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永安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謹以此文紀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首先發布八十周年。】

　　“永安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該論點在全國公開發表已近三年，它對長征原有的理論體系，進行了一次較為重要的修正和補充，《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人民網、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干部學習網、國務院中國臺灣網，以及福建省委黨校海西黨建網等多家主流媒體及《黨史周刊》、《檔案天地》、《三明黨史月刊》等期刊，均已相繼刊載。

　　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轉移(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世界軍事史上偉大的壯舉。對此，本文將以新觀點、新思路、新突破，進行科學細致的重點研究考證，對永安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等論述，再次提出權威的、具有綱領性的歷史文獻資料，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觀態度，進行分析、研究長征的歷史，既要認真把握總體脈絡，又不放過局部細節，為了準確科學地反映這段歷史的真實面目，現將結合前發二論，以更豐富、更深刻、更具體的史實核心價值觀，對該命題進行最后的結論性闡述。

　　為此，我們在中共黨史及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長征)研究領域，首先提出：

　　一、“三人團”（最高三人團）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圍剿”與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分水嶺。“三人團”，作為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特有領導模式，體現了共產國際的重要影響，這種模式在長征結束以后，在中共黨史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因此，在這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它的設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央蘇區的戰略中心，已經開始由反“圍剿”向戰略轉移（長征）方面轉移。

　　二、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福建永安集結地出發，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在“三人團”領導下，所進行的戰略轉移（長征）行動，已經宣告正式啟動；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央蘇區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正規的武裝抗日部隊，是中共中央“為了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派出的“北上抗日第一軍”；同時，它也是中央蘇區主力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開始。

　　三、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戰略轉移（長征）的主體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與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戰略目標，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和一致性，這種根本的、內在的一致性，決定了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行軍路線、是否最后到達目的地等表象，來對它進行判定。如果據此來分割、剝離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征史實，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長征）的歷史，就顯得不夠客觀和完整。

　　四、《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宣言書，同時在福建永安集結地、出發地的率先發布：它首次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思想方針及主張，它把從國內階級革命戰場上的退卻，變成對民族敵人的進攻。一天之內四部宣言書同時發布，這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它是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揮師“北上抗日”的政治、軍事思想理論的武器庫；它是毛澤東同志“長征是宣言書”最好的詮釋。

　　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殘酷“圍剿”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肆侵略，我黨始終堅持推行聯合抗日、一致對外的正確主張，早在1932年4月15日，就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同年4月26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宣告將“領導工農紅軍和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眾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中國共產黨為了拯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以民族大義和國家利益為重，在永安蘇區石峰村首發的《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完全秉承、光大了這一戰略思想，它首次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張，宣言還表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愿意同全中國的民眾與一切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不辭一切困難，以最大的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

　　1934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在紅九軍團的掩護策應下，從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結地出發，它標志著我黨、我軍“北上抗日”的主張，已經開始正式付諸行動。我們從北上抗日先遣隊所表現的政治主張和及軍事規模上來看，它的出動在實踐上已經拉開了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序幕，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長征)之間關系最早的體現，因此，它具有“前奏”、“序幕”、“引子”等重要的歷史地位。

　　“北上抗日”，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賦予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明確的政治、軍事方針政策，有著無比崇高的歷史使命。此后，中央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長征)時，也是堅決遵循了“北上抗日”這一既定主張，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地調整并強化這一決策，從而對中國革命戰爭力量后來得以迅猛壯大，起了一錘定乾坤的轉折作用。永安石峰村作為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長征)最早的出發地，在國家和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它具有偉大的革命歷史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一、“三人團”是第五次反“圍剿”與戰略轉移（長征）的分水嶺

　　1934年4月底，廣昌、筠門嶺等戰略要地失守以后，國民黨軍進而向中央蘇區中心區域逼近，中央蘇區的整體形勢日趨惡化，蘇區范圍內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紅軍堅持內線作戰、打破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已經變得十分困難，甚至已經變得不可能。中共中央書記處不得不決定紅軍主力將撤離中央蘇區。同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委托李德草擬了《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劃》，同時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問題，會后將中共中央計劃突圍決定的意見，報請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請示批準。6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復電，同意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紅軍主力撤離蘇區的決策，在實施戰略轉移之前，要求積極作好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6月25日，共產國際最終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的決定。隨后，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負責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的秘密籌劃工作。當時，“三人團”雖然屬于臨時性的權力組織機構，但是在實際上已經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等，一切事務的最高領導集團，因此亦稱為“最高三人團”。自從成立了“三人團”以后，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告成立的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對重大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從這一時間至長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再也沒有開過任何會議，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多數成員也被排斥在外，有關黨、政、軍及一切內外事務，均由“三人團”說了算。

　　“三人團”作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領導核心集團，掌管著中央蘇區和紅軍所有的最高權力，它的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從以上具體分工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決策核心，周恩來只是一個具體“管事成員”。

　　此前，博古擔任臨時中共中央總書記，“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李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博古由于不懂軍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軍事指揮權讓給這個外國人，李德實際上取得了軍事上的最高指揮權。現據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戰略學博士生導師、少將軍銜金一南教授的研究，李德這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其身份受到質疑，是個“假顧問”。當時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電文回復是：“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利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據當時擔任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利，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共產國際只允許他有建議。但他最后不僅有了指示權、決策權。他之所有成為中共中央的“太上皇”，完全是不懂軍事指揮的博古違背組織原則的私相授受。由于李德這種“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假身份，以及在他不切實際的親自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歷經了廣昌等幾個戰役后，中央蘇區范圍縮小，部隊傷亡慘重，幾乎拼光了紅軍主力，李德盲目作戰指揮，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博古等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由于中共中央的請示及共產國際的回電，隨著“最高三人團”的成立，李德這種“假顧問”的身份，應該還是得到了共產國際和中共兩方面的權威確認。

　　中央蘇區有關戰略轉移(長征)的一切重大問題，均由“三人團”說了算。正如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所談到的：“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據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在《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的文章中稱：紅七軍團北上，是實行新策略的一部分和開端。他還認為“新策略”的第一次實際運用，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征;第二次實際應用，就是紅六軍團西征;第三次實際的運動，就是紅軍主力部隊的戰略轉移(出征)。王明作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完全清楚地了解“三人團”的戰略轉移(長征)意圖，他將這三次行動稱為“新策略”，視為一個前后相關的整體部分。

　　在這里我們還必須看到并重點強調：由紅七軍團改編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是“三人團” 進行中央蘇區戰略轉移(長征)時，根據毛澤東早先提出的主張，精心部署的第一個重大的戰略行動，北上抗日先遣隊組建的核心領導班子，完全依據、并復制“三人團”的模式，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三人，組成部隊行動的最高“三人團”。此后，如紅六軍團及其它出征的紅軍部隊，亦多以此模式建立領導班子。

　　“三人團”，作為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專有名詞，有著非常特殊的重要的意義，它有原“三人團”和新“三人團”的區別，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會上決定取消“三人團”中，博古和李德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為解決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自發地形成了反對“最高三人團”在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3月17日，紅軍長征途經赤水河畔川黔交界處的陳福村時，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等人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亦稱中央隊“三人團”、“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三人指揮小組”等，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統一指揮，并以“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新三人團中，實際上以毛澤東為主，是領導核心人物。“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這表明遵義會議確立的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實際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當時戰爭環境中，新“三人團”是代表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是全權指揮軍事的極具權威的統帥部。

　　因此，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結地的出發，是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面臨著失敗，中央紅軍主力將被迫撤出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前奏及序曲，它在政治思想和軍事行動上，和共產國際及“三人團”的戰略意圖，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是長征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人團”作為戰略轉移(長征)期間的特有的領導模式，體現了共產國際的重要影響，這種組織模式在長征結束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我們在黨史研究中有關第五次反“圍剿”和戰略轉移(長征)時間段劃分的問題上，這是一個長期界定不清的問題。我們只有通過認真研究“三人團”的歷史性質，就能夠透過事物復雜紛繁的表象，找出其發展的本質脈絡，使這一撲朔迷離并爭論不休的問題，變得條理清晰、涇渭分明。“三人團”(最高三人團)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圍剿與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重要的、具有標志性的分水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永安蘇區小陶石峰村集結地，在紅九軍團的掩護下出發，是自“9?18”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政府，從中央蘇區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規武裝抗日部隊，使紅軍對日直接作戰的意圖付諸實施，因此是威震華夏、名副其實的“北上抗日第一軍”。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雖然“三人團”所進行的戰略轉移，在主體上時間較為匆忙、準備不足，但是，在戰略轉移整體上所表現的政治、軍事等方面中心思想，是十分明確、清晰的。至于，紅軍到那里?走多久、走多遠，雖然一時心中無數，但“北上抗日”的既定目標，“抗日救國”堅定信念，卻是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1934年7月15日，中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以及不久后的紅六軍團的西征，即明確地宣告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長征)已經分步驟開始實施。

　　根據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第221期，毛澤東同志《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31日)一文載：“中國工農紅軍的抗日先遣隊已經出動了!我們英勇工農紅軍已經以實際的行動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救中國于危亡。同時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下令全國紅軍準備隨時隨著先遣隊出發。”紅軍政治部《關于在部隊中解釋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的指示》(1934年8月4日)中提到：“我們紅軍的主力準備全部出動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1934年10月10日，中央蘇區主力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時，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1934年10月10日)，宣言稱：“我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前幾個月由福建出發北上。”此后，1934年11月30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紅二十五軍進行的戰略轉移中對外亦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

　　1934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福建永安小陶集結地出發，是“三人團”在實施中央蘇區戰略轉移(長征)計劃中精心部署的第一個軍事行動，它揭開中央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序幕。所有這些，均充分地從政治思想和軍事體制上表現了當時中共中央以博古、李德為中心代表的“三人團”，為實施中央蘇區戰略轉移(長征)的中心思想體系及戰略意圖的整體性。《毛澤東》一書的作者美?斯圖爾特?施拉，亦認為：“1934年夏初，已經基本作出了從江西撤退的決定。新政策的第一個具體表現就是1934年7月15日發表的聲明，這份由毛和朱德簽署的文件稱已派出“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擊侵略者”。

　　二、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村集結地出發，它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央蘇區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正規的武裝抗日部隊，是“北上抗日第一軍”；同時，它也是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開始。

　　關于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地，長期以來都是以紅都瑞金為準。這種論點有著較為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復雜的政治背景，大家似乎都未對此提出異議。對于如此重大的問題，所產生的黨史界和史學界的集體研究無意識，是值得我們進行認真深刻地反省。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中共黨史專家金一南將軍曾感嘆：“僅僅為了弄清他(李德)的真實身份，就用掉中國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時間”。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此類事情甚多，我們應該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竭力排除原先在左的干擾之下，形成的疑云密陣，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找出事物的客觀本質，還原歷史的本來真實的面目，在這里最需要的就是共產黨的認真精神。

　　永安小陶石峰村，原屬閩西龍巖寧洋縣蘇區，它地理位置險峻獨特，山高林密、形成天然屏障，它與清流縣的夢溪鄉(羅坊)可經安砂、半村古道毗聯，為永安、清流、連城三縣區域連接的中心地帶，是連接閩贛中央蘇區重要的戰略通道。

　　在《中央局宣傳部關于擁護紅軍北上先鋒隊的報告大綱》(1934年8月31日)中寫道：“紅軍北上抗日先鋒隊于七月十五日出發，經過永安、大田、尤溪、水口、白沙、福州、連江、羅源，追近日本強盜要求國民黨割讓的三都澳，沿途群眾積極熱烈的擁護。歡迎、慰問，要求加入隊伍。”該文件中的“七月十五日”，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濤;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等聯合發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簽署時間。同日發布的還有《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中國能不能抗日?》等三部宣言書。

　　我們在黨的許多歷史文獻中，發現大量相關的表述，均將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地點定格在福建，如原件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曾尋樂關于七軍團對打擊敵左右縱隊之意見致朱德電》(1934年9月19日)稱：“我們自閩北出發”。在紅七軍團政治委員樂少華的《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經過的報告》中，可詳細地了解到中國工農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駐扎地出發至北上行動集結地永安的真實情況。該報告稱：“當我們接到任務后，按照中央指示對行動是嚴格保守秘密的;任務是以后在行動中逐漸提出的。比如我們從瑞金出發時，在部隊中只提出繼續東線的勝利，更多消滅敵人。在蘇區幾天的時間是帶著休息性的。后來到了邊區，軍委會電令我們配合二十二師，打擊在連城向我們進攻的敵人李縱隊，結果沒有打到，第二天便繼續出發，向東行動。為了要迅速渡過閩江，這時采取了急行軍辦法。在小陶碰到九軍團，他們奉命掩護我們渡江的，并接受我們在渡閩江前所征集的資材和傷病員”。

　　樂少華的報告，為我們提供、并還原了重要的歷史細節，即：中國工農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任務，是“在行動中逐步提出的”，是按照“三人團”預先制定的行動計劃，逐步展開實施的。“在蘇區的幾天時間是帶著休息性的”，對于一次重大的軍事戰略行動，如果一出發就“帶著休息性”，顯然不符合軍事常識和邏輯，更不符合紅軍優良的光榮傳統。部隊從瑞金出發后，經過長汀、連城時，所屬番號仍舊為紅七軍團，只有進入永安小陶石峰，宣言書發布以后，方可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當日，部隊領導干部學習宣言書，受到很大的鼓舞，并迅速將宣言書內容向紅軍各級指戰員作了解釋和貫徹，并在村鎮街頭廣為張貼，向人民群眾進行廣泛宣傳。作為預先策定掩護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紅九軍團，奉命進入永安集結地當天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

　　涂通今在《回憶紅九軍團護送抗日先遣隊的“東線行動”》中寫道：“1934年7月，黨中央決定派尋淮洲、粟裕等同志率領紅七軍團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由瑞金出師經福建北上抗日。為了配合這次行動，中央命令我紅九軍團專程由江西東進到閩中北地區，護送抗日先遣隊。”涂通今對紅七軍團由駐扎地，向集結地集中的表述相當的精確到位，即“由瑞金出師經福建北上抗日”，所謂“經”者，就是“通過”的意思。

　　永安小陶石峰村，作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集結地和出發地，在中央兩個訓令等文件中均得到明確體現。七月上旬，紅七軍團尋淮洲軍團長、樂少華政委、粟裕參謀長騎馬飛馳，來到位于廣昌南新安鎮的紅九軍團駐地，同羅炳輝、蔡樹藩及其他領導一起，共同研究部隊的戰斗行動計劃。由此可見，紅七、九兩大軍團首要領導，為了執行此項任務是經過縝密的研究和部署。中共中央事先印發的《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書，也是根據任務執行的情況，充分機動預留了發布時間。紅七軍團從瑞金駐地出發，進入行動集結地小陶石峰，它在和紅九團會師以后，即宣言書發布日，方可對外公開“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部隊番號。集結地、宣言書、兩大紅軍主力的會師，這些都是構成執行這項戰斗任務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和要素。綜合以上的情況，我們正確、合理、科學的解釋就是：福建永安小陶集結地，才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執行這項重要戰斗任務的出發地。

　　通過認真研究，我們還清晰地看到，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是嚴格保密并逐步實施的。1934年7月15日《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公開發布，是行動最具有權威性、標志性的里程碑。在紅軍七、九兩大軍團萬余名紅軍的會師地——石峰，小小的村落留下了大量紅軍有關北上抗日的標語。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組織編寫、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今日長征路途集》載有：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經過石峰時住過的民房，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經過石峰時書寫的宣傳標語等圖文照片。石峰村還有保存修繕完好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舊址、紅九團指揮部舊址、紅軍醫院舊址、紅軍烈士墓舊址，以及紅軍開挖的戰壕等革命遺址遺跡。

　　從以上革命歷史文獻資料表明：1934年7月15日，隨著在永安小陶石峰集結地《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公開發布，它標志著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斗任務正式付諸實施，同時也科學地印證了，北上抗日先遣隊執行這項任務的集結地、出發地，就是福建永安小陶石峰這一鐵的歷史事實。

　　2012年4月29日，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的黨史專家石仲泉先生，親自實地考察調研后欣然提筆寫下了：“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的黨史專家林強教授，在給石峰村兩委的信中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尤其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石峰村先輩和廣大群眾為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犧牲是名副其實的‘北上抗日宣言公開發布地’(俗稱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也是紅七軍團與紅九軍團會師地之一。這已成為紅軍斗爭史上英勇悲壯的一頁，將永垂青史”。石峰村現在還保存大量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書寫的標語，以及紅軍部隊開挖的戰壕等革命遺址遺跡。

　　三、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主體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與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戰略目標，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和一致性。

　　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的主體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與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戰略目標，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和一致性。如果分割、剝離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征史實，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長征)的歷史，就顯得不夠客觀和完整。

　　1934年中央主力紅軍(紅一方面軍)為了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被迫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之后，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也先后進行了長征，完成北上抗日的戰略部署。毛澤東于1935年初到陜北后，就對紅軍長征的意義作了深刻的闡述，他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族怎么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張聞天于同年12月1日寫的《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宣言》中，稱紅軍戰略轉移為“二萬五千里空前偉大的遠征”。他對紅軍長征的目的和意義，作了如下闡述：“這個宣言(指抗日救國宣言)在全中國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是真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隊，是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為了直接領導與組織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縣先遣隊，而且于同年十月紅軍主力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遠征，最后到達了抗日最前線的中國西北地區。而這個宣言更加證明，中國蘇維埃與工農紅軍，是愿意為了中國民族最后解放而奮斗到底的。因此，這個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國人民最熱烈的贊成與擁護。”

　　1937年6月23日，朱德會見美國學者托馬斯?阿瑟?彼森，在回答他提出的有關軍事方面的問題時說：“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依靠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朱德還說：“長征損失非常嚴重，可能高達30萬”。

　　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長征)落腳點的選擇，經歷了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最初，戰略轉移(長征)開始時，中央確定的第一個落腳點是湘西根據地。但是，隨著蔣介石布置重兵封鎖了去湘西的道路。在這危急歷史關頭，黨中央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準備到川黔邊境創建新的根據地。可是，遵義會議以后，蔣介石糾集150個團的兵力企圖將紅軍圍殲于黔北地區。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黨中央又采納了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第二次改變戰略轉移方向，決定從四川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去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建立新根據地。紅軍一渡赤水后，蔣介石指揮川軍12個旅沿長江布防。毛澤東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靈活用兵，又三渡赤水，跳出了敵人苦心經營的包圍圈，創造了紅軍渡江北上的良好時機。此時，中共中央從實際出發，果斷地第三次改變行動方向，放棄了在云貴川邊境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迅速渡過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準備在川西北創建根據地。但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已經放棄了川陜蘇區，處于無后方作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審時度勢，第四次改變行動方向，決定北上陜甘，把革命大本營奠基在西北。1935年9月，紅軍到達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并獲悉陜北紅軍和根據地依然存在，黨中央決定把中央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陜北。紅軍長征途中黨中央尋求最終落腳點的過程，就是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不斷調整戰略部署的過程。

　　正是基于以上實際的復雜情況，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軍路線、方向、未到達目的地等一些客觀條件因素，來判定它是否與戰略轉移(長征)有關，葉心瑜等黨史專家認為，“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已是長征的開始”。甚至有人還提出：“它出發的名稱就稱為“北上抗日先遣隊”，這說明是它是作為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長征)的先遣隊。此后，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長征)時，以及紅二十五軍由河南省羅山縣的何家沖出發，均稱為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兩者之間是第一和第二的關系，它們都算是長征的隊伍，為什么第一支出發的先遣隊反而不算?

　　紅軍戰略轉移(長征)期間，總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調整戰略部署和策略方針，這反映了我們黨洞察時局、把握大勢、科學決策的能力和水平，也集中體現了黨的先進性。

　　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長征)開始后，黨中央逐漸排除了共產國際及黨內左的影響，撥正了歷史的航向，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國內復雜的階級矛盾，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的大旗，全面進行統一戰線的政策，正確處理長征與抗日、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系，把紅軍的戰略退卻和北上抗日有機地結合起來。紅軍沿途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沿途在宣傳抗日救國主張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高超的駕馭復雜政治局面的能力，為紅軍長征勝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最早出發的隊伍，我們從部隊的番號和一系列宣言書中，均已明確地表明它是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長征)時，最早出發的第一支、重要的先頭部隊，它雖然是從福建永安蘇區小陶集結地出發，但它與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長征)的部署，具有高度的整體和一致性，這種不可分割的整體一致性，我們不能夠簡單地以路線、方向、是否最終到達目的地等客觀因素，來否定它與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之間的內在關系。現在，許多新近出版的長征史，多有將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發，稱為中央蘇區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長征)時的序幕、前奏、引子等，中央黨史研究部門亦已將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出征路線，永安、大田等地列入中央紅軍的長征路線。總之，中國工農紅軍進行長征的主體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與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戰略目標，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和一致性。如果分割、剝離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征史實，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長征)的歷史，就顯得不夠客觀完整。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中央蘇區戰略轉移(長征)的關系，是黨史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許多權威部門出版的長征史已經完全肯定了，北上抗日先遣隊揭開長征序幕的歷史地位。但是，僅此還是不夠準確、明晰，我們知道，北上抗日先遣隊在政治、軍事上的戰略目標與戰略轉移(長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決定了它本來就是和戰略轉移(長征)之間完全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紅軍參加長征5支部隊中的重要一支”。在《紅軍長征》一書中稱：“大事記是以時間為順序，記錄長征中發生的重大事件”，1934年7月15日，《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和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后的一系列重大戰事和紅十軍會合整編及譚家橋失利等事件，均列其中。也正是由于這種不可分割的一致性，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行軍路線、方向及是否最后到達目的地，來判斷它的與否。“北上抗日”，這種政治、軍事上高度一致性，已經超越了事物的表象。1934年7月15日，《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福建永安集結地出發，它就是中央蘇區戰略轉移(長征)的開始。

　　四、《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宣言書，在永安石峰村集結地的率先發布：首次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思想方針及主張，它把從國內階級革命戰場上的退卻，變成對民族敵人的進攻。它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長征）有關抗日救國理論的武器庫

　　美國著名的記者，埃德加·斯若，說：“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敗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他還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參加長征的老紅軍戰士，93歲的袁林說：“北上抗日，一直是我們長征路上的精神支柱。”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實施戰略轉移(長征)時從中央蘇區福建永安，派出的第一支武裝抗日先遣部隊。它比中央主力紅軍的出發時間，提前了三個多月。1934年7月15日，在永安石峰發表的《為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長征)的前奏，它吹響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號角，推動了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從福建永安集結地出發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高舉北上抗日的神圣旗幟，將戰略轉移(長征)與北上抗日的有機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政治和軍事上，贏得戰略主動權的一次重大勝利。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為代表的一系列宣言書，確立了福建永安重要的歷史地位，

　　當日，同時發表的宣言書還有，《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15日)，該宣言首次向外界公開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部隊番號，該宣言稱：“我們主張：全中國民眾的總動員，武裝全中國民眾來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收復中國的失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盜匪們驅逐出中國去，打到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一切反日民眾，應團結在我們的周圍，加入我們的隊伍，幫助我們去共同進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打到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與領土完整。”

　　從永安石峰集結地出發開始，沿途一路散發的《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先遣隊告農民書》(1934年7月)、《中國能不能抗日》(1934年7月)、《聯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開到北方打日本去!》(1934年7月27日)、《掩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口號》(1934年8月10日)、《給閩東工農群眾的一封信》(1934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宣言》(1934年11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布告》(1934年11月25日)等，這批宣言、文告等，是中共中央“三人團”通過精心準備，為了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出動，特地加班趕印的宣傳材料，共有160萬份，專供先遣隊沿途宣傳和散發。這批宣言書和文件資料，共分裝380余擔，加上部隊后勤物資和炊事用具等，總共500余擔，約占部隊全員的百分之十。北上抗日先遣隊宣傳任務重，剛補充的新兵多，部隊武器裝備不足，超負荷的長途行軍，沉重的擔子需要多人輪換，加之天氣悶熱，這種狀況不能不讓該部參謀長粟裕等領導人感到擔憂。

　　北上抗日先遣隊軍團長尋淮洲，參加過著名的秋收起義，后隨毛澤東艱苦轉戰井岡山。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戰斗，擔任紅七軍團軍團長時，年僅22歲，與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齊名，號稱“蘇區雙雄”。被譽為“神猴子”。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這是毛澤東的著名詞作《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的上半闋。毛澤東在這首大氣磅礴的戰歌中點到的人物張輝瓚，時任國民黨第九路軍第十八師中將師長，是“圍剿”紅軍的前線總指揮。以張輝瓚的被捉為標志，,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宣告失敗。毛澤東詩詞“前頭捉了張輝瓚”，就是尋淮洲率領的紅軍戰士將其活捉來的。1934年7月，紅7軍團奉命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他任軍團長兼抗日先遣隊總指揮。在安徽太平縣譚家橋戰斗中，他指揮部隊同數倍于己之敵展開激戰，并親自帶一個排爭奪烏泥關制高點，不幸腹部中彈，壯烈犧牲，年僅22歲。尋淮洲在彌留之際，口中還在反復地念著：“北上抗日!北上抗日!”他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雙百”人物之一。

　　毛澤東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這是對長征意義最有代表性和最權威的論述，這對于從福建永安蘇區小陶石峰出發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來說，也是絕對的吻合。所謂“長征”就是指中國工農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進行的戰略大轉移，即撤離原來的根據地，遠征到別的地方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以求得紅軍和革命力量的生存發展并實現北上抗日。從一開始就沒有路線、方向之別，它只有戰略意圖的一致，這就是——北上抗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所攜帶的160萬份有關抗日宣傳的文件宣傳資料，是中共中央、中國工農紅軍在實施戰略轉移(長征)中，強烈表現抗日政治、軍事思想理論重要的武器庫，隨著這些宣言書的發布，宣傳資料的公開散發，先遣隊高唱著崔音波作曲的《紅軍抗日歌》，它奏響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號角，推動了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

　　我國部分黨史專家認為：從中國觀念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組建、派出的背景和戰略目的來看，它的戰略意圖，既是為了抗日，更是為了中央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事實上，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組建和派出，不論從狹義上還是廣義上來理解長征的涵義，都可以說它揭開了戰略轉移(長征)的序幕，就是長征的開始。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精神，就是“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由粟裕參謀長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突圍而出的余部為基礎，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它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主力軍，它成功地在蔣介石統治的核心區域，創建了浙南革命根據地，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創立的最后一塊根據地，也是在整個中國革命走向低潮的過程中少有的局部反攻，因而在政治上極大地震動了蔣介石政權的統治。這支繼承并深深烙有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光榮印記的部隊，最終在粟裕的率領下奔赴抗日最前線，匯入全民族抗日洪流，成為抗日鐵軍。如今在紅軍挺進師紀念碑前，建設了北上抗日出征門，原國家軍委副主席張震親筆題寫了“紅軍北上抗日出征門”匾額。這對1934年7月15日，從福建永安蘇區為執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務，而英勇犧牲的戰友們是一種最好的告慰。

　　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長征)途中，由于每天都要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歷經前所未有的困難危阻，生死存亡懸于一線。因此，中共中央有關北上抗日的系統言論較少，即便是一些黨的重要會議，如：通道會議、黎平會議、遵義會議等，也只是在討論、解決黨內眼前實際的重大問題。但是，只要戰略局勢稍加穩定，中國共產黨為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于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志書》，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倡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呼吁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后，中共中央又于11月13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中國宣言》，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這兩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在亡國滅種的面前動員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的賣國政策。重申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愿與一切抗日反蔣的政治派別、武裝隊伍、社會團體訂立抗日作戰協定，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實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以民族利益為重，毅然捐棄前嫌，倡導和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以上所有這些正確主張，均可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找到它發端的脈絡源泉，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一脈相承、融為一體。中共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沿途散發的有關抗日宣言，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長征)中，有關北上抗日思想重要的體現，是中共工農紅軍北上抗日重要的政治、軍事理論思想的武器庫。

　　《回顧長征——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會師五十周年》一書，在編寫說明中這樣寫道：“在編選過程中，我們力求反映紅軍長征的全過程及各個側面，所選文章，按照長征的總情況;紅七、紅六軍團的先遣行動，中央、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的長征;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二方面軍的長征;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陜北的順序排列。每一組文章，均以所述歷史事實發生時間的先后編排，使讀者比較系統、全面地了解長征中各路紅軍的戰斗歷程。”根據說明，粟裕《回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一文及即排在篇首。由此顯而易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為戰略轉移(長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得到黨史及學術屆的廣泛認同，以宣言為代表的永安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亦在情理之中。

　　綜上所述：中共中央經共產國際批示后，“最高三人團”的設立，是第五次反“圍剿”與戰略轉移(長征)的分水嶺，中國工農北上抗日抗日先遣隊的出動，是中央蘇區派出的第一支武裝抗日部隊，被譽為“北上抗日第一軍”，1934年7月15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的發布，是此次北上抗日先遣行動的法定時間。

　　永安石峰，作為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戰略行動宣言書的發布地和集結出發地，只要是具備其中的任何一項，即可構成：——永安是長征最早的出發地。

　　紅軍萬歲!

　　長征萬歲!

　　北上抗日先遣隊萬歲!

　　安孝義

　　2014年7月15日 于福建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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