所有各章的題目。全書十二章的所有題目都采自他在《給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編者們的信》中的提綱。[28]初稿完成后他進行了詳細的校訂，作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包括個別字句的改動以及添加整段的和整頁的話。上面提到過，書中第4章中講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節完全出自他的手筆。因此有人把斯大林稱為這部簡明教程的“主要作者”。它于1938年出版發行。

　　這里要專門講一下他親筆撰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節。在這一節里，他首先講了辯證法的以下四個特征：一、把自然界的現象看作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二、把自然界看作不斷運動和變化、不斷更新和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有某種東西在產生、在發展，有某種東西在破壞、在衰頹;三、把發展過程看作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四、自然界的事物、現象含有內在的矛盾，而對立面的斗爭是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的特征概括為以下三點：一、世界按其本質來說是物質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是運動著的物質的不同形態;二、物質是第一性的，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三、世界及其規律性是可以認識的，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知識是確實的知識。斯大林在講到歷史唯物主義時也提出以下四點：一、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從這一制度發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二、生產的第一個特點是永遠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而是始終處在變化和發展的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的變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設施的變化，即引起全部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改造;三、生產的第二個特點是生產的變化和發展始終是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開始的，所以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因素;四、生產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力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的，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發生的，從舊生產關系到新生產關系的過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舊生產關系、樹立新生產關系的辦法實現的，在新舊生產關系沖突的基礎上，在社會新的經濟需要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思想，新思想組織和動員群眾，群眾團結成新的政治大軍，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并且運用這個政權，以便用暴力消滅生產關系方面的舊秩序，建立新秩序。

　　斯大林在談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特點時說：“簡明教程是完全另一類型的黨史。具體地說，在這里黨的歷史用來作為連貫地敘述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思想的例證。歷史材料只作為輔助的材料……這本歷史教程不平常。這是向理論問題傾斜的、向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傾斜的歷史教程。”[29]教程不僅辟專門章節論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且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思想闡述了聯共(布)的整個歷史，這使它與一般歷史教科書有明顯的區別。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作為“主要作者”的斯大林的思想政治觀點和理論修養。

　　這部教程出版后大量發行，并立即譯成多種文字，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蘇聯國內成為唯一的黨史教科書，在國外也廣泛流傳，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圣經”。可是在蘇共二十大后，它受到了冷落，而到“改革”年代更是遭到了貶損甚至咒罵。一時用各種方式炮制的歪曲俄羅斯歷史的劣質教科書大行其道，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然而將近二十年后，隨著俄羅斯國內形勢的發展和社會情緒的變化，相當多學者，甚至包括俄羅斯當局的一些人，認識到需要正確對待本國的歷史。于是2004年7月俄羅斯教育部重新出版了這部已用一百多種文字印行了三百多次、印數將近四千三百萬冊的教程作為教學參考書。這件事充分說明，盡管簡明教程不免也有缺點，個別事件的描述可能有失實的弊病，有些人物的評價也許還有偏頗的缺憾，但是它就總的傾向來說是正確的，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

　　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也十分重視。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國內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著重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進行了研究。這可從他1941年1月29日在關于新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看出來。首先他對政治經濟學下了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定義不同的如下定義：“政治經濟學是關于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發展的科學。”他在談到價值規律時說，在蘇聯經濟的條件下價值規律并不像教科書所說的那樣“已被克服”，而是仍然還起作用。他還說，由于價值規律仍起作用，還存在著等差地租之類的東西。說到這里，他強調“不必過分贊揚我們的制度，但贊揚不夠也不行”。接著談到計劃經濟問題，他說，應當簡單明了地說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在全民范圍內實行計劃經濟，而在蘇聯如果沒有計劃，一切都要垮臺，因為“在我國，計劃經濟是像人要吃飯那樣缺少不了的”。而制訂計劃的中心的第一個任務“是保證國家的國民經濟的獨立性，使經濟不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這是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第二個任務“是使工業、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計劃的任務是關閉產生資本主義的所有閘門”。第三個任務是“不讓國民經濟中出現比例失調”。會上有人問：我們有沒有商品?斯大林回答道：“既然有貨幣，也就有商品。所有這些范疇保留下來了，但是它們的意思發生了變化，它們的功能發生了變化。”[30]他還回答了其他一些問題。在這次座談會之后不久，就爆發了衛國戰爭。大概由于這個原因，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能經修改后出版。

　　衛國戰爭結束后，斯大林重新抓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編寫。開頭委托經濟學家列昂節耶夫等人負責。斯大林對他們不同寫法的初稿都否定了，便讓謝皮洛夫牽頭重新編寫。1951年7月初稿完成后，聯共(布)中央根據斯大林的指示，決定組織一次自由討論，充分聽取意見。這次討論從1951年11月開始，到12月8日結束，共有二百四十人參加，一百一十九人發言。斯大林沒有親自參加討論會，但注視著討論的進展，看了會上的發言紀錄，詢問了參加討論的一些人，寫了《對于和1951年11月討論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一文，于1952年2月1日發表。文章從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規律的性質講起，認為它仍具有客觀性質，不能“制定”、“改造”和“創造”。接著談到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問題，指出由于蘇聯還存在社會主義生產的全民和集體這兩種基本形式，“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便應當作為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必要的和極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存在著”，但強調這種商品生產“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文章在談到價值規律時說，“在有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但它主要是在消費領域內起作用，在生產資料領域里“沒有調節意義”。文章還談到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問題以及關于消滅它們之間的差別問題，指出城鄉之間和工農業之間對立的基礎已經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問題也有類似的情況，但是工農、體腦之間的本質差別將會消滅，非本質差別將會保存下來。文章還談到統一的世界市場已經瓦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加深，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它們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仍然存在。最后談到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問題。文章說：“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并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后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31]文章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2]斯大林的這兩個定義，指出了兩種建筑在不同所有制基礎上的經濟的最本質的區別。

　　斯大林除了寫上述文章外，還陸續給諾特京、雅羅申科、薩寧娜和文熱爾寫信，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和指出他們的錯誤。他認為諾特京提出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關系同生產力性質“完全適合”的說法是不對的;指出雅羅申科的主要錯誤在于過分夸大了生產力的作用，同時過分縮小了生產關系的作用;在給薩寧娜和文熱爾的信中重申了經濟規律的客觀性，指出人們可以發現，但不能“創造”和“改造”客觀的規律性。

　　斯大林的文章和書信與他十多年前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相比較，涉及面更廣，幾乎講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所有重要方面，而且論述更為全面和深入。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他說明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自不同的基本經濟規律，這對認識這兩種本質不同的經濟來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不久，斯大林的這篇文章和三封信編成《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出版。

　　斯大林關注各個學術部門的動向，發現問題就進行干預。上面提到過的他對語言學家馬爾的錯誤觀點的批判就是一例。在他的倡議下，《真理報》1950年5月至7月組織了關于語言學的討論，6月20日發表了他的《論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一文，接著又發表了他的三封回信。斯大林在他的文章里首先針對馬爾的錯誤觀點，說明了語言不是一定基礎上的上層建筑的問題。他從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基本概念講起，說道：“基礎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筑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33]他指出，任何基礎都有同它相適應的自己的上層建筑，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么它的上層建筑也會發生變化和被消滅。在這方面，語言與上層建筑是根本不同的。他舉俄語為例，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但是俄語基本上還同十月革命前一樣。斯大林又說：“其次，上層建筑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筑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筑一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34]他認為就這方面來說，語言與上層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種或那種基礎所產生的，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和各種基礎歷史的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由整個社會、各個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創造出來不是為了滿足某一階級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各階級的需要。正因為如此，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全體成員是共同的。因此作為人們交際工具的語言的服務作用，不是為一個階級服務，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為整個社會、為社會各階級服務。這也就說明，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既為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既為舊基礎服務，也為新基礎服務;既為剝削者服務，也為被剝削者服務。[35]斯大林還說，“再其次，上層建筑是某個經濟基礎存在和活動的那一個時代的產物”，“因此它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是隨著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隨著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的”;“而語言則相反，它是若干時代的產物，在這些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練起來”，所以“語言比任何基礎、任何上層建筑都生存得長久得多”。[36]最后斯大林指出了上層建筑和語言的另一個根本區別，這就是“上層建筑同生產、同人的生產活動沒有直接聯系”，而語言則相反，它與人的生產活動以及人的工作的一切領域中的任何其他活動都有直接聯系。最后他歸結為兩點：“(一)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認為語言是基礎的上層建筑;(二)把語言同上層建筑混為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37]文章還回答了語言的特征是什么的問題。

　　斯大林在這篇文章中在講語言學的問題的同時，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學說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尤其是強調上層建筑對促進基礎的形成和鞏固的積極作用，值得注意。文章還批判了馬爾派獨霸語言學界的現象，稱之為實行“阿拉克切耶夫制度”[38]，提倡自由討論和爭論。附帶說一下，斯大林也改變了對他曾經支持過的那個獨霸生物學界、排斥和打擊異己的李森科的態度，于1952年下令消除李森科在生物學界的壟斷，要求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成立實行集體領導的機構，吸收與李森科意見不同的人參加。

　　綜上所述，斯大林自從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就信仰馬克思主義，經過刻苦學習，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逐步加深了理解，后來又熟讀列寧的重要著作，全面把握了列寧的思想觀點，同時通過自己的革命實踐活動，在一些問題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斯大林不僅是一位理論家，而且首先是一位革命活動家。他不是書齋里坐而論道的學者，而是一位革命戰士。他注意理論聯系實際，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和產生的實際效果。他在闡述理論問題時，通常從實際出發，不提抽象的口號，不講空洞的大道理。他的講話、文章和著作有其鮮明的特點，邏輯性強，條理清楚，文字簡煉，語言通俗易懂，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容易為廣大群眾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受到普遍的歡迎，產生的效果就比較明顯，影響比較廣泛。

　　斯大林生前曾受到高度的贊揚，尤其是個人崇拜盛行后更是如此。他被加上諸如“天才的”、“英明的”、“偉大的”、“鋼鐵般的”、“有卓識遠見的”等等形容詞，說他為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據莫洛托夫說，三十年代卡岡諾維奇曾提出“不僅有列寧主義，而且有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在戰前的一次演講中也喊過“列寧主義萬歲!斯大林主義萬歲!”的口號[39]。“斯大林主義”這個術語是托洛茨基首先使用的，用的是貶義。而這兩人將其與列寧主義相并列，完全是肯定和贊揚的意思。斯大林得知后特別生氣，制止他們這樣做。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也要求別人這樣認為。1946年12月23日他在會見《斯大林傳略》的編寫者時說了這樣一長段話：

　　“瞧，你們寫道，我有關于戰爭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學說，而關于這一點在任何戰爭史上都寫了。也許我把這些說得更有力些，僅此而已……原來我還有關于共產主義的學說。似乎列寧只講了社會主義，關于共產主義什么也沒有說。實際上關于共產主義我說的是列寧也說過的話。再說，我似乎還有關于國家工業化、關于農業集體化等等等等的理論。實際上提出我們國家工業化的問題以及關于農業集體化等問題的功勞也正是屬于列寧的。”

　　斯大林最后說：“我們有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40]

　　斯大林這樣說，不只是由于謙虛，主要是這樣說是符合實際的，實事求是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也曾把斯大林稱為“各門科學的泰斗”和曠世的天才，這顯然也是一些過分抬高他的話。誠然，他勤學好問，博學多識，這是事實。但是就某一具體學科而言，他的知識畢竟不如這些部門的專家那樣豐富，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優勢，即能從全局來觀察某一具體部門，高瞻遠矚，更能看清問題。例如對語言學就是如此。當然也可能會有失誤，例如曾支持過李森科學派而忽視其他學派，不過他在發現問題后能夠糾正。

　　斯大林逝世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幾乎把他與列寧完全對立起來。這時有人跟著反對斯大林，又開始使用“斯大林主義”這個術語，以此來說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是與列寧主義不相容的。這些人一直持這樣的看法，到蘇聯就要垮臺、社會主義制度就要覆滅時，他們又完全被卷進反共浪潮，不僅反對斯大林，而且反對列寧和馬克思。《斯大林：勝利與悲劇》(1989)一書的作者沃爾科戈諾夫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此人在談到八十年代寫這本書時說：“我在分析斯大林現象時求教列寧，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確信，列寧的思想和過去一樣，仍在我們面前閃閃發光。這不僅是深刻的真理的特性，也是有預見性的真理的特性。”[41]可是幾年后他在《七位領袖》一書(1995)中的寫斯大林的一部分中這樣說道：“這是我們大家延續了七十年的嚴重的迷誤。須知列寧是斯大林精神上的父親。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變種、具體化和體現。我們受騙了。然而是我們自己愿意這樣。”[42]這位具有上將軍銜的原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自愿“受騙”的準歷史學家(他原來的所學專業是哲學)在《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一書中充分發揮了善于東拉西扯和編故事的特長，而且為了使他的作品給人以可信的印象，引用了許多檔案材料，可是如同一些了解情況的人所說那樣，他是選擇性地使用的，采用一些符合他的要求的材料而不用其他的材料。[43]這樣炮制出來的東西顯然是歪曲歷史和丑化斯大林的，不會有什么認識價值。

　　斯大林像所有歷史偉人一樣，是一位復雜的人物。他有他英明偉大的一面，但也不免有缺點和錯誤。他的思想觀點和政治活動都是如此。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的指導下，為勞動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頑強地戰斗了一生，建立了歷史上罕見的豐功偉績。但是他也未能完全擺脫歷史局限性和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出現過理論脫離實際的偏向，在看待某些問題上出現過一定的片面性，有時為了過分追求實際效果，采取了一些過激做法。在這樣做時，他主觀上仍舊是為了事業的勝利。因此毛主席說他“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44]

　　三

　　下面講一下斯大林如何重視干部群眾的理論學習。他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后，一直抓這個問題。1924年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他用整整的一節講理論問題。他批駁了那種認為列寧主義是實踐重于理論、不關心理論的看法，同時也指出有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歡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于環境關系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實際工作的不正常現象。他說：“理論是概括起來的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當然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的極偉大的力量;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實踐不僅了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哪里行進，而且了解這些階級在最近的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哪里行進。”[45]他列舉了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和“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等一系列著名論述，說明列寧“比誰都更了解理論的重要意義”。在這一節里，斯大林還批判了“自發”論，闡述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

　　1924年6月17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縣委書記訓練班所做的題為《關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的報告中，在關于黨的一部分里指出黨員的理論水平低落，是“我們黨的危險的缺點之一”，“原因是實際工作過于繁忙，打消了理論學習的熱望，滋長了某種至少是不關心理論問題的危險的態度”。他在舉例說明這種危險的缺點后說，黨內爭論已經把研究列寧主義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列寧的逝世使這個問題更感到迫切，加強了黨員對理論的興趣，因此“黨的任務在于利用這種對理論問題的日益增長的興趣，采取一切辦法把黨的理論水平終于提到應有的高度”。他還說：“不應當忘記列寧的話：沒有明白而正確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實踐。”[46]

　　我們記得，列寧1920年10月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青年團的任務》的講話中曾經說過，全體青年的任務，尤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其他一切組織的任務“可以用一句話來表達：就是要學習”，并且指出“青年團和所有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該學習共產主義”，還談了怎樣學習的問題。斯大林在1925年10月29日在《論共青團的任務》(答《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提出的問題)中同樣談到共青團的學習問題。他在回答共青團積極分子有沒有可能把實際工作同鉆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起來的問題時說：“毫無疑問，如果共青團積極分子不把實際工作同他們的理論學習(‘研究列寧主義’)結合起來，共青團內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帶有自覺性的共產主義工作。列寧主義是全世界工人革命運動經驗的概括。這個經驗是一盞指路明燈，它照耀著實際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給他們指出方向。如果實際工作者甚至沒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這個經驗，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會有信心，就不會認識到這個工作的正確性。如果實際工作者不研究列寧主義，不努力掌握列寧主義，不愿意把自己的實際工作同必要的理論學習結合起來，他們的遭遇就會是這樣：摸索著工作，在黑暗中工作。因此研究列寧主義和學習列寧主義，就是使現在的共青團積極分子能夠成為用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千百萬共青團員的真正的列寧主義積極分子的最必要的條件。”他承認在目前共青團員積極分子負擔過重的條件下，要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是有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不應逃避困難，不能和那些逃避困難、只找輕松工作做的懦夫那樣，必須拿出自己的力量來克服一切困難。他最后說：“耐心地和頑強地學習列寧主義，——這就是共青團積極分子應該走的道路。如果他們真想用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教育千百萬青年群眾的話。”[47]

　　這里斯大林給共青團和青年提出的主要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務。他認為建設時期除了學習理論明確方向道路和提高革命自覺性外，還需要結合各部門的實際工作學習各種科學知識。他1928年5月在共青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要建設，就必須有知識，必須掌握科學。而要有知識，就必須學習。頑強地、耐心地學習。向所有的人學習，不論向敵人或朋友都要學習，特別是向敵人學習。咬緊牙關學習，不怕敵人譏笑我們，笑我們無知，笑我們落后。

　　“在我們面前有一座堡壘。這座堡壘就叫做科學，它包括許多部門的知識。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占領這座堡壘。青年們如果愿意成為新生活的建設者，愿意成為老近衛軍的真正接班人，就必須占領這座堡壘。”他總結說：“掌握科學，培養各種知識部門的新的布爾什維克專家干部，學習，學習，最頑強地學習——這就是現在的任務。”最后他發出了“革命青年向科學大進軍”的號召。[48]

　　在號召人們進行學習的同時，斯大林重視加強教育工作，抓其中編寫高質量的教科書這一重要環節。上面提到過，他關注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尤其是聯共(布)黨史教科書的編寫。上面提到過，編寫聯共(布)黨史教科書的任務，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經提出來了。斯大林大概由于種種原因無暇顧及，編寫工作進展緩慢。大清洗運動開始后，干部隊伍的狀況隨著發生重大變化，新的年輕干部大大增加，他們的文化理論水平普遍較低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當時的黨中央領導機構部部長馬林科夫在給斯大林的一份報告里說，在州委書記這一級干部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只有百分之十五點七，邊疆區委書記中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一，市委書記中只有百分之九點七，區委書記中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49]這里雖然講的是文化水平，然而文化水平低也就不會有多高的理論水平。斯大林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上所說決定采取有力措施，抓緊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編寫，利用它作為教材加強教育，提高他們的文化理論水平。這本教程于1938年出版發行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宣傳人員和宣傳部門領導人于9月底到10月初舉行了討論會，斯大林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在9月27日的講話中說，聯共(布)黨史是一本簡明教程，這本書“朝理論問題傾斜”，偏重講理論，而在這之前黨史往往用另一個角度來寫，采取的是通過人物教育人的方法。這本教程的初稿也是這樣寫的，主要講誰表現得如何英勇，誰幾次從流放地逃出，誰為事業經受了多少苦難等等。他問道，能這樣寫教科書嗎?難道這樣能教育干部嗎?他緊接著回答道：“干部應當用思想、用理論來進行教育。而什么是理論呢?理論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知識。如果有這樣的知識，那么就有干部，而如果人們沒有這些知識，——那么這不是干部，而是徒有其名的人。”[50]他再一次說，這本教科書之所以專門偏重理論，還因為“我們的人正是在理論方面落后了”，這是由于“他們肩負著解決種種實際問題、成千上萬的實際問題的重擔，不能從實際問題的壓力下抬起頭來”，無法學習理論，因此在理論上落后了，應消滅這種落后現象。這本書就為消滅這種現象開一個頭。他再次強調干部學習理論的重要性，這樣說道：“什么是理論?這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這種知識能使人認清形勢掌握方向，而我們的人沒有這本領，成為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好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好教育他們。正因為如此，需要把重點放在我們的干部的理論教育上，放在我們的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上。”[51]

　　斯大林1938年10月10日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的討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后黨的宣傳問題的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再次談到這本簡明教程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黨史。他說：“這里黨的歷史用來作為有條理地敘述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例證。歷史資料用作輔助材料……這本歷史教程不平常。這是一本向理論問題傾斜，向研究歷史發展規律的方向傾斜的歷史教程。”他還說，書中的理論都用歷史事實來加以具體說明，而歷史事實不是臆造的，而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因此就能“更好地、更自然地展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思想”。他再次提到應該通過人物的事跡還是用思想和理論來教育干部的問題，認為“突出人物的歷史對教育我們的干部沒有任何效果，或者收效甚微，歷史應當突出思想”，“正因為如此，在簡明教程中關于人物講得很少，正因為如此，全部材料都是按照我們黨發展史上的關鍵問題，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發展的關鍵問題編排的。這更能教育人，這使得人們少去關心個別人物和領袖，這更能提高覺悟，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52]斯大林反復講《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特點，說明這是一本主要用來對干部進行思想理論教育的教材，希望宣傳教育部門能正確理解和正確使用。

　　斯大林在這兩次講話中在分析干部隊伍的狀況時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這里他所說的知識分子的概念比較寬泛，把所有通過不同途徑脫離體力勞動的人都稱為知識分子。因此在他看來，各級干部都是知識分子。他批判了歧視知識分子的偏向，這樣說道：“除非我們培育了真正的自己的知識分子并尊重他們，除非我們采取尊重分離出來的知識分子的方針，除非我們關心和尊重正在進行學習的年輕人，這些各個管理部門未來的指揮員，否則我們就會完蛋。”他還接著強調應尊重和關心職員和管理部門的問題，這樣說道：“不管怎么說，我們有八百萬職員。請設想一下。這是工人階級用來管理國家的機器，它實行著對內對外政策。怎么能不用馬克思主義精神使這機器更完備呢?如果我們輕視它，輕視在那里工作的職員，理由是他不是工人，不在車床旁工作，不是農民，不在地里干活，而在這管理機關工作，如果我們不尊重他和關心他，使他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采取輕視態度，那么我們就會搞垮國家，只能給我們的敵人帶來好處。”[53]

　　斯大林在說明對干部進行理論教育的重要性的同時，不止一次地談到這方面的工作抓得不夠，以至出現干部理論水平普遍低落的現象。他認為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甚至會把國家搞垮。這說明，他已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來看待。

　　1938年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主要根據斯大林講話的精神，通過了《關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后黨的宣傳工作的安排》的決議。決議首先講了編寫聯共(布)黨史要解決的六項任務，接著談到黨的宣傳工作的主要缺點，作出了二十六項具體決定。最后說道：“聯共(布)中央強調指出，《聯共(布)黨史》的出版應當成為我們的干部——包括黨的、共青團的、蘇維埃的、職工會的、經濟部門的、文化部門的工作人員，全體蘇聯知識分子干部——消除理論落后狀態的轉折點。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為我們黨和蘇聯人民的生活中巨大的思想政治高潮奠定基礎。

　　“我們的干部掌握以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武裝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將成為真正不可戰勝的，將在這一理論的旗幟下，在列寧-斯大林的黨的領導下，更加順利地帶領全體蘇聯人民走向共產主義的勝利。”[54]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做了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在《聯共(布)的進一步鞏固》這一部分中，有一節專門談到黨的宣傳工作以及對黨員和黨員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他這樣說道：“調整黨的成分和使領導機關接近基層工作的事情，盡可以做得很滿意;提拔干部、挑選干部和配備干部的工作盡可以做得很滿意;這一切盡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們黨的宣傳工作卻因某種緣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我們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們對提高這些干部的理論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因此而不再關心我們的發展前途，不再了解我們事業的正確性，而變成一些前途渺茫、盲目地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的事務主義者，那么我們國家和黨的整個工作就一定會削弱。在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工作部門中，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過來說，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敗，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員本身庸俗化和墮落成為鼠目寸光的事務主義者，就愈可能使他們蛻化變質，——這要算是一個定理。”[55]他在這里講了這樣一個道理：黨在自己的活動中有時各項組織工作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宣傳教育工作做得不好，提高干部的政治和理論水平的工作遭到削弱，就會出大問題。斯大林在講了這番道理后說：“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我們能夠從思想上來培養我們所有工作部門中的干部，從政治上來鍛煉他們，使他們能夠在國內和國際的局勢中毫無困難地辨明方向，如果我們能夠使他們成為有能力解決國家領導問題而不犯嚴重錯誤的十分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么我們就有一切根據認為，我們所有問題十分之九已經解決了。而這個任務，我們無疑是能夠解決的，因為我們有解決這個任務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56]斯大林在他的這一大段講話中再次講了加強對干部的宣傳教育工作、幫助他們提高思想理論水平的重要性，并認為擁有解決這個任務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可見當時他還是有信心做到這一點的。

　　上面說過，戰爭結束后斯大林重新抓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編寫。他否定了列昂節耶夫主編的頭幾稿，讓謝皮洛夫負責重新編寫，便找謝皮洛夫談話。據謝皮洛夫回憶，這次談話長達兩小時二十分鐘。斯大林對他說：“我們現在打算采取重大的經濟措施。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改造我們的經濟。要做好這件事，需要讓人們，讓我們的干部、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經濟學。而為了使他們懂得政治經濟學，需要有一本教科書。”他分析了列昂節耶夫主編的初稿存在的問題后又說：“現在的情況是這樣，除非我們在科學的基礎上培養好我們的干部，我們的人，我們的經濟工作者，經濟的領導人，否則我們就要完蛋!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因此謝皮洛夫同志，你們的工作，你們寫出來的教科書將對我國人民具有巨大意義，不僅對我國人民，而且對法國人、意大利人，對全世界也是如此。”[57]他在根據初稿的討論情況寫成的《對于和1951年11月討論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一文中專門談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國際意義，說這樣的教科書“不僅對于我們的蘇聯青年是需要的，它對于各國共產黨人以及同情共產黨人的人們是特別需要的”。[58]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初稿經過修訂后正式出版，這時斯大林已經逝世了。由于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新上臺的領導人無暇顧及，未能像斯大林設想的那樣組織廣大干部學習。可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和這本教科書卻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視。他于1958年11月9日在《關于讀書的建議》中向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這四級黨的委員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他說，讀的時候“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他還說，“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59]由此可見，在重視理論學習以利指導實際的經濟建設這一點上，毛主席與斯大林的看法是一致的。

　　縱觀斯大林的一生，他從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一直重視理論學習，刻苦鉆研理論問題。無論工作如何千頭萬緒，他始終不忘學習。只要有一點時間，他就用來學習，直到晚年，初衷不改。就是在年老多病，心腦血管出了問題，仍堅持這樣做。上面提到的他對語言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和理論的學習，就是突出的例子。他確實做到了他教導人們的那樣，“活到老，學到老”。[60]

　　另一方面，他重視干部和群眾的理論教育。可以說，他自從成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后一直這樣做。他利用各種機會和各種形式，講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和不學習理論的危害性，采取具體措施來加強干部的理論教育。可以說，這也是他一生都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他一直擔心干部的理論水平低和認識能力差將會帶來嚴重的危害。同時這也說明，盡管斯大林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收效甚微。這種情況的造成，當然一方面有客觀原因，例如由于戰爭，理論教育工作曾一度中斷。但是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應該是一個“綜合工程”，理論教育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應當把它與整個干部制度的其他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思想理論水平作為任用、考核、提拔干部的一個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和標準。這一點斯大林在他當政時期恐怕未能完全做到。在他當政的前期，由于黨內斗爭激烈，在任用和提拔干部方面，特別重視他們在這斗爭中持什么立場，是否與自己保持一致。有時思想品德和理論水平似乎并不放在主要地位。甚至在最高層也出現這種情況。例如赫魯曉夫本來是連拼寫法也沒有完全學會的半文盲，理論水平更可想而知了，卻像斯大林在一次會上批評他的那樣，還以自己仍然是工人而不是知識分子而自夸，這樣的人卻受到了重用，爬上了高位。這實際上是黨和國家內部最大的隱患。斯大林可能也知道在各級領導干部當中這樣的人不是個別的，至于干部隊伍中理論水平低落更是普遍現象。因此他在逝世前不久還念念不忘這個問題，深恐這將會給黨和國家造成毀滅性的后果。根據在十九大上當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切斯諾科夫回憶，這位老人在逝世前一兩天給他打電話說：“你們應當在最近就抓理論問題。我們的錯誤很多。我們在經濟方面可能把什么事搞錯。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能擺脫困境。要是我們在理論上搞錯了，這可能是無法改正的。沒有理論，我們就會死亡，死亡，死亡!”在說最后一句話時加重了語氣，說完，沒有告別，就把電話掛上了。[61]

　　斯大林最后說的那句聲色俱厲的話，不幸成為讖語。他逝世后，赫魯曉夫之流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改變了黨和國家總的方針和路線，把蘇聯引上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最后導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應該永遠牢記。

　　[①] 《斯大林傳略》，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49年，第7頁。

　　[②]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頁。

　　[③] 見E.古斯利亞羅夫編的《生活中的斯大林》一書，奧爾馬出版社，2003年，第34頁。

　　[④] 《斯大林傳略》，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49年，第9頁。

　　[⑤]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6頁。

　　[⑥]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86頁。

　　[⑦]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的王冠”學術出版公司，2003年，第191～192頁。

　　[⑧] 見《我們的同時代人》，1998年第5期，第200頁。

　　[⑨]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頁。

　　[⑩]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4頁。

　　[11]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3頁。

　　[12]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頁。

　　[13]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295頁。

　　[14]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58頁。

　　[15]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55頁。

　　[16]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4頁。

　　[17]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1985年，第14頁。

　　[18]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1985年，第16頁。

　　[19]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1985年，第30～31頁。

　　[20]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4頁。

　　[21]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8頁。

　　[22]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頁。

　　[23]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7～328頁。

　　[24]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頁。

　　[25]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頁。

　　[26]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頁。

　　[27]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頁。

　　[28] 見《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7～179頁。

　　[29]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60頁。

　　[30] 見《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562、564、565、567頁。

　　[31]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7頁。

　　[32]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8頁。

　　[33]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7頁。

　　[34]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8頁。

　　[35]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9頁。

　　[36]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0頁。

　　[37]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2頁。

　　[38] 指俄國十九世紀頭二十五年的殘暴的專制制度，以其推行者陸軍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而得名。

　　[39] 見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奧爾馬出版社，2000年，第311、431頁。

　　[40]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學術出版公司，2004年，第632頁。

　　[41] Д.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中譯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6頁。

　　[42] D.沃爾科戈諾夫：《七位領袖》，新聞出版社，1995年，第172頁。

　　[43] 見《俄羅斯真理報》，1996年，6月20日。

　　[44]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頁。

　　[45]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80頁。

　　[46]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4～225頁。

　　[47]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4～206頁。

　　[48]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頁。

　　[49] 見《歷史問題》，2002年，第11期，第4頁。

　　[50] 《歷史問題》，2003年，第4期，第5頁。

　　[51] 《歷史問題》，2003年，第4期，第7頁。

　　[52]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63頁。

　　[53] 《歷史問題》，2003年，第4期，第8頁。

　　[54]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758頁。

　　[55]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2～273頁。

　　[56]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3頁。

　　[57] 《我們的同時代人》，1998年，第5期，第200頁。

　　[58]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2頁。

　　[59]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3頁。

　　[60] 見《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207頁。

　　[61] 《蘇維埃俄羅斯報》，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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