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張居正執政方略
(一)強調朝廷政策必須真正貫徹執行
高拱致仕，其實只是人事上的變動，從執政理念上來說，高拱與張居正并沒有什么大的分歧，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們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高拱在隆慶那幾年的決策，張居正都參預其間，如對于俺答封貢的事，二個人的意見完全一致。要說張居正與高拱有什么區別的話，高拱比較強硬，辦起事來，不顧一切地蠻干，而張居正則比較精明，他能夠考慮到內廷的方方面面。故從隆慶到了萬歷十年，這十六年時間的政績，實際上是前后連貫的，都是著力解決嘉靖晚年留下的許多問題，改變那時對上下官吏放任自流的狀況，也就是嘉靖去世時，張居正協助徐階起草的遺詔中講到的那些事情。《明史·張居正傳》稱：
“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豐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這是對神宗而言，要遵守祖制，要親賢臣遠小人，要愛民節用，也就是約束宮廷的奢靡消費。)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群臣廷飭之，(這就是徐階去位，李春芳為首輔時，張居正上陳六事疏中的第一條，即‘省議論’，換一句話說便是‘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要‘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不要言官議論紛紛，干擾時政。)百僚皆惕息。”
“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一號令為主。”這就是他提出六事疏中的第二條“振紀綱”。第四條“核名實”，他強調“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行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至于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圖眩于聲名，毋盡拘于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講的是根據其在位時，對朝廷政策推行的實際情況考核官吏的政績，以此決定黜陟。
張居正執政的基本觀念，強調考成之法：“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他指出：“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益眇。”“上之督之者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請自今伊始，申明九章。”
這個舊章就是具體考察官員實際執行朝廷政策的政績，不僅聽其言，而且考察其如何執行以及執行的實際效果。在這一點上，張居正與王安石有差異，王安石在宋神宗時想的是如何變更舊法，他的改革是希望通過創造一系列新法來改變北宋財政窘迫的狀態，如他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都著力創建新制，以解決舊制的弊端。而張居正強調的是遵循祖制，不必紛更舊制，關鍵是要循名責實。他主持考核時，曾說過這樣一番話：
“夫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后雖有智巧，蔑以踰之矣!”
這是認為朱元璋所定的律令已很完美了，現在沒有人能超過他的成算，問題出在如何貫徹執行上面。故其云：
“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
“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按：《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里的文武，是周文王與周武王。以弓的張與弛譬喻國家的治理，一張一弛是自然的道理，張過頭了，其反彈也猛烈，弛久了，弓要散架。明代朱元璋建國時，弓弦是拉得很緊的。讀一下朱元璋的《御制大誥》及其續誥、三編，以及《大誥武臣》，便可知道其懲治貪墨是非常嚴厲乃至有些暴虐了，那時為了“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皇明祖訓序》)吳晗寫朱元璋傳，改了四次，始終不合毛澤東之意，是因為二人心目中的朱元璋完全不同。吳晗只看到朱元璋暴虐的一面，而毛澤東是著眼于他處理的對象和目的，是為了治官。正如朱元璋在《大誥》序中所言：“今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在外貪贓酷虐吾民者，窮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把弓弦拉緊懲治貪墨是為了老百姓，不能只看到他殘暴的一面，吳晗寫不好朱元璋傳的道理即在于此。朱元璋也懂得一張一弛的道理，洪武末年，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便說：“要其遞年一切榜文禁例盡興革去。”“雜犯死罪并徒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寫成書，刊布中外。”這就是對刑罰放松，可以贖罪了，這是弛。明代仁宣以后，一直是處于弛的狀態，到了萬歷初年，就不能再弛而不張了。我們建國以后，也是先張而后弛，可不能弛而不張，現在是重新把弓弦拉緊的時候了。)
“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晝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按：這是講官僚主義作風，拖拖拉拉，不辦實事。)
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眾強，下挾其眾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按：這是在講中央的號令在貫徹過程中常常阻隔于基層的習慣勢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這樣的話重則政令不出中南海，輕則等因奉此，用官話套話應付過去，政令不收實效，官員沒有紀綱的約束，那就到了應該加強集中統一和紀律約束的時候了。)”
“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按：議論過濫，莫衷一是，結果往往是互相推諉，議而不決，觀望不定，如此條件下，辦事沒有效率可言。我們是民主集中制，有時民主多一些，有時集中多一些，現在應是克服分散主義，集中要多一些了。)”
“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實者四也。(按：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重詔令，即政令要鄭重，不能朝令夕改。如果政令常出現反復和自相矛盾的現象，下面就無法執行。二是政令要明晰，不能含混不清，否則下面只能等因奉此地應付。三是政令要雷厲風行，否則看起來是號令全國，實際上連京師也格而不行，那怎能在全國推行。四是政令頒布以后，要限期考成，才能看到有沒有實效。名實一致，要由考成來明確，否則只是一陣風，躲過這一陣就沒了。)”
“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按：這些積習，要改也難。其本質還是官僚作風問題，在今天則是干部的作風問題。而作風的背后則是一個人的理想和追求的問題。如此一來，一心只惦記個人的仕途，忙著走門路、托關系，哪里會有干勁去干成幾件實事呢?故關鍵還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問題。要整頓好干部隊伍，還得擺正思想政治路線，還得講四項基本原則，還得講社會主義道路，思想端正了，干勁會有的，作風也能端正的。)”(以上引文出自《張文忠公文集》之文集三《辛未會試程策》二)
張居正執政的目標是什么呢?說到底還是孔子在《論語》中講的“足食”、“足兵”，對于當前國事的認識還是富國與強兵這二條。然而形勢的發展有其自然的趨勢，要改變既成的發展趨勢那就很難，從嘉靖到隆慶，明代積弱和萎靡不振的趨勢已經形成，上面所講的那四條弊端，便是積習，由積習而形成的趨勢，便是萎靡不振。張居正說：
“天下之勢最患于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書牘十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針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文集十一《雜著》)
這是他對當時形勢的一個基本認識，積弱的趨勢已經成型了，要扭轉這個趨勢很艱難。他講自己只能耐心慢慢改變。
(二)通過京察考核官吏
他入手的方略是整飭紀綱，先整頓官僚隊伍的作風，他借著京察來澄清吏治，整肅官風。在接任首輔的隆慶六年七月間，張居正便奏請舉行京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四品以上責令自陳。
明代的監察制度有京察、外察之分，京察是每六年一次，是對京官的考察。外察是每三年一次。如果京察與外察同時舉行，那便是大計，凡大計論處的便永不敘用。明代的科道官既糾劾他官，也包括糾察機關內部的互糾。張居正在原來京察和外察的基礎上，要考核過去下達的政令是否付諸實施，實施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務不能停留在公文的旅行上。他在萬歷元年，規定了各個衙門分置三個賬本，一本是底冊，記載一切收發文、相關的章程和計劃的要求。一本是各部送六科之備注，即底冊相關的事項，完成一件，注銷一件，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考查。這樣便能綜核名實，考成的結論可以有賬本核實，公事不再停留在紙面的公文上。政令不能僅僅通過置郵傳之四方就行了，關鍵是要認真付諸實施。比如今天的保障房建設，政府有了規劃，考成就要考核究竟建成多少，質量如何?有沒有豆腐渣工程?分配了多少保障住房，如此分配是否合理?居民對住房是否真的滿意?但事實上很多時候許多地方僅僅發一個含混的報道便束之高閣了。六科有了賬本，便可以隨時檢查，內閣亦可隨時核查，這樣月有考，歲有稽，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同時參嚴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言要以行之效果來檢驗了，那么言也會很慎重。關于張居正考成法的奏疏，神宗有一段上諭稱：
“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積年未完事件，系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系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
這樣可以大大減輕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這對于一幫坐食靡費、不能辦事的官僚主義者來說，這一切當然是剛狠苛刻，他們混日子就比較難了。張居正對行政官僚系統的改革，便是推行考成法，減少一點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這一套實打實的考核辦法，對今天考核政績還有參考意義，不是只有GDP一個指標，而是一件一件實事來審計了。
張居正考成法實施后首先在賦稅的整理方面收到實效。隆慶初年，國家的收入每年是二百五十余萬兩，支出是四百余萬兩，這樣的財政收支狀況是難以為繼的。隆慶三年，穆宗向戶部要三十萬兩銀子，內閣把財政收支的賬攤給穆宗，請求了解收支情況后，再考慮能支取多少銀兩，為了改善財政狀況，節流為先，這樣穆宗只要了十萬兩。隆慶六年下半年，張居正執政以后，首先設法限制宮庭的開支。如要修穆宗的實錄，依例有賜宴開館修纂之臣，張居正上疏免了這次公款吃喝，可以少開支幾百兩銀子。又如這一年冬天，神宗開始日講，次年正月開始經筵，元宵節要有燈火，這些都節省了，這一年光祿寺的春節供應節省了七百余兩白銀。萬歷元年十月，張居正給明神宗講課，便講宋仁宗不愛珠飾，賢臣才是寶貝。君臣二人一對一答很是有趣。
張居正說：“明君貴五谷而賤珠玉，五谷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明神宗說：“正是，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的。”
張居正表揚明神宗，他說：皇上說到這一點，是社稷蒼生的福澤。那時內承運庫太監根據嘉靖時期的舊習，請買金珠，張居正立即封還這份奏疏給神宗了。光祿寺在嘉靖末年的采辦，每年的開支十七萬兩白銀，隆慶、萬歷年間節省到十三四萬，說明宮廷御廚的開支也節省了。
(三)推行一條鞭法
節流是一個方面，考成法最有效的是開源，那就是均平賦役的負擔。張居正給當時應天巡撫宋儀望的一封信中講到蘇南地區的財稅問題。其云：
“自嘉靖以來，當國者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仆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即治貪腐還好辦，治官僚主義則非常困難。)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即蒼蠅老虎一起打。)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為私，割上肥已。(若鉆政策空子，打擦邊球，在三公消費上沒有節制，不吃白不吃，任意揮霍公共財物，慷公家之慨。)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而今權貴勢家，損公肥私，富可敵國者，何其多也。)故仆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所以砭姑息之政也。(這是改變官僚主義作風。)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此即損豪門的既得利益，富國家而益平民百姓。)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
“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全集書牘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明神宗登基以后，曾下詔隆慶元年以前的積欠一概豁免，隆慶四年以前的積欠，免三征七，隆慶五年以后的積欠，則需要征交。在考成法的規定下，征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案御史聽糾，府州縣官聽調。明代財政的狀況，經過嘉靖、隆慶兩代虛耗虧空以后，從神宗登基起，到萬歷十年，明代財政轉向富庶的階段。
在稅制方面，張居正另一個重大措施是推行一條鞭法，這實際上是差役征收方法上的改進。明代民間有差役的義務，而差役又分成力差和銀差兩種。由于差役編派不均，造成民間負擔輕重不等，所以要推行均徭法。一條鞭法，是把一個縣的力差和銀差所費加在一起，完全攤派到全縣的丁糧里面，隨同賦稅完納，然后由此所得銀兩收入由國家政府用來雇役。這樣做征收的辦法簡化了，民眾負擔也平均了。第一個提倡這個辦法的是浙江巡按龐尚鵬，嘉靖四十五年在浙江推行，以后周如斗在江西巡撫任內也曾推行。隆慶初年，繼周如斗任江西巡撫的劉光濟亦奏請在江西全境推行一條鞭法。隆慶四年十月，龐尚鵬任福建巡撫，再次奏請推行一條鞭法。所以一條鞭法先是在南方浙江、江西、福建推行，依丁糧的多少來派遣全縣的銀差和力差，好處是負擔均勻了，丁糧多的富戶負擔重了，丁糧少的負擔輕了，征收手續也比較方便。萬歷四年，張居正把一條鞭法推行到湖廣，次年他決定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推廣。那時他說：“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茍宜之，何分南北。”到萬歷九年的正月，他通過詔旨，將一條鞭法推行到全國。故一條鞭法是自下而上，逐步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推廣，最終在全國推行。要推行一條鞭法，與之相關的，是必須弄清丁糧的實際情況，丁要有戶口的編審，糧要丈量土地，田畝的所有關系弄清了，才能真正均平負擔。《明史·食貨志》稱：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歷九年乃盡行之。”
故張居正對一條鞭法的推行是有功的。
明代國家的歲入，主要是賦與役二項，賦是田賦，役是丁役，一是按田畝來分攤，一是按丁口來分攤，要分攤得合理，便必須把田畝和丁口調查清楚，負擔才能均平。洪武二十年時，朝廷命國子生等分行州縣，量度田畝方圓，確定土地主名及田之面積，這樣便在全國丈量土地，編制魚鱗圖冊，因為土地冊上有圖，確定地塊的四至和形狀，其圖若魚鱗，故稱魚鱗冊。戶口是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派役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戶口冊一式四份，一上戶部，其余府、縣、布政司各一。戶口冊因為封面是黃色的，故稱黃冊。洪武二十六年，全國調查的結果是戶一千六百零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是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弘治四年時，戶是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是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人，與洪武時相比，戶口數略有減少。土地田畝的數字，在弘治十五年，天下田土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比洪武時減少一半，實際上是被寄在豪民名下。萬歷六年全國有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戶，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田畝數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多了三百萬頃，接近洪武年間的數字。田畝數的變化，是萬歷時丈量以后，隱匿的部分被清理出來了。從這個數字的變化上，也可以看出張居正的考成法在整頓賦稅收入上還是有成效的。至萬歷六年，太倉的歲入達到四百五十余萬兩，比嘉靖時翻了一倍，從收支上講，應該說基本平衡了，這就是張居正“為考成法以責吏治”所取得的成績。“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仆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仆金亦積四百余萬。”(《明史·張居正傳》)由于財政上扭轉了虧空的局面，明朝萬歷初年的政局處于蒸蒸日上的狀態，這一切都應歸功于張居正的努力。當然，徭役是封建主義超經濟強制下，對勞動力的直接剝削，折色歸并以后，還會有新的徭役產生，一條鞭法只是一時之便利，過了一段時間還會有新的徭役再生，雜役仍會復生，稅負是無窮累積的過程。
(四)解決北方的邊疆問題
北方的邊疆，俺答互市成于隆慶五年，接下來河套地區的吉囊也請求封貢互市，于是也授吉囊都督同知，允許在河套互市。“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明史·王崇古傳》)隆慶末萬歷初，北方邊疆的中西部封貢互市，王崇古遷兵部尚書，邊鎮由方逢時接任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兩人首尾共濟，邊境安寧，正北和西部邊境得以穩定。為了處理與土蠻部的關系，張居正任用戚繼光與李成梁對付土蠻的侵擾。經過幾次戰役，與土蠻部亦達成通貢。當時遼西是戚繼光，遼東是李成梁，薊門的防守甚固。這個地區在嘉靖年間，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總督王忬、楊選皆以失律被誅。而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戚繼光、李成梁在中樞靠張居正的支持，倚任不移。史稱：“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明史·戚繼光傳》)《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譚綸、王崇古、方逢時、吳兌等人傳后贊語云：
“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于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事情是前方將士的努力，但與中樞主持政事者的支持和關心是分不開的。張居正對邊臣也采取考成的辦法，《明史·戚繼光傳》稱：
“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谷、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
對于邊防要害地區軍事將領的考成，那可要考慮到邊防軍事的實際情況，這與對一般地方官員的考核不同，那叫巡邊。隆慶六年十月，張居正接任內閣首輔以后，他把巡邊放在首位，因為這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問題。他派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視東面的薊、遼二鎮，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大、山西三鎮，派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的王遴巡視陜西四鎮，即延綏、榆林、寧夏、甘肅四鎮，這就是明代在北邊的九鎮。張居正都要親自具體過問，這三個巡視大臣都是兵部侍郎，相當于國防部副部長一級，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與張居正同年。汪道昆巡視的薊、遼是戚繼光的駐地，張居正讓其帶信給戚繼光，信中說：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啟侮。昔李愬屬櫜鞬謁裴度于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于薊事甚有關系，幸留意焉。”
那就是事先打招呼，雙方互相尊重，所以汪道昆去了以后一切順利，議額銀，增設墩臺的計劃，一切都依原先的設想得以實現。王遴去陜西，張居正也去信加以鼓勵，把事情辦妥以后，王遴便告病還鄉了。吳百朋去宣府、大同、山西三鎮，那時雙方便有一些誤會。宣大總督王崇古當時顧慮受人掣肘，吳百朋則認為自己出使是貶謫，張居正給雙方寫信疏通。吳百朋去了以后，他從以下八個方面考核邊臣：(一)糧餉，(二)險隘，(三)兵馬，(四)屯田，(五)鹽法，(六)器械，(七)番馬，(八)逆黨。這個人辦事很認真，他對宣大總督王崇古、宣府巡撫吳兌、山西總兵郭琥都指出其功過，對大同總兵馬芳則提出彈劾。明代的軍隊上上下下腐敗成風，軍費是最大的開支，總兵拿到軍費下發是層層克扣，同時又把中飽私囊所得向京官、科道賄賂，有時大學士也受賄，故舞弊貪贓比比皆是，吃空餉成風。即使高級長官不受賄，也會和他的家丁聯系。吳百朋當然能找到馬芳的問題，并加以彈劾，同時言官還彈劾宣府的總兵趙岢，這讓總督王崇吉臉上掛不住了。然而王崇古是封貢有功之臣，馬芳與趙岢還是能戰的宿將，輕易動不得。故張居正給吳百朋寫信，他首先撇清自己與馬芳和趙岢的關系，又說明為了邊防安全不能對二人輕易撤換。他說：
“仆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者。自仆在事以來，內外隔絕，幸門盡墐，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譖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兩人之狡猾無狀，仆豈不知?第以其俱嚄昔宿將，部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即有瘢類，猶可驅策而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為保全，徒以為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奈之何哉!”
最終還是將馬芳免職，張居正再去信向吳百朋作解釋，說明自己的苦衷。九邊他要派人巡視，但九邊的人選不能輕易變化，因為這牽涉到邊境的安全。守邊的將領與北方諸部的人事關系也很復雜，且這些人兵權在手，軍隊里的袍澤關系是歷史形成的情同父子，他們之間的信任關系如果因人事變動發生變化，一旦邊境多事，問題就更復雜了。李成梁是那時守衛遼東地區的名將，威鎮這個地區，他對付插漢和建州衛均有策略，卓有成效。李成梁在遼東鎮守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不下十次，然而他“貴極而驕”，“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李成梁去位以后，結果是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滿洲的努爾哈赤隨之起于遼東。萬歷二十九年，不得不重新啟用李成梁，復鎮八年，遼左少事。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處理軍隊的問題特別是處置邊防將領，應注意輕重緩急，權衡其中的利害關系。張居正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比較有分寸的，否則邊防穩不住，就會影響大局穩定。不僅張居正如此，當年高拱也是如此。隆慶三年，內閣決定派兵平定廣西的動亂，高拱用殷正茂為廣西巡撫，正茂有才，但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說：“給他一百萬，正茂也許吞沒一半，但只有他能把事情辦好。”后來是殷正茂平定了廣西的叛亂。歷史上梁武帝用曹景宗，他的部下皆“桀黠無賴”，毛澤東閱讀史書時在其傳記中批注：“曹孟德、徐世績、郭雀兒、趙玄郎亦用此等人。”軍隊里難免有流氓無賴，將領中也必然有貪黷之人，毛澤東批注：“使貪使詐，梁武有焉。”
(五)張居正對黃河的治理
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穩定，還有二個相聯系的問題，一個是治河的問題，一個是如何保障運河漕運的問題。通過運河每年運輸到京師的糧食達五百萬石左右，保障北京及邊防的糧食供應。由于運河有一段是借道黃河，故治理黃河與漕運關系密切，通過治河保障運河暢通，才能使北京的明代政治中樞和北方邊防正常運轉。
黃河，唐以前皆由北邊山東入海，北宋熙寧中，黃河改道，一分為二，一趨東南，合淮泗入海，一合濟水仍自北入海。在女真金朝統治時，北邊一條入海通道不通了，黃河都由東南合淮入海，入海口在今江蘇北面草灣以東。元末黃河泛濫，賈魯治河，便是疏導黃河向東南匯合淮河入海。關于運河的問題，那先得了解漕運的問題。元代是海運，由太倉入海，通過海道運到天津大沽口。朱棣建都北京，從東南轉運糧食到北方，仍依元舊，參用海運。但海運易遭風浪漂沒，陸運則費用太高，于是轉而通過運河漕運。這條運河分好幾段，長江以南是浙、松、蘇運道，到長江之京口(今江蘇鎮江)，江北自淮、揚至京口以南之運河，通謂之轉運河，由江都即揚州北上到淮安，謂之南河。由清河轉入黃河，沿河溯上到達豐縣、沛縣，稱中河。然后由山東到達天津稱北河。再由天津到達張家灣，稱通濟河，總稱漕河。然后踰京師而東抵薊州西北到昌平，都曾有水道通運，轉漕餉軍。這條運河成為京師和邊軍的生命線，因而保障其暢通極為重要。由于那時運河有一段路是與黃河相通的，故治河與保障漕運通暢緊密聯系在一起。運輸的困難是如何保障黃河的安流，由于黃河含沙量高，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泥沙淤積，就會填高河床。宋代都城在大梁即今之開封，河決為患，那里河床高于平地，靠河堤束水，河床高于開封城墻，這一段被稱為“懸河”，其險情可想而知。黃河決口，在南則病河南，北邊決口，病在山東。故元末賈魯治河的辦法，是導河入淮，逐淮入海。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多里運道俱淤。到了隆慶年間，黃河水暴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不定。這時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是在徐州、邳州、宿遷之間。到了萬歷四年，黃河水在清河與淮河合流，經清江浦東至草灣，再折西南，經過淮安入安東直下云梯關入海，而入海口泥沙淤積，河水入海不暢，那么河流泛溢，使蘇北之鹽城、淮安、高郵、寶應這一帶成為一片澤國。那時管理水道是二套機構，一是河道總督，一是漕運總督，一旦水道發生問題，這二個機構都不能不管，但河、漕意見往往不同。張居正則認為河、漕是左右手，要同心協力，以其共濟。而河患又有一個時間問題，黃河水落時，黃淮并流，一切沒有妨礙，黃河水盛時，淮水被逼倒灌運河，再加上高郵、寶應的洪澤湖泛濫，那么淮安、揚州一帶便成為一片汪洋了。萬歷六年，張居正采取斷然措施，先是命吳桂芳兼理河、漕，吳桂芳去世后，他讓潘季馴總理河、漕，采取借淮之清水以刷黃河之濁水，筑高堰束淮水入清口，以敵河之強，采用二水并流、海口自浚的辦法，到了萬歷七年，河工成，治河取得了成效。張居正又調整運船的時間，“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率以孟冬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明史·張居正傳》)潘季馴前后四次奉命治河，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才使河、漕都得以平穩下來，這一點與張居正知人善任關系很大。
由以上內容可知，張居正在考成、理財、邊事、河工這幾個問題上處理得比較好，為萬歷初年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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