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宮：蘇聯社會收聽敵臺現象揭秘

　　提起收聽敵臺，出生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公民，大概都不會陌生，或者本人，或者自己的親朋好友中或曾有人有過這種經歷。而所謂的敵臺，則是與我國處于敵對狀態的那些國家的電臺，早先有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電臺，后來曾經一度被視為中國人的“老大哥”的蘇聯人的電臺由于中蘇兩國政府關系的惡化、破裂也被歸為敵臺之列。其實，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曾出現過收聽敵臺的現象，本文所要介紹的乃是俄羅斯解密檔案中所披露的二戰結束后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一時期蘇聯社會收聽敵臺的相關情況。

　　戰后蘇聯社會開始出現收聽敵臺現象

　　事實上，自蘇維埃政權誕生之后，蘇俄就存在收聽敵臺情況，或者是潛伏的別國間諜通過收聽敵臺接受指示和任務，或者是蘇俄政權的國家安全部門出于跟蹤、分析敵情之需而監聽敵臺。然而，收聽敵臺作為一種現象開始出現在蘇聯社會，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事情。

　　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反映了這一點，比如，出生于1893年的В.А.維德蒙特的卷宗就明確記載道：“在1945—1953年期間，維德蒙特對黨進行了批評，并且懊悔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還批判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勸告熟人不要入黨;維德蒙特還轉述‘美國之音’的報道內容。”出生于1898年的烏克蘭人А.Н.謝爾巴丘克的卷宗中也清晰地記載道：“自1946年起，謝爾巴丘克經常收聽‘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無線電臺的報道，并且向熟人轉述這些報道的內容。”又如，猶太人Х.А.格拉德施泰因—切爾塔克的卷宗中也明確地記載道：“自1946年起，格拉德施泰因—切爾塔克開始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無線電臺的報道，對低下的生活水平經常表示出不滿情緒，經常抱怨商店里沒有東西可買和面包質量差，等等。”再比如，親身參加過反法西斯戰爭并且在戰爭中受傷而殘疾的П.М.奇庫的卷宗中也記載道：“在1947—1952年期間，奇庫對斯大林提出批評，他還轉述境外無線電廣播的內容，在村圖書室里朗誦反蘇詩歌。”

　　上述幾份檔案材料表明，早在1945年、1946年、194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后不久，蘇聯社會就已經開始出現收聽敵臺現象。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這一時期的蘇聯社會開始出現收聽敵臺現象?

　　打出國門的紅軍官兵的國外見聞對蘇聯民眾思想的強烈沖擊

　　這主要是由于1941年6月22日爆發的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戰爭的影響，在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中蘇聯軍民奮起同入侵的納粹軍隊進行殊死的搏斗，在長達四年之久的這場戰爭中，千千萬萬蘇聯軍民跨出國門，親眼目睹了蘇聯之外的世界及其人們的生活，親身領略了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跟盟軍打交道的過程中對英美等國的情況有了最初的真切了解和認識，從而不由自主地要將蘇聯人民的生活狀況與他國人民的生活狀況比較一番，比較的結果是：社會主義蘇聯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遠低于這些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進而對蘇聯國內長期以來的相關宣傳內容產生了質疑。

　　特別是這場戰爭使得來自蘇聯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年齡不一的紅軍官兵們有了交流各地各行業真實情況的機會和平臺，一經交流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吃不飽飯、餓肚皮的不僅僅只是自己所在的集體農莊的莊員，物質匱乏也不只是自己所居住城鎮獨有的情況，而是全國都存在的普遍現象。于是，這些用血肉之軀捍衛祖國獨立和安全的千千萬萬蘇聯紅軍官兵自然會格外關心戰后國家的命運和自身的未來，特別是在親眼目睹了蘇聯之外的世界、對國內外的各種情形作了種種對比之后，思變之心就越發迫切了。

　　除了打出國門的蘇聯紅軍之外，還有在戰爭中淪為納粹軍隊俘虜的大量蘇聯紅軍官兵和老百姓也被強制押解到蘇聯境外，這些人也親身領略了蘇聯之外世界的真實面目和實際情況。隨著戰爭結束之后千千萬萬跨出過國門的蘇聯軍民返回蘇聯各地，他們在國外的所見所聞也隨著他們被帶進了國內城鄉各地，他們的親身經歷和生動形象的講述通過口口相傳開啟了蘇聯國內各階層民眾的世界視野。

　　一方面是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受到千千萬萬跨出過國門的蘇聯軍民關于國外見聞的強烈沖擊和深刻影響，二者的結合使得蘇聯民眾期盼改革，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越發熾烈了。戰后初期，蘇聯農村廣泛流傳著集體農莊將要解散的消息。廣大集體農莊莊員之所以期盼解散集體農莊，實在是因為長期以來集體農莊制度窒息了蘇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民們既無權決定生產什么，也無權決定自己的勞動產品如何分配，所生產出來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必須悉數按照國家規定的低廉價格上繳國家，自己卻不得不時常忍受饑餓的煎熬和折磨。

　　然而，蘇聯領導人則不愿意順遂民意進行變革，在他們看來，蘇聯之所以能夠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恰恰是因為蘇聯戰前的各種制度和政策是有生命力的。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發表的演講中明確指出：二戰的結果表明，“獲得勝利的是我們的蘇維埃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在戰火中勝利地經受住了考驗，并證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蘇維埃社會制度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穩固，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比任何一種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優越的社會組織形式。”因而，戰后蘇聯非但不會改革，反而會加強貫徹戰前的各種制度和政策。這樣一來，廣大民眾所期盼的變革，便無從談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戰后蘇聯社會開始出現了收聽外國電臺現象，這成為戰后蘇聯民眾化解心中痛楚、賴以自我精神慰藉的一種無奈之舉。

　　戰后初期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現象之特點分析

　　首先，戰后初期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的主體，主要是曾經在偉大衛國戰爭中跨出過國門、親眼目睹了蘇聯以外世界的蘇聯紅軍官兵;在戰后蘇聯領導人發動的整肅運動中備受歧視和凌辱的蘇聯猶太人;在一次又一次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中遭受壓制、摧殘的蘇聯知識分子;以及既承受著沉重的生存和生活壓力，又忍受著政府的嚴酷管理和高壓控制的蘇聯工人。相比較而言，文化水平較低、眼界相對狹窄、對集體農莊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并且很難搞到收音機的集體農莊農民們則很少收聽外國電臺。

　　其次，收聽外國電臺者往往喜歡向別人轉述他本人從外國電臺中偷聽到的內容。這里必須談及蘇聯人普遍存在的一個生活惡習——酗酒，由于地處嚴寒，蘇聯人往往喜歡喝酒精度較高的烈酒來御寒，且常常會喝醉。眾所周知，無論哪個國度的人，只要喝醉了酒，其言行表現一般就會不同于往常，平時行為做事比較謹慎，在喝醉酒狀態下就會變得口無遮攔;清醒狀態下絕對不會說的話、做的事，在喝醉酒狀態下就會說出來、做出來。相當多的收聽外國電臺的蘇聯人往往就是在喝了酒或者醉酒狀態下向熟人或者同事轉述了他本人從外國電臺中偷聽到的內容，于是就會被人告發而鋃鐺入獄。比如，居住在莫斯科市的В.И.博利亞諾夫，他的檔案卷宗就清晰地記載著他獲罪的經過：“在喝醉了酒之后，博利亞諾夫撕毀了4張刊登著斯大林畫像的悼念報紙，還與朋友們一起散布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無線電臺的報道內容。”

　　第三，是收聽外國電臺者往往因知情者告發而失去自由。解密檔案卷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出生于1910年、居住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考納斯地區的З.С.斯塔納伊季斯的檔案卷宗記載道：“斯塔納伊季斯收聽并轉述美國無線電臺的報道，并威脅告發人說：當蘇維埃政權在立陶宛垮臺之后將對其進行鎮壓。”又如，出生于1911年、居住在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雷布尼察市的Я.Д.戈林的卷宗中記載道：“自1951年起，他開始收聽以色列電臺的宗教廣播;在與見證人交談時，戈林‘建議他研究一下摩西的繼承者——伊希的學說，同時還說，馬克思的學說只是關于政治的，而真正的學說是伊希的學說’。”

　　第四，是收聽外國電臺者往往表現出情緒化的過激言行。

　　情緒化言行之一，是批評或者辱罵蘇聯領導人和蘇聯的社會制度。

　　情緒化言行之二，是毀壞蘇聯領導人畫像。

　　情緒化言行之三，是給蘇聯領導人或者蘇聯國內的一些重要報刊寫匿名信，闡述自己對國內現狀的不滿或者分析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源。比如，居住在弗拉基米爾州科夫羅夫市的А.К.博利沙科夫，“自1951年開始收聽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無線電臺的報道”，“1952年3月1日，給維辛斯基(時任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寄發了一封匿名信，而在1952年春天，又給《真理報》寄了一封匿名信。博利沙科夫給維辛斯基寫道：你在聯合國大會上批評美國的制度，而我們這里的制度比人家的還要差;在給《真理報》的信中，博利沙科夫寫道：‘睜開眼睛吧，編輯同志，請看看實際情況吧，我們這里都干了些什么，讓我們依靠人造奶油、數字和空話過日子，快關閉在聯共(布)市委和州委里的地下商店吧。你們害怕真相、不相信人民，正因為如此，你們才封鎖了外國的無線電廣播’。”

　　情緒化言行之四，是給國外無線電臺寫信，傾訴自己對蘇聯國內現實的不滿，并闡發自己的見解。比如，出生于1928年、居住在克里木州辛菲羅波爾市的Б.М.阿基姆奇科夫“給‘解放’無線電廣播電臺寫了一封信，說真理‘已經被共產黨人踐踏了、歪曲了’，‘共產黨人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了一望無際的饑餓荒原。’”

　　情緒化言行之五，是一些收聽外國電臺者跟駐蘇聯外國使領館及其工作人員進行聯系，以期實現自己的出國愿望。比如，出生于1904年、居住在尼古拉耶夫市的В.Д.魏因什托克和出生于1903年、商業基地包裝工人М.И.克拉因斯基“經常收聽外國無線電廣播的報道，尋找前往以色列的途徑，準備并打算給以色列總統和總理大臣寄發含有以下內容的信：‘如果以色列國家政府認為需要和能夠與真正具有獨創精神的猶太人建立聯系的話，那么，我們將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通過自己的全權代表，闡明我們在這方面的準備情況。’”后來，В.Д.魏因什托克于1954年7月26日死于監獄的醫院里。

　　情緒化言行之六，是制作并散發傳單等方面。比如，出生于1939年、居住在里加市的А.Ю.奧列斯托夫“在外國電臺報道的影響下，制作了傳單，聲稱蘇聯人物質生活水平低下、工資制定不合理，還在他母親工作的馬戲團巡回演出期間，在蘇聯各個城市散發了15份這樣的傳單和信件”。

　　戰后初期蘇聯政府應對收聽敵臺現象的對策和舉措

　　根據解密檔案文件來看，在戰后初期，蘇聯政府應對蘇聯社會出現的收聽敵臺現象的對策和舉措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禁止蘇聯人民收聽美英等國電臺報道，一經查獲即予以逮捕。

　　第二，從技術層面對敵臺實施無線電干擾等措施，讓蘇聯人不易收聽到敵臺的報道。比如出生于1908年、居住在濱海邊疆區納霍德卡市的С.П.穆欣“多次傳播匿名的手抄材料：‘美國之音關于蘇聯真實情況的報道要比蘇聯報刊、無線電廣播和其他鼓動宣傳中多得多，這就是為什么特種氣質的共產黨員以極其兇狠的手段聲嘶力竭地干擾美國之音的無線電波的緣由……’”再如，蘇共黨員、居住在弗拉基米爾州科夫羅夫市汽車學校教師А.К.博利沙科夫“在1952年夏天給《真理報》寄發了一封匿名信：‘……你們害怕真相、不相信人民，正因為如此，你們才封鎖了外國的無線電廣播。’”這些檔案文件間接地反映了蘇聯政府從技術層面干擾外國無線電臺電波情況的存在。

　　第三，通過在蘇聯各地區各階層各行業人員中物色并發展國家安全部門的線人，查獲收聽敵臺者。曾經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多年的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基奇欣后來回憶證實說：“有些人同我們合作是希望利用國家安全委員會將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關如何改善我們生活的建議傳達給國家領導人。還有一些人是希望生活得好些或得到些物質享受。我們幫助他們出書、出國、獲得住房、安裝電話。”

　　實際上，相當多的收聽敵臺者被蘇聯國家安全部門查獲，都是因為有知情者的告密和揭發，比如，出生于1905年、原先居住在伏羅希洛夫格勒州卡季耶夫卡市的А.Н.阿韋爾科夫的卷宗就赫然記載道：“1950年12月17日，在地方蘇維埃選舉期間，阿韋爾科夫向投票箱里放入了兩份反蘇內容的便函……根據見證人的證詞顯示，阿韋爾科夫還定期地收聽外國無線電廣播的報道。”又如，出生于1919年、原先居住在阿爾泰邊疆區魯布佐夫斯克市的工廠倉庫管理員Ш.М.利布拉杰爾的卷宗中記載道：“利布拉杰爾經常向自己周圍的人宣傳‘美國之音’所報道的內容……以下內容摘自于見證人的證詞：‘利布拉杰爾是一個有些特別的人，他什么也不喜歡，每次當談到在資產階級波蘭的生活情況的時候，他總是說：是的，那才叫生活，而我們這里叫什么生活，也就是活著。’”

　　第四，偵查收聽敵臺者的各種不軌行徑，并對當事人進行懲治。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等部門組織力量對收聽敵臺者給蘇共中央或蘇聯政府領導人寫匿名信、給《真理報》等重要報刊寫匿名信、給外國無線電臺寫匿名信、跟駐蘇聯外國使領館工作人員進行聯系、制作并散發傳單、成立非法組織等行徑，進行偵查、取證，并對當事人實施懲治。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促使蘇聯社會出現較大規模收聽敵臺現象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在大會結束后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在這份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違背、踐踏社會主義法律的種種事實進行了翔實而深刻的揭露和抨擊。秘密報告引起世人震驚，同時使蘇聯民眾陷于震驚、仇視、憎恨、失望、疑惑、苦悶情緒的糾結之中，在這種復雜情感的驅使下，很多蘇聯公民開始收聽外國電臺。比如，居住在馬加丹州的М.К.帕爾菲奧諾夫就是“自1956年夏季開始收聽國外電臺的廣播”，居住在扎波羅熱州的Н.М.瓦西里琴科也是“自1956年夏天起，向工人們轉述外國無線電廣播報道的內容”，居住在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葉先圖基市的И.И.希基洛夫也是“在1956—1957年期間收聽并向他人轉述外國廣播的報道內容”。

　　1956年蘇共20大之后，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現象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往往是蘇聯國內或者國際社會發生了重大事件之后，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廣播的人數就會劇增。比如上文敘述的1956年2月蘇共20大的召開以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就使得蘇聯國內收聽外國電臺的人數一下子增多起來。再比如，1957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的召開，也引發很多蘇聯公民收聽外國電臺報道，居住在薩哈林州的И.Е.馬留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檔案卷宗證明了這一點：馬留廷“收聽了‘美國之音’廣播的報道，表示不贊成1957年七月全會的決定”。國際社會發生重大事件，同樣會促使蘇聯國內收聽外國電臺人數劇增。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發生，就使得蘇聯國內收聽外國電臺的人數一下子增多。

　　第二，與偉大衛國戰爭結束后初期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的人員構成相比，蘇共20大之后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者多為知識分子和工人，而在戰后初期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人員構成中占有很高比重的蘇聯軍人和猶太人，則并不多見。收聽外國電臺報道的蘇聯農民仍然很罕見。

　　第三，收聽外國電臺者開啟了自由、自主思想的進程，對現實蘇聯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反思往往不自覺地觸及到制度層面。比如，有收聽外國電臺者對蘇共和蘇聯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進行思考，居住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境內的林產化學企業試驗員И.И.卡爾多納斯，“在1956—1957年期間，收聽‘美國之音’，給那里寫了5封‘民族主義內容’的密信，并按照提示的地址寄出。在信中請求用立陶宛語言對青年廣播，說‘他們已經忘記了本民族的語言、立陶宛民族的生活習慣和風俗’。”一些收聽外國電臺者還對蘇聯的教育體制、選舉制度、民主問題等方面進行了自己的思考。

　　第四，相對于戰后初期，收聽外國電臺者情緒化言行和過激舉動升級、加劇。具體表現在謾罵蘇聯領導人和蘇聯的政策和制度、撰寫并散發傳單、部分收聽外國電臺者千方百計試圖逃離蘇聯。

　　極少數收聽外國電臺者鋌而走險試圖劫持飛機離開蘇聯前往其他國家，比如，出生于1942年、居住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克萊佩達市、飛機場工作人員、共青團員А.И.米卡勞斯卡斯和Г.А.科亞利斯兩人，伙同他人，于“1962年4月10日夜里，把飛機場的值班人員捆起來，奪了一架飛機企圖飛往瑞士。由于沒能發動飛機馬達，他們只好開了一輛公共汽車前往波蘭邊界，打算向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請求政治避難權并通過廣播發表反蘇聲明”。出生于1959年、居住在塔林市的В.И.莫納斯特爾拉，伙同妻子Л.Д.莫納斯特爾拉及雜工С.Н.皮魯琴科成功逃離了蘇聯，他們的檔案卷宗記載道：他們三人于“1985年9月7日乘橡皮船從蘇聯逃往芬蘭，并從芬蘭轉到了瑞典”。

　　一些收聽外國電臺者，公開號召推翻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權，少數收聽外國電臺者威脅要對蘇聯領導人和基層黨委書記實施謀殺行動，比如，居住在烏里揚諾夫斯克市的警察局民警Ю.М.馬約羅夫，于“1963年2月給蘇共州工業委員會書記寫匿名信，批評糧食狀況，同時還含有恐嚇;1963年12月，又給這位書記寫了兩封恐嚇信，同時給國家安全委員會分局寫信說，有人準備謀殺黨的州委第一書記”;居住在埃里溫市的亞美尼亞大學生С.А.梅爾科尼揚，“被指控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寫了匿名信，威脅要謀殺他和阿塞拜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居住在科斯特羅馬市的俄羅斯人В.Н.科切托夫，則在“1971年1月17日在蘇共科斯特羅馬市委大樓里制造了爆炸”。

　　極少數收聽外國電臺者在跟國外電臺、外交官們打交道的過程中與境外情報機關發生了聯系。比如，原先的蘇聯內務部工作人員Г.В.科貝托夫，“在1976年8月21日夜里，潛入美國駐蘇聯大使官邸，請求提供政治避難和幫助非法出境。向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通報了一系列機密情報”。居住在列寧格勒市的工廠檢查員、蘇共黨員Л.Я.盧布曼，“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交了積極開展反蘇破壞活動的建議信，在這份文件中還敘述了一系列包含國家機密的情報”;集體農莊土壤改良技師、蘇共黨員П.Н.迪姆琴科，“1984年6月，給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寄了一封掛號信，‘自薦可以為收集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情報效力并且附上了1983年8—12月在基輔市第408醫院治病時……記下的軍事情報’。”所有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都受到了蘇聯政府的相應懲處。

　　1956年蘇共20大之后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現象及其特點，特別是蘇共20大之后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者情緒化言行和過激舉動升級、加劇的種種表現，暴露了當時蘇聯社會客觀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揭示了蘇聯社會所蘊含的復雜的社會矛盾，反映了蘇聯社會所潛藏的深刻的社會危機和嚴重的政治危機。

　　首先，很多收聽外國電臺者對長期的低水平的物質生活狀況表達了強烈不滿。比如，集體農莊莊員、居住在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區的М.К.卡納耶夫就抱怨說“蘇聯的生活要比沙皇俄國的生活糟糕”，并且認為這“應該歸罪于共產黨員，應該將他們與赫魯曉夫一道都絞死”;而居住在高爾基州的Ю.М.日爾科夫，則認為“要改善生活就應當消滅這個制度”，“將共產黨員統統打死”。

　　第二，民族問題、民族危機已經開始顯現，很多收聽外國電臺者的檔案卷宗中都反映了這一點。比如，立陶宛人、居住在維爾紐斯市的И.И.達舍拉斯，“自1956年起給各種機關寫信，稱立陶宛是俄羅斯的殖民地，法西斯劊子手已經受到了懲處，而蘇聯的法西斯分子卻逍遙法外。”拉脫維亞人Э.Э.利日博夫斯基，則用英語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信，“請求幫助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人民獲得獨立”。吉爾吉斯人、地質技術員М.喬特卡拉耶夫，“從1962年起，在交談和寫給蘇維埃機關、外國及蘇聯公民的信中斷言：中亞各族人民受俄羅斯人的壓迫，號召為爭取吉爾吉斯脫離蘇聯而斗爭”。愛沙尼亞人Т.Э.帕夫列、П.В.貝伊克利克，在“1963年2月28日、5月1日、6月23日、8月7日和11月1日，在塔林市散發了號召爭取愛沙尼亞脫離俄羅斯人的傳單”。摩爾達維亞人Г.П.穆魯久克，“自1966年3月起，在熟人中間多次表示主張摩爾達維亞脫離蘇聯”;塔吉克人К.扎基羅夫，“多次在水泥制造廠的工人和其他人員中間進行鼓動，挑起對俄羅斯人的仇恨，傳播各種誹謗，旨在反對黨和政府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這些案例表明：早在1956年蘇共20大之后，蘇聯國內民族問題和民族危機就已經開始顯現，一些地區對俄羅斯人和莫斯科政權的敵對和仇視已經比較深，要求獨立的民族越來越多，去蘇聯化、去俄羅斯化傾向和趨勢越來越明顯。

　　第三，民眾對蘇共及蘇聯的社會制度和政策不滿。比如，居住在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什帕科夫斯基區的Ф.И.舒馬科夫，對集體農莊制度提出了批評：“1961—1962年，在集體農莊莊員中謾罵共產黨員，說應該把他們統統絞死，正是因為共產黨員，集體農莊莊員才生活貧困，對限制副業和禁止集體農莊莊員喂養牲口感到憤怒。”居住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市的М.М.科努霍夫，則號召人們為爭取言論和報刊自由而斗爭：“公民們!為推翻蘇維埃政權、確立列寧主義原則而斗爭吧!為消滅警察機關，為爭取正義以及行動、言論和報刊自由而斗爭吧!”

　　第四，民眾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出現危機。比如，居住在哈巴羅夫斯克市的И.Р.烏爾科夫，在“1963年9月底寫了一份聲明，要轉手寄給美國總統，稱：‘通過對自己懂事之后的生活進行仔細的分析，我得出了結論：奠定蘇維埃制度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不過是欺騙人民的幌子，目的在于讓共產黨員自己發家致富’”;而居住在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阿穆爾河畔上的共青城的俄羅斯鉗工А.Л.阿瓦科夫，則在1969年3月16日指出：“數百萬善良的人們加入到了共產主義的戲劇中，但是任何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就是蘇維埃制度永遠軟弱和不能長久有力的原因所在。”

　　蘇共20大之后蘇聯政府如何應對收聽外國電臺現象

　　蘇共20大之后，蘇聯政府如何應對收聽外國電臺現象呢?

　　首先，加大無線電干擾力度，影響收聽外國電臺的收聽效果。一系列檔案卷宗內容反映了這一點，比如，電力機車司機С.М.拉普捷夫的檔案卷宗中記載的他給政府機關所寫的匿名信內容，就揭示了蘇聯政府對外國電臺實施無線電干擾的情況：“共產黨員害怕‘美國之音’的真實報道，因此對它們實施了干擾”;居住在阿什哈巴德市的電工А.В.葉梅林于“1962年9月22日，在警察局里謾罵蘇維埃政權，說‘蘇聯人民是一群綿羊，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害怕真理，因此對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的報道進行干擾，只有在國外才有言論自由，在我們這里沒有’”。

　　其次，嚴禁收聽，對違反者實施懲處。前文所披露的種種收聽外國電臺者案例資料，全都是他們被捕入獄之后個人卷宗中所記載、披露的翔實情況，這已經足以證實違反禁令收聽外國電臺會受到懲處、失去自由。

　　一些技術人員因為粗心、疏忽造成外國電臺被蘇聯公民接收并收聽，也會獲罪入獄。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解密檔案文件中就記載了幾起因為粗心、疏忽造成意外事件而獲罪的情況。比如，阿克糾賓斯克州克柳切沃地區博戈斯洛夫卡鎮通訊處負責人А.С.雷先科的檔案卷宗中就記載道，“1953年3月15日夜至3月16日，雷先科在村無線電站值班期間，把‘美國之音’的報道通過無線電網轉播給了村里，并實況轉播了這種報道15分鐘之久”，盡管他申辯這是由于自己疏忽而無意造成的失誤，但他還是被捕入獄了，一直到1954年10月30日才被改判并獲得減刑。

　　無獨有偶，居住在塔林市的水上救助站馬達工人В.Х.維亞因薩魯也因為自己的疏忽而獲罪，他的檔案卷宗記載道：他在“1968年8月26日，在浴場救助站房間里，搜索到了‘美國之音’頻道并開始收聽，卻不知道收音機已經跟轉播網接通了，結果報道內容通過擴音器在浴場上播送了五六分鐘。”他也因此被捕入獄。

　　隨著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葉中蘇兩黨關系的日漸惡化，中蘇兩國親密的兄弟關系也逐步演變成了彼此敵對的關系，兩國的電臺自然也成了彼此的敵臺，收聽對方的電臺也會獲罪。1967年2月7日晚上，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帕爾季贊斯克區維爾什諾鎮地方無線電臺的值班員，未及下班時間到就提前溜號了，結果喝醉了的安裝工開始“無聊地轉動無線電轉播裝置上的按鈕”，導致接通反蘇內容的北京電臺廣播持續10分鐘之久。肇事者被開除并被立案偵查。

　　第三，是加強意識形態控制。1956年12月19日，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向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州、市和地區黨委下發了題為《關于加強黨組織在群眾中開展政治工作和擊退反蘇敵對分子的攻擊》的公開信，公開信號召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的共產黨員“明辨是非，捍衛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警惕敵對分子的陰謀，依照蘇維埃政權的法律制止各種犯罪活動。”

　　1964年10月接替赫魯曉夫上臺執政的勃列日涅夫同樣對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社會開啟的自由思想潮流感到憂慮和恐懼，他在1966年11月1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關于蘇聯國內意識形態狀況問題的會議上指出：“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中，有一個領域我們做的還很少，這就是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的意識形態工作。”他責成書記處“充分考慮今天政治局會議上交換的意見，然后擬定一份旨在從根本上改善我們全部意識形態工作的具體計劃，并要規定完成期限和負責人員”，“一句話，所有黨中央書記，所有政治局委員都要投入這項工作”。

　　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決定采取強制措施，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整肅。1967年5月19日，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筆者注)主席，1967年7月克格勃第五局成立。根據自1977年起就在第五局工作的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基奇欣披露，第五局有一個處專門負責同自由電臺作斗爭。

　　多年擔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長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憶錄中作了披露：1967年5月安德羅波夫開始擔任克格勃主席之后的一天晚上10點鐘，安德羅波夫同他進行了第一次會談，提出讓博布科夫出任新組建的意識形態反顛覆局第一副局長，同時還闡述了組建這個局的目的和動機：“這個局是基于目前局勢而建立的。現在敵人正在對我們發動一場強大的心理攻勢，這是一場真正的意識形態戰爭，要解決的是誰勝誰負的問題。我們共產黨人立場堅定，有決心鞏固蘇維埃國家，而我們的意識形態戰線上的敵人殫精竭力地破壞我們的國家。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工作計劃和方法，掌握國內的形勢，了解人們的情緒，這很重要。我們必須利用各種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機關、社會團體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們的特工機構，除了那些表面文章，還有秘密的手段，而我們的機關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為了有效地開展工作，克格勃第五局必須在社會各階層為自己物色、發展大量的諜報人員，亞·尼·基奇欣的講述揭示了克格勃第五局發展諜報員的方法：“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出來的關于第五局內情的材料描繪出一幅作家協會、劇院及電影院等機構充斥著大批克格勃諜報員的畫面”，“在這一領域，有些人跟我們合作是希望利用國家安全委員會將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關如何改善我們生活的建議轉告給國家領導人。還有一些人則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物質上的享受。我們幫助他們出書、出國、獲得住房、安裝電話。”

　　第四，蘇聯政府加大了刑法懲治力度。1962年7月，頒布了《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罪”，規定觸犯這一條將被處以6個月至7年不等的監禁。1966年9月，又對《俄羅斯聯邦刑法》增補了第190條：“對于經常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散布或印發詆毀蘇聯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謠言和作品者處以三年監禁或勞改一年或罰款100盧布的懲罰”。

　　根據上述刑法，蘇聯社會一批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嚴酷懲罰。嚴酷懲罰措施之一是驅逐出境。比如，曾在蘇聯勞改營里受過八年煎熬、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于1974年2月13日被押上飛機驅逐出境。根據1975年蘇聯克格勃的一份報告來看，僅1975年一年，就有“25名積極參加猶太復國主義行動和煽動其他反蘇行動者，被通過移民渠道驅逐出境”。

　　嚴酷懲罰措施之二，是流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被譽為“蘇聯氫彈之父”、三次榮獲“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蘇聯核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前列，于1980年1月22日在去上班的路上遭到克格勃的逮捕，并且被從莫斯科驅逐到高爾基市，長期受到克格勃的監禁。

　　嚴酷懲罰措施之三，是監禁。根據克格勃的一份報告來看，僅1967—1970年，被追究刑事責任者就達到了2456人，其中犯“叛國罪”423人，犯“從事反蘇宣傳鼓動罪”381人;1971—1974年，有2423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犯“叛國罪”350人，犯“從事反蘇宣傳鼓動罪”348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因為收聽外國電臺而獲罪的蘇聯公民。比如，出生于1945年、居住在加里寧市的工業學院德語教師М.Б.庫布拉諾夫，因為“定期收聽并轉述‘以色列之聲’、‘美國之音’、‘自由’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內容”而“被判2年徒刑”;再如，出生于1948年、居住在赫爾松市的航海學校學生Д.И.庫雷尼亞克也因為“收聽‘美國之音’、‘自由歐洲’和‘德意志電波電臺’”而不僅被學校開除，且被捕入獄。

　　“邊界正在變成透明”

　　然而，嚴酷的懲罰措施依然遏制不住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者越來越多的趨勢，人們的收聽技巧越來越隱蔽和高明，收聽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比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工廠技術員Л.Г.舍菲爾等人就將“美國之音”和“德意志電波電臺”的報道內容錄到磁帶上播放給別人聽，而居住在加里寧市的М.Б.庫布拉諾夫也“定期收聽并轉述‘以色列之聲’、‘美國之音’、‘自由’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內容，把關于С.阿利盧耶娃(斯大林的女兒——筆者注)的回憶錄報道錄在磁帶上，并播放給別人聽”，“被判2年徒刑，后來獲假釋”。

　　蘇聯社會收聽外國電臺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試圖分析并找出這一現象得以出現的原因，1976年12月12日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給蘇共中央呈交了一份由克格勃第五局局長菲利普·博布科夫執筆的書面報告，這份報告指出：“在對蘇聯青年進行思想瓦解時敵人積極地利用了國際交往的各種渠道，他們賦予了廣播宣傳以特殊的意義。現在從資本主義本土向蘇聯進行廣播的有41個無線電臺，一晝夜播音253個小時，其中的12個固定欄目中有7個是針對青年聽眾的”，“對材料的分析表明，在青年中對國外廣播有廣泛的興趣，比如，根據蘇聯科學院戲劇藝術研究所在應用社會研究部進行的‘西方電臺的莫斯科聽眾’的研究資料，有80%的大學生和大約90%的中學、職業技術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高年級學生定期或不定期收聽外臺。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收聽外臺已成為一種習慣”，“外臺似乎以其在提供新聞方面效率及其報導的客觀性而吸引了許多年輕人。例如，‘西方電臺的莫斯科聽眾’的研究資料表明，在被咨詢者中有24.2%的大學生、21.6%的高年級中學生、8%的青年工人、10%的青年知識分子相信‘美國之音’的廣播。”

　　上述狀況使得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也曾無奈地感慨說：“邊界在軍事意義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觸的擴大和信息的流動，邊界正在變成透明的。”也就是說，試圖用包括克格勃第五局在內的國家機器遏止隨著高新科技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而進一步開啟的自由思想是極其困難的。

　　由于蘇聯國內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對刑法進行了修改，1989年夏天克格勃通過了撤銷第五局并成立蘇聯克格勃“捍衛蘇聯立憲政體”局(簡稱“З”局)的決議。8月29日，發布了克格勃主席第00124號命令，撤銷克格勃第五局，成立“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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