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所推崇的意識形態，包括其所宣稱的“自由、平等、兄弟”(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等口號，總是從其社會本身的利益結構出發的。這種意識形態的形式雖然看似是站在中立立場上對整體社會進行言說，但實際上，這些意識形態理論和話語，從來都是從具體利益出發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來說，從來都是有著特定階級立場的。
在北大教授高鵬程所著的《共濟會核心組織：暗黑矩陣》明確指出，“共濟會就是‘自由、平等、兄弟’(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主張的實際承擔者。現代共濟會從產生到現在，已經運行了有近300年的時間，這段時間也是資本主義確立、發展、壯大并成為世界主流的歷史時期。在此期間內，共濟會的活動幾乎遍及全球。”
1984年秋，擔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穿針引線地安排了戈爾巴喬夫的英國之行。接待地點不是倫敦政府官邸，而是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外國領導人位于郊區的切克斯別墅，這是一個可以推心置腹的、進行特殊重要談話的地方。實際上，蘇共領袖與共濟會建立聯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時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60和70年代。自1945年至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逐漸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領導人M.戈爾巴喬夫，其他如A.雅科夫列夫、Э.謝瓦爾德納澤、Б.葉利欽等均是國際共濟會會員。
戈爾巴喬夫通過各種手段在重要崗位安插了400多名聽命于他的共濟會人員，他們從組織上合伙將蘇共推向絞刑架。1986年12月，在高爾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薩哈羅夫，接到戈爾巴喬夫電話，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為蘇聯的民主派領頭人。
秘密的英美共濟會組織制訂了針對蘇聯的具體計劃以及細節。根據拉脫維亞外交部提供的材料，僅在1985-1992年之間，西方(首先是美國)為“蘇聯民主化進程”(即消滅俄羅斯)投資900億美元。這些錢包括購買官員服務，培訓利益代理人和為他們活動支付報酬，購買特別的技術設備、資料和聘請教官等。共濟會用大量金錢支付蘇聯利益代理人的費用，包括：支付他們出國的旅費，國際消費以及各種基金會為書籍出版和文章的發表而提供高額稿酬，演講和講課費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這些代理人的活動特別活躍，尤其是在莫斯科。
在這種大背景下，1987年電影《悔悟》通過戈爾巴喬夫點頭正式上映。事實上，它成為鼓吹個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義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資本家控制的工具，成為顛覆斯大林社會主義價值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蘇共的工具。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幾年，戈爾巴喬夫為進一步推動指導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總統名義批準《新聞出版法》，宣布“新聞自由”;接著，他又發布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堅決舍棄蘇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這是亞洲新聞周刊主筆劉浩鋒在此前一篇評論文章中提到的重要信息。
我們無法證實《悔悟》的公映以及所謂“新聞自由”對于整個蘇聯的影響，但戈爾巴喬夫作為三邊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也成為馬耳他騎士團勛章獲得者——這象征著共濟會與同意背叛祖國的蘇共領導人之間關系進入一種新階段。
1990年是俄羅斯歷史上生死攸關的一年。在很短的時期內發生了國家管理制度的變化。利用過渡時期，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戰友們(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梅德韋杰夫、普里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1991年八月政變開始前夕，俄羅斯共濟會“普希金”會所的一位會員來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從敖德薩僑居國外的猶太人(其名字對外保密)。隨同他來莫斯科的還有該會所的8個會員。這位共濟會特使在8月30日開辦了新的“諾維科夫”會所。共濟會《蘇格蘭禮期刊》對“法國大民族會所推動的”這一事件表示歡迎。該期刊寫道，“這意味著，在東方集團人民中，藍色會所和蘇格蘭禮最高委員會的逐漸恢復，前進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變，秘密英美共濟會組織在俄羅斯的計劃實現了。大批共濟會成員成為葉利欽政權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葉利欽政權的政策提供指導和顧問。
在美國，共濟會為這一計劃開辦了新的活動中心，取名為“俄羅斯之家”，由俄羅斯共濟會代理人Э.洛贊斯基領導。當然，這個中心所有將在俄羅斯推行的重要決策，都是由國際共濟會中樞和中央情報局所設計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58期，摘自2014年第26期《思想理論動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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