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軍旅作家稱,中國甲午戰敗的根源是制度;戰爭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是現代國民意識的勝利——這是典型的文人式借題發揮,為賦新詞強說愁。其實,甲午作為一場戰事,中國在國力相近條件下敗給日本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戰略的失敗。不是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而是和平時期的軍事發展戰略。
導致中國于甲午戰敗的,是這樣連環相扣的兩個軍事發展戰略:一是當時的“重海輕陸”的戰略,二是當時海軍戰艦的發展方向。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認識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軍事差距,從而產生了軍事現代化的緊迫感。以中國當時的財力而言,軍事現代化不可能全面鋪開,只能是選擇重點發展方向。從切身的戰爭體驗出發,當時的中國選擇了“先海軍后陸軍”、“重海輕陸”的軍事現代化發展戰略。
這種選擇是相當合理的。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對中國開戰之所以屢戰屢勝,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占有海軍優勢。由于擁有強大的、富于機動性的海軍,列強對中國做到了“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想打哪就打哪”,而中國則陷入全面被動。由于壓倒性的侵略力量主要是從海上來,既是因為教訓,也是出于情勢,當時的中國選擇優先發展海軍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能夠拒敵于海外,即使陸軍相對弱小,國防效用也能實現相對最大化。
“重海輕陸”或“先海后陸”并沒有錯,錯的是當時的海軍戰艦發展思路。中國作為內陸大國,長期對海戰不熟,因此選擇了以戰艦的大噸位和高防御作為方向的發展思路。當時海軍現代化的成果,其實還是很不錯的。軟件方面,通過引進外籍教官和西式軍事訓練方法,當時的北洋海軍基本實現了近代化;硬件方面,北洋海軍艦隊成形后,曾經出訪日本,造成很大震撼,被當時的輿論譽為“新的海上強國誕生”。
這次出訪也促使日本產生了緊迫感,早有意染指大陸的日本,必須找到對付新的“強鄰”的方法。其時的日本,國力尚不如中國,無力打造一支全面超越北洋的大戰艦艦隊。但日本畢竟是海島國家,先天熟悉海戰,它很快找到了應對方案,那就是走相對小型而靈活、高速的發展路線。這是一條投入較少、卻更具實戰效用的海軍發展思路。
甲午戰爭中最關鍵的黃海海戰,就是檢驗中日兩國海軍發展思路之高下與優劣的檢驗場。這是一場對當時水平而言,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海軍會戰。此戰的結果與政治無關、與制度無關、與所謂的現代國民意識也無關,僅與當時雙方的軍事實力之強弱、優劣有關。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政治或制度因素影響了黃海海戰的結果。而此戰的結果,卻實際上決定了整個甲午戰爭的結果:如果中國勝,在失去海軍運兵機動能力和火力支持后,且還要時刻處于中方海軍艦炮的威脅之下,日本陸軍絕沒有膽量敢于孤軍深入,如此,則甲午戰爭很可能成為又一場萬歷朝鮮戰爭,中國至少可以距敵于海外,保障自己的國土完整、朝鮮權屬以及黃海海權,甚至還可能獲得更多成果;而此戰若中國敗,結果就是后人看到的甲午戰況:海軍在威海衛港內龜縮不出,本來就被滯后發展,因而現代化程度不高、戰力不強的陸軍,還要面對日軍的海陸雙重優勢,結果節節敗退,最后導致喪失了地面支持的海軍也被圍殲。甲午中國戰敗,拉開了中日兩國的差距,直接影響了兩國日后的不同走向和命運。
由上可見,甲午戰爭的結局,是中日兩國軍事實力較量的結果,是兩國軍事發展思路優劣的結果,與所謂制度、政治和國民意識關系不大。確實,當時中國的制度很有問題,也在多方面造成了長期影響。但是,不能夸大制度的作用,把什么都歸結為制度。制度不是替罪羊,也不能“決定一切”。在國家發展的思路上,不能搞“制度決定論”,一碰到問題、困難,就說是制度問題,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改制度;而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按照事情本身的輕重緩急來決定發展思路。
在思想爭論和政策爭道中,借題發揮免不了。但是,不能沒有基本底線,畢竟,歷史并非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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